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政治：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孙中山的祭祀典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政府论文,南京论文,祭祀论文,国民党论文,典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7)04-0029-10
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后，民国临时执政府虽曾拟为孙中山举行“国葬”，但却遭国民党拒绝，于是便先在中央公园停灵公祭，然后移往香山碧云寺暂柩。临时执政府还一度将孙中山遗像奉祀于历代帝王庙，旋因自感荒唐而取消。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在1928年为孙中山举行了一系列纪念典礼，并于次年举行了将孙中山灵柩移往南京钟山正式殡葬的“奉安大典”①。由此到1948年，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为孙中山举行了逝世纪念、奉安纪念与诞辰纪念三种典礼仪式。本文主要从仪式政治与国家祭祀的角度来系统考察国民党与南京民国政府为孙中山举行的逝世纪念与奉安纪念两种祭祀典礼，而对具有庆贺性质的孙中山诞辰纪念典礼则不予讨论。
一 “总理逝世纪念”
孙中山生前，不仅曾做过中华民国开国的临时大总统，而且是民主革命派的头号领袖，是对“三民主义”政治大旗拥有发明专利权和对《建国方略》与《建国大纲》拥有话语权威的首席政治代表，其影响之大，令天下各种政治势力都不敢轻忽；逝世后的“孙中山”，肉身虽殁而灵魂犹在，其思想与精神的灵光一直萦绕在中华民国政治舞台上，其名号迅即被抽象升华转化成一种无形而巨大的政治思想资源，一种国家权力合法化的象征，一种国器的神圣图腾，一种道统、法统和正统的标志符号。国民党当然不会放过对这个伟大圣符的尊崇与利用，为充分运用“先总理”的形与影所蕴含的政治资源能效，以驱动“以党建国”政治理念的实现，便迅速掀起了一场隆祭孙中山的现代造神运动。
1925年3月中旬，孙中山停灵于北京中央公园并在社稷坛举行公祭时，樊钟秀唁电挽幛对孙中山均尊称“国父”，这应是孙中山逝世之后在公开场合被尊称为“国父”之始，而孙中山被国民政府官方正式议定尊为“中华民国国父”则是在 1940年②。
1925年3月21日，胡汉民、杨希闵、谭延闿等留粤国民党要人联名发布宣言，表示：“今孙大元帅不幸薨逝，汉民等痛丧国父，此后之责任益重，一惟秉承孙大元帅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遗嘱，努力继续进行，以期贯彻主义。”[1](p685～686)同年5月22日，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接受遗嘱之训令》决议案，称：
盖总理实为世界之圣哲，中国之救主，而本党同志之父师……总理虽殁，总理之一切遗教仍旧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行地，存留世间……以后本党一切政治主张，不得与总理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之宣言政纲及九月十三日宣言、十一月十日宣言之主旨相违背。凡违背上述主旨之议案，无论何级党部，概不得议……自今而后，我全体同志必须以至诚至敬，“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之心，奉本党之纪律，为无形之总理[2](p84～86)。
无论孙中山生前对国民党的实际政治操控力如何，其一旦驾鹤西游，国民党立即敏锐地意识到了“孙中山”名号的政治遗产价能，于是，继承中国古代历史上对政治权威的传统神化之术，借鉴世界各大宗教对教主偶像化和神圣化之术，对孙中山及其思想极尽标榜推尊之能事。可以说，此时急于纽系人心，克成北伐而建立中华民国新政府的国民党，对孙中山旗帜的皈依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孙中山”变成了国民党的政治“圣像”。这就等于要将孙中山装扮成为民国新道统、法统与正统的护法神，把孙中山演绎成为一个神圣的政治符号和图腾标志了。
因此，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之后，极力放大“孙中山”的神场效应，对孙中山的祭祀典礼也就成了其仪式政治的重头戏。
1928年3月12日上午，国民党中央与南京国民政府在首都南京为孙中山逝世三周年隆重举行纪念大会。先是国民党中央在中央党部大礼堂举行纪念会，丁惟汾、丁超五、于右任、蔡元培、谭延闿、邵力子、李烈钧、张之江、白云梯、何香凝、周启刚、陈果夫、何应钦、蒋介石等致祭，仪式顺序为：（一）就位肃立；（二）向总理遗像行最敬礼；（三）谭延闿恭读总理遗嘱；（四）静默三分钟；（五）于右任恭读祭文；（六）礼毕。祭文如下：
维中华民国十七年三月十二日总理逝世三周年纪念之辰，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委员暨全体党员谨致最隆重之革命敬礼，祭告于总理之灵曰：呜呼！世界不平，生民久困。海水群飞，□原耗□。阶级横生，斗争日竞。□殖者雄，勤劳者病……桓桓党军，受命北伐。既翦凶顽，既除反侧。民众拥护，池城屡克。始定国南，旋收国北……建国大纲，民所□止。革命建设，纲提领指。直接民权，课其行使。党权巩固，指导政治。党治精神，罔惑怠视。国之桎梏，除之不次。亮直党□，同兹□志……思在腹心，去安可□。党权立□，始未为晚……党国集中，政治统一。总理之灵，实所指导。党国光荣，威权不挠。民生□□，悉归改造。奋斗共同，怆然敢告。呜呼！维鉴之哉[3]③！
再是国民政府在公共体育场举行纪念会，到会各界人数达十万众，整体布置十分肃穆，正中为指挥台，两旁为演讲台，后为主席台，台中悬挂总理遗像及遗嘱，两旁挂有挽联云：“□唐虞轶夏商天下为公，亘古今揖让征诛胥成尘土。迈周孔薄卢马主义不何，望吾党遵依奋斗籍文英灵。”[4]到会的国府委员有谭延闿、蒋介石、李烈钧、于佑任、邵力子、叶楚伧、何应钦、丁惟汾、张之江、何香凝、杨杏佛、刘慎忱等。纪念大会的仪式秩序为： （一）肃立；（二）升党旗；（三）主席团就位；（四）奏哀乐；（五）向总理遗像及党国旗行三鞠躬礼； （六）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读遗嘱；（七）全体静默三分钟；（八）蒋介石报告总理逝世后三年内之工作；（九）唱纪念歌；（十）演放总理留声□音；（十一）演说；（十二）呼口号[5]；（十三）礼毕，散会。
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为祭祀孙中山逝世三周年，还在当日下午二时举行了植树典礼，谭延闿、蒋介石、于右任、何香凝、柏烈武、蔡元培、宋美龄等及各民众团体代表数千人来到紫金山麓。时中山陵前设松花牌坊，坊上设孙中山遗像，上悬“天地正气”四字。左右悬“丰栽万树中山墓，正值三年国□□”一联。另设礼台，上标“魂来林青”四字。左右悬“植树厚民生毋旷寸土；献花吊公死于今三年”一联。然后，各机关、团体代表齐集中山林植树区，按典礼程序行植树礼，植树区大门悬有“预种松树申敬礼，还祈灵爽奠山河”一联[6]。此乃中山绿色崇拜和后世植树节之滥觞。
1928年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对孙中山的逝世纪念典礼，为日后祭祀孙中山创制了一个基本的仪式政治模式，但因尚属祭祀仪式政治的初创时期，尽管典礼仪式的规格最高，典礼规程却不太严格，如国民政府祭礼中竟然缺略恭读“祭文”之必要环节而改为蒋中正“报告总理逝世后三年内之工作”等项目。
值得注意的是，从当时典礼会场的布置、仪式、祭者、祭文、祭联、口号及植树活动等来看，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格外用心地充分利用了这种国家祭祀仪式所具有的震撼扩散性“场”化效应，为赤裸的政治宣传穿上了神圣仪式的外衣。如南京国民政府在首都体育场举行的十万人参加的那场纪念典礼大会上，不仅特意安排蒋介石宣讲其北伐统一和血腥肃共等所谓业绩，而且国民党操纵大批党棍进行专制主义演讲，在裹挟群众高呼的十二条口号中，“孙中山先生是国民革命导师！孙中山先生是世界被压迫民族的救星！孙中山先生精神不死！继续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四条属于对孙中山的纪念；“实现总理遗嘱，废除不平等条约！一切被压迫民众在三民主义旗帜下团结起来！实现总理遗嘱，速开国民会议！肃清残余军阀由国民党统一中国！纪念总理，要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纪念总理，要肃清恶化腐化分子！”六条带有反帝反封建色彩；“惟有三民主义才能解放民众的痛苦！纪念总理，要彻底肃清中国共产党！要实现三民主义，必须肃清利用土匪流氓残杀农工的共产党！”三条火药味浓烈，简直是把对孙中山的温情缅怀与神圣追忆直接扭曲成了对共产党的恶毒诅咒和舆论暴力，这明显是打着孙中山的旗号而对孙中山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核心的新三民主义的背叛。
二 “总理逝世纪念”之延续
1929年孙中山逝世四周年之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和首都南京市政府举行隆重的“总理逝世纪念仪式”。国民党中央党部规定，先在大礼堂举行公祭，然后于十时齐赴飞机场，参加南京市全体党员民众公祭典礼。
国民党中央党部规定的公祭典礼程序是： （一）开会；（二）唱党歌；（三）奏哀乐；（四）向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五）恭读总理遗嘱；（六）俯首默念三分钟；（七）主席报告；（八）献花圈；（九）恭读祭文；（十）演讲；（十一）奏哀乐；（十二）呼口号；（十三）摄影；（十四）散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内务部和国民政府等机关，分别敬献花圈。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公祭原文如下：
维中华民国十八年三月十二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谨率全体党员同志，致革命最敬礼，祭告于总理之灵曰：呜呼……促革命之力勤兮，系生民之剥复。惟总理之垂则□，共诵循于遗嘱。固党人之惕励兮，既遵道而得路。振众涂之翳蒙兮，指天日以为度。戡大难而建国兮，厉坎坷其窘步。披荆莽而独前兮，岂苍茫而却顾。砺泰山而镌仇兮，寇压境而炽怒。屹长城而横距兮，□赤氛之狞露。将沈浅以戒厉兮，济艰难于□固。纲领修而条贯兮，训党政于国邑。庶坐论以起行兮，致事功于齐一。由□步以累程兮，始方隅而集力。骛高远以何□兮，奉遗词而可绎。外折冲于国际兮，内整厘乎法制。树五院之宏模兮，伟崇规于创试。俾人民于豫息兮，戢佳兵而勿事。集佥议于盈庭兮，策国家之长治。更申之以纪纲□，重息壤以为誓。信谋国之孔艰兮，亦万方所共视。陈灵□而屏营□，怆四年之已逝。呜呼，将负土于灵墓兮，极长江之层波。怀震□而殒越兮，瞻崇□之峨峨。□兴国于是劳□，□灵眷而哀歌。呜呼！尚飨临格[7]！
国民党操办这场公祭，根本用心仍在于利用这种特殊的仪式政治，来强化其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专制主义宣传。早在3月1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就为公祭孙中山发布“国急”字电令：“各省省党部，各特别市市党部，及各级党部、各省省政府，各特别市市政府均鉴：兹颁发总理逝世四周纪念宣传要点如下：（一）纪念总理，要继续总理革命的精神；（二）纪念总理，要努力完成训政的建设；（三）纪念总理，要统一我们的意旨，团结我们的力量；（四）纪念总理，要牺牲个人的自由，贡献一己的能力；（五）纪念总理要严密党的组织，遵守党的纪律；（六）纪念总理，要扑灭中国共产党和一切反革命势力；（七）纪念总理，要督促政府，履行革命外交，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八）纪念总理，要一致拥护中央施政计划；（九）纪念总理，要促进军政财政的统一；（十）纪念总理，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如期举行，以确立今后党国大计。又，口号如下：（一）誓遵总理遗教；（二）取消不平等条约；（三）扑灭中国共产党；（四）肃清一切反动势力；（五）努力训政建设；（六）完成国民革命；（七）拥护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八）总理精神不死；（九）三民主义万岁；（十）中国国民党万岁；（十一）中华民国万岁！希各省各特别市党部遵照，饬属一体遵照应用，并即以宣传要点，用为标语，饬属揭贴，各省各特别市政府将该项标语饬属保护为要。”[8]这不啻为初登民国宝座而当政的国民党在内政与外交方略上的自供状，其利用手中掌控的社会公权力，开动庞大的国家舆论机器，借助祭祀孙中山典礼仪式，就是要打造三民主义、中国国民党与中华民国的“三位一体”。此时此刻，中国传统的文化祭祀典礼，变异成了国民党“再造民国”的仪式政治表演。
1930年孙中山逝世五周年之日，首都南京各界均准休假一日并悬挂半旗致哀。是日，在故宫飞机场举行纪念大典，党国政要何应钦、叶楚伧、焦易堂及民众五万余与祭，典礼仪式为：（一）开会；（二）主席团就位；（三）升党旗（半旗）；（四）奏哀乐；（五）唱党歌；（六）向党国旗暨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七）主席恭读总理遗嘱；（八）全场俯首静默三分钟；（九）主席致开会词；（十）中央党部代表演说；（十一）国民政府代表演说；（十二）市党部代表演说；（十三）市政府代表演说； （十四）民众团体代表演说；（十五）自由演说；（十六）呼口号；（十七）奏哀乐；（十八）摄影；（十九）散会。在保安上，派有坦克车二辆和骑巡队百余名；在宣传上，动用飞机散发大批传单及总理遗教册页等数十万份；鼓呼口号中有“拥护中央和平统一的政策，肃清一切反革命势力，打倒背叛党国的阎锡山”等新词汇。[9]
1935年孙中山逝世十周年之日，国民党中央常会决定，“中央与国府于今日上午八时，在中央党部大礼堂，合并举行纪念仪式。散会后，全体中委并于上午九时正齐集总理陵墓，再举行谒陵礼。旋即推定汪委员兆铭为纪念会主席，并出席报告，又推孙委员科为谒陵礼之主祭人”，并通告全国“照常工作，不放假”。这次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大礼堂举行的纪念典礼仪式为：（一）全体肃立；（二）奏乐；（三）唱党歌；（四）向党国旗暨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五）主席恭读总理遗嘱；（六）默念三分钟；（七）主席致开会词；（八）演说；（九）呼口号；（十）奏乐；（十一）散会。当时，“参加者全体中央委员、及国府林主席、国府委员暨文武长官与党部内工作人员，共约七百人，仪式隆重，由汪常委主席并报告，礼成后，全体复往陵园谒陵”。令人惊诧的是，因当时红军处长征途中而命悬一线，他们发出了“彻底肃清赤匪”的嚣噪，而侵华骤紧的日本在东京为孙中山举行纪念活动，竟惹得国民党中常会主席汪精卫涕泗交流，“深表感谢”[10]。
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每年举行孙中山祭祀典礼的具体仪节与主导内容，几乎都是根据其当时所处政治和军事大背景临时确定的。抗战期间首都南京沦陷，政府流离播迁，中山陵寝蒙难。因此，中山祭祀就是另一番别样悲哀了。
1943年，是国民政府所谓的“礼乐年”，重庆的北泉议礼会为此制定了一套古色古香的“国父陵”祭祀与拜谒仪式：
祭国父陵之仪节如次：一、典礼开始。二、全体肃立。三、主祭者就位。四、陪祭者与祭者以次就位。五、奏乐。六、上香。七、行三鞠躬礼。八、行初献礼：主祭者献花，行一鞠躬礼。九、行亚献礼：主祭者献茗，行一鞠躬礼。十、行终献礼：祭者献爵，行一鞠躬礼。十一、恭读祭告文。十二、行三鞠躬礼。十三、奏乐。十四、礼成。
国民政府不在国父灵寝所在地时，于元旦日举行遥祭，除雨雪天在室内，面灵寝所在方向，除地以祭，其仪节同上。
国家有大事如国民政府主席就职、宣战凯旋等时，则告祭国父陵，其仪节同前。
谒国父陵之仪节如次：一、典礼开始。二、全体肃立。三、主祭者就位，陪祭者与祭者就位。四、奏乐。五、上香。六、行三鞠躬礼。七、奏乐。八、礼成[11](p5～6)。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12]。以国家祭祀传统而论，“宗庙”与“社稷”概念同等庄严神圣，国统所系，运命攸关，历代政治家无不诚敬悫慎而惶恐以对。因抗日战争形势所逼，国民政府早已从首都南京迁到了陪都重庆，作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心中“太庙”的南京中山陵，已被汪精卫等汉奸蹂躏成了卖国逆行的遮羞布。国民政府既然无奈而迁都“辞庙”，再奢谈“国父陵”祭祀与拜谒仪式，就只能是东向遥望，沿江徘徊，临风涕泣了，不可能真正成祭。
“后孙中山时代”的民国政治文化史上，“孙中山”是国民党永远之“总理”与国民政府至尊之“国父”的一身二任，是象征民国道统与法统的圣符，每年享受俎豆馨香之隆祭崇祀，备极人间之哀荣。祭祀孙中山，乃国家政治典礼仪式。这种被社会最高公权力再四重复和着意强化的仪式政治，虽算不上“神道设教”，但却比赤裸裸的意识形态灌输更能实现对政治与社会的软控制。从垄断性操控对孙中山政治思想遗产继承权和诠释权的角度看，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也应该考虑尽快将这种祭祀典礼程式化。不过，因为孙中山的政治遗产分割和思想诠释话语权都尚处于未定状态，再加上内忧外患，国事维艰，国器难虞，所以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孙中山的国祭典礼规程无常不居，不可能“照例”与“如仪”。
三 香山碧云寺之祭告
1928年蒋介石率军北伐，一路势如破竹，即便是途经济南遭遇“五三惨案”，也不惜绕城而过，疾风北进。其目的一是为了尽快完成“全国统一”，二是为了获得对暂时寄灵于碧云寺的中山遗体的控制权，从而达到“挟国父之灵以号令天下群阀”的政治企图，故其一旦北伐克成，就表白“来平之第一任务，即为祭总理灵”[13]。而此时不仅奉系军阀少帅张学良尚未“改旗易帜”，即便打着“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的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等军阀也并没有真正向南京政府输诚归附，新生的南京国民政府随时处于被颠覆的危险状态。新军阀为实现从“乱世之枭雄”到“治世之能臣”的角色转换，在碧云寺祭告中山灵柩时预先上演了一场暗中较量的大戏。
1928年7月6日对香山碧云寺中山灵的祭告，是蒋介石以“当家人”姿态策划和主持的。是日7时50分，由唱礼员引导，主祭蒋介石，襄祭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入场，与祭者有商震、白崇禧、鹿钟麟、马福祥、吴效恒、邵力子等三百余人。主祭、襄祭者均着中山装。祭祀仪节为：“（一）奏乐；（二）主祭者就位；（三）襄祭者就位；（四）与祭者就位；（五）奏哀乐；（六）主祭者献花（初献，亚献，终献）；（七）主祭者向总理遗像行三鞠躬，全体随词行礼；（八）读祭文；（九）主祭者偕襄祭者诣总理灵柩前恭谒遗容，与祭者静默追念；（十）主祭者偕襄祭者复位；（十一）为革命先烈静默三分钟，志哀；（十二）奏乐；（十三）主祭者退；（十四）襄祭者退；（十五）与祭者退；（十六）礼成。”[13]蒋介石的祭文略云：
维中华民国十七年七月六日，国民革命军既奠北平，弟子蒋中正，谨诣香山碧云寺致祭于我总理孙先生之灵曰：溯自我总理之溘逝，于今已三年余矣。中正昔侍总理，亲承提命之殷，寄以非常之任，教诲拳拳，所以期望于中正者，原在造成革命之武力，划除革命之障碍，以早脱人民于水火。乃荏苒岁时，迄于近日，始得克服旧都，展谒遗体，俯首灵堂，不自知百感之纷集也……首宜训练民众，努力实行，辅之以主义之宣传，证之以实行之成绩，务使全国人民之思想，悉以三民主义为依归，全国政治之设施，悉□本党之指导，励行总理以党治国之主张，俾中国能得系统之建设，此又中正兢兢自勉以勉同志，敢为我总理告者八也……今当建国伊始，而总理已长辞人世，不复能躬亲指导。千钧之责，寄于后死之同志，唯有戮力同心，勉为袒继。以总理之精神，团结本党之精神，以总理之思想，统一全国之思想，国命之基本既立，人民之解放可期。中正自许身党国，久已矢之死靡他之决心，初不自意百战余生，尚能留此微躯，诣总理之灵堂而致其瞻礼。今后有生之日，即为奋斗之年，竭其全力，济以忠贞，成败利钝，未遑计也。灵爽匪遥，唯昭见愚诚而默相之。[14]
蒋介石原祭文长达数千言，沉痛追思之情溢于言表，通过生者与死者之间的这种特殊对话，宣告了民国蒋记“党天下”时代的来临。随后宣读的国民党中央怀念总理的祭文如下：
维中华民国十七年七月六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谨派蒋委员中正，致革命最敬礼祭告于总理之灵前曰：本党奉受遗教，征诛用肃，主义遐宣，遂一中国。革命兮将成，国本兮将复。八表沉霾兮，至兹一豁……呜呼！遗命犹新，普天共恸。乃命专征，万军云动。戡定岭峤，扬兵江汉。天堑石城，克于一旦。井陉鼓行，中原师集。并力合围，朔方丕捷。渡河长驱，人歌解放。连下齐城，陡婴毒创。虽北伐之有终，试在莒之难忘。一举收京，敉宁函宇。以党建国，今维其始。遗训煌煌，布在方策。分期致功，率循准则。因忆北平云扰，西山月高。三年在疚，陵谷永号。戎衣遣告，灵听匪遥。升闻兮藐绩，庶慰兮太寥。呜呼！陵墓兮方营，为广道兮砥以平。合人类之心力兮，以献以迎。翠亨之村兮，应运而生。碧云之寺兮，权作佳城。紫金之山兮，将以永宁。绵哀思不能忘兮，全世界劳苦群众之声[15]。
行礼献花读祭文后，主祭蒋介石等即诣灵榇前恭谒遗容。蒋氏放声大哭，冯、阎、李等也都涕泣失声，与祭者于静默哀思之中，咸皆落泪。9时15分礼成，主祭及与祭者均退去。有后至者仍陆续入场谒祭。
蒋介石在碧云寺如此高调泣诉，堪称悲喜交加：悲在当年对孙中山逝世场景凄惨之哀思与未能现场扶棺哭祭遗憾之终补；喜在“克复旧都”对孙中山“再造民国”英灵之告慰④；交加在借此特殊场景宣告了民国政治权力新结构之诞生。在庄严的祭告礼仪上，蒋介石“哭总理以摄群阀”，从悲情主祭典礼，到两篇祭文之如泣如诉，直至中山灵前大放悲声，“哭出来了”其作为孙中山道统合法继承者和国民革命领袖的形象。蒋介石这一哭，就等于向在场的襄祭者、与祭者以及全体国民证明：只有他蒋某人才有资格独霸对孙中山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等政治思想诠释的话语权并作为孙中山灵魂的“现世法身”而“再造民国”且号令天下。正如时文所论：“国民革命新严重时期，总理灵前悲壮严肃的祭告礼。见着思想超越时代奋斗终生的总理，继承遗志苦心惨淡的蒋介石放声大哭。站在十字路口的国民革命腐化而后退呢？革命而前进呢？”[16]如选择“革命而前进”，舍蒋何求？于是就钻进了二者必居其一的逻辑圈套。
孙中山在民主革命中，领袖群伦，推翻清朝，创建民国，厥功甚伟。但终其一生，不断北伐，至死也未真正获得对北方政治势力的有效控制。现在国民革命军北伐竟成，这让蒋介石获得了空前的政治声望，自然也使蒋介石自我认定有了标榜为孙中山继承人的实力与资本。香山碧云寺祭告，是蒋介石亲自导演和主演的一场仪式政治大戏，这让蒋介石在民国政治舞台上完成了巅峰角色的塑造与定位，并展示了一种以蒋氏为首的垂直权力体系架构。这为蒋介石日后在民国舞台上超强的权力操控奠定了实质性的政治根基。
另外，香山碧云寺祭告在典礼仪式上显示出中西文化会通的文化特色。祭告仪式分为十六个步骤，雅乐三奏，初献、亚献、终献，循礼渐进，主祭、襄祭和与祭，等第分明，这些传统的国家祭祀礼仪在国民党执政时期似属首见；而祭品用鲜花，礼节以鞠躬，则当为西方礼俗之采撷；至于默哀三分钟仪节，更显民主时代表达哀思悼情的现代文明特征。整个仪式已经基本消除了传统祭祀的神秘气息和繁文缛节，对后世影响深远。这是国家祭祀近代化的进一步体现。
“碧云之寺兮，权作佳城。紫金之山兮，将以永宁。”[15]此番香山碧云寺祭灵，奏响了“奉安大典”的序曲。
四 “奉安大典”与“奉安纪念”
1925年6月17日，国民党中央通过了《孙中山先生永久纪念会组织大纲》，并于当年12月 13日成立了“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处”。到1929年5月，经过尽心筹备的孙中山奉安大典隆重开幕。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对这场政治文化的祭祀大典极为重视，他们要将“国父”孙中山营造成新的政治符号，作为“民国再造”的认同标志。
5月28日，孙中山的灵榇抵达南京。然后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了三天盛大的公祭仪式。 5月29日上午7时，国民党中央党部全体职员行礼，由胡汉民主祭；国民政府全体职员行礼，由蒋介石主祭。随后是各院部、省市代表行礼。公祭礼节为：（一）主祭就位；（二）与祭就位；（三）全体肃立；（四）奏哀乐；（五）行三鞠躬礼；（六）默哀三分钟；（七）献花；（八）读祭文；（九）奏哀乐； （十）行三鞠躬礼。是日，国民政府发布《公祭总理文》曰：
维中华民国十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行政院院长谭延闿、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司法院院长王宠惠、考试院院长戴传贤、监察院院长蔡元培暨各委员率同文官处、参军处全体职员等，谨荐馨香昭告于总理之灵曰：□□，揽金陵之形胜兮，实开创之始基。仰钟川之岧峣兮，奉神灵而永绥。宏惟总理兮，先觉先知。民国之国父兮，人类之导师，首倡国民革命兮，方众人之恬嬉。创行三民五权兮，范千古而不遗。故夫颠覆满洲政府兮，举天下而公之。苟一夫之不获兮，由己溺而己饥。荡涤军阀割据之芜秽兮，抗帝国主义者之陵夷。四十载如一日兮，□尝因成败以自疑。轶尧舜而薄汤武兮，固将跻斯世于雍熙……此奋斗之精神兮，维持世界之和平。弓剑犹新兮，山河益壮。列强来盟兮，四方会葬。瞻遗容兮如生，迎灵□兮凄怆。卜山陵兮穹崇，岂明祖兮敢况。吾党忠于主义兮，即大道之未丧。既虎踞兮龙蟠，冀马归而牛放。吉日兮辰良，灵之来兮洋洋。萃万国兮冠裳，执圭璧兮荐馨香。功烈炳然兮久长，与日月兮齐光。千祀万□兮，祚轩辕苗裔于无疆。尚飨[17]!
祭文写得令人荡气回肠，虽有蒋记国民政府虚言哼饰之色，但能把孙中山奉为“国父”，并把“国父”灵榇迁到“再造民国”之国都“奉安”，既说明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对国家形象与体制塑造的用心，也说明南京国民政府对全国政治形势已经基本控制。国父在国都，形影不离，决不仅仅是为了祭祀的方便，更重要的是可以随时随地利用这种对国父的祭祀仪式来强化南京的政治中心地位和国民党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操控作用。
5月30日是海外华侨、农民、工人、商民、学生和西藏与蒙古等界代表致祭[18](p170)。这说明奉安大典祭祀仪式，在国内突出与祭者的广泛代表性，使尽可能多的各界国民都能亲身倾心体会中山陵比传统帝王陵寝“更具平民气质”[19](p65)，把对孙中山亡灵的崇敬直接移情为对现世统治者的归附，从而增强对国家与领袖的政治认同感与向心力，这正是南京国民政府的用意所在。
最显眼的是5月31日的祭典，由英、法、美、德、意、日等18国公使和63名随员致祭。上午 9时，外交部各招待员分别陪各专使及其参从到国民党中央党部集合，后由领袖专使荷兰专使欧登科先行致祭，其余各专使依次致祭。行礼仪式如下：诸专使分别肃立，奏哀乐，领袖专使率其随从出班，进前一鞠躬，前三步，又鞠躬，至主祭位又鞠躬，就主祭位，其随从就与祭位左右，陈设员将花圈授与领袖专使，恭献花圈，左方陈设员收受花圈，陈列案上既毕，领袖专使用华语恭读祭文。然后，向灵位一鞠躬，步步后退，退三步又鞠躬，至门口又鞠躬，礼成。由外交部招待员引道右转，安步绕至灵台上，瞻仰孙中山遗体，由左方退出大门外，至签字处签字，仍由招待员陪回行馆，其余各专使致祭礼节与领袖专使同，惟不读祭文。致祭者着本国制服，招待员着燕尾服，白领结，典礼组干事着礼组礼服，教庭代表致祭礼节，同专使致祭礼节。其余外宾致祭礼节，同华人普通礼节[20]。各外国专使之祭文如下：
兹逢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奉安之期，本专使谨代表各友邦元首特派之专使，略致数言于下：中山先生葬礼，不但中华全国人民视为极尊崇极隆重之大典，即全世界各国亦皆表示其尊重之意。所以国民政府函请各友邦，遴派专使参加奉安典礼。各友邦元首立即简派专使，代表各友邦元首参与盛典。此倾动全球之盛典，即所以表明中国统一，再历数千百年，绝无不巩固之理。安如磐石之中国，即第一任大总统之期望，亦即各友邦元首及各国人民之期望，今皆圆满实现矣。自此以往，中国永久统一，永久和平，国民幸福，永久增进。且与各友邦共同维持人道之公益。中山先生之功之德，专使等极所钦佩，爰致敬礼于灵榇之前，藉表诚意焉[20]。
近代中国历史上，清朝皇家帝后殡葬大典只是朝廷内部封闭而传统的隆礼仪式，而民国时代孙中山的奉安大典已是“全球之盛典”了！当时尽管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南京国民政府把“国父奉安大典”推广为国际化场景，对世界各国使馆发出积极邀请，这表明其在国家祭祀典礼上所特有的国际视野和世界开放性；而外来 18国“友邦”简派专使致祭孙中山，鞠躬、献花圈和读祭文，毕恭毕敬，执礼如仪，体现了对孙中山和南京政府的双重尊重，表明新生的南京国民政府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
在国家祭典的仪式上，孙中山奉安大典比香山碧云寺祭告的仪式有不少新的变化，整个仪式庄重肃穆，礼节繁简适度，也更加人性化，不仅祭祀人员的分类简化成主祭和与祭两种，而且将初献、亚献、终献和三跪、九叩、宰牲、焚香等传统仪规一并革除了，这体现了近代化的国家祭祀仪式对生者与死者的双重尊重。
由上可见，奉安大典是中国近代国家祭祀政治仪式近代化的标志。
1929年7月1日，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从1930年开始，除因抗战而中断外，南京政府每年6月1日在中山陵举行奉安纪念典礼（即“中山陵谒拜礼”），其礼仪如下：（一）全体肃立；（二）奏乐；（三）唱党歌；（四）主席恭读总理遗嘱；（五）献花圈；（六）行三鞠躬礼；（七）默念； （八）瞻谒陵寝；（九）礼成[21]。这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五 孙中山祭祀典礼仪式之诠释
祭祀，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基因之一，其传衍沁漫堪称源远流长。其内质是利用特定的时空环境条件，营造某种特殊的庄严神圣氛围，并借助某种规定性操作仪式，通过选择某一个体或群体之亡灵作为对象，在完成对死者的生平追忆与精神提炼的同时，铸就和塑造一种适足以感化现实和馈贻后世的具有范式价值和普世意义的偶像；在表态上，它既可以是一种在民间浃骨沦髓的社会文化风俗，更可以是一种在官方至高无上的庙堂仪式政治。事实上，这二者往往是互动关系。这种文化与政治相互交织的传统祭祀典礼，在民国时代依然是一种巨大的社会文化的客观存在。正是由于这种祭祀文化的社会墒情在新旧轮换的民国时代显得格外丰厚温润，亡灵祭祀的社会文化辐射力又具有特别广泛的渗透性，所以我们从仪式政治与国家祭祀的角度将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对孙中山的祭祀典礼纳入了学术考量范畴。
仪式政治，是一种利用特殊对象、场景、氛围、话语、道具和感性手段营造统一性象征符号的可操控性流程体系。祭祀仪式，是一种死人与活人阴阳两个世界的不对等对话，效果如何，悉在操作。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对这种祭祀仪式的反复追索和利用，绝非仅仅想借死人来压活人，而是想借强化对孙中山这一圣符的“社会记忆”实现对全体国民的心理暗示与精神控制。国民党与南京政府通过祭祀将孙中山营造成了民国的象征符号——“国父”，并利用这种符号和移情的精神转化方式实现了对国民政治思想的操控。南京国民政府每年定期举行中山祭祀典礼仪式，不仅完成了对孙中山遗体之形的垄断性操控，也获得了对孙中山思想之影诠释的专制性话语霸权，从而利用这种祭祀性的国家政治仪式所特有的社会感召与政治宣化功能，启动了这种特殊的带有神道设教色彩的国家祭祀仪式政治的运作体系。
记忆需要重复，重复强化记忆。在国家行为的祭祀文化形态下，祭祀仪式、被祭祀者与祭祀者三者都因被不断重复，从而具有强化“社会记忆”的巨大能量，即在重复传统祭祀仪式以强化国家职能对祭祀仪式传统予以行为承续之同时，也在社会心理层面上对被祭祀者与祭祀者的形象构成重复强化，从而强化社会民众心态对被祭祀者历史形象之积淀与祭祀者现实权威形象之塑造。虽然国家祭祀仪式在民国社会的时代变迁中也不断进行着“历史重构”(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22](p9)，其形态在不断演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在“后孙中山时代”，包括总理逝世纪念、奉安祭祀与奉安纪念在内的国家祭祀，作为官方精心策划、着力实施并成功运作的国家祀典之一，基本实现了国家祭祀仪式所特有的精神统摄力量和政治整合功能。中山祭典，成为“再造民国”新的政治文化传统，变成了一种定期再现和不断被强化的体制性与规律性“社会记忆”。
国民党中央和南京政府对孙中山的国家祭典仪式，已经不像晚清的帝王祭祀那样弥漫着神秘色彩和专属庙堂高层的封闭性，而是变成了中央和地方同时参与，包括宣传和植树在内的社会开放性祭典场景。当现世的中山祭典凝聚国民精神的同时，历史的“三民主义”思想也就自然成了全国尊奉的政治理念。在民国政教分离的情况下，通过国家祭典“圣符”对国民的心理暗示与精神导引，增加国民对国家与民族的认同感和向心力，这正是国家祭祀仪式在现代社会政治中“不问鬼神而济苍生”的神奇功效。
国民党中央和南京政府在“后孙中山时代”视“国父”祭典几与“国教”同，用心可谓良苦。
其一，这有意无意之中也暗合了中国民间传统的“崇祖”与“尊圣”心理定式。尽管南京政府恢复了对孔子的隆重祀典，甚至将孔德成等圣人后裔封为奉祀官，但儒学的官学地位毕竟不复存在了，国祭孙中山造成的偶像崇拜，正好悄悄替代性填充了中国民间因孔子牌位消解而造成的精神空虚。由此看来，“从孔夫子到孙中山”[23](p534)这一经典话语在时空上的思想覆盖性与传承性是不可低估的。
其二，“国父”祭祀作为南京政府在文化领域的权力运作现象⑤，像传统国家祭祀一样具有展示权力结构与巩固权力秩序的功能。与祭者在四处弥漫的党歌声中，在步调一致的鞠躬行礼中，提升自我神圣感，强化个体向集体的归附感，从而形成集体的凝聚力量。这种力量随祭祀的周期性举行而不断得以再生产。“国父”祭祀仪式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控制功能也由此凸现出来。
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对孙中山的祭祀典礼的社会文化效应究竟如何？1929年有人建议“我们要完成总理遗志计”：一是要“举行三民主义背诵会”，“在实施三民主义以前，非把三民主义的理论读熟不可”；二是“多植些梅树，以造中山林。因为梅树为我国的国花，也就是代表五权宪法”[24]。诚然，该议未必高明。因为背诵与记忆并不等于理解和贯彻，“举行三民主义背诵会”，是既将“三民主义”经典化又庸俗化了，可能会被社会公权力所利用而形成政治对文化的暴力，更何况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本身还是一个有待发展和完善的政治理论体系。至于“造中山林”之议并非先见独创，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的《总理逝世四周年纪念办法》所载植树一项云：“由各该地高级党部及行政机关领导、党员、公务员及民众，择地举行植树典礼，并以所植之林辟为中山林。”但是，南京政府并没有刻意以花开五瓣的梅树来营造中山林。1935年孙中山逝世十周年纪念日，曾经为孙中山遗嘱执笔代书的汪精卫“在行政院亲自植树”，也仅是“柳桂各数株”[25]。无法否认的是，此文字里行间流露着作者对孙中山的崇敬与爱戴热情，而这不正是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祭祀孙中山所梦寐以求的宣传效能吗⑥？
当然，对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祭祀孙中山的典礼仪式，也有人提出理智的批评。1929年奉安大典时，陈西滢就曾说：“我们觉得无声的悲哀是最沉痛的悲哀，无声的行列是最严重的行列。在孙先生大殡的时候高声的呼号已经是错了，何况那些呼号的青年们，十个中八个是在笑着。也许我受了英国思想自由的毒，我总觉得一个信仰必须有理智做根基，才算是彻底的信仰，要不然只好算迷信。我又觉得迷信的势力虽然大，虽然历史上的事实大半是迷信驱策出来的，究竟总得有彻底的信仰，世界才会有进步。我并不反对人家提倡某种宗教，我却不赞成把任何一种的宗教信仰灌输入孩提的头里去；我并不反对人家提倡某种政治学说，我却不赞成把任何一种的政治学识去教智识未开的幼童。我以为一个懂得你的反抗者比一个盲从的信仰者有价值的多。”[26](p3～4)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27](p643)。在“后孙中山时代”的民国政治舞台上，各种政治势力和各个思想文化流派为了标榜自己为“总理革命事业继承者”，都在口头上反复念诵由孙中山《遗嘱》概括而来带有革命标志性的经典咒语，在显摆各种政治姿态的时候都以此作为神圣的护身法符。而自诩为孙中山革命事业法统嫡系正脉的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为了显示是天下惟一“高举孙中山旗帜”的政治代表，为了宰制天下，纽系人心，也自然地把孙中山奉为“国父”供祭在了高高的神殿之上。不过，说到底，祭祀毕竟只是一种仪式政治（或谓之“政治仪式”），如果把对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仅仅停留在仪式政治上，那么这种仪式政治也就成了一种政治过场或政治幌子。南京国民政府虽然每年对孙中山的亡灵奉之以国祭大典，但这种表面上声泪俱下的祭祀场景也顶多显示了作为祭祀客体的孙中山的身后哀荣，并不能保证对作为祭祀主体的当事政治集团发生真正泣血锥心的思想效应。
祭祀的政治仪式，是为了塑造供人崇奉膜拜的圣像，而圣像塑造的主谋和操办者却未必真正具有庄严神圣的崇圣心态和情结，有时候反倒可能是别有用心的政客与党棍，而他们在导引公众迷信圣像的同时，往往会出于一己之私而在内心把圣像当作可以任意把玩和糟蹋的政治玩偶。基于权力的政治仪式，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强化对某种信仰的迷信来巩固仪式背后的权力的。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祭祀国父孙中山就是这样，但逃不过目光犀利者的理智审判。尽管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操控的“国父”祭祀是不允许提出质疑的政治仪式，但因在政治上其言不由衷和言行不一，在祭祀孙中山的同时却又背离了孙中山的政治教义，就不得不迎接来自共产党和广大民众的政治批判与军事挑战。即使自1934年祀孔典礼恢复后，“三民主义”的儒学化与孙中山的孔子化也一样都受到了有识之士的强烈批评。但是，因为这是出于政治需要而受社会公权力倡导和保护的，无论社会上有何种反对，祭祀形态下的孔夫子和孙中山的偶像依然高居庙堂而神圣不可侵犯。这固然表明国民党政治“党天下”的独裁权力暂时得以确立和巩固了，但也反证国民党和南京政府在政治理论上除此之外自身再也没有原创活力了。
马克思曾有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的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在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28](p603)对照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对孙中山祭祀典礼的仪式政治，从某个角度来看，不正是如此吗？
收稿日期 2006-11-20
注释：
①对“奉安大典”及“中山陵”等问题之研究，南京大学李恭忠博士曾发表过系列学术论文，如：《丧葬政治与民国再造——孙中山奉安大典研究》（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论文，2002年6月）；《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处述略》，载《历史档案》2006年第1期；《“党葬”孙中山：现代中国的仪式与政治》，载《清华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开放的纪念性：中山陵建筑精神溯源》，载《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建造中山陵：现代中国的工程政治》，载《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领袖崇拜与民族认同——华盛顿、孙中山和毛泽东崇拜比较研究》（与李霞合作），载《天府新论》2006年第2期。
②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为孙中山举行“奉安大典”的《公祭总理文》中有“民国之国父兮，人类之导师”一语，当年《中央日报》有关“国父”的文字也颇多，但翌年却不再用此称呼，内中情由存疑待考。直到1936年11月纪念孙中山诞辰70周年大会上，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才重倡尊孙中山为“国父”（见方一戈《孙中山“国父”之称由来》，载《黄埔》2004年第3期）。孙中山被正式尊为“中华民国国父”是1940年3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一百零三次决议：“中央以总理孙先生倡导革命，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所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万世，凡在国民，报本追远，宜表尊崇，爰经常务委员会一致决议，尊称总理为中华民国国父”，“由国民政府通令全国，一体遵行。”（见《国民党总理孙先生尊称中华民国国父》，《申报》1940年3月29日）
③引文中的“□”符号，为原始文献模糊断烂不能识读者，下同。
④1924年1月，孙中山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揭起“再造民国”的旗帜。他在大会开幕词中说：“今日民国的国基还没有巩固，我们必要另做一番工夫，把国家再造一次，然后民国的国基才能巩固。这个要国基巩固的事情，便是我们今天的任务。”《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24年1月20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97页。
⑤李恭忠认为文化领域里的权力运作，与政治、军事领域的权力运行是有区别的。比如，在行政、税收、军事、警察、政党等组织体系内，权力主要以命令与服从的方式来运行，并因为有这些组织体系的支持，而让人一望而知，呈现为一种显性的存在。在文化领域，权力往往不需要严密的组织体系来支持，主要以符号、场景、仪式、语言等文化密码为媒介，以“可商量”的方式来运作，呈现为一种隐性的存在。见李恭忠：《丧葬政治与民国再造——孙中山奉安大典研究》，导言第6页。
⑥陈蕴茜：《植树节与中山崇拜》，纪念孙中山诞辰14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6年11月·中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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