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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 －7326（1999）10－0029－12
一、分层资源配置系统与系统的提升
新古典经济学把资源的稀缺性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土地、劳动、资本是基本意义上的经济资源。因为它们是进行生产不可缺少的因素，因而它们又是生产要素，缺少它们就无法进行生产。但是，这并不是原本意义上的稀缺性，稀缺性是与人类的无限需求相对而言的，相对于人类的需求而言，社会的资源总是稀缺的，所以人们才会考虑如何充分地利用现有的社会资源，考虑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经济学正是研究稀缺资源最优配置的一门学科。
但是，仅作上述的理解是不够的。从系统观看经济学问题，经济系统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生产系统，它按照最优配置方式组织商品生产，提供服务，以及对商品和服务进行交换、分配、消费，就不可避免地要与自然环境系统和社会系统发生关系。同时，在经济系统与非经济系统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任何一件事物，要么是经济系统的一部分，要么就与经济系统有着重要的联系，所以经济是一个分层的、开放的复杂性系统。
若仅以经济系统内部来看，经济中的生产部门和消费部门之间，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关系就出现组织与协调问题。除此之外，为了使生产组织有效地运转并给生产提供刺激，还必须建立一套详尽的权利体系并付诸实施。这些法规规定了人们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得到和使用投入、商品、服务和环境，以及人们之间正常的秩序：什么人，在什么条件下，可对什么人做什么事情。可见，经济中不但存在着生产与消费、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关系，还要在人们的需求（或欲望）与权利之间作出调整，才能保证资源配置的效率性。由此我们推知，层次性是资源配置方法的一种基本属性，一旦具有分层性，经济中的资源配置显然是按层次进行的，这种多层次的资源配置过程就构成了一种资源配置系统。在资源配置系统中，“资源”的概念将得以拓广，不但基本意义上的土地、劳动、资本等是稀缺资源，组织的有效知识和管理技巧，甚至人在集体或社会中的权利也将纳入稀缺资源的范畴。这样，资源配置的对象不仅仅限于原来意义上的经济资源，组织（管理）资源和权利（即政治）资源也将作为广义的资源而成为资源配置的对象。于是，我们将会看到，资源配置系统的层次是逐步提升的，处在最低层次的是经济资源的配置过程，其次是组织资源的配置过程，最高层次就是权利或政治资源的配置过程了。这不但体现了资源配置方式的多样化，更重要的是表征了资源配置系统的完整性。只有全部的资源都达到最优配置，这个经济才是最有效率的。为了节省篇幅，我们以列表形式给出经济中资源配置系统的结构与功能。
表1 分层资源配置系统的结构与功能
成分 资源种类 机制形式 具体关系决策性质 系统本质
低经济资源 价格机制 价格与数量 理性自发
预期机制 价格与数量
增长机制 成本与收益
中组织资源 激励机制 团队 相互依赖自主
理性
治理机制
委托代理
高政治资源 集体选择 个体意见的
限制(个 顺应
机制 整体表达体理性与
集体理性
冲突)理性
二、经济资源配置层次与机制
在经济资源配置层次上，至少有三种机制在起作用，即价格机制、预期机制和增长机制，它们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基础。
作为对价格机制的具体刻画将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微观经济寻找一套理论结构。价格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是要有完善的市场体系。《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必须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现在要着重发展生产要素市场，即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技术市场和信息市场等，规范市场行为，反对不正当竞争，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按照这一精神来规定中国微观经济研究的目标体系应该是相当明确的：资源是稀缺的、有限的，有限资源的最优配置利用那只“看不见的手”得以实现，因为这是信息利用量最少，价格最低，效率最高的机制，即价格机制。在市场经济中，由于价格机制的作用，消费者在消费选择中寻求效用最大化，生产者在生产选择中追求利润最大化，完全竞争的经济在资源配置系统中实现帕累托最优化，前提是经济主体的决策是理性的。
按照这套理论标准去寻找中国市场经济的形式化结构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就价格机制的具体关系描述而言，与西方现存的相当成熟的微观经济理论应该是相通的。但是，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在建立完善的价格机制的过程中，就应该充分认识到价格机制的运转效率是受制约的，不是十全十美的，并且从其价格机制自身的角度来审视，也需要付出足够的代价才能使价格体系充分地发挥效能。比如说，人们必须首先确定财产的所有权，这将涉及到制度分析，特别是公有制下产权的界定；其次，价格机制只有当双方的交易量都不很大，任一消费者、厂商的决策都不足以单独影响价格的情况下才能凑效。然而，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在自由价格的情况下，很多企业、公司都明显地可以左右价格，甚至可以操纵价格；再有，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时期，很难保证经济主体的决策是出自于理性，要构造这种行为的理论模式则要困难得多。
价格机制对人的惩罚也是无情的，当某种生产过程如农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受自然环境与气候条件的制约，价格的暴涨暴跌会给某些生产者的收入产生重大的影响；技术创新使一些企业技术设备变得陈旧或原有设备价格骤降，这就需要建立和完善期货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市场，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由社会而不是由个人或企业来承担风险。这些不利因素所形成的实际问题是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研究所不能忽视和回避的。
作为预期机制的具体刻画将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寻找一套理论结构。预期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是政府不直接介入市场活动，只提供有效的公共货物供给。因此，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机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要求。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主要是制订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管理国有资产和监督国有资产经营，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实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政府参与经济的问题在理论上应该是相当明确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在经济生活各个领域的有效性和可能性尚待进一步研究，但有一点是比较清楚的，政府的政策通过市场力量来操作似乎比通过控制性和命令性的行政手段来执行更为成功。企业生产私有货物，政府提供公共货物，在市场中，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政府的行为也应该符合经济人的行为标准，同样应遵循最大化原则，以利于提高政府的效率。
市场的有效性是预期机制发挥作用的基础。有效的市场就是那种能够有效地处理信息的市场，在有效率的市场上，价格充分反映了可利用的信息。个人、企业、政府作为经济主体利用一切有关的、可以获得的信息，并且对这些信息进行理智的整理来形成他们可能的最优预期。简言之，有效率的价格就是预期均衡价格。
中国的宏观经济理论要利用古典经济理论作为基础，把预期机制的理论结构建立在最优化的市场行为和供求均衡这两个假定前提之上，根据理性预期建立起可以显示经济周期的主要特点的理论模型。由于这种预期机制在逻辑上是前后一致的，是坚实地建立在共同所认可的经济原理之上的，因而会是具有良好的构造性和仿真性。
当经济主体在可利用的信息发生变化时会改变他们的决策，这就为一个变化中的动态经济建立最优化理论提供了一种背景。宏观经济分析的主要特征是动态的，因而建立一种动态的宏观经济均衡理论应是中国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在预期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下，经济主体对于一项新的政策能够并且确实作出了反应。但是，当经济政策发生变化时，还没有人能够较多地知道经济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典型的做法是，在理论上假定政府对经济周期中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比其它经济主体了解得更多、更快。这意味着政府将采取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或稳健的经济政策。尽管什么样的稳定经济政策为最优仍然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但我们可以采取这样一种一般性的分析方法：政府应该规定经济博奕的规则，即制订政策和规章制度，以便让个人、企业知道可资利用的机会是什么，了解自己的决策可能产生的结果。例如，政府应该把税收政策确定下来，支出政策应该事先宣布并加以说明，有关金融市场的规章制度和管制条例应该明确公布并相对保持不变，有关破产、兼并的条例和规章更加需要具有明确性和可操作性，以便那些未来的公司或企业事先知道从事某项投资或生产活动将会遇到什么样情况而避免不明前景而陷入困境。货币政策应该保持一贯“中性”以求经济环境的“镇定”。有效的市场运行需要为消费者、生产者提供大量精确的信息及服务，政府作为市场规则的制订者当然具有重要作用，但政府在市场中的作用就恰如裁判员在运动场中，可以作出裁决而不需入场拦截传球。这将做为理想政府的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来加以研究。
作为增长机制的具体刻画将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模式寻找一套合适的理论结构。长期保持增长的内在机制是什么？现代西方数理经济学关于生产函数性质的研究表明，生产函数具有三种类型：收益递减型、收益不变型和收益递增型。据此，我们可以把现有的较为成熟的经济增长模式分为三类：哈罗德经济增长模式是一种收益递减型模式，因为它假定资本是唯一决定增长的因素，但由于随着资本量投入的不断增加，资本的边际收益将呈现出递减的趋势；索罗经济增长模式是一种收益不变型模式，因为它假定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但技术进步又会产生递增的收益，两者相抵，规模收益不变；罗曼经济增长模式是一种收益递增模式，因为“如何制造产品”的知识（一般性知识和专业化知识）可以提高投资的收益率，是促进现代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人力资本（以教育年限为度量）是促进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知识和人力资本不仅能形成自身递增的收益，而且能使资本和劳动等要素的投入也产生递增的收益，从而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
从微观上看，对于个别厂商而言，递增的收益将形成垄断利润，而垄断利润又成为新产品研究和开发的资金来源，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在长期内能够保持持续增长，以及不同企业在利润增长率上产生巨大差异的主要原因。
从国际经济上看，国际间的贸易不仅促进了知识在全球范围的迅速扩散，而且通过新技术的引进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效率。同时，由于直接引进新技术而节约了本国的研究与开发费用，从而也就间接地增加了国内的资本积累。上述两方面的共同效应可以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的步伐加快，并且有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这种递增的增长机制在我国，特别是在沿海开放地区与省份已经在起作用，并逐渐走上经济增长的“高速公路”的正常轨道。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使我国的经济近20年得以持续发展，所以，制度因素将作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加以考虑。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已成为热点，因而在这里可以提而不述。
文化禀赋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一项重要因素应该纳入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模式中来。在我国，包括传统习惯、价值观、人际关系、伦理意识在内的“文化禀赋”曾经对经济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与作用。例如，由革命战争时期逐渐形成的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思想曾经成为鼓励广大人民群众动员起来，以劳动代替资本，靠肩挑手推修建水利灌溉工程，直到现在这些水利工程还在继续发挥着作用。能够调动固有资源以形成基本的资本，为最早建立的年青共和国提供最初的资本金。这种文化禀赋甚至可以使广大农民承受为了积累社会主义建设的原始资本而采取的价格“剪刀差”政策所造成的长期勒紧裤带的巨大压力，为建设初步完善的中国工业体系作出无穷的贡献。这是文化禀赋积极作用的方面。这种积极的作用还表现在它可使制度变迁的某些形式能在较少代价的情况下得以实现，其中包括降低解决冲突在内的制度变迁代价，而把重大的代价转加在其它方面。
文化禀赋也可能成为技术或制度变迁的障碍。我们中国人首先发明了火药、纸、指南针、印刷术和许多其它在当时古代非常先进的东西。如果千百年来我们的祖先更重视征服自然而不仅仅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的话，那么中国现在完全有可能成为在经济上最发达、在技术上最先进的国家了。在文化、道德和伦理方面一直处于非常丰富地位的我国，这种丰富的文化禀赋到底在什么情况下对经济发展有益，什么情况下不利，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在考察上述诸因素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基础上，我国自然就得到一个适合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均衡模式（见图1）， 这一考虑了文化禀赋在内的经济发展模型的优点在于，第一，它有助于我们判断未知方面。理论上，人们构造资源禀赋和技术革新之间关系模型的知识能力，以及对其进行验证的能力相对来说会强一些，而构造文化禀赋和技术革新之间或文化禀赋与制度变迁之间关系的模型，以及对其进行检验的能力则相对来说会差一些。明白这些就使得我们心中有数，避免得出失之偏颇的结论；第二，它有助于我们着手进行其它方面的尝试来说明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并判明何为重要因素，而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不能分析这种演化的历史；第三，资源禀赋、文化禀赋、技术革新和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而不是从资源、技术、制度到文化方向或反向这样线性地运行，这使得把文化禀赋的作用结合到经济增长分析之中和结合到制度设计与改革方案的设计之中至少在理论框架上是合理可行的。这就可以用来分析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之中的资源强迫动员，逆向替代（劳动替代资本），强制的但是自愿承受式的原始资本积累现象，以及渐进式的经济制度变迁改革，特区开放为先导逐渐推移或增加市场机会的制度变迁现象，这无不依赖于传统文化影响的作用。
图1.资源禀赋、文化禀赋、技术和制度之间均衡发展模式
三、组织资源配置层次与机制
正如H·A西蒙所指出的，“市场只是人们用以在个人层次上实现理性行为的机制之一”，而组织则是“一个人类群体当中的信息沟通与相互关系的复杂模式”，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组织被当作市场的对立物与替代物，组织的等级机制与市场的价格机制不同，如果说价格“是一种使用知识的机制”，那么等级则是一种减少知识使用的机制。
从决策劳动分工的角度看，组织不只可用权威、命令结构来描述，更重要的是，组织是人类认知能力不足的产物。按照西蒙的说法，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欲求成为理性的，但实际上只是有限地理性的”。由于人在神经生理和语言方面能力的局限性和外界环境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使得人们在理解、解决复杂问题和处理信息方面的能力受到了限制。西蒙的有限理性假定意味着，任何一个人的决策劳动能力都是有限的。因此，一个决策者所能管理的只是有限的经济范围。等级制决策劳动分工的产生首先是由于作为上层的决策者的决策劳动能力是有限的。其次，每个决策者的决策劳动能力的有限性表明这种劳动能力也是一种必须节约使用的稀缺资源。第三，人与人之间的决策劳动能力并不是同质的，“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正是指作为将帅的那种决策劳动能力较之作为士兵的决策劳动能力具有更高程度的稀缺性。因此，节约较为稀缺的资源以便只用在非使用它不可的地方。等级制决策劳动分工的意义就在于可以将稀缺程度不同的决策劳动能力作不同用途的有效配置，以达到节约使用决策劳动能力这种稀缺资源的目的。
在有限理性假设基础上，威廉姆森指出，在经济活动中，人总是尽最大可能维护和增加自己的利益，人不但是自利的，而且是会损人的，只要能够达到利己的目的。因此，人一有机会就会不惜损人而利己，威廉姆森把人的这种行为称为机会主义（opportunism）。 人的机会主义本性直接影响了市场的效率。因为在市场上交易的双方不但要保护自己的利益，还要随时提防对方的机会主义行为，每一方都不知道对方是否诚实，都不敢轻率地在对方提供的信息基础上作决定，而必须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进行核实、调查。这样，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将使交易费用增加。一笔交易越复杂，交易的费用就越高。因此，为了降低交易费用，就必须减少机会主义行为。由于组织具有认同的作用，组织就可以减少或替代机会主义行为。由此可见，人类机会主义行为是组织存在的一种基础。
这样，在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这两个基本假设的基础上，威廉姆森提出了“契约人”的概念，以示与亚当·斯密的“经济人”相区别，并将它作为研究经济组织的起点。由于人们总是希望具有完全理性，才产生了节约稀缺决策资源的取向。又由于人们实际上只具有有限的理性，才给经济组织的研究留下了空间。欲望具有完全理性而实际上只具有有限理性这一结论表明，人的认知能力也是一种稀缺的经济资源，经济组织的功能之一就是节约了这种稀缺的资源，因而才产生了对不同组织进行比较和选择的动机。
同样，为了节约交易成本，人们必须设计一些组织性框架，让一种交易（即契约）关系的完整性在适合的组织结构里安排下来，威廉姆森把这些框架称为治理结构（governance structure）。交易成本的节约就是通过把不同性质的多种交易从一种有区别的方式安排于不同的治理结构而实现的，交易方式与治理结构相匹配的问题体现了人工组织设计的多样性，因而才产生了对不同治理结构进行比较和选择的动机。
必须注意的是，一旦选定了一种经济组织或治理结构，也就可以保障交易不受机会主义行为的损害而顺利进行。只有当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同时存在时，才会有严重的契约困难，经济组织或治理结构的重新选择才是必要的。因此，为了与西蒙的有限理性相区别，我们把这种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能力的结合称为相互依赖的理性，它是有限理性的一种。相互依赖理性是在组织层次上体现出来的人类的认知能力。同时，我们也从演绎的或抽象的意义上给出组织资源的概念：稀缺的决策劳动能力和良好的治理结构（它可用来节约交易成本）是最基本的两种组织资源形式。
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这两个行为假设说明了在各种经济组织或治理结构之间进行比较和选择的必要性，但还不能具体说明经济组织或治理结构形成的原因及其效率的边界，威廉姆森认为这关键在于资产的专用性（specificity）性质。 当一项耐久性投资被用来支持某些特定的交易时，所投入的资产即具有专用性。这时，假如交易过早地终止，那么所投入的资产将完全或部分地无法改作他用，因此，交易的契约关系的连续性就变得非常重要。契约双方有一方投入了专用资产时，一旦另一方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提前终止交易，投资一方将蒙受损失。所以，契约的保障或契约的内部化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显然，如果采取契约内部化方式，这时组织就形成了。可见，资产专用性是一种测量某一资产对市场的依赖性程度，专用性越高，市场交易的潜在成本越大，对市场的依赖性就越小，纵向联合的可能性就越大，组织扩张也就出现了。组织效率边界的扩张与收缩是由最大限度地节约治理成本和生产成本的目的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资产的专用性，特别是人力资本的专用性给定了决策能力和治理结构的具体性质，表征了这两种组织资源的具体形式。
组织资源可以从组织知识转化而来。在人类知识中，总有一部分是在组织学习过程中获得的而且专用于该组织，即只有在组织层次中才有意义和价值，称为专用的知识资本。知识资本的专用性说明，一种技术知识通常并非孤立地存在于某个人身上，而是存在于个人之间、小组内部、组织之间等人际关系网络之中。个人知识只有在这种网络背景当中才能得到适当的使用，才能彼此关联成有机的技术知识整体，这种知识整体我们可以称为组织知识。它并不是组织中个人知识的简单加总。组织知识作为无形的知识资源，也表现出很强的专用性。这种专用性往往表现在，这个组织在特定的技术领域具有竞争优势，当组织转向其它技术领域时，其中原有的组织学习程序即遭到不同程度的弃置。也就是说，组织知识只有在上游组织与下游组织之间才具有价值。知识资本的专用性也说明了技术知识的社会分布是非对称的，个人并不是同质的，组织也是异质性的。当然，知识资本专用性也有程度上的差别，是可以随着组织环境的变化而转化为不同程度的专用性组织资源的。
存在于组织中的个人知识或组织知识的另一种特征是难言性。即它们并不都易于用语言明确表达出来，因而就不易以蓝本（blueprint ）的形式记录下来，以独立于个人或组织的方式，像公式或专利一样进行传播，所以称为难言知识（traitknowing）。难言知识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个人或组织产生正确技术问题的源泉，也就是说，难言知识作为个人或组织成长过程中潜移默化积累起来的援助意识，自发地引导着个人或组织的注意力和关注方向，以辨识特定的技术问题，并通过聚集作用，解决将要获得解决的技术问题。所以，难言知识既包含着发现技术问题的启发性期待，也孕育着解决该技术问题的方法预期。总之，难言知识具有孕育“正确的”技术问题功能。它制导着个人或组织知识的增长速度和方向，从而产生渐进的累积效应和路径依赖效应。这是因为，已有的组织知识基础可以增强现有存储相关知识的能力，组织知识基础越雄厚，其吸收能力就越强，对外部技术机会也就越敏感，因而也就越容易作出超前反应去开发新技术新资源。组织知识基础中孕育着的“正确的”技术问题及其解决，将预先地定向了技术进步，它反过来融入到个人或组织的知识体系形成累积性增长，使组织知识的增长更快，从而转化成了丰富的组织资源。
上面我们从资源的稀缺性方面逻辑地给出了组织资源的性质与形成过程。下面我们将历史地探讨具体的经济组织形成是如何作出对组织资源的合理安排的。从古典资本主义企业的团队生产，到现代公司的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具体来研究组织资源最优配置系统的演化过程。
由于利用市场机制是需要支付交易费用的，而由资源的所有者通过专业化分工和合作在企业内部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配置资源来代替市场机制对资源的配置，在一定限度内则可以节约交易费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企业与市场就是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配置资源的手段。在企业之外，价格机制调节着资源配置，在企业内部，与市场交易相联系的市场结构让位于产权结构，其主要功能是通过把若干要素的所有者组成一个可替代价格机制功能的组织形式来与市场关系网络相联系，以达到降低交易费用之目的。但是，与我们考察组织资源性质与形成过程的侧重点不同，企业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其运作的基础是权威和命令。这就有一个组织中成员的努力与报酬的相关性问题。这一问题，实质上是组织资源的最优配置与效率的计量方式问题，并以产权治理结构的形式确定下来，使得资源的所有者赖以合作的经济组织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对市场的比较优势。其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计量组织成员的投入生产力，如何计算其报酬，并使这报酬与投入的生产力相平衡。
企业产权结构的具体形式是什么？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认为这是一种团队生产（Team production）方式， 是为了克服企业组织内部各种资源所有者之间在集体生产过程中的“偷懒”和“搭便车”动机而建立起来的制度安排。
团队生产的含义是，至少有两种投入要素（Xi,Xj ）联合生产一种产出Z，那么投入产出关系就是Z＝Z（Xi,Xj），并且要满足技术上不可分条件：
。这好比“两个和尚挑水”，无法明确分清两个和尚的生产力，所以团队生产被称为“技术上不可分的实体”。由于团队生产中每个人的边际生产力的难以分辨性，作为一种替代，人们一般通过观察每个团队成员的行为来评价他在生产过程中的实际贡献。
由于团队生产的产出是一种多投入的联合产出，要具体度量每一个成员对企业产出的贡献在信息上存在障碍，于是逃避责任的机会主义行为问题由此产生了。为了确定每项投入要素的贡献并使报酬与之相对应，就必须观察每项投入要素所有者的行为。如果报酬的差别不能反映各项投入要素的边际生产力的差别，就会发生“偷懒”和“搭便车”的动机或行为，并且这种机会主义行为还会“传染”，对其他人产生影响。除非能够有效地监督每个人的行为并计量其努力程度，否则，这种“道德风险”就很难在团队生产中得到有效的克服。
一种方法是建立监督职能，检测团队生产各成员的表现。可是监督人也会偷懒，那么谁来监督监督者呢？没有人！显然这种方法不能解决问题。但是如果把剩余收入留给监督者，那么监督者就有积极性了。因为团队成员的生产越有效率，监督者的剩余就越多，从而监督者就越有动力去进行监督，这又反过来促进团队生产效率的提高，形成良性循环。这就是团队生产中形成的激励机制，它有效地配置了团队的组织资源，从而提高了团队的联合产出。
但是，谁来充当这种监督者的角色呢？根据资本雇佣劳动的传统观点，应当由资本所有者充任监督者即管理者。这样，具有剩余索取权的团队生产方式正好与现实中存在的资本主义古典企业这种并不复杂的经济组织形式相对应。团队生产学说圆满地解决了古典企业代替个体生产产生的经济原因，这表现在不仅是对生产成本的节约，而且是对生产成本和度量成本总和的节约。“如果团队生产的产出足够大，以致于和不可分离的生产的产出总和Z相比， 超出的部分仍足以抵销用于组织和约束团队成员的成本，则团队生产就会被采用”（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
团队生产假说，指出了古典资本主义企业的主要特征是资本所有者同时又是企业的监督者，并拥有剩余索取权。这种古典企业的产权治理结构依赖于两个前提条件：一是企业所需的资本较少；二是监督者是风险中性者。在古典企业中，所有者同时又是经营者，由其聘任的企业管理人员只是决策指令的执行者和日常事务的管理者，并不是风险决策者。既然管理人员无须对不确定性作出反应，只是确定职能的执行者，因此，所有者（兼经营者）就可以在契约关系中为他们规定完整明晰的行为规则和程序来规范他们的行为。
随着企业资本的不断积累，企业的规模也将随之扩大。但是，另方面，资本所有者由于受精力、知识、时间、协调能力所限，越来越不能完全独立控制企业的经营活动。这时，所有者就会去委托专业人员代理执行监控企业的职能，这时便产生了委托代理关系。在股份公司，尤其是在股票上市公司中，委托—代理关系成为普遍现象。委托代理关系既是资本所有权与管理权产生分离的起因，又是其结果，这样才能合理地解释现代公司产生的原因。它说明了现代公司在组织资源的配置上完全不同于古典企业。决定组织资源的配置机制不再是单一的责任不对等的激励机制，而是一种综合的激励约束机制，其中包括激励不相容、信息不对称、责任不对等，以及它们之间的协调与设计问题，这就是公司的治理机制问题。
降低代理成本是公司治理机制设计的最终目的，因为降低代理成本就是提高了委托人的期望收益。但是，为了降低代理成本，委托人需要通过契约关系和对代理人行为的密切监督来约束代理人的那些有悖于委托人利益的活动，这就需要付出必要的约束成本。问题是这种契约关系和监督手段能否适应确定的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这将直接影响约束成本的大小。如果不能在契约关系中充分考虑到环境的不确定性，那么为代理人规定一般的行为规则或决策程序就会限制着代理人的经营活动，使代理人丧失适应无法预见的未来不确定性所需要的可塑性，所谓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就是这种可塑性的体现。同时，契约关系中所确定的约束规则越是完整、明晰，代理人的选择空间也就越狭窄，企业的行为就会越僵化，可能丧失的获利机会也就越多。因此，为了有效地通过契约关系从外部来约束代理人的经营行为，契约双方必须掌握充分的信息来预见到环境的各种可能的变化。但是，充分信息需求越大，信息费用就越高，在信息不对称和环境不确定下，若要获取充分的信息不仅是困难的，而且代价常常是很高的。此外，通过谈判收集信息，还要支付起草合约、签约等谈判资本。达成一种契约后，为保证契约的履行，还需要付出执行成本。以上那些旨在规范代理人经营行为的交易费用，以及代理人的经营行为受限制而导致的经营效率的损失统称为约束成本，它是降低代理成本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显然，代理成本与约束成本存在着一种替代关系，这种替代关系为委托人的理性选择提供了一种设计空间来调整约束强度。如果约束成本〉代理成本，即要放松约束，反之，则要强化约束。理性的委托人将在边际约束成本等于边际代理成本时实现对代理人的外部约束均衡，均衡调整过程将使约束成本与代理成本之和达到最小化。显然，代理成本的大小与监督和约束的难易程度以及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利益一致性程度有关。监督越容易，利益越趋于一致，代理成本就越低；反之，则代理成本就越高。人们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大大地丰富了企业治理机制研究的内容。
国有企业改革问题是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中最难解决的问题，人们称为“中国的世纪难题”。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最终目标，但是，多年来，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都集中在如何达到政企分开，以及如何组织和管理国有资产上，而忽略了对企业组织资源的激活与动员和在此基础上现代公司体制如何运作，以及这种体制对组织资源原有的配置所作的重新安排所依赖的市场法律制度环境的研究。自1995年钱颖一提出国有企业治理结构问题后，那种好像政企一分开，新的体制就会自行运行的论点才引起异议。国有企业治理问题的凸现使人们相信，企业治理机制的优劣是企业能否有效运营的关键。但是，如果仅从形式上建立起股东大会、董事会到经理层的股份制治理结构，实际上旧的治理机制仍在起作用，是不可能取得理想效果的。因此，从经济组织资源必须最优配置的方向出发，动员与激活现有的组织资源，实现组织资源在破产、兼并等流动过程中重新进行配置，并在这一过程中找到适合于中国国有企业状况的企业治理结构形式，使组织资源配置机制充分发挥作用，这不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创新问题，更主要的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这一实际问题的解决与理论的创新，以及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经验与现代企业理论的本土化，将为建立社会主义企业经济学提供丰富的素材。
四、政治资源配置层次与机制
权利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和法律现象，但是，权利作为一种资源的观点却是相当明确的。权利与土地、劳动和资本一样，同样具有稀缺性。权利的稀缺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人自由选择的有限性。在理想状态下，个人权利是自由的：个人可以独立享有和独立行使，如公民的个人财产权和信仰自由、通信自由、买卖自由等等其它民事权利。但它又必须是封闭的，“作为封闭于自身、私人利益、私人任性，同时脱离社会整体的个人”的权利（马克思语）。可是，这种封闭性在现实中很难满足。现实中存在着的强制和压制限制了自由性，使个人的自由选择变得有限；第二，自由权利受拥挤的社会环境限制，即使没有强制和压制，当一个人行使自己的自由权利时也会与他人行使自由权利发生冲突。在集体宿舍里，一个人有唱歌的权利，另一个人有睡觉的权利，这时不同自由权利就发生了冲突。第三，契约的不完备与承诺的不遵守使自由权利的活动空间受到限制。
确立个人权利不但是增进财富的先决条件，而且个人权利也是市场经济效率的基础。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分散化决策的前提之下的，而这种分散化的经济决策又以明确的个人权利为基础。个人在经济生活中的一项最基本的权利是财产所有权，你必须以属于你自己的东西以平等交换的方式交换属于别人的东西，否则就不能视为公平交易。更进一步地，个人权利不仅仅是指他对自己财产的所有权，还应包括他对劳动的所有权。“劳动所有权是一切其他所有权的重要基础，所以这种所有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个穷人所有的世袭财产，就是他的体力技巧。不让他以他认为正当的方式，在不侵害其他人的条件下，使用他们的体力与技巧，那明显是侵犯这最神圣的财产。显然，那不但侵害这劳动者的自由，而且还侵害劳动雇佣者的正当自由。妨碍一个人，使之不能在自己认为适当的用途上劳动，也就妨碍另一个人，使之不能雇佣自己认为适当的人”（亚当·斯密语）。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就是建立在个人权利基础之上的。
在明确的个人权利前提下，抱有自利动机的个人，能够通过相互交易而获益，并通过价格机制的作用，扩大了交换的范围。我们从一个实例来继续进行这一讨论。若有两人甲与乙，甲养羊而乙种粮，那么通过羊与粮食的相互交换就可以使双方都增进利益。但是，除了选择交易或不交易的行为外，甲、乙还可以有别的选择行动，例如，甲可以选择去偷乙的谷物而不必交换他的羊，乙当然也可以同样这样做。这样，甲所得正好是乙所失。如果因为出现偷窃而出现了对偷窃的防卫，那么将会减少粮食或羊的生产水平，从而导致双方的境况比前恶化。我们可以用一个矩阵来表示这一分析结果。
乙
交 易 偷 窃
甲(10头羊,9担粮) 甲(6头羊,5担粮)
交易 A D
乙(8头羊,6担粮)
乙(10头羊,9担粮)
甲(10头羊,10担粮) 甲(7头羊,5担粮)
偷窃 B C
乙(5头羊,3担粮)
乙(7头羊,5担粮)
可以看出，当双方都避免偷窃而选择交易时，这种行为使得甲乙双方的境况都得到改善（A块）；如果只有一方选择偷窃， 偷窃者得到更多的改善（B块和D块），于是双方都倾向于偷窃，这就形成了C 块的结果。显然，这种结果是这一局势的“自然状态”，这种自然状态之下的分配结果就称为“自然分配”结果，因为它是原始的和稳定的。
如果承诺不偷窃或形成相互不偷窃的协议，并且只要形成和实施这一协议所付出的成本低于双方以这一协议中所得到的收益，双方将从这种原始状态中走出来，沿着C→B→A方向移动，逐步改善双方的境况， 这就是帕累托最优移动。因而，促成这种移动的这一协议就是具有宪法意义上的某种具体形式的契约，它对甲乙每个人的财产权和行为具有约束力，因而它也就是最早的或最原始的权利。这种权利的存在无疑是相对于宪法意义上而说的一种组成自愿交易状态的后宪法意义上契约的建立所必需的先决条件。这些契约是甲乙双方集体选择的结果，它说明，个人财产权的存在与个人财产权的实施是不同的，前者是个人权利，后者是集体权利。当个人权利转化为集体权利时产生的协议即契约就是公共货物，它的供给需要人们付出时间、道德、资源等方面的成本。类似的还有，法律和警察部门提供了防止内部威胁的集体性保护，国防提供了防止来自外部威胁的集体性保护，消防部门则提供了消灭火灾的集体性保护。这样，为军队、警察或消防队所付的支出就替代了类似于偷窃的损失。
集体权利也是会受到限制的，因为它的权利与义务往往是不对称的，所以是稀缺的，这可以从公共货物的特征来加以说明。公共货物与私有货物不同，它具有消费上的不排它性，一盏路灯，你可以利用，他也可以利用，谁都有利用路灯的权利。可是公共货物又是不可分的，所有个人都有为提供公共货物作出贡献的义务，但也许你不愿意履行这个义务，这样你的情况将会比你忠实地履行义务的状况要改善得更多，因为你搭了那些履行义务的人的便车。公共货物的收费很困难，因为人们缺少履行交费的动力。所以市场交换的价格机制在公共货物上无法发挥作用，这就是所谓的“市场失灵”。可见，公共货物的这种特征构成了集体选择机制存在的理由。
既然公共货物不能像私有货物那样可以通过市场交换来满足个人的需要，那么，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来生产公共货物以满足人们对这类产品的需求呢？生产公共货物的资金又从何而来呢？由谁来决定生产什么样的公共货物？生产多少？不能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来作出这些决定，又按照什么样的原则作出这些决定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形成了两个不同的理论学派，一个是凯恩斯学派，一个是公共选择学派。
凯恩斯学派认为，政府可以充当公共利益的代表，并且政府有可能掌握充分的信息，作出准确的判断来决定公共货物的生产，同时，政府可以通过税收的方式筹措资金用于公共货物的支出。但是，现代人清醒地认识到，政府只不过是一种人类组织，在该组织中作决策的人和其他人并没有什么差别，既不会更好，也不更坏。这些人一样会犯错误，并且，由于这些人所支配的权力是垄断的，权力本身又可以无限透支，所以这些人犯错误往往对社会危害更大。而且，现代经济史已经证明，人类社会已为这种错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如果说市场对公共货物无能为力，那么，政府也不会比市场作得更好。
公共选择学派经济学家们认为，即使在公共货物决策领域，也照样要通过明确个人的权利来促进经济效率，因为每个消费者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公共货物，需要多少，政府并不能确切地知道。政府的偏好也并不能代表全体社会成员的偏好，只有每个社会成员自己最了解自己的偏好。公共选择学派的首要人物布坎南曾经这样论述确立个人权利对于公共货物决策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公共货物的生产与消费问题由于是通过税收方式和公共支出形式来间接进行的，因而它实际上是一种政治过程，如果要使这一过程的决策符合公众利益，就必须首先确立每一个公民的个人权利，这种权利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政治投票权。一旦确立了个人的投票权利，就会产生类似于商品市场那样的政治市场。就像生产各种不同的私有货物供消费者选择一样，可以设计出各种可供选择的税收与支出方案，每一种方案明确规定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与相应的权益。这些税收方式与支出方式要进行公布，让每个选民知道自己将会享受到什么利益和将要支付多少费用，就像在商品市场上用“货币票”来投（买）自己喜欢的商品一样，通过投“政治表决票”以选择自己所喜欢的税收与支出方案。因为每个投票者了解各种方案对自己的利弊，所以他必然会根据自己的意愿投票，充分履行个人权利，不会造成个人权利资源的浪费。同时，这也会杜绝“免费搭车”的低效率现象。可见，在明确个人投票权利的基础上，通过这种政治市场来配置公共货物的生产与消费，将使得消费者对于公共货物的需求得到更好的满足。显然，这是一种最优的政治（权利）资源配置方式。
这种对政治资源进行配置的经济子系统我们称为政治资源配置系统。这个系统作用的机制是集体选择机制，它是具有一定规模的，各具不同个性的人群组成的社会所必需的一种机制，它在以正式投票作出并推行集体选择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由于集体行动是由个人行动组成的，是由个人选择并通过集体完成的，显然，它的功能就是在个人权利转化成集体权利过程中如何最优地配置稀缺的权利资源。在具体关系形式上，它讨论的是一个社会所面临的一个最古老最艰深的问题：一个社会（即集体）是如何获得一致性的呢？换言之，个体的意志如何作到在整体上进行了完美的表达呢？这其中的内容不但包括权利过程的奥秘，而且还包括权利表达方案设计的技巧，前者即是关于政治过程的理论，后者即是关于政治民主的技术。当然，有缺陷的政治过程和落后的民主技术将会使政治资源作低效率或无效的配置，使政治资源配置子系统的功能失调，从而使系统资源配置的总体最优化不能达成，最终影响到整体经济系统的效率。
五、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系统的质量评估
从资源配置系统的完整性角度对我国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质量进行评估，我们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1）从引进市场经济制度以来近20年，在经济资源配置层次上， 商品市场基本上达到了完全竞争的程度。商品的供给与需求已由价格决定，消费者的选择已接近于理性化，盲目的消费已不多见。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行为已经内在化，但有盲目扩大产量的行为存在。商品库存是影响提高利润的主要因素，商品积压，特别是日用商品的积压造成了供过于求的现象；劳动力市场正在逐步形成，但很不完善。工资率还不能作为劳动的价格，不能完全承载和反映劳动力的质量等信息。劳动供给的数量过多使教育投资的报酬率过低，影响了有效劳动的供给；资本市场效率低下，市场利息率对资金的供给与需求没有多大的刺激作用，对储蓄率的影响也不灵敏，故不能成为投资的变量；房地产市场供过于买（不是供过于求），居高不下的楼价对市场的拓广不利，但房地产业对拉动整个经济的资源流动速度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虽然在建立完整的市场体系方面尚有不足，但价格机制已在充分发挥作用，预期机制已经形成，增长机制正持续运作。所以总体上看，经济资源配置已处在十分活跃状况。
（2）在组织资源配置层次上， 国有企业改革使得现有的组织资源正在被激活，原有的配置经国有企业的破产、兼并、联合、改造正作重新的安排，组织资源的流动性加大，但帕累托改进效率不明显，说明组织资源废弃流失比较严重。但新的组织资源在新的所有制经济形式中同时也得到发展，个体企业、合资企业、外资企业各自发展出新的组织资源，起着吸纳社会剩余生产要素的作用，并显示出较高的组织效率。总体上说，组织资源配置已处在开始运作状态。
（3）在政治资源配置层次上，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不同经济主体有了较为充分的经济自由。经济决策权下放，消费主权的回归，人民公社生产制度的废除，身份证制对户口制的逐步替代，说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由促进了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的发展。但集体选择机制尚未发挥作用。寻租现象严重，说明设租现象较为普遍，租侵蚀了利润，也侵蚀了公平竞争、公正和经济自由秩序。村级的“海选”制度的推行标志着政治资源进行最优配置的尝试。但总体上说，政治资源配置还处在启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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