毛泽东关于为社会主义建立物质基础的观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物质基础论文,观点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所要达到的目标基本上是一样的，即都是要求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实现社会的公正与平等，克服人的异化，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它们相区别的最根本标志是，理想社会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建立在美好理想、平等观念和永恒理性的基础上。而科学社会主义者与此完全相反，是从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出发，找到了社会主义必然实现的历史根据。在科学社会主义者看来，社会化生产力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不相容；这一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将是与社会化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人类社会由此上升到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所以，社会化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得以诞生、确立的前提和赖以巩固的物质基础。一切离开社会化生产力发展，离开对社会化生产力本性考察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都是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一贯坚持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解放生产力；取得革命胜利后，大力发展生产力，使新生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在要求它诞生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之上。这表明，毛泽东所坚持的是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什么空想社会主义。
一
在毛泽东看来，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就是为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富强的新中国创造先决条件。
早在革命战争时期，他就说过，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和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他在1944年致秦邦宪的信中说：“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 建立近代工业社会。 ”〔1 〕在1945年作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他又宣布：“ 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2〕在毛泽东看来， 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事业是为着它的，是围绕它的，服从于它的，而在国内战争完结之后，则应“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3〕
毛泽东提出这样的思想，是同整个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大背景相联系的。
中国近代和现代历史面临的重大课题，是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争得国家的独立统一，实现工业化，强国富民。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没有完成这个任务。辛亥革命这样的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也没有完成这个任务。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在了中国无产阶级的肩上。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对象、动力，提出了在革命斗争中必须掌握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三大法宝，提出了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等一系列战略路线和方针，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但是，毛泽东并不认为革命是唯一的和终极的任务。他深切地理解近百年来中国进步的人们要求实现工业化的时代主题，因而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多次提出，中国必须发展经济，否则就要被人欺负，人民不会拥护我们，人民的政权也不能巩固。1944年5月22日， 他在《在中央办公厅招待职工代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的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4〕在1945年发表的《论联合政府》中， 毛泽东又指出：“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5〕他甚至认为经济不发展，革命就不能算胜利， 如果经济永远不发展，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他说：“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6〕
由此他得出结论说：“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7〕“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 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8〕国内战争即将结束、 新中国即将成立前夕，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又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工会的工作，其他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9 〕1949年6月1日，毛泽东在致张澜的信中说：“革命战争迅速发展，残敌就歼为期不远。今后工作重心在于建设，亟盼各方友好共同致力。”〔10〕他在6月30 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11〕在修改这年7月1日中共中央给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贺电中他又写道：“我们中国是处在经济落后和文化落后的情况中。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的任务主要地就是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12〕
由此可见，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发展经济，建设一个富强的新中国，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
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首先在于，他不仅指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和为实现这个纲领的一系列路线、战略和策略，而且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行长期的艰苦的斗争，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使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在世界上站起来了，而且站住了。这就最终扫除了横挡在中国通往现代化、强国富民道路上的第一个障碍，使中国迈出了向现代化进军的第一步。
二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多次指出：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为此，建国初期，迅速恢复和发展被破坏了的工农业生产，争取国家财政经济根本好转的任务，就立即摆到了议事日程上。经过三年的努力，我们胜利地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并进行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以及1952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后开始进行的三大改造运动。所有在国内开展的各项运动，无一不是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当时，毛泽东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着经济建设和技术改革。例如，在农业合作化期间，他提出：“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由于我国的经济条件，技术改革的时间，比较社会改革的时间，会要长一些。估计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技术改革，大概需要四个至五个五年计划，即二十年至二十五年的时间。全党必须为了这个伟大任务的实现而奋斗。”〔13〕他不止一次地表明，由他亲自组织和领导的三大改造运动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他说：“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14〕1956年1月， 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说：“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15〕此后，于1956年1 月制定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于同月党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于1956年4 月毛泽东发表的《论十大关系》，都是即将实行这种转变的重要举措和文献。他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的结束语中就明确指出的他写这篇讲话的目的是：“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16〕。
三
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以后，毛泽东适时地提出党的工作重心由以往的革命转移到经济建设和技术革命上来，向自然界开战，发展经济，发展文化。这标志着我党历史上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又一次重大的转折，即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到社会主义社会，从革命时期转向建设时期。
工作重心转移这一思想的明确提出，是在1956年9 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一次会议上。这次会议宣布：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这表明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阶级剥削制度基本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今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在“八大”预备会议的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指出，这次大会的目的和宗旨，就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他说：“六亿人口的国家，在地球上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过去人家看我们不起是有理由的。因为你没有什么贡献，钢一年只有几十万吨，还拿在日本人手里。国民党蒋介石专政二十二年，一年只搞到几万吨。我们现在也还不多，但是搞起一点来了，今年是四百多万吨，明年突破五百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要超过一千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可能超过两千万吨。我们要努力实现这个目标。虽然世界上差不多有一百个国家，但是超过两千万吨钢的国家只有几个。所以，我们这个国家建设起来，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种情况，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种情况，倒霉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那就是美国。”“你赶不上，那你就没有理由，那你就不那么光荣，也就不那么十分伟大。”“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藉！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17〕毛泽东的这一番话，充分表达了他尽快实现工作重心转移、尽快把我国经济搞上去的迫切心情。
四
毛泽东认为，革命胜利后就立即实现工作重心转移，大力发展经济，是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毛泽东正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际，提出建立起新的社会制度以后，如果没有经济上的发展以奠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新制度是不可能巩固的。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就指出：“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18〕他在1957年3月12 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不能认为新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完全巩固了，那是不可能的。需要逐步地巩固。要使它最后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19〕他后来在1962年1 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又谈到这个问题，他说：“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20〕由此可见，毛泽东是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巩固新政权、新制度的首要条件的。
五
“八大”提出工作重心转移的战略决策以后，毛泽东确实是努力贯彻并使之有所发展的。1957年，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提出：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并说：“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21〕这年3 月19日，他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中，又写道：“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许多人还不认识，还企图用过去的方法对待新问题。”〔22〕1958年1月， 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进一步具体地提出：我们要“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还是感到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要鼓一把劲。再过五年，就可以比较主动一些了；十年后会更加主动一些；十五年后，粮食多了，钢铁多了，我们的主动就更多了。”〔23〕他在这个时期提出的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要求，都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实现这个任务。为了实现这个任务，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还明确提出了“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的号召。他强调说：“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我们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24〕
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这条总路线的提出及其贯彻，一方面，表现出当时毛泽东和党中央对经济建设的困难估计不足，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忽视了生产力自身的发展规律；但另一方面，也确实反映了他们和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总路线提出以后，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经验不足，更由于中央和地方许多领导同志、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的作用，因而在总路线提出后不久，未经过认真的调查和试点，就在全国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盛行，“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给经济建设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损失。这一错误的发生，无疑使全党全国工作重心转移的战略决策受到了重大的挫折。
虽然如此，毛泽东要发展经济，尽快把我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决心，一刻也没有放弃。 因此， 他在1962年初为纠正“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错误，总结经验，以切实做好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而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加强对生产力方面知识的学习，要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同时要制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他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他首先承认：“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所有这些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我劝同志们，在工作之暇，认真研究一下，我也还想研究一点。但是到现时止，在这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25〕同时，为了进一步发展经济建设，毛泽东还提出：“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才有可能说服群众和干部，并且把这些当作教材去教育他们，使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26〕
尽管在经济建设中犯了错误，遭受了挫折，毛泽东仍然矢志不渝地把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作为当代中国的重大课题，仍然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在经济上赶上和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才能充分地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963年9月，他在修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写道：“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这里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应当以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27 〕1964 年12月，他在修改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三届一次人代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又写道：“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28〕毛泽东的这些话，又一次提出了摆在我们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时代课题，即尽快把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的落后面貌，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现代化的国家。
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讲到这一历史时期时所指出的，1958年毛泽东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是八大路线的继续发展，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此后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取得的建设成就是巨大的。“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
六
一直到1966年“文革”以前，全党全国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的战略决策，没有受到过大的冲击。即使其间几次抓阶级斗争，也并未改变经济建设工作的中心地位。
1956年9月党的八大召开后不久， 发生了反共反人民的世界性的风潮，其中尤以1956年10—11月的匈牙利事件最为严重。这给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以极大的震动。毛泽东头脑中原来已经放松了的阶级斗争之弦又绷紧起来。他认为，1956年下半年以后，有一股右倾机会主义的风，在地面之上、云层之下流动，党内外有一股反社会主义的逆流。他注意到：“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我国有些人感到高兴。他们希望在中国也出现一个那样的事件，有成千上万的人上街，去反对人民政府。”〔29〕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改变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心。1956年12月8日， 他在全国工商联组织的部分代表座谈会上说：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都是为建设扫清道路，都是方法问题，要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加以改变。但还没有解决基本问题，目的不在于建设一个新政府，一个新的生产关系，目的在于发展生产。七年来发展了一些，但是很少。请大家把目标转向这个方面。此后，他在多次会议的讲话中都贯穿了这一精神。1957年2—4月间，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及在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地的干部会议上所作的多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其中心内容都是：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向自然界开战，搞建设，学科学、学技术。他为南京和上海党员干部会议写的讲话提纲中明确提出，现在正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4月30日， 他在约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整风问题时又说：过去作的是阶级斗争，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都是如此，是人与人开战，人打人，人内部造反，花了几十年的精力。如从鸦片战争算起，已经百余年了。现在进行另一种战争，就是向自然界开战。总的说来，是新的时代和新的任务，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要向自然界宣战。甚至在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的时期，毛泽东错误地重新判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时，也没有立即影响他继续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
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又重提阶级斗争，但他也没有完全改变经济建设工作的中心地位。无庸置疑，从这时开始，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他主观主义地估计我国社会阶级斗争形势和党内状况的错误日趋严重，以至于发展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给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但是，研究他的思想，他其实还是想“两个第一”即阶级斗争第一、经济工作第一一起抓。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尽管把阶级斗争提到很高的高度，但他在9月24 日的讲话中仍然讲到：要分开一个工作问题，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决不要因为对付阶级斗争而妨碍了我们的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阶级斗争和它平行，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他还检讨了，庐山会议后，加上国外修正主义的干扰，我们在1959年下半年和1960年差不多整个一年，都把精力拿去对付阶级斗争的失误。并指出这回可不要这样。这一次不管国际国内发生什么事，我们要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由于有毛泽东讲的这个话，加上刘少奇当时为吸取1959年庐山会议的教训而提出了会议精神限制传达范围以免把什么都联系到阶级斗争上来分析的建议（这个建议得到了毛泽东的赞成），因此，全会以后，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基本上还能按原定计划继续进行，还能继续贯彻执行八字方针，经济工作受的冲击不大，使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到1965年得以基本完成〔30〕。此外，毛泽东在1963年5月一份批注中提出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 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31〕一语，也充分表达了他的这一思想。
即使是在他错误地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也没有忘记要抓经济的发展。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五一六通知”）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尽管毛泽东作出的这个决定是错误的，但他显然是真诚地认为，“文化大革命”能够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当然事实证明他的结论是错的），所以，在1966年8 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提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口号。这年8月14 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中引用毛泽东的话：“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同时他还反复强调“抓革命，促生产”。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在犯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同时，内心并未放弃抓经济建设，但实际上是事与愿违了。
七
回顾一下历史，我们还可以看到，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四个现代化”的国家，这个口号，也是由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如前所述，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以后，立即提出了把全党全国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主张。此后，在领导全国人民为现代化所做的艰苦奋斗中，他逐渐形成了“四个现代化”的一系列思想。其过程大致如下：
还在革命胜利前夕的1945年4月， 毛泽东即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提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32〕这里所说的“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应该说是“四个现代化”思想的最初萌芽。
在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 毛泽东又一次提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33〕
到了1953年8月，毛泽东在审改周恩来1953年8月11日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所作的结论时，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第一次正式的文字表述，即：“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34〕后来，毛泽东在审批一些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时，对总路线的内容的表述作了一些修改，将“国家工业化”，改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35〕
1954年，周恩来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36〕。这篇政府工作报告，是经过毛泽东审阅同意的，可以说代表了毛泽东的思想〔37〕。只是这时提出的是“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而不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毛泽东在1957年2月、3月分别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都提到了“三化”，即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38〕这里没有提到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但实际上，这里提到的科学文化现代化，是包括了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内容的。
1958年毛泽东三次读斯大林所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在批注中，加了“国防现代化”。1959年底，他在杭州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时，在谈话中又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39〕到此时为止，“四个现代化”的完整提法已经有了，但还没有出现在公开发表的文字当中。
“四个现代化”的提法向全国人民正式公布，是1964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恩来说：“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40〕而这一提法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提出的。〔41〕
在1975年1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周恩来在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重申了这段话，并特别指出，是“遵循毛主席的指示，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曾经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42〕
毛泽东去世以后，我们党继承了他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遗志，直到现在仍然把这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所不同的，只是在次序上把工业现代化移到了农业现代化的前面，为的是更好地体现以工业为主导的意思。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直到毛泽东逝世，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巩固社会主义，是他时刻思考的问题。的确，在经济建设上，无论理论抑或实践，毛泽东都犯过错误，有些错误是极为严重的。特别是在处理发展生产力与搞阶级斗争的关系上，毛泽东常常把阶级斗争放在一种不恰当的突出地位，而且把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搞错了，把一些不属于阶级斗争的东西当作了阶级斗争，使生产力的发展受到极大的影响。这个教训是沉重而且深刻的。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他一生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在中国实现现代化，为了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他一直在探索着。为了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他作了不懈的努力，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他始终把经济的发展视为社会主义得以发展和巩固的基础。这是他的社会主义观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注释：
〔1〕《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7页。
〔2〕〔3〕〔5〕〔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1081页，第123页，第1080、1081页，第1081页。
〔4〕《解放日报》1944年5月26日，转引自《毛泽东著作专题摘录》，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78页。
〔6〕〔7〕《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39页，第239页。
〔9〕〔11〕《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28页，第1480页。
〔10〕《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23页。
〔12〕《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 389页。
〔1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256页。
〔14〕〔15〕〔16〕《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7页，第718页，第721页。
〔17〕《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96页。
〔18〕《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28页。
〔1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年版，第379页。
〔20〕《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2—823页。
〔21〕《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0、771—772页。
〔2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年版，第403页。
〔23〕〔2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1页，第51页。
〔25〕〔26〕〔27〕〔28〕《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9页，第830—831页，第848—849、849页，第849页。
〔29〕《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1页。
〔30〕〔31〕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3—1104页，第1147页。
〔32〕〔33〕《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81页；第4卷，第1437页。
〔34〕〔35〕〔3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01页，第405页，第556页。
〔36〕《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2页。
〔3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319、379页。
〔39〕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505页。
〔40〕〔42〕《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39页，第479页。
〔41〕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3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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