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旁位置对形声字命名规则性效应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声字论文,声旁论文,规则性论文,效应论文,位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B842
1 前言
人们在阅读词汇时有必要通过视觉词形获取语音信息(杨珲，彭聃龄，Perfetti，谭力海，2000；周晓林，鲁学明，舒华，2000；杨剑锋，舒华，2008)。双通路模型(dual route model)假设可能存在两条经由词形通达词汇语音的通路：一条是词典通路(lexical route)，即通过心理词典(mental lexicon)在激活词形表征后通达语音表征或在激活词形和语义表征后通达语音表征；另一条则通过激活亚词汇单元(sub-lexical unites)的形-音对应规则(gragheme phoneme correspondence rules,GPCs)直接通达语音表征，而无需借助心理词典的信息，也称为非词典通路(nonlexical route)(高立群，彭聃龄，2005；杨珲等，2000)。对拼音文字的研究表明，单词识别不仅会受到词频、词长等词汇属性的影响，还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亚词汇成分语音特征的调节，如组成单词的词素(grapheme)及其对应的音素(phoneme)也会影响单词的识别，表现为命名低频规则词(一个词的形素读音与该形素在大多数词中的发音相同)的反应时要比不规则词短，正确率高，即出现所谓的“规则性效应”(regularity effect)，提示在拼音文字的阅读中存在着从词形到语音的亚词汇水平的加工(武宁宁，舒华，1999；杨剑锋等，2008)。
汉字的阅读中也存在亚词汇水平的加工吗？众所周知，汉字并不存在拼音文字中界定的GPCs规则，但汉字中的形声字约占90％，其中声旁的总体表音度为66.04％(陈原，1990)。Seidenberg(1985)最早发现低频形声字命名的规则性效应，即命名声旁与整字读音相同的低频形声字(规则字)要明显快于两者读音不同的低频形声字(不规则字)。其后，一些研究(毕鸿雁，胡伟，翁旭初，2006；高立群等，2005；Hue，1992；舒华，张厚粲，1987；张积家，王惠萍，2001)重复了这一发现。但是，对声旁语音如何影响整字语音提取的亚词汇加工机制，尚存在不同的解释。
Seidenberg(1985)认为，在形声字的命名中存在声旁语音的自动激活，规则字的声旁语音对整字读音有线索提示作用，因而使规则字命名快于不规则字。规则性效应只在低频字而不在高频字中出现，其原因是被试命名低频字时倾向于局部识别，更多采取声旁推理策略；命名高频字时倾向于整字提取语音，所以声旁的语音提示效应便不易表现出来(Seidenberg,1985)。Cheng(1992)还进一步假设，个体可能会通过过度学习，学会把声旁与整字的语音对应关系当做一种规则来使用，在命名规则字时运用这一规则直接通达整字语音，这就使规则字的命名速度快于不规则字。可见，上述观点都强调声旁的语音激活可以用作整字语音的提取线索，因此促进了规则字的命名加工。
但是，也有研究采用整字与声旁语音相互竞争的思想来解释规则性效应。例如，Zhou和Marslen-Wilson(1999)采用启动-命名范式发现，低频规则启动字只在SOA为57 ms时产生对其声旁语音相关目标字的启动效应，高频规则启动字则没有这种效应，而且低频不规则字的声旁语音对目标字的命名也有促进作用，但当SOA达到200 ms时这种作用就不存在了，此时低频启动字的启动效应也有所减弱。这些结果提示，规则与不规则字的整字与声旁语音在加工早期都得到了激活，它们之间平行竞争。在高频字的加工中，整字的语音很容易激活，词汇与亚词汇语音信息之间的相互竞争使亚词汇的语音激活效应很难表现出来；在低频字的加工中，整字的语音激活较慢，与亚词汇信息的竞争较弱，使亚词汇语音激活效应有机会表现出来(周晓林等，2000)。基于这一观点，张亚旭、周晓林、舒华和邢红兵(2003)采用命名整字和命名声旁任务考查了整字与声旁语音不一致时两种语音的相互竞争和干扰情况，发现高频整字语音干扰声旁语音的激活，但声旁语音并不干扰整字语音激活；低频整字干扰声旁语音激活，声旁语音也干扰整字语音激活，但整字语音对声旁语音的干扰更明显。张亚旭等(2003)认为，汉字命名中的规则性效应只能反映声旁与整字语音不一致时声旁语音对整字语音的干扰作用。与此相似，还有研究强调整字与声旁的相对频率都会调节形声字命名中整字与声旁语音激活的相互竞争。例如，杨珲等(2000)采用启动-命名范式的研究表明，高、低频汉字的语音在加工早期(57 ms)都得了激活，但语音激活可以发生在不同层次：当整字频率相对较高时，语音激活主要发生在整字层面；当声旁频率高而整字频率低时，主要发生在声旁层次，而整字的语音激活被延迟，即汉字的整字与声旁语音激活遵循“整字优先”和“高频优先”的交互原则。可见，在形声字语音加工的早期，高、低频规则与不规则字的声旁语音可能都得到了激活，但规则性效应的产生究竟是规则字中声旁语音激活对整字命名的促进作用使然，还是不规则字中声旁语音激活对整字命名的干扰作用所致，还需进一步研究的阐明。
值得关注的是，现有关于形声字命名规则性效应的多数研究(毕鸿雁等，2006；高立群等，2005；Hue,1992；穆瑾，韩布新，陈天勇，2005；Seidenberg，1985；舒华等，1987；张积家等，2001)并没有将声旁位置作为变量来操控。例如，穆瑾等(2005)使用的刺激材料包括声旁在左、在右、在上和在下四类字，但声旁在右字的数量约占总字数的一半(49.2％)；毕鸿雁等(2006)只选择了声旁在右的汉字。大量证据表明，声旁作为形声字的一种亚词汇单元，其语音、语义和频率等信息对词汇水平加工都有影响，但声旁位置信息影响词汇加工的作用还缺少系统研究(武宁宁等，1999)。在汉字形声字中，声旁位置可以在左或在右(左右型字)，也可以在上或在下(上下型字)，因此，声旁的位置信息可以看作是这种亚词汇单元的空间属性。由于形声字中左右结构的字占了大部分，其中的大多数又是形左声右的字(武宁宁等，1999)，所以不控制声旁位置的研究可能会导致刺激材料中声旁在右的字偏多，由此得到的实验结果可能主要反映声旁在右字的加工规律。
另外，考查整字与声旁激活的时间进程和相互竞争的研究也有类似情况。例如，周晓林等(2000)的启动-命名研究中的多数形声字均为形左声右的字；张亚旭等(2003)的命名整字和命名声旁的研究全部采用了声旁在右的字；杨珲等(2000)的启动-命名研究中并未提供所用刺激材料的声旁位置信息。可以推测，如果声旁位置会影响整字与声旁激活的便利性，就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它们激活与竞争的相对优势，进而影响形声字的亚词汇加工机制。
声旁位置信息是否会影响形声字命名的规则性效应呢？目前的研究主要考察了汉字的部件位置信息和结构方式对整字或部件加工的影响，并没有直接考察过声旁位置对形声字识别的作用。例如，Taft,Zhou和Peng(1999)采用词汇判断任务和命名任务的研究表明，被试识别部件位置可调换的汉字(呆-杏)比部件不可调换的汉字(寻)的速度要慢。研究者认为，这是因为对“呆”字的判断会受到“杏”字的干扰，而对“寻”字的判断则不会受到干扰，提示部件的位置信息在汉字识别过程中是起作用的(Taft et al.,1999)。再如，Ding,Peng和Taft(2004)采用启动范式的研究还表明，当启动字与目标字都包含相同的部件，且这个部件处在相同位置时，启动字对目标字有显著的启动效应，而当这个部件不处在同一个位置时启动效应不显著，提示在心理词典中汉字是和特定的部件位置信息结合在一起的(彭聃龄，2006)。而且，采用抽取汉字构件(笔画或笔画组合)(沈模卫，潘善会，陈新，1998)、部件搜索(喻柏林，1998)和部件命名(喻柏林，冯玲，曹河圻，李文玲，1990)任务的研究还发现，左右型字的右侧部件的表征比左部件更易被提取，上下型字的下部件的表征比上部件更易被提取。据此可以推测，在形声字命名中激活或利用位于整字右侧或下侧的声旁语音信息相对于左侧或上侧的声旁语音信息可能更为便利。如果形声字命名中存在词汇与亚词汇语音信息之间的相互竞争，声旁位于右侧的左右型字和声旁位于下侧的上下型字的命名加工就更易出现亚词汇加工的优势，进而有利于规则性效应的表现；相反，声旁位于左侧的左右型字和声旁位于上侧的上下型字的命名加工则可能出现整字语音激活的相对优势，其规则性效应可能会较弱或难以出现。
有必要说明的是，尽管多数已有研究均发现形声字命名中存在字频×规则性的交互效应，即规则性效应只在低频字中出现，而在高频字则没有表现(高立群等，2005；Hue,1992；穆瑾等，2005；Seidenberg,1985；舒华等，1987；张积家等，2001)，但也有研究中高频字的表现并非如此。例如，毕鸿燕等(2006)的研究显示，命名高频规则字慢于不规则字，错误数也高于不规则字(实验一)；杨珲等(2000)的研究还发现，高频规则字的整字与声旁语音激活存在相互掩盖效应，导致了启动效应减弱，而不规则字则没有这种效应。这些证据似乎提示，在特定条件下高频规则字的语音加工效率可能会差于不规则字，即可能出现规则性效应的逆转。据此可以推测，如果声旁语音在整字中处于易被激活的位置，低频字的命名会倾向于出现规则性效应，但高频字命名的规则性效应可能会逆转或没有表现。
综上所述，声旁位置可能是影响形声字命名规则性效应的重要因素，它与字频的相互作用也许会决定规则性效应的方向。因此，进一步系统考查声旁位置对形声字命名规则性效应的影响，不仅有助于阐明形声字命名的亚词汇加工机制，也对完善汉字阅读的认知理论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研究将通过三个实验来验证以上对形声字命名亚词汇加工机制的推测。实验一单独考察声旁在右高、低频字的命名规则性效应，验证关于先前研究中出现的命名规则性效应可能是由于其刺激材料中包含了较多声旁在右字的预测；实验二和实验三分别考察声旁在左与在右两类左右型高、低频字和声旁在上与在下两类上下型高、低频字的命名规则性效应，探讨声旁位置变化对高、低频形声字命名亚词汇加工机制的影响。
2 实验一
2.1 方法
2.1.1 被试
大学生32名(男女各半，年龄24～27岁)，普通话标准，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2.1.2 实验设计与材料
采用2字频(高频、低频)×2规则性(规则、不规则)的被试内设计。实验使用声旁在右的规则(声旁的声母、韵母、声调与整字都相同)(如珠、依、枫、鞍等)和不规则(声旁的声母、韵母、声调与整字都不同)(如标、湿、蚌、祷等)的左右型形声字各48个，其中，高频字和低频字各半，即各24个。高频字字频在1000次/百万以上，低频字字频在100次/百万以下(根据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编《现代汉语频率词典》查得)。
2.1.3 测试过程
实验材料由E-prime软件呈现在计算机屏幕(13寸液晶显示器、分辨率为1024×768、刷新率为60Hz)上。实验时被试端坐于正对屏幕50cm处，反应时由与计算机相连的话筒采集，主试在一旁记录被试读音的正误情况。在认真阅读指导语之后，被试按任意键启动测验，随即计算机音箱中会传出300 ms的高频提示音，之后屏幕中央会出现一“＋”字，被试须两眼凝视该字符。500 ms后屏幕正中会出现一汉字(大小为4.5 cm×4.5 cm)，被试须尽快读出这个字，被试做出反应后字在屏幕上消失。1000 ms后音箱中又传出提示音，提示进入下一次测验。实验中的汉字均以伪随机的顺序呈现，即规则性和字频相同的字连续呈现不超过三次。整个实验在5min内完成。
2.2 结果
32名被试对声旁在右高、低频字命名的平均正确反应时(ms)和平均错误率(％)见表1。采用SPSS13.0对反应时和错误率的数据分别进行2字频(高频、低频)×2规则性(规则、不规则)的方差分析(ANOVAs)。
是以被试为随机变量进行的分析，
是以测试项目为随机变量进行的分析(实验二和实验三中的表述相同)。
2.2.1 反应时
反应时的分析删除了反应失误(包括命名错误、口吃、音量过小、噪音干扰造成的无法使用情况)和反应时在M±2SD之外的数据(共占10.51％)。
ANOVAs的结果显示，字频主效应显著［(1，31)＝258.40，p＜0.001；(1，23)＝27.50，p＜0.001］，表现为高频字的命名快于低频字；规则性主效应显著［(1，31)＝88.90，p＜0.001；(1，23)＝165.40，p＜0.001］，表现为规则字的命名快于不规则字。字频×规则性的交互效应显著［(1，31)＝82.04，p＜0.001；(1，23)＝22.35，p＜0.001］。
简单效应分析显示，高频不规则字命名的被试分析边缘显著快于高频规则字［(1，31)＝3.80，p＝0.06］，项目分析不显著；低频规则字命名显著快于低频不规则字［(1，31)＝93.61，p＜0.001；(1，23)＝29.48，p＜0.001］。高频规则字命名显著快于低频规则字［(1，31)＝149.44，p＜0.001；(1，23)＝56.84，p＜0.001］；高频不规则字命名显著快于低频不规则字［(1，31)＝212.18，p＜0.001；(1，23)＝88.77，p＜0.001］。
2.2.2 错误率 ANOVAs的结果显示，字频主效应显著［(1，31)＝45.58，p＜0.001；(1，23)＝17.67，p＜0.001］，表现为低频字命名的错误率高于高频字；规则性主效应显著［(1，31)＝29.11，p＜0.001；(1，23)＝8.45，p＜0.05］，表现为不规则字命名的错误率高于规则字。字频×规则性的交互效应显著［(1，31)＝88.93，p＜0.001；(1，23)＝15.46，p＜0.01］。
简单效应分析显示，高频规则字命名错误率的被试分析显著高于不规则字［(1，31)＝7.15，p＜0.05］，项目分析边缘显著［(1，23)＝3.96，p＝0.06］；低频不规则字命名错误率显著高于规则字［(1，31)＝93.61，p＜0.001，(1，23)＝12.45，p＜0.01］。高频与低频规则字命名错误率的差异不显著，但低频不规则字命名错误率显著高于高频不规则字［(1，31)＝81.15，p＜0.001，(1，23)＝18.02，p＜0.001］。
2.3 讨论
实验一要求被试命名声旁在右的高、低频形声字，试图验证关于已有研究中出现的规则性效应可能主要反映声旁在右字加工规律的推测。结果发现，反应时和错误率的被试与项目分析均存在显著的字频×规则性的交互效应，表现为只在低频字存在规则性效应，即低频规则字的命名快于不规则字(见图1)，错误率也低于不规则字(见图2)。这些结果初步验证了本研究的推测，提示声旁在右似乎有利于低频字命名规则性效应的出现。
图1 声旁在右字的命名反应时在字频与规则性之间的交互效应
图2 声旁在右字的命名错误率在字频与规则性之间的交互效应
但是，高频字的命名出现了规则性效应的逆转，表现为不规则字的命名快于规则字(见图1)，错误率也低于规则字(见图2)。尽管高频字命名的逆转效应在多数研究(高立群等，2005；Hue,1992；Seidenberg,1985；张积家等，2001)中并未出现，但与一些研究(毕鸿燕等，2006；杨珲等，2000)发现的高频规则字语音加工效率相对差于不规则字的现象是一致的。这一效应的出现可能与字频调节声旁在右形声字命名的亚词汇加工有关。在命名声旁位于右侧的低频字时，不仅整字语音的激活较慢(舒华，1987；杨珲等，2000；周晓林等，2000)，且位于整字右侧部件的表征也易于被激活或利用(沈模卫等，1998；喻柏林，1998；喻柏林等，1990)，因此声旁语音的亚词汇水平加工有明显优势，这会有利于规则性效应的出现。然而，在命名声旁位于右侧的高频字时则可能倾向通过整字提取语音(Seidenberg,1985)或整字语音易于激活(舒华等，1987；Zhou et al.,1999；周晓林等，2000)，但位于右侧的声旁语音激活也会相当活跃。如果声旁与整字的语音相同，它们的快速激活可能会相互掩盖，进而减慢规则字的命名速度，但在声旁与整字语音不同时并不产生这种效应，这会导致高频不规则字的命名相对快于规则字(杨珲等，2000)。
可见，实验一中出现的反应时和错误率的字频×规则性的交互效应与已有研究(高立群等，2005；Hue,1992; Seidenberg,1985；舒华等，1987)中的表现有所不同，不仅存在声旁在右低频字命名的规则性效应，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声旁在右高频字的规则性效应逆转，表明声旁位置会影响形声字命名的亚词汇加工过程，甚至会导致规则性效应的方向改变。
3 实验二
3.1 方法
3.1.1 被试 与实验一相同。所有被试先完成实验一，参加实验二、三的顺序在被试和性别间平衡。
3.1.2 实验设计与材料 采用2声旁位置(在左、在右)×2字频(高频、低频)×2规则性(规则、不规则)的被试内设计。实验使用声旁在左与在右(声旁在右的字与实验一不重复)的左右型形声字各48个，其中，规则字(声旁的声母、韵母、声调与整字都相同)(如攻、政、颌、欷、极、油、娓、慷等)和不规则字(声旁的声母、韵母、声调与整字都不同)(如颗、划、勘、轧、粗、给、淬、舵等)各半，即各24个。在左右型规则与不规则字中，高、低频字各半，即各12个。高频字字频在300次/百万以上，低频字字频在300次/百万以下(根据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编《现代汉语频率词典》查得)。
3.1.3 测试过程 与实验一基本相同，但增加了声旁位置变量。刺激呈现的顺序按伪随机方式，即声旁位置、字频和规则性相同的字连续出现不超过三次。
3.2 结果
32名被试对声旁在左和在右高、低频字命名的平均正确反应时(ms)和平均错误率(％)见表2。采用SPSS 13.0对反应时和错误率的数据分别进行2声旁位置(在左、在右)×2字频(高频、低频)×2规则性(规则、不规则)的方差分析(ANOVAs)。
3.2.1 反应时 反应时的分析删去了反应失误(包括命名错误、口吃、音量过小、噪音干扰造成的数据无法使用情况)和反应时在M±2SD之外的数据(共占10.78％)。
ANOVAs的结果显示，声旁位置主效应的被试分析显著，(1，31)＝4.74，p＜0.05，表现为声旁在右字的命名快于声旁在左的字；字频主效应显著［(1，31)＝143.80，p＜0.001：(1，11)＝105.70，p＜0.001］，表现为高频字的命名快于低频字。声旁位置x字频交互效应被试分析边缘显著，(1，31)＝4.12，p＝0.06；声旁位置×规则性的交互效应显著［(1，31)＝42.26，p＜0.001；(1，11)＝7.13，p＜0.05］；声旁位置×字频×规则性交互效应的被试分析显著，F1(1，31)＝17.73，p＜0.001。其它效应均不显著。
进一步分析显示，在高频字中，声旁位置和规则性的主效应以及两者交互效应的被试与项目分析均不显著。在低频字中，声旁位置主效应被试分析边缘显著，(1，31)＝5.26，p＝0.06；声旁位置×规则性交互效应的被试分析显著，(1，31)＝41.58，p＜0.001；项目分析边缘显著，(1，11)＝4.09，p＝0.09。其它效应均不显著。
对低频字中声旁位置×规则性交互的简单效应分析表明，声旁在左不规则字命名的被试分析显著快于规则字，(1，31)＝12.96，p＜0.01；声旁在右规则字命名的被试分析显著快于不规则字，(1，31)＝29.45，p＜0.001。声旁在右规则字的命名显著快于声旁在左的规则字［(1，31)＝44.09，p＜0.001；(1，11)＝5.21，p＜0.05］；声旁在左不规则字命名的被试分析显著快于声旁在右的不规则字，(1，31)＝5.16，p＜0.05。其它效应均不显著。
3.2.2 错误率 ANOVAs的结果显示，字频主效应显著［(1，31)＝113.40，p＜0.001；(1，11)＝17.95，p＜0.01］，表现为低频字命名的错误率高于高频字；规则性主效应的被试分析显著，(1，31)＝7.15，p＜0.05，表现为不规则字命名的错误率高于规则字。声旁位置×规则性交互效应的被试分析显著，(1，31)＝43.26，p＜0.001；项目分析边缘显著，(1，11)＝3.67，p＝0.08；声旁位置×字频×规则性的交互效应显著［(1，31)＝72.76，p＜0.001；(1，11)＝5.11，p＜0.05］。其它效应均不显著。
进一步分析显示，在高频字中，声旁位置和规则性的主效应以及两者交互效应的被试与项目分析均不显著。在低频字中，规则性主效应的被试分析显著，(1，31)＝5.77，p＜0.05，表现为不规则字命名的错误率高于规则字；声旁位置×规则性交互效应的被试分析显著，(1，31)＝66.53，p＜0.001；项目分析边缘显著，(1，11)＝4.41，p＝0.06。其它效应均不显著。
对低频字中声旁位置×规则性交互的简单效应分析显示，声旁在左低频规则字命名错误率的被试分析显著高于不规则字，(1，31)＝34.22，p＜0.001；项目分析边缘显著，(1，11)＝3.48，p＝0.09；声旁在右低频不规则字命名错误率的被试分析显著高于规则字，(1，31)＝44.95，p＜0.001。声旁在左低频规则字命名错误率的被试分析显著高于声旁在右的规则字，(1，31)＝17.56，p＜0.001；声旁在右低频不规则字命名错误率的被试分析显著高于声旁在左的不规则字，(1，31)＝63.07，p＜0.001；项目分析边缘显著，(1，11)＝3.28，p＝0.09。其它效应均不显著。
3.3 讨论
实验二要求被试命名声旁在左与在右的两类左右型高、低频形声字，试图考查声旁位于左侧与右侧的位置改变对形声字命名规则性效应的影响。结果显示，只有低频字命名的反应时和错误率存在声旁位置×规则性交互效应(见图3，图4)，表现为声旁在右低频规则字的命名快于不规则字，错误率低于不规则字，即存在规则性效应；而声旁在左低频不规则字的命名快于规则字，错误率低于规则字，出现了规则性效应的逆转。而且，声旁在右低频规则字的命名要快于声旁在左的规则字，错误率也低于声旁在左的规则字；声旁在左不规则字的命名要快于声旁在右的不规则字，错误率也低于声旁在右的不规则字。这些结果提示，声旁位于右侧会有利于低频规则字的命名，而声旁位于左侧则有利于低频不规则字的命名。
图3 左右型字的命名反应时在声旁位置、字频与规则性之间的交互效应
图4 左右型字的命名错误率在声旁位置、字频与规则性之间的交互效应
实验二中出现的声旁在右低频字命名的规则性效应重复了实验一的结果，说明在低频字中声旁位于右侧会有利于亚词汇水平加工的表现，也提示位于整字右侧的声旁语音激活可能会促进低频规则字的命名，这与Seidenberg(1985)的观点是一致的。但是，声旁在左低频字出现了命名规则性效应的逆转，这与本研究的预期并不一致，提示声旁在左与在右低频字可能存在不同的加工机制。如果激活或利用位于整字左侧的部件要难于位于右侧的部件(沈模卫等，1998；喻柏林，1998；喻柏林等，1990)，那么，位于左侧的声旁与整字的联系就可能更为紧密，这会导致命名声旁在左的低频字可能采用整字提取语音的策略或整字语音的激活相对较快，这似乎与实验一中声旁在右高频字命名的加工方式相似。但是，低频字的声旁语音仍可能被激活(Zhou et al.,1999；周晓林等，2000；张亚旭等，2003；杨珲等，2000)。因此，命名声旁在左的低频规则字时，声旁与整字语音的激活也可能会相互掩盖，而不规则字则没有这种效应(杨珲等，2000)，这会使声旁在左低频规则字的命名速度减慢，错误增多，导致规则性效应出现逆转。
然而，实验二中并没有重复实验一中声旁在右高频字命名规则性效应的逆转，声旁在左的高频字也没有出现规则性效应或逆转。通过比较发现，实验二中使用的高频字字频要明显高于实验一。在实验一中，声旁在右高频规则字的平均字频为3516.96，高频不规则字的平均字频为3377.21；在实验二中，声旁左高频规则字的平均字频为8101.92，高频不规则字的平均字频为6028.33；声旁右高频规则字的平均字频为9417.17，高频不规则字的平均字频为8865.75。可以推测，高频字的字频越高，可能越不利于亚词汇水平加工的表现。由于位于整字右侧的声旁易被激活，在低频字中可能倾向于出现规则性效应(实验一，实验二)；如果高频字的字频并不高，整字与声旁的语音激活就可能出现相互掩盖效应，进而诱导规则性效应出现逆转(实验一)；如果高频字的字频较高，则会使亚词汇的声旁语音激活完全处于逆势，规则性效应和逆转都不会出现(实验二)。但是，位于整字左侧的声旁可能不易被激活，在低频字中虽不会出现规则性效应，但可能会出现逆转效应；在高频字的字频较高时，既不易出现逆转，也不会出现规则性效应(实验二)。以上解释与形声字语音加工中整字字频调节声旁语音激活的平行竞争观点(周晓林等，2000；张亚旭等，2003)是吻合的，也与整字和声旁语音激活遵循“整字优先”和“高频优先”原则交互作用的观点(杨珲等，2000)一致。
另外，实验二采用了声旁在左和在右字的随机呈现方式，且每种刺激材料的数量仅为实验一的一半，与实验一中全部采用声旁在右字的组块呈现方式不同，这可能会削弱被试注意整字右侧的倾向或学习效应，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低频字命名规则性效应的强度。在实验一中，声旁在右低频字的规则性效应量(不规则字的反应时减去规则字的反应时)为117.93 ms(被试与项目分析均显著，p＜0.001)，而实验二的效应量为89.26 ms(仅被试分析显著，p＜0.001)。声旁在右字的单独呈现条件与声旁在左与在右字的随机呈现条件相比，后一种条件下命名的规则性效应量减少了28.76 ms，并伴有声旁在右高频字规则性逆转的消失(实验二)；而前一种条件则可能会放大声旁在右低频字命名的规则性效应，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声旁在右高频字规则性效应出现逆转的可能性(实验一)。当然，以上解释还需进一步的验证。
4 实验三
4.1 方法
4.1.1 被试 与实验一相同。被试完成三个实验的顺序见实验二的描述。
4.1.2 实验设计与材料 采用2声旁位置(在上、在下)×2字频(高频、低频)×2规则性(规则、不规则)的被试内设计。实验使用声旁在上与在下的上下型形声字各48个，其中，规则字(声旁的声母、韵母、声调与整字都相同)(如型、譬、鸯、氅、晨、萝、茵、蕉等)和不规则字(声旁的声母、韵母、声调与整字都不同)(如呆、垫、娄、赘、突、苏、箫、茧等)各半，即各24个。在上下型规则与不规则字中，高、低频字各半，即各12个。高频字字频在200次/百万以上，低频字字频在200次/百万以下(根据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编《现代汉语频率词典》查得)。
4.1.3 测试过程 与实验二相同，仅将左右型字换为上下型字。
4.2 结果
32名被试对声旁在上和在下高、低频字命名的平均正确反应时(ms)和平均错误率(％)见表3。采用SPSS 13.0对反应时和错误率的数据分别进行2声旁位置(在上、在下)×2字频(高频、低频)×2规则性(规则、不规则)的方差分析(ANOVAs)。
4.2.1 反应时 反应时的分析删除了反应失误(包括命名错误、口吃、音量过小、噪音干扰造成的数据无法使用情况)和反应时在M±2SD之外的数据(共占13.00％)。
ANOVAs的结果显示，声旁位置主效应的被试分析显著［(1，31)＝25.00，p＜0.001］，项目分析边缘显著［(1，11)＝3.56，p＝0.09］，表现为声旁在下字的命名快于声旁在上的字；字频主效应显著［(1，31)＝185.20，p＜0.001；(1，11)＝164.40，p＜0.001］，表现为高频字的命名快于低频字；规则性主效应显著［(1，31)＝23.29，p＜0.001；(1，11)＝3.56，p＜0.05］，表现为规则字命名快于不规则字。声旁位置×字频交互效应的被试分析显著［(1，31)＝4.12，p＜0.05］，项目分析不显著；声旁位置×规则性交互效应的被试与项目分析均不显著；字频×规则性交互效应的被试分析显著［(1，31)＝27.71，p＜0.001］，项目分析边缘显著［(1，11)＝3.92，p＝0.07］；声旁位置×字频×规则性的交互效应显著［(1，31)＝22.27，p＜0.001；(1，11)＝7.73，p＜0.05］。
进一步分析显示，在高频字中，规则性主效应的被试分析显著，(1，31)＝13.88，p＜0.01，表现为不规则字的命名快于规则字。声旁位置×规则性交互效应的被试分析显著，(1，31)＝17.02，p＜0.001。其它效应均不显著。简单效应分析表明，声旁在上高频规则字命名的被试分析边缘显著快于不规则字，(1，31)＝3.86，p＝0.06；声旁在下高频不规则字的命名被试分析显著快于规则字，(1，31)＝14.40，p＜0.01。声旁在下高频不规则字的命名显著快于声旁在上的高频不规则字［(1，31)＝39.41，p＜0.001；(1，11)＝5.51，p＜0.05］。其它效应均不显著。
在低频字中，声旁位置主效应的被试分析显著，(1，31)＝16.72，p＜0.001，表现为声旁在下字的命名快于声旁在上的字，项目分析不显著；规则性主效应显著［(1，31)＝28.63，p＜0.001；(1，11)＝5.26，p＜0.05］，表现为规则字的命名快于不规则字。声旁位置×规则性交互效应被试分析显著［(1，31)＝9.20，p＜0.01］，项目分析边缘显著［(1，11)＝3.42，p＝0.09］。简单效应分析表明，声旁在上低频规则字命名的被试分析显著快于不规则字，(1，31)＝4.36，p＜0.05；声旁在下低频规则字命名显著快于不规则字［(1，31)＝44.22，p＜0.001；(1，11)＝24.85，p＜0.001］。声旁在下低频规则字命名显著快于声旁在上的规则字［(1，31)＝35.10，p＜0.001；(1，11)＝4.83，p＜0.05］。其它效应均不显著。
4.2.2 错误率 ANOVAs的结果显示，声旁位置主效应的被试分析显著，(1，31)＝25.22，p＜0.001，表现为声旁在上字命名的错误率高于声旁在下的字；字频主效应显著［(1，31)＝75.50，p＜0.001；(1，11)＝27.07，p＜0.001］，表现为低频字命名的错误率高于高频字。声旁位置×字频交互效应的被试分析显著，(1，31)＝15.27，p＜0.001；声旁位置×规则性交互效应的被试分析也显著，(1，31)＝6.43，p＜0.05。其它效应均不显著。
对声旁位置×字频交互的简单效应分析显示，声旁在上低频字命名错误率显著高于高频字［(1，31)＝69.79，p＜0.001；(1，23)＝21.17，p＜0.001］；声旁在下低频字命名错误率也显著高于高频字［(1，31)＝31.04，p＜0.001；(1，23)＝4.60，p＜0.05］。声旁在上低频字错误率的被试分析显著高于声旁在下的低频字［(1，31)＝37.32，p＜0.001］，项目分析边缘显著［(1，23)＝3.00，p＝0.09］；声旁在上与在下高频字错误率差异的被试与项目分析均不显著。
对声旁位置×规则性交互的简单效应分析显示，声旁在下不规则字命名错误率的被试分析显著高于规则字，(1，31)＝11.08，p＜0.01。声旁在上规则字命名错误率的被试分析显著高于声旁在下的规则字［(1，31)＝32.76，p＜0.001］，项目分析边缘显著［(1，23)＝3.14，p＝0.09］；声旁在上不规则字命名错误率的被试分析边缘显著高于声旁在下的不规则字，(1，31)＝2.90，p＝0.09。其它效应均不显著。
4.3 讨论
实验三要求被试命名声旁在上与在下的两类上下型高、低频形声字，试图考查声旁在上与在下的位置改变对形声字命名规则性效应的影响。反应时的分析表明，声旁位置×字频交互效应显著，表现为只在低频字命名中存在声旁在下的命名优势；字频×规则性的交互效应也显著，表现为低频规则字的命名快于不规则字，存在规则性效应；高频不规则字的命名快于规则字，出现了规则性效应的逆转；声旁位置×字频×规则性交互效应的被试与项目分析均显著，提示声旁位置可能通过字频来影响规则性效应的表现。
在高频字，声旁位置×规则性的交互效应显著，表现为声旁在上规则字的命名快于不规则字(被试分析边缘显著)，存在规则性效应；声旁在下不规则字的命名快于规则字(被试分析显著)，存在规则性效应的逆转(见图5)。由于命名声旁在下的高频不规则字要快于声旁在上的不规则字(被试与项目分析均显著)，因此声旁在下可能有利于高频不规则字的命名。
图5 上下型字的命名反应时在声旁位置、字频与规则性之间的交互效应
在低频字，声旁位置×规则性交互效应的被试分析显著，项目分析边缘显著，表现为声旁在上与在下低频字都出现了规则字命名快于不规则字的效应，但声旁在下的效应(被试与项目分析均显著，p＜0.001)要相对强于声旁在上字(被试分析显著，p＜0.05)(见图5)，这可能与整字下部件的表征较易被提取或利用(沈模卫等，1998；喻柏林，1998；喻柏林等，1990)有关，表明声旁位于下侧会有利于低频字命名规则性效应的出现。由于声旁在下低频规则字的命名要明显快于声旁在上的规则字(被试与项目分析均显著)，提示位于整字下侧的声旁语音激活对低频规则字的命名可能有促进作用。
可见，声旁在上高频字的命名出现了与声旁在上与在下低频字相似的规则性效应，但相对弱于声旁在上的低频字，更弱于声旁在下的低频字。由此可以推测，声旁位置和字频可能都会影响上下型形声字命名的亚词汇水平加工，它们对规则性效应的影响也许存在一定的叠加效应。具体表现为，低频字的下侧声旁语音最易激活(沈模卫等，1998；喻柏林，1998；喻柏林等，1990)，而整字语音激活相对较弱(高立群等，2005；舒华等，1987；周晓林等，2000)，因此亚词汇水平加工的规则性效应最明显；低频字的上侧声旁语音相对难被激活(沈模卫等，1998；喻柏林，1998；喻柏林等，1990)，所以规则性效应会有所减弱；高频字的整字语音激活较强，而上侧声旁激活较弱(沈模卫等，1998；喻柏林，1998；喻柏林等，1990)，因此，命名声旁在上高频字的规则性效应最弱。但是，高频字的整字语音激活不仅较强，位于下侧的声旁也易被激活，这便出现了与实验一中声旁在右高频字命名相似的情况，即声旁与整字读音相同时两者语音的快速激活会产生相互掩盖效应(杨珲等，2000)，导致不规则字的命名快于规则字，因而出现了声旁在下高频字命名规则性效应的逆转。
错误率的分析表明，声旁位置对字频和规则性效应分别都有影响(见图6)，表现为只有声旁在上低频字命名的错误率高于声旁在下的低频字，提示声旁位于整字下侧对低频字的命名更有利；只有声旁在下不规则字命名的错误率高于声旁在下的规则字，声旁在上规则字命名的错误率也高于声旁下的规则字，提示声旁位于整字下侧会有利于规则字的命名。可见，错误率与反应时出现了基本一致的效应。
图6 上下型字命名的平均错误率
但是，尽管实验三中出现的声旁在上高频字命名的弱规则性效应与本研究的推测一致，但与实验二中声旁在左高频字缺乏规则性效应或逆转有所不同。通过比较发现，实验二中使用的高频左右型字的平均字频也明显高于实验三中使用的上下型高频字的平均字频(声旁在上的高频规则字为1013.33，高频不规则字为1236.58；声旁在下的高频规则字为774.33，高频不规则字为1316.25)。基于实验二的讨论中对高频字字频可能调节形声字亚词汇水平加工的解释，实验三中高频字的加工也可能更易出现亚词汇水平的加工效应，这会有利于声旁在上的高频字出现规则性效应，也使声旁在下的高频字倾向于出现逆转，即出现与实验一中声旁在右高频字相似的效应，而实验二中的高频字则难以出现亚词汇水平加工的效应。实验三和实验一中高频字的相似表现，及其与实验二中高频字的差异表现，提示合适控制高频字的字频对诱导高频字命名出现规则性效应或逆转可能是有益的。
5 总讨论
本研究通过三个实验系统考查了声旁在左与在右两种左右型字和声旁在上与在下两种上下型字的规则性效应，探究声旁位置对形声字命名亚词汇水平加工机制的影响。研究结果不仅发现了声旁在右与在下低频字的明显规则性效应以及声旁在上低频和高频字的弱规则性效应，还揭示出声旁在右和在下高频字以及声旁在左低频字的规则性逆转效应。这些结果总体上验证了本研究的推测：如果声旁处于整字中易被激活的位置(右侧和下侧)，在低频字中会出现命名的规则性效应，在高频字中则可能出现逆转或缺乏规则性效应，这也许会受到字频的制约。由于命名声旁在左低频字时整字语音可能较快激活或采用整字提取语音的策略，但声旁语音也较易被激活，因此声旁在左低频字的命名也出现了规则性效应的逆转。
采用命名任务的研究(高立群，2005；Hue,1992；舒华等，1987；张积家等，2001)一般都发现了低频字命名的规则性效应，而高频字没有这种效应，但较少出现规则性效应的逆转。由于这些研究并没有操控声旁位置变量，因此还难以将本研究结果与之直接比较。对于那些没有提供声旁位置信息的研究，可以推测它们的实验材料中可能包含了相对较多的声旁在右的字。因此，本研究的实验一、二中出现的声旁在右低频字命名的规则性效应与它们的结果是吻合的。在单独呈现声旁在右高、低频形声字条件下出现了低频字命名较强的规则性效应(实验一)，而在声旁在左和在右高、低频字随机呈现条件下也出现了声旁在右低频字命名的规则性效应，但相对较弱(实验二)。这两个实验结果的一致性和差异可以说明声旁位于整字右侧会有利于低频字命名规则性效应的表现。
毕鸿燕等(2006)曾采用命名任务考查形声字声旁家族大小对整字发音的影响，其实验设计中虽然没有操控声旁位置变量，但刺激材料均为形左声右的字，这与本研究的实验一是相同的。该研究的实验一发现，高频规则字的命名相对慢于不规则字(差异不显著)，错误要明显多于不规则字(差异显著)，这与规则性效应正好相反；但低频规则字命名的错误明显少于不规则字，这与规则性效应一致。这一结果与本研究中实验一所揭示的声旁在右低频字命名的规则性效应和声旁在右高频字的规则性逆转效应是一致的。
杨珲等(2000)早先进行的启动-命名实验表明，高频字中声旁与整字读音相同时会出现语音激活的相互掩盖效应，结果导致了启动效应的减弱，而两者不同时声旁语音的激活作用就会有所表现。这一发现为高频形声字加工中出现规则性逆转的亚词汇加工机制提供了可能的解释。但由于该研究采用了启动-命名范式，且没有操控声旁位置变量，因此还难以说明声旁位置是如何影响形声字命名规则性效应的。
汉字部件的位置信息是影响汉字识别的重要因素，而汉字的声旁位置效应只是部件位置效应的一个特例(Taft et al.,1999; Ding et al.,2004；彭聃龄，2006)。武宁宁等(1999)曾指出，声旁位置作为一种亚词汇成分的信息会影响词汇水平的加工。可以推测，声旁位置是声旁这种亚词汇成分的空间属性，可以决定声旁语音激活的便利性；整字字频则是一种词汇属性，会通过调节整字的语音激活，进而影响声旁语音作用于整字命名的亚词汇加工机制，最终决定规则性效应的方向。在本研究的三个实验中，声旁语音处于易被激活的位置(右侧与下侧)时低字频都出现了规则性效应。但是，声旁在右低频字的规则性效应对声旁位置和字频改变都很敏感，即声旁位置改变(由右到左)(实验二)或字频改变(由低频到高频)(实验一)都会导致规则性效应出现逆转。然而，尽管声旁在下低频字的规则性效应对字频改变也敏感，即改变字频(由低频到高频)会出现逆转效应，但对声旁位置改变的敏感性相对较弱，因为改变声旁位置(由下到上)虽使规则性效应有所减弱，却未出现逆转(实验三)。需要关注的是，由于实验二中高频字的字频要明显高于实验一和实验三中的高频字，因而导致实验二中声旁在右高频字并没有出现实验一中的逆转效应，声旁在左的高频字也没有出现实验三中声旁在上高频字的弱规则性效应，表明高频字的字频较高时形声字命名的亚词汇水平加工效应可能完全没有表现。可见，尽管声旁位置可以决定声旁语音激活的便利性，但整字命名的规则性效应只会在低频字中出现，且声旁位置改变会导致规则性效应的减弱或逆转；随着字频的增高，这种规则性效应也会减弱或逆转；如果字频继续增高，规则性效应或逆转都会消失。可见，整字字频可以制约声旁位置对规则性效应的影响，而规则性效应的方向改变可能处在同一连续变化体之中。
本研究结果对协调有关形声字命名规则性效应亚词汇加工机制的不同观点有一定意义。Seidenberg(1985)曾假设，低频字声旁语音会自动激活，并促进与之语音相同整字的命名，这会使规则字命名快于不规则字；高频字的命名则采用整字激活语音的策略，使声旁的语音激活效应难以表现。但是，这一观点尚需直接证据的验证。采用启动-命名范式的研究(Zhou et al.,1999；周晓林等，2000)提出了整字与声旁语音自动激活与竞争的假设，认为在形声字语音加工的早期整字与声旁语音都自动激活且平行竞争。由于低频字的整字语音激活较慢，与声旁语音竞争较弱，声旁语音的激活效应因此得以表现；高频字的整字语音激活较快，整字与声旁的相互竞争使声旁语音的激活效应很难表现。采用命名整字与声旁的研究(张旭亚等，2003)还提示，规则性效应是由命名不规则字时整字与声旁激活的相互干扰所致，这显然与低频规则字声旁语音激活对整字命名有促进作用的假设相悖。本研究中，声旁在右和在下低频字命名出现了较强的规则性效应，但在高频字中还存在声旁在右和在下，以及声旁在左低频字命名的规则性效应逆转，提示高、低频规则与不规则的整字与声旁语音可能都得到了激活，这些结果部分支持后一种观点(Zhou et al.,1999；周晓林等，2000；杨珲等，2000；张旭亚等，2003)。但是，既然声旁在右与在下低频规则字的命名不仅分别比声旁在右与在下不规则字的反应时短，错误率低，也分别比声旁在左与在上的规则字反应快，错误率低，提示在低频规则字中处于易被激活位置上的声旁语音激活对整字命名会有促进作用，这似乎又为支持前一种观点(Seidenberg,1985)提供了证据。可见，将声旁位置作为考察形声字命名规则性效应的主要变量，对揭示形声字命名的亚词汇水平加工机制更具价值。
在形声字的阅读学习过程中，个体不仅会建立整字读音与声旁语音之间的关联性，以获取有关整字与声旁读音规则性的知识，还会建立声旁位置与规则性之间的关联性。汉字阅读的联结主义模型认为，学会阅读是基于普遍的统计学习机制，以获得字形与语音对应的“准规则”系统的过程，因而阅读加工必然受到语料的统计属性的影响(杨剑锋等，2008)。基于这一模型，研究者已经成功模拟出汉字阅读的字频效应、规则性效应以及它们的交互效应(杨剑锋等，2008)。本研究结果提示，在构建汉字阅读的联结模型时还有必要考虑形声字中声旁位置的统计学属性，即汉字形声字中左右型的字占据了绝大多数，其中多数又是形左声右的字，而上下型的字要相对少，但声旁在下的字要相对多于声旁在上的字(武宁宁等，1998)。基于联结主义模型可以预计，通过阅读学习所建立的形声字的规则性与左右型字的联结要相对强于上下型字。其中，声旁在右字与规则性的联结要大大强于声旁在左的字与规则性的联结，声旁在下字与规则性的联结也相对强于声旁在上的字。如果声旁语音激活的便利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形声字的声旁位置与规则性的联结强度，便可以理解为何声旁位于整字右侧和下侧时会更易被激活，且在低频字更易出现规则性效应，而在高频字则倾向于出现逆转或缺乏规则性效应，也可以理解为何低频左右型字的规则性效应方向为何对声旁位置的变化要比上下型字更敏感。本研究结果显示，声旁在右字的命名要快于声旁在左的字(实验二)，声旁在下字的命名要快于声旁在上的字(实验三)，这些都支持以上关系的解释。儿童在识字过程中可以形成明显的声旁“右侧意识”(Wu,Zhou,& Shu,1999)，也提示在加工左右型字时被试可能存在形左声右的结构定势，使他们更倾向于在整字右侧搜寻声旁。近期，印丛、王娟和张积家(2011)在考查汉语言语产生的起始掩蔽启动效应(MOP效应)时发现，右部件启动的效应量大于左部件启动的效应量，提示汉字的言语产生更加依赖对右侧部件(可能是声旁)的语音编码和加工。未来的研究可以将声旁位置的统计信息纳入汉字加工的计算机模拟之中，以便构建更能反映形声字语音加工特色的汉字联结主义阅读模型。
需要指出，由于本研究采用的整字命名任务还难以对形声字语音加工的时间进程进行检测，也不能直接反映在不同加工时段内声旁与整字语音激活的相对优势关系。因此，以上有关声旁位置及其与字频相互作用如何影响形声字命名亚词汇加工机制的解释，还有待采用命名声旁与整字任务或启动-命名范式进行验证。从本研究的三个实验结果看，规则性及其逆转效应在反应时与错误率的被试分析中都比较可靠，但一些项目分析仅达到边缘显著或不显著。由于本研究中的规则字是按声旁与整字读音在声母、韵母和声调上都相同的标准来选取的，尽管声旁在右字的数量充足，但可供选择的声旁在左、在上和在下字的数量却极其有限，使得实验二和实验三中每种实验处理条件的材料项目数仅为12个，这可能是项目分析未达显著的主要原因。另外，由于刺激材料选择的数量所限，本研究没有将三个实验的高频字字频控制在同一水平上，也没有对形声字的声旁家族大小和频率进行有效控制，而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形声字命名的亚词汇水平加工(毕鸿雁等，2006；杨珲等，2000)。因此，进一步的研究有必要通过改进实验设计和综合采用多种方法与技术进行研究，以克服以上局限。例如：采用线索提示、模糊处理、眼动追踪、事件相关电位(ERPs)或神经功能成像等，以便获得更多有关声旁位置信息如何影响形声字命名亚词汇加工的认知神经数据。
6 结论
(1)声旁在整字中处于易被激活的位置(右侧与下侧)时，低频字倾向于出现规则性效应，而高频字则可能出现逆转或缺乏规则性效应，这也许会受到字频的制约。
(2)声旁位置改变会导致低频左右型字出现命名规则性效应方向的转变，但低频上下型字的反应要相对较弱。
(3)声旁位置是一种亚词汇成分的空间属性，可以决定声旁语音激活的便利性，而整字字频则是一种词汇属性，会通过调节整字的语音激活影响声旁语音作用于整字命名的亚词汇加工机制，最终决定规则性效应的方向。
收稿日期：2011－0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