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正确评价毛泽东的深远意义——纪念毛泽东逝世二十周年暨《决议》作出十五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二十论文,决议论文,深远论文,五周年论文,正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开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的历史过程中，我们党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评价毛泽东，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越来越显示出这一工作的深远意义。
在纪念毛泽东逝世二十周年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出十五周年的时候，回顾这一历史性的工作，会有一些新的认识和启示。
一
五十年代后期以后，党的指导思想逐渐陷入“左”的错误，至“文化大革命”发展到极端，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经历了很大的曲折，甚至出现了严重的危机。由于各种原因，毛泽东在世时，党不可能彻底纠正自己的错误。毛泽东逝世以后，是继续沿着过去的错误路线走下去，还是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错误，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上来，成为党和人民需要认真解决的历史课题。
“四人帮”被粉碎，为矫正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提供了契机。但是，历史上形成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障碍仍横亘在人们面前。当时的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其实质是将“左”的错误理论和路线原封不动地坚持下去。
显然，“两个凡是”的方针和态度绝不是真正地维护毛泽东的形象、地位和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而只可能是把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的最本质的东西和他的不朽功绩同他晚年的错误混淆起来，把作为科学思想体系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混淆起来，使毛泽东的形象仍然置于被歪曲的境地，使毛泽东思想仍然置于被歪曲割裂、被庸俗化的境地。这一迷误，无疑只能使我们党丧失在粉碎“四人帮”后获得的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正确轨道上来的转机。
在这个关系到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前途命运的时候，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胆识和勇气，首先站出来反对“两个凡是”。他提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党和国家的工作，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不能不顾具体条件地照搬毛泽东的言论。他还首先提出了要恢复和发扬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问题。在当时，要推倒“两个凡是”，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没有全党的思想解放是不可能的。而思想解放的突破口，自然是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毛泽东的言论和毛泽东思想，用什么作标准检验毛泽东的言论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在邓小平、胡耀邦及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推动下开展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打破了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为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继而开展各个方面的拨乱反正打下了思想基础。
在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的过程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怎样认识和对待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毛泽东建国后一直是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他晚年在理论与实践上的错误，是我们党五十年代后期以后逐渐发展的“左”的错误的主要根源之一。如果不实事求是地批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就不可能彻底纠正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实现认真的拨乱反正，党和国家的工作就只可能继续陷在错误的轨道上。毛泽东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代表，如果不实事求是地批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就不可能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区分开来，恢复毛泽东思想本来的面目。
实事求是地批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一个坚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的问题。邓小平在肯定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同时，指出：因为他的功绩而讳言他的错误，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根据这一思想，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充分肯定毛泽东的伟大功绩的前提下，对他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的错误观点，轻率地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特别是他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及其提出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等，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批评。正是由于这样做了，全党才能够正确地总结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工作的经验教训，对长期以来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有了清醒的认识和反思，从而较快地完成了各方面拨乱反正的任务，把思想统一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路线方针上来。
道理很清楚，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作为党的科学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是不相容的。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那末，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重新加以科学的界定，确定只有毛泽东的正确思想才属于毛泽东思想，他晚年的错误违背了他自己正确的思想，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经过这样的区分和界定，就奠定了毛泽东思想科学价值的基础，并且从根本上回答了一些人借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对毛泽东思想的诋毁。
十多年来的实践已证明，实事求是地批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并没有损害毛泽东的形象和毛泽东思想的权威性，而是有利于人们打破对毛泽东的神化和个人崇拜，打破对毛泽东的言论和毛泽东思想的教条主义的束缚，正确地全面地认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伟大作用，更好地认识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并继承毛泽东的未竞之业。
我们党正确地对待自己的错误包括自己的领袖人物的错误，表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胸怀与品格。恩格斯曾经指出：“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②]正是通过对过去的经验的总结，对过去的错误和挫折的反思，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我们党才重新认识了科学社会主义，并成功地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可以设想，如果当时讳言自己的错误，讳言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我们的党和国家就可能会在错误的轨道上继续走下去，就不可能有今天我们党的这种生气勃勃的面貌，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蓬勃发展的局面。
二
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纠正“左”的错误的时候，社会上又出现了右的错误思潮。极少数人打着解放思想和纠“左”的旗帜，全盘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进而全盘否定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如果听任这种思潮泛滥，就可能动摇党和人民事业的根基。
邓小平洞察了这种思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他在批评“两个凡是”时，就对可能出现的右的错误倾向有了警觉，明确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④]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他提出要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评价我们党的历史和毛泽东，维护“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伟大革命家在中国革命史和世界革命史上应当享有的崇高地位。”[⑤]
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不是自封的，也不是神授的，而是历史形成的，是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事业所建立的伟大功绩所决定的。因此，要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就必须充分肯定他的伟大功绩。
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评价历史人物，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不能只看人物的一时一事，而是要看人物的一生，人物的全部活动历史，看其最本质的方面。毛泽东一生中的理论与实践活动，有正确的时期，有正确与错误交织的时期，也有严重错误的时期。针对有的人只看到毛泽东晚年错误时期，而忽视、抹煞毛泽东一生中占更重要的地位的正确时期；只看到毛泽东做过的一些错事，而看不到毛泽东为党和人民所做的大量的好事，从而否定毛泽东的全部历史和他的历史地位的倾向，《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的活动，都作了概要的回顾与分析，全面地反映了毛泽东各个时期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贡献。有力地说明了：毛泽东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被公认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如何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在贫穷落后的国家逐步实现工业化，曾经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对我国的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不以为然，特别是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体制的改革看作是“走回头路”，从而怀疑甚至否定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实际上是要否定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性选择，否定党和毛泽东领导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贡献。对于评价毛泽东来说，这不啻是一种“釜底抽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肯定，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毛泽东提出的“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党和毛泽东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尽管在具体实施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完善的地方，但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十分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1956年党的八大前后至“文化大革命”前夕，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时期。这段时间中，党的指导思想呈现出两个发展趋向。一个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其标志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积累了一些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经验。另一个趋向是错误的倾向，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些错误的甚至是严重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等。[⑥]这两个发展趋向比较集中地反映在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上。因此，这一时期是毛泽东一生中正确与错误交织的时期。
能否正确评价毛泽东这一时期功过是非，在考察毛泽东日益陷入错误的一面时，客观地、更多地看到毛泽东正确的一面，实际上是一个承认不承认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功绩，承认不承认毛泽东思想也包括着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指导作用的问题。
邓小平明确指出：“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毛泽东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⑦]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全党是缺乏足够的思想和理论准备的。从1956年初至这一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前后，党中央和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总结中国自己的经验，借鉴别国的经验，在实践中进行了探索。其成果主要体现在八大提出的路线、方针和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等著作提出的重要思想及党中央其他领导人提出的一些正确的思想主张上。邓小平曾经多次肯定党的八大提出的路线是正确的，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思想是好的，并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也就是恢复党的八大的正确路线。
自1957年下半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至“文化大革命”前夕，“左”的错误无疑已造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许多曲折和损失。实事求是地指出这一时期毛泽东的错误和他对党和国家的工作失误应负有的责任，是完全应该和必要的。但是有的人却借此对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的工作，对毛泽东这一时期的思想和实践基本上以予以全盘否定。针对这种倾向，邓小平指出：“‘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⑧]《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特别指出，这一时期中取得的一切成就，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下取得的；并且在全面分析毛泽东这一时期的理论与实践活动的基础上，明确地肯定了他提出的一系列正确的思想主张和政策策略。
历史本身就是这样辩证地发展的。毛泽东无疑应对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错误负责，但是他在反右派斗争前夕又提出了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思想。反右派斗争以后，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在1958年，他又提出了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主张。这之后，毛泽东一方面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另一方面又较早地觉察到“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并领导全党努力加以纠正（当然不是彻底纠正），提出了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反对平均主义，发展商品生产、重视价值规律和做好综合平衡，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等正确观点，并且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及这之后领导全党总结经验教训，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努力实现这个历史阶段中的重要转变。《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这些正确与错误交织的历史现象进行了科学的分析，避免了因毛泽东的错误而否定、抹煞他的功绩的倾向。
十年“文化大革命”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是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陷入严重错误的时期。对这一时期实行的极左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无疑应当予以彻底否定。但是，不能认为这一时期党和毛泽东一无是处。就全党来讲，根本的指导思想是错误的，但组织上健康力量还是主要的，因此，“这十年中间，也还有健康的方面。”[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及其错误理论的前提下，对这一时期党和人民利用毛泽东所提供的一些条件为扭转局面所作的斗争和努力，对毛泽东个人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和他所做的一些正确的事情作了肯定。这样，既坚持了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态度，又在对毛泽东的评价上坚持了毛泽东作为党和人民的领袖、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本质。
针对有的人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搞极左的倒行逆施混为一谈的倾向，党在评价毛泽东的过程中，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产生的根源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主要坚持了这样两点：一是不把党和国家工作中的错误归结到毛泽东一个人身上，更不归结到毛泽东的个人品质上，而是重在总结全党的历史经验教训；二是，紧密联系中国社会历史条件，联系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中的每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分析毛泽东的错误产生的根源，说明毛泽东的科学思想是正确地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实践，吸收了人民群众的创造，而他的错误则是因为受到客观历史条件和他本人的主观条件的限制所致。这就说明了毛泽东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从而划清了毛泽东与林彪、“四人帮”的本质区别。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对“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及他犯错误的根源的具体分析，向人们表明：毛泽东晚年虽然犯了严重错误，但就其整个一生来说，瑕不掩瑜。他终不失为中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最杰出的代表，终不失为被党和人民爱戴崇敬的领袖！如果不作上述具体分析，而是采取简单化的态度和办法，必然难以将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本质，贯穿于毛泽东的一生来评价他。从而，既难以在毛泽东评价上避免出现偏颇，也不利于党和人民从错误中吸取教训。说错误是财富，就是指从错误中吸取有益的教训。对过去党和国家工作中的错误，如果不负责任地把责任完全推到毛泽东一个人身上，把他“作为孤立的个人”进行简单化的批评，全党就不可能全面地、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不可能真正彻底地纠正错误，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上来。
三
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地位，是由其科学内容与价值所决定的。对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科学价值，党的七大曾从当时的认识高度给予了较全面的阐释。七大以后，随着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毛泽东思想继续丰富、发展。虽然党的一些领导人和理论界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容与价值，从一些方面或角度作过研究和阐释，但象七大那样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或中央的重要决议中进行全面的概括、阐释而使全党获得共识，还没有过。由于五十年代末期以后，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发生“左”的错误，再加上党内个人崇拜的风气恶性发展，给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歪曲、割裂毛泽东思想的可乘之机。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陷入极度混乱和错误，把本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错误的东西附加到毛泽东思想的体系内，而把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当作错误来批判。
由于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被严重歪曲，人们在毛泽东思想的理解与认识上造成迷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拨乱反正过程中，有的人从一种错误倾向走向另一种错误倾向，即从反对把毛泽东思想教条化，走向怀疑甚至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和指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要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迫切需要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容与价值进行全面的、系统的阐释，帮助人们理解和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全面地准确地完整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表现在它各个组成部分的具体的理论观点上，更表现在贯穿于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及具体理论观点中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上。这些具有中国共产党人风格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主要内容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它概括为毛泽东思想的三个“活的灵魂”，并进行了科学的阐释。这种概括和阐释具有这样几点重要意义。一是揭示了毛泽东思想作为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价值。对于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的认识，出现过两种偏向。一种是把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发展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另一种则是忽视甚至否认毛泽东对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贡献。这两种偏向都是妨碍人们正确认识毛泽东思想作为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价值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炼、概括出毛泽东思想三个“活的灵魂”，既反映了毛泽东思想在各个领域的具体的理论观点，是建立在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上的，又揭示了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丰富和发展。二是，有利于反对和克服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教条主义的错误倾向。毛泽东思想的具体的理论观点与贯穿其中的基本立场、观点与方法是相辅相成的。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工作，要运用其具体的理论观点，更要掌握和运用其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解决问题。脱离其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一些具体的理论观点就可能变成缺乏活力的教条。林彪、“四人帮”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要害就是丢掉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亦即抽掉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阐明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在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中作为活的灵魂的地位及其与各个组成部分具体理论观点的关系，有利于人们全面完整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避免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错误。三是，有利于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更加普遍的实践指导意义。不仅过去对我们党的工作产生了巨大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我们现在和将来的工作也具有长远的指导作用。它们的深刻、强大的实践性，使它们成为毛泽东思想不断发展的主要的“生长点”。抛开了这些“生长点”，毛泽东思想就丧失了发展的生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首要的就表现在这三个活的灵魂上一脉相承。邓小平深得毛泽东思想的真谛，在党内一向以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思想著称。这种创造性主要表现在他对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掌握与发挥。在新的历史时期，他把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思想贯注在自己的实践活动和理论创造中，充分启动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也使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新的时代内容，焕发出新的活力。
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也是由其深刻的理论与实践来源及其形成发展的历史背景所决定的。在对毛泽东思想的来源的解释上，出现过几种错误看法。一种看法是认为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原则等基本上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著作里搬来的。另一种看法则认为毛泽东思想基本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这两种看法都是片面的，实际上都否认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成功结合，从产生的根源上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提出了怀疑。《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对毛泽东思想的来源的阐释中，坚持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的科学结论。有人提出，这一提法有缺陷，主要认为这一提法排除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毛泽东思想形成的积极影响。这可能是对这一提法的内涵缺乏深入的分析的缘故。“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是主、客观的结合，既包括中国革命主体的主观实践活动，又包括中国革命所处的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而社会历史条件中就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左”的教条主义是最主要的危害最深的错误倾向。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始终贯穿着同“左”的教条主义错误倾向的斗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在同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把别国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而揭示了其反教条主义的科学性，说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与教条主义是不相容的，对待毛泽东思想的任何教条主义的态度都是违背毛泽东思想本身的要求的。
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的结晶的观点，在党的七大以前就已经基本形成了，七大给予了进一步肯定。可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帮”制造对毛泽东的神化，许多人对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有一个误解，即把毛泽东思想看作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思想。这种误解，主要导致了这样两点不好的影响。一是，把全党特别是党的其他卓越领导人在实践中探索积累的宝贵的思想成果排除在外，人为地缩小了毛泽东思想的内涵，从而也就削弱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的基础。因为一个人即使是最杰出的个人，他的视野总是有限的，他的思想即便是正确的思想，如果不能吸收、反映尽可能多的人的正确实践经验，就可能缺乏广泛的代表性和群众基础。二是，导致一些人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混淆起来或者产生“正确的毛泽东思想”与“错误的毛泽东思想”之分的怪论，造成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混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重申了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的论断，从毛泽东思想的来源上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群众基础和科学性。
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是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前提。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引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是与当年我们党所进行的正确评价毛泽东、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的工作分不开的。
注释：
①③④⑤⑦⑧⑨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71、42、114、165、296、302、30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85页。
⑥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4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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