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企业中小学移交到地方（论文文献综述）
肖赛玥[1]（2021）在《国企“单位文艺”的生成及功能变迁研究 ——以S市112厂为例》文中研究表明考察典型单位制元素的生成与发展历程是单位制变迁研究持续关注的核心议题。在传统单位制社会,职工群众以“单位人”的身份工作、生活在各个单位组织之中。单位组织开展的文艺活动是职工业余文化生活的主要形式,加之党政部门和企事业单位需要借助文艺形式向职工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宣传和生产动员,“单位文艺”成为单位组织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要素。在社会结构转型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时代背景下,单位制面临着转型或消解的趋势,与单位组织相依存的“单位文艺”同样面临命运抉择。单位制变迁的总体趋向是为适应社会发展逐步褪去单位组织的社会服务属性,回归以生产为主的企业属性,学界称之为“单位去社会化”。依据这一演变逻辑,文艺作为非生产、管理属性的元素,似乎难以摆脱被剔除的命运。然而,笔者通过实证考察发现文艺在当下的单位组织中仍有其发挥价值的空间。据此,本研究以在单位制变迁进程中依旧保留传统单位制组织形态的大型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将“单位文艺”作为单位制变迁历程中,单位组织内部的保留性元素加以考察。通过不同历史时期“单位文艺”的生成与功能变迁历程的探究,解析单位制变迁背景下单位组织为适应社会发展变化所进行的积极探索。受研究对象的历时性和复杂性因素影响,本研究主要采取质性研究方法,以S市112厂为研究个案,对112厂“单位文艺”的生成与发展历程展开实证考察。研究对“单位文艺”价值的考量是围绕“单位文艺”的功能变迁展开的,主要包括三个层次:首先是从历史维度对“单位文艺”的缘起与生成进行溯源,为“单位文艺”工具化属性的形成探寻历史源流;其次以“单位文艺”生成的历史轨迹作为逻辑主线展开研究。遵循结构功能主义分析范式,依据“单位文艺”的生成历程与功能预设、功能实现、功能延展和功能转向的对应关系,将“单位文艺”的功能变迁嵌入到“单位文艺”的生成与发展的时间序列之中。从不同历史时期的“单位文艺”的艺术图景中探究“单位文艺”如何助力单位组织实现动员机制的有效实施;再次是结合“单位人”对“单位文艺”的记忆表达和功能认知,探讨“单位文艺”的功能实效。基于文艺是潜移默化地产生影响的特性,笔者引入时间维度从即时性、阶段性和积累性三个层次探讨“单位文艺”的功能实效,并着重从积累性实效层面考察“单位文艺”对“单位意识”形塑起到的正向作用。研究结尾,笔者尝试运用本土实践经验与经典理论进行对话。借鉴布尔迪厄的文艺生成理论对“单位文艺”的生成结构中“文艺场域”与“权力场域”的结构关系进行分析。依据文艺生成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变化探究“单位文艺”的功能变迁的时代推动因素。本研究将“单位文艺人”视为“文艺生产场”中的行动者,通过分析“单位文艺人”的“习性”的产生,以及“习性”对“单位文艺人”的行动的影响,探讨“单位文艺人”作为行动者在“单位文艺”的生成及功能变迁过程中的作用。本研究将“单位文艺”定位为单位体系中,助力单位组织动员机制有效实施的协作要素。研究发现:（1）“单位文艺”的功能定位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文艺的价值禀赋一脉相承。在历次朝代更迭、社会变革的进程中,文艺在思想启蒙、教化民众方面发挥的功能促使中国政治精英、文化精英形成了一种价值认同与文化自觉。一方面是对文艺的工具属性的价值认同。能够发挥政治服务、社会服务功能的文艺形态往往比纯粹的审美性的文艺形态更被推崇。政治精英把文教当作统治中不可或缺的治理工具,文化精英则将文教当作一种应然的使命。另一方面是形成文化自觉。中国的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善于汲取国内外不同历史时期和历史情境中的文艺工作经验,逐步构建出具有本土特色的文艺生成结构和运行逻辑。上述两点共识不仅是推进“单位文艺”的功能变迁的历史动因,也是中国文艺价值史观中亘古未变的核心命题。（2）从“文艺生产场”的场域结构来看,“文艺场域”与“权力场域”之间的结构依附关系促使“单位文艺”从生成伊始便走向组织化、制度化的文艺运行轨道。对资源与秩序具有绝对支配和管理权的权力主体从官方角度对“单位文艺”的功能建构过程进行把控,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单位文艺”的思想宣传、文化教育、生产动员等诸项功能的有效实施。“文艺场域”中“单位文艺人”作为能动的行动者,一方面通过意识形态导向的内化与再生产促进“单位文艺”的功能识别,另一方面则通过对意识形态导向的“过滤”和“化解”,形成“去功能化”的“单位文艺”记忆表达。（3）“单位文艺”的功能实效是随着时间的累积而逐渐呈现的。依据“单位文艺”发挥实效的时间长短可分为即时性实效、阶段性实效和积累性实效三个层次。研究发现,“单位文艺”对形塑“单位意识”中的积极要素具有正向作用。随着时间的积淀,以“单位意识”形塑为典型实效的积累性实效是单位制变迁进程中,“单位文艺”能够成为从传统单位制时期过渡到后单位制时期的保留元素的核心价值所在。组织架构和管理体制的调整促使以组织空间为单位共同体依存形式的共同体格局趋向松动或瓦解,而思想意识层面的精神共同体依旧存在,集体主义荣辱观与使命感等积极“单位意识”不仅是传统单位制时期的宝贵财富,在新时期同样具有重塑国企单位组织社会价值的现实意义。
马田宇[2]（2021）在《重点国有林区社会职能移交对职工主观福祉影响的研究》文中指出重点国有林区在开发建设过程中,为了便于管理,国家在满足林区职工对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需要方面采取了由森工企业自行负责的办法,逐步形成了森工企业独自支撑林区经济、社会和政府运转的模式。在计划经济时代,这种模式有利于森林资源的管理和掌控,但在市场经济时代却出现了企业负担沉重、社会管理效率低下、职工收入低等问题。因此,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有林区改革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剥离森工企业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交由地方政府承担。这项改革措施有助于减轻了森工企业的负担,完善了政府社会管理职能,使地方政府与森工企业进一步明确各自职能定位,增强了社会治理能力,会对林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那么,社会职能移交进展的现状如何,对林区民生改善的状况如何,这是一个社会各界普遍关心的问题,有必要开展研究并做出回答。本文首先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福祉经济学与委托代理理论的基础上,分析出重点国有林区长期作为国有森林资源经营管理代理者的过程中,国有林区存在“路径依赖”的问题,在破除路径依赖的过程中林区职工会经历一个福祉降低的痛苦期。然后,根据重点国有林区的实际情况,通过大量的文献研究与实地调研,得出重点国有林区社会职能移交工作已初见成效,其中内蒙古森工集团已完成全部社会职能的移交工作,其他森工集团社会职能移交在稳步推进中的结论,但在社会职能移交的过程中存在着医院移交难度大、缺少国家政策支持、职工身份复杂、地方政府承接社会职能困难、职工转岗难度大等问题。最后,运用国家林业与草原局和东北林业大学联合开展的民生调研数据,建立双重差分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对社会职能移交与林区职工主观福祉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职能移交降低了林区职工的主观福祉,其中供水变化情况与供电变化情况对林区职工主观福祉的降低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医疗条件变化对林区职工主观福祉的降低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根据实地调研的情况与实证分析的结果,虽然职工的主观福祉有所降低,但这只是移交过程中移交方式的问题,对于社会职能移交工作仍需大力推进。因此,为了更好推进重点国有林区社会职能移交,地方政府与林业局职工要明确社会职能移交的改革理念,成立专门的社会职能移交工作小组,加强林业局与当地政府间的沟通交流,国家出台相应的支持政策帮助妥善安置移交分离人员,政府与企业共同协商改革所需资金等。
顾娇妮[3]（2020）在《指向改进的英国学校督导研究》文中认为在英国,教育督导被政府和教育管理部门视为最优先考虑的事项,因为它是教育治理的重要手段,是教育改进的动力源头,也是衡量国家教育先进性的主要标杆。本研究聚焦于英国教育标准局（the Office for Standards in Education,Children’s Services and Skills,为了论述方便,下文中简称为Ofsted）的学校督导制度,并建立起学校督导制度的分析框架,对学校督导制度的发展轨迹、形态特征、功能作用展开了深入研究。本研究涉及到三个核心概念,分别是教育督导、学校督导和学校改进。对三个概念的界定和相互之间逻辑关系的解释,是本研究首先要阐释的基本问题。本研究的理论线索有两条,一条线索是宏观的理论思潮,另一条线索是微观的理论基础。宏观的理论思潮主要是指对督导实施的主体——Ofsted的组建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家和社会的背景思潮,其中新公共管理运动和教育监管改革浪潮是推动英国督导制度变革的最核心的两大因素。另一条微观的理论基础是影响Ofsted学校督导政策制定和体系建设的背景理念,以CIPP模式评价理论和发展性评价理论为核心,作用于督导的流程设计、指标框架和现场实施等环节,成为学校督导制度的灵魂。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内容是Ofsted的指向改进的学校督导制度,围绕这一内容研究者设计了两条研究主线:一是对Ofsted的研究,它是制定政策和实施督导的主体;二是对英国学校督导制度的研究,它的目标设定、内容发展和实施策略都会影响到学校改进的过程和结果。对Ofsted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它的发展历程和当代形态。Ofsted的当代形态包含了宏观职能与愿景、组织任务、内部构架和各类督学的管理等几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是保证一个非内阁组织有效运作的主要元件。研究者通过对Ofsted职能与愿景的解读,从教育哲学的角度更加深层次的分析了Ofsted存在的价值。研究者从系统论的角度阐释了Ofsted为学校改进服务的运作机制。督学的质量是保证督导质量的关键因素,因此Ofsted十分注重对督学的遴选和培训。研究者对这六类督学的任职资格、职责内容、在职培训等方面做了较全面地分析,尤其是督学在新时期不断变换的角色定位,正是决定了指向学校改进的督导能顺利发挥作用的时代特征。研究者对Ofsted学校督导系统的剖析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分别是督导流程、框架指标和学校自评,三元素构成了学校督导的核心内容。在CIPP督导模式框架下,深入分析引领学校变革改进的督导流程,督导前、督导中和督导后几个阶段的任务与CIPP模式的背景评价、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理念一一对应,充分说明了督导流程的合理性。在对Ofsted的框架指标分析中,研究者使用了因素分析法,深入探究指标框架的逻辑体系、指标内容、观测手段等。不仅阐明学校督导指标体系“是什么”的问题,更探究它之所以呈现出这种样态的背后机理,解释“为什么”的问题。学校自我评价作为Ofsted外部督导的补充形式,具有一套完整的自洽的运行机制。研究者从原则、要素和改进逻辑三个方面切入,阐释了它的自循环逻辑以及发挥的改进学校的作用和效果。最后,研究者深入分析了Ofsted学校督导经验与启示。这是对Ofsted学校督导的再次解剖和重构。在分析中,研究者反思了前文中所描述的督导涉及到的组织、人员、技能、财物、对象、方法等各个要素,这些要素通过合理的组织与科学的实践,达到了改进学校的效果,为中国的督导工作找到新的思路和方法,加强督导的实效性提供了借鉴和参考价值。
肖伊然[4]（2020）在《华侨农场“三融入”体制改革研究 ——以双第华侨农场为例》文中提出文章以华侨农场归难侨的生活现状为切入点,梳理华侨农场体制改革的历史发展脉络,重点关注华侨农场“三融入”体制改革的执行过程及其后续发展。文章以龙海市双第华侨农场为个案研究,以华侨农场历史文献档案为基础,运用人类学、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实地接触归难侨群,希望由点到面探究华侨农场未来发展前景和归难侨群体的社会融入之路。1960年,双第华侨农场确定为接待安置归侨基地,由公私合营转为国营华侨农场。之后,双第华侨农场共经历了三次领导体制变化。2007年,国家针对华侨农场体制改革长期难以突破困境的背景下,提出“体制融入地方、管理融入社会、经济融入市场”目标,推动华侨农场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特殊的体制模式已不复存在,归难侨群体的场员身份意识逐渐转变为村民、居民。双第华侨农场的体制改革呈现了华侨农场从建制到“消亡”的历史过程,见证了中国现代社会历史变迁和归难侨群体社会生活变迁的方方面面。文章从“三融入”体制改革的目的出发,通过体制融入模式、地方治理、归难侨社会保障、侨居工程建设、归难侨生活现状等方面评析双第华侨农场“三融入”体制改革的执行状况。双第华侨农场纳入地方规划之后,结合自身实际发展优势,由“环境促工业”的发展观念转变为“不再下达工业指标,建设生态旅游”。并逐步解决归难侨群体的住房问题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有效的地方治理,归难侨群体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改革成效明显,对于全国华侨农场的未来发展具有借鉴意义。但是,华侨农场在后续发展仍然面临着共性问题。在涉及农场干部队伍建设、产业结构调整、国有土地开发利用以及归难侨子女社会融入等方面,需要开展更深入的工作。华侨农场作为制度性产物,成功“融入”的关键仍然依靠制度建设。笔者认为华侨农场未来发展前景的根源在于体制创新,建立一套保证华侨农场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是解决问题的关键。通过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主体作用,引导华侨农场干部创新观念,提高归难侨群体自身素质,注重华侨农场文化建设等路径,增强华侨农场自身造血功能,才能实现彻底融入。
邢梦琪[5]（2020）在《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问题研究 ——以河南省为例》文中提出在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承担了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办学校、办医院等公共服务机构和退休人员管理等办社会职能,对促进企业发展、保障职工生活、支持地方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已经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越发暴露出它的弊端。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是实现企业“瘦体强身”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成本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还有利于进一步完善政府社会管理职能、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本文以河南省为例,对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的内容、必要性和措施进行分析研究,采用文献研究法和访谈法,总结了河南省的成功经验,梳理出其中存在的改革意愿不强、政策落实存在偏差、资金成本压力较大、政府职能缺位、易引发不稳定问题等问题,认真剖析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措施。要解决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中的问题,就要凝聚改革共识,完善落实政策,统筹协调成本,转变政府职能。
邓璠[6]（2020）在《南昌市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普惠发展的现状与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关于开展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工作的通知》将治理小区配套幼儿园作为促进普惠性学前教育发展,增加普惠性学位,缓解入园难、入园贵的一项重要举措。小区配套幼儿园,是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规定与住宅小区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交付、同步使用,为小区内3-6岁幼儿提供保育、教育的幼儿园,分为住宅区内配套建设和单独选址建设两种建设模式。本研究运用文本分析、问卷法、访谈法等研究方法,以南昌416所小区配套幼儿园作为研究对象,对其中11所不同性质和级别的配套幼儿园进行深入调查,从园长、教师和家长全方位了解南昌市小区配套幼儿园普惠性现状。通过从小区配套幼儿园普惠性现状中总结配套幼儿园转普出现的困难,厘清配套幼儿园普惠性发展矛盾背后的成因,力求为南昌市小区配套幼儿园加速向普惠性发展之路迈进建言献策。通过进一步分析现状和满意度,结果表明:（1）民办配套幼儿园收费相对较高,其中民办非普惠园收费最高（2）更为顾及入园的便利性,未能完全兼顾安全性（3）教师待遇低流动性大,园所内教育管理待优化（4）生源分布情况不均、优质学前资源分配不匀（5）移交、建设情况方面不理想,扶持力度不到位。基于以上研究提出如下建议:（1）平衡民办配套幼儿园收支,提高配套幼儿园补助力度:加强民办配套幼儿园办园成本估算和定价监督,提高对民办普惠配套幼儿园的补助力度与标准（2）完善配套幼儿园管理制度,推进规范化办园进程:规范配套幼儿园名称设定与性质,统筹便利入园与安全入园的关系,加强对民办配套幼儿园专业引领工作,依规调解配套幼儿园相关利益主体博弈（3）增添优质配套幼儿园库存,构建普惠性办学格局:加快协商移交类配套幼儿园的投入使用,多路径扩充各类园普惠性学位数量,建立公办为主导的普惠性办学模式。
陈红敏[7]（2020）在《我国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政策执行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政策是拓展我国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的新举措,该政策的良好执行是实现幼有所育和幼有优育的关键。为了解自政策问世以来,我国地方政府落实政策的具体情况,基于我国“国务院领导、省市统筹、以县为主”的学前教育管理体制,在明确了中央政策的具体内容与要求下,本研究运用文本分析法剖析省级政府贯彻中央政策的具体图景,通过访谈法和案例分析法展现县级政府落实政策的全貌。研究发现,作为学前教育工作的统筹主体以及理性“经济人”,省级政府更多地选择策略性和“行政发包式”执行中央政策,具体体现在政策文件和政策内容两方面。其中,政策文件主要表现出三个特点:第一,政策数量随时间发展呈现“先缓后急”的态势,发布时间主要集中在2019年;第二,政策制定主体数量的多寡与政策类型有关,其中建设管理类政策制定主体多元,方案类政策制定主体单一;第三,政策文件的形式以方案和意见类为主、通知和条例类较少。在政策内容方面,从是否具有操作性和针对性出发,省级政策可以划分为坐而论道的象征型和切实可行的务实型两类,其中象征型政策居多。县级政府层面,以N市A区和B区为例,运用史密斯政策执行分析框架对影响政策执行的四个因素进行比较分析发现:由于中央教育政策与土地政策的不对称以及N市土地政策强制性弱且治理方案跟进慢的原因,再加上A区和B区在执行机构、目标群体以及政策资源上情况各异,导致执行政策的方式和效果差异明显。具体表现为:A区在治理行动前虽成功回购一所幼儿园,但由于各部门协同度不高、土地仍未划拨、经费和土地资源有限等原因导致治理压力较大;而B区,理性分析政策精神,严格实施土地划拨政策且诸部门各司其职、信息共享,使得治理工作较为轻松。研究者借助公共服务理论和理性“经济人”假设理论,根据史密斯政策执行分析框架从影响政策执行的四个因素为优化我国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政策的执行提供路径建议。就政策本身而言,建议出台关于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产权归属的司法解释并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完善政策网络,让法律与政策珠联璧合,使政策的执行有法可依且互相呼应;对执行机构而言,建议中央政府加强对政策执行主体的考核并积极促就各部门的合作,优化政策执行机制,激发政策执行主体的内发动力;在执行资源上,建议中央政府确定治理行动的专项拨款并明确土地划拨,为地方政府营造良好的政策执行环境;目标群体方面,建议政府引导开发商和举办者尊重历史展望未来,在理性衡量下作出最优选择。
王冬雪[8]（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贫困是造成人类生活不幸的罪恶本源,是制约人类社会发展的障碍和藩篱。消除贫困是人类社会努力实现的理想,是国际社会一致认同的价值追求,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和政治承诺。开发式扶贫是党和政府在我国农村扶贫开发实践中始终坚持的根本方针。开发式扶贫的本质在于将自食其力和社会帮扶结合起来,将扶贫资源与贫困群体需求有效对接,更大程度地激发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帮助贫困群体不断增强自我发展能力,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冲破贫困藩篱,打破贫困代际传递的恶性循环,由内而外彻底摆脱贫困。要想从根本上彻底摆脱贫困,实现可持续稳固脱贫,单纯地进行物质救济式帮扶是有限的,而且容易助长贫困群体等靠要的思想。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只有通过发展贫困地区教育,提高贫困群体科学文化素质,帮助他们树立自力更生的意识和脱贫致富的信心,通过坚持学习、努力奋斗才能彻底改变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前途和命运。因此,教育扶贫作为国家脱贫攻坚战略体系的重要环节,其重要性不断显现,并被赋予了“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历史使命。一直以来,扶贫济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兴学赈灾是民间社会的应尽责任。作为社会扶贫的重要主体之一,社会组织有责任有义务参与教育扶贫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我国农村扶贫开发也相应地进入到脱贫攻坚阶段,社会组织扶贫成为国家扶贫开发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上升到国家顶层设计层面。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社会组织教育扶贫问题对于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扶贫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对于更好发挥社会组织在教育扶贫中的作用有着不言而喻的深远影响。为此,论文围绕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选题,运用历史研究、系统研究、综合研究和实证研究等方法,详细论述了我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基本概念、发展历程、理论资源、实践探索、实践模式等内容,以此明确了我国社会组织参与教育扶贫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深刻探讨了我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角色定位、基本经验、发展机遇、发展挑战和发展路径等问题,以助推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背景下实现教育扶贫教育脱贫的总体目标。具体来说,论文在结构安排上共分六章。第一章是绪论部分。本章主要介绍了论文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国内外学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现状、论文研究思路及在此过程中运用的研究方法、论文框架结构及论文创新和不足之处,为论文研究提供基本的逻辑起点。第二章是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问题概述。本章主要阐释了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基本概念、现实背景、发展脉络、总体成效。以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现实背景为出发点,爬梳了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发展脉络,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1978年—1989年探索阶段、1990年—2000年展开阶段、2001年—2011年深化阶段、2012年以来攻坚阶段。并从缓解了政府教育扶贫财政压力、填补了政府教育扶贫工作空隙、促进了政府教育扶贫效率提高、减轻了贫困家庭子女教育负担等四个方面阐释了社会组织教育扶贫取得的总体成效。第三章是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理论资源。本章主要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国外学者的相关理论以及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的相关理论四个方面对论文的理论资源进行归纳,为第四章到第六章的实践探索、模式分析和未来展望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第四章是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实践探索。本章主要从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普通高等教育、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以资育人、农村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六个方面概括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涉足的主要领域和实践的具体内容。第五章是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主要模式。本章将社会组织教育扶贫实践模式大体划分为三种基本模式,即社会组织独立运作模式、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模式、产业+社会组织合作模式。其中,社会组织独立运作模式又包括筹款工具模式、项目运行模式、组织资助模式;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模式又包括政府购买服务模式、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产业+社会组织合作模式又包括社会企业模式、公益创投模式、影响力投资模式。第六章是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未来趋向。这一章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明确了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角色定位。论文科学合理地将社会组织在教育扶贫实践中所扮演的角色定位为扶贫资源的链接者、扶贫服务的提供者、扶贫能力的建设者、扶贫行动的倡导者和扶贫工作的合作者。在此基础上,第二部分提出要发扬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基本经验。论文从积极争取党委政府支持、抓好教育扶贫品牌建设、重视舆论宣传引导作用、开展多种形式慈善募捐四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四十年来持续健康发展的基本经验,为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指导意见。第三部分分析了当前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发展机遇,即经济与社会转型激发社会组织发展、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提供发展时机、政府职能转变需要社会组织承接工作、制度创新为社会组织创造发展环境四大机遇。第四部分检视了当前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所遇到的挑战。论文分析指出,当前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存在法律缺失、社会组织外部管理僵化、普遍资源短缺和内部能力不足等突出问题亟需尽快解决。第五部分建设性地提出了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优化性路径选择。论文提出,为继续推进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良性发展,必须构建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法律体系、改善社会组织外部治理环境、落实社会组织培育扶持政策并加强社会组织内部能力建设。总之,通过全面总结和分析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实践情况,论文提出如下创新观点:一是归纳概括了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主要模式,包括社会组织独立运作模式、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模式、产业+社会组织合作模式三种基本模式。其中社会组织独立运作模式包括筹款工具模式、项目运行模式、组织资助模式;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模式包括政府购买服务模式、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产业+社会组织合作模式包括社会企业模式、公益创投模式、影响力投资模式。二是鉴于社会组织在大扶贫格局下社会扶贫中的重要主体地位,明确定位了中国社会组织在2020年后农村教育扶贫中的五种角色,即资源链接者、服务提供者、能力建设者、行动倡导者和扶贫工作合作者。三是高度总结了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四十年来的基本经验,包括积极争取党委政府支持、抓好教育扶贫品牌建设、重视舆论宣传引导作用、开展多种形式慈善募捐四个方面,为2020年后解决农村相对教育贫困问题提供了指导意见。四是全面分析了社会组织教育扶贫在当前以及2020年后解决农村相对贫困问题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建设性地提出了优化性路径选择。
孙延青[9]（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文中研究说明基层政权作为国家政权的基础,承载着国家管控基层社会、关爱基层民众的重要使命。中国自宋朝开始“王权止于县”,形成了传统“皇权—绅权”二元权力控制型社会。但近代以降,传统社会在内外交困中开始陷入全面危机之中。发端于清末新政以来国家现代化基层政权重构实践从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在“自治化”与“行政化”的路径选择中,在由“无为”转向“有为”的历程中,国民政府力主推行“乡闾保甲”、“新县制”等举措,但不仅未能完全实现国家权力的下延,相反在攫取资源过程中进一步造成农村社会“内卷化”。而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方面将马克思列宁国家政权学说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对基层政权建设理论进行摸索。另一方面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基层政权实践探索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建政经验。1949年8月湖南省长沙专区获得了和平解放。在此过程中国家并未“用完成革命的力量来非程序地、权威式”的渗入社会的各个角落,社会情况较为复杂。从1949年到1954年间,中共长沙地委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及湖南省委领导下,历时五年,立足于“行政化”路径下的“党治国家”模式,通过诉诸于“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核心的国家权力下延,对专区基层政权进行建构,实现了近代以来历届政权的未竟之业。在“政党下乡”过程中,通过培养基层干部、健全党委制度等“内部耦合”方式,实现了“政党”这一内生性权威从无到有的建构与渗透。长沙专区高度重视干部选拔、培养和整训工作。一方面通过采取审查甄别、建立学习机制、干部整风举措及开展“三反”等运动,选拔和培养了大批基层干部,提高了干部的素质和思想觉悟,整顿了工作作风,奠定了干部组织基础。另一方面在党组织建设方面则通过“审查党员”、“公开建党”、“整党建党”等举措,健全了党委机构,纯洁了党的组织,发展了党员,实现了党组织权威在乡（镇）乃至村级的确立。伴随着基层干部的“党员化”,基层干部和党员的有机契合保证了中共的坚强领导。在“政权下乡”过程中,中共长沙地委相继进行了以“接管建政”、“废除保甲”、“土地改革”和“人民普选”为核心的基层建政运动。力图以“外部嵌入”方式实现对专区基层政权组织和外延性权威的破旧立新。这既是持续的建政步骤,也是逐步完善的过程。四个阶段之间相互协同衔接,呈现出明显的步骤性和系统性。具体而言,长沙专区成立后,在“接管建政”历程中,实现了县级、区级政权的接管和建制。在随后以“废除保甲”为核心的建政运动中,主要通过开展“武装剿匪”、“支前筹粮”、“双减退押”运动,破除了地方军事权威及政治权威,延续千年之久的保甲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在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运动中,破除了经济权威乃至文化权威。与此同时,通过在运动中启发民众政治觉悟和参政意识,民众在认识自身力量的基础上,逐步成立了农民协会、青年团、民兵、妇联等群团组织,实现了对民众基础的重塑和改造。最终在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运动中,通过召开乡人民代表大会与建立乡人民政府,建构了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地方基层民主政权,确立了以乡（镇）为核心的基层政权。最终伴随着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发,新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的结构和职能获得了制度性安排和法理保障。长沙专区完成了以“乡（镇）”为主体的基层政权建设历程,乡村权力结构和乡村社会乃至基层民众也实现了权势转移。在这一系列“短平快”的运动治理方式主导下,长沙专区在破除旧有基层政权和权威的基础上,实现了以“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标志的基层政权的合法性重构,完成了自清末以来国家政权的下延和权威重塑历程。而民众在建政改造的过程中逐步被纳入到“党、政、群、团”等组织中来,专区的执政基础更加牢固。但这种基于国家偏好的选择性建构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对乡村简单化和片面化认知,延续千年的传统乡村模式在“布新”和“除旧”中被批判而被“他者化”,对农村传统社会产生巨大的冲击。本文选取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湖南省长沙专区为个案研究,在占有广泛档案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方法,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历程进行全景式描绘,力图梳理出中共长沙地委对农村基层政权的逐步控制和重塑过程,进而考察分析中共由革命党走向执政党的建政运动模式和内在治理逻辑。不仅有利于拓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视域,进一步增强学界对于农村基层政权重构研究的广延性,同时通过总结建政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主义实践提供资鉴价值。
冯铸[10]（2019）在《我国采用PPP模式提供公共物品问题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主要针对我国采用PPP模式提供公共物品必要性的问题进行研究。首先对国内外PPP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发现目前研究主要集中于PPP基本理论、PPP可行性、PPP实践机制三个方面,关于PPP的研究比较丰富,但在PPP与财政的相关影响方面的研究较少,且侧重于定性分析和可行性方面的研究,关于PPP模式提供公共物品必要性的理论推导还不充分;其次,由于国内PPP起步较晚,缺乏足够长的时间、足够多的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再则,目前对国内外案例的研究单纯分析国内或国外,缺乏对比分析和对特定环境的适应性研究。在梳理PPP研究现状和实践状况的基础上,本文确定研究主题,计划从理论研究、历史沿革分析、实证研究三个方面论证我国采用PPP模式提供公共物品的必要性。从理论研究方面论证PPP对优化资源配置、降低当期财政支出压力、提升社会福利的作用;从我国公共物品及PPP模式历史沿革方面揭示公共物品需求扩大与政府职能转变、地方财力有限之间的矛盾;从实证研究方面分析我国PPP申报并非以满足公共物品需求为目标、依靠政府付费的回报理念还未转变的实际问题;并在总结国内外具体PPP案例的成功经验、失败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我国采用PPP模式有效提供公共物品的相应建议。本文在理论研究方面,从传统的公共物品理论入手,将部分物品以排他性和竞争性的强弱进行渐进式罗列,细化物品分类;提出公共物品的供给方式并非一定要由政府充当生产者,提供某些类别的公共物品时,政府更适合充当安排者、管理者角色,由私人部门进行具体生产。分析了民营化理论的发展,发现虽然民营化存在利弊之争,但很多弊病是由于机制不完善造成,PPP模式在规模及影响力方面,都居于民营化的首位,由于其合作理念和共管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民营化弊病,将社会资本用于提升社会福利。分析了公共财政理论的发展,认为公共财政应是一种弥补市场缺陷的财政,以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为宗旨并非一定要政府充当生产者角色。分析了共治理论的发展,政府和市场都是有缺陷的,政府和私人部门的合作将更有利于社会福利的提高,PPP模式将政府和私人部门的优势有效整合,形成共同目标利益,是最能体现共治精神的一种实践探索。分析了目前对于PPP理论的利弊之争,发现争论主要集中于项目成功了能带来哪些益处,失败了又会产生哪些不良后果,都属于可行性的研究。在分析了相关理论发展的基础上,进行了PPP模式提供公共物品必要性的研究,分析发现代际资源的最优配置需要以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为前提,公共物品当期效用大于下期效用,意味着应尽早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PPP模式并不引起财政支出总量变化,只是将一次性的财政支出分散在整个运营期进行支付,能减轻当期财政支出压力、避免扭曲性税收;相对于政府负债,PPP模式能够引入竞争,使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给模式趋向竞争性均衡,从而增加社会福利。还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技术进步使公共物品呈现出排他性进一步强化、原有竞争性出现改变、无形化、全球化、界限模糊化的特点,并以一个新的视角,提出公共物品可以分为预防型公共物品、管理型公共物品和制度型公共物品,针对管理型公共物品,政府更多的是进行管理、指导、监督、协调,PPP模式则是政府进行管理、市场进行生产和维护的典型模式。本文分析了建国以来,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给状况。改革开放前,城市实施单位制,由各单位负责本单位及家属的公共物品;农村地区由人民公社负责提供基本的公共物品,呈现出公共物品供给水平较低,由政府单一供给,公私不分、供给内容扩大化,逐步形成城乡二元结构的特点。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农村经济制度、国企经营制度和财政制度在经历了一定时间的探索后,逐步稳定下来。分税制改革后,政府定位和职能更加清晰,明确了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中独立主体的思想,政府慢慢从经济建设中退出,从经济参与者转变为管理者、服务者和监督者。政府开始更加关注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和均等化发展,慢慢建立了公共物品和服务多元供给模式,公共物品的供给范围逐渐回归理性,公共物品的地区间差异形成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改革开放后,我国在公共物品的诸多领域无法满足居民需求,在外资的引导下,逐步开展了PPP模式提供公共物品的探索,社会资本主导、地方政府参与配合、缺乏相关制度成为探索阶段的标志。随着公共物品供给的市场化,我国PPP模式进入了试点阶段,政府开始尝试充当项目的发起方,中央政府开始逐步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公共物品供给领域,并陆续出台相关制度进行规范和引导,虽然在推进过程中由于财力的变化,项目推进力度时高时低,但总体上为后来的全面推广奠定了制度基础。2014年以来,PPP进入大力推广阶段,从中央到地方都开始鼓励PPP模式,进一步放宽社会资本进入公共物品供给领域,并集中出台与PPP相关的配套制度。可以从我国公共物品供给和PPP模式发展的历史沿革发现,随着公共物品供给日趋市场化,PPP模式的应用也在逐步扩大。而公共物品需求不断增大与政府职能转变、地方财力有限的矛盾,则反映在现实国情的约束下采用PPP模式是十分必要的。本文通过对11715个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在不同维度下发现了以下几方面规律:从申报地区角度分析,经济欠发达地区PPP项目申报积极性较高、项目识别率较低;经济发达地区PPP项目申报积极性较低、项目识别率较高;从申报级别角度分析,发现省、市、县三级中,项目申报级别越高,申报数量越少、识别率越高;从回报机制角度分析,政府承担支出责任越大、承担风险越多的项目落地率越高;从运作方式分析,传统BOT项目申报意愿和执行数量最多;从项目所属行业分析,市政工程和交通运输类项目申报意愿和执行数量最多;从示范层级分析,示范层级越高,项目落地率越高;从东、中、西部地区各类项目执行率上分析,东部地区优于中部地区,优于西部地区。这些规律说明PPP项目的申报意愿和项目执行率与经济状况、地区差异、所属行业、运作机制存在一定的关系。进而采用多项指标的截面数据,通过逐步回归法进行模拟测算,发现PPP的申报意愿主要受财政收入和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的影响,财政收入将引起PPP项目的申报投资额减少;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增加将引起PPP项目的申报投资额增加,与公共物品的状况没有显着关系,说明我国PPP项目申报的动力主要是财政压力,而不是公共物品需求。发现PPP的项目执行率与财政收入增量、回报机制、高速公路里程和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有显着关系,财政收入增量越大,项目执行率越高;政府承担支出责任越大、承担风险越多,项目执行率越高;公共物品现有水平对项目执行率有负面影响。实证研究论证了我国PPP并非以满足公共物品需求为出发点、依靠政府付费的回报理念还未转变的实际问题。本文从公共物品需求测算、供给理念的转变、供给管理有效性及合作机制四个方面,分析了多个成功与失败的案例。发现公共物品需求测算是政府和社会资本都十分重视的一环,在难以准确测算公共物品需求的情况下,可变合同期限提供了一个平衡性较好的思路,促进参与者达成共识,减少双方博弈。政府和民众关于公共物品采用市场化供给的态度也会决定项目的成败,与民众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转变公共物品必须免费的理念,设身处地为民众考虑,将促进项目取得成功,实现三方共赢。采用PPP模式并不意味着政府完全放手,否则将会把公共物品市场化变为公共物品垄断化,需要政府积极介入,提升供给管理有效性。仅有理论的支撑和良好的意愿,并不能保证PPP项目的成功,合作机制是实践中的关键部分,项目参与方清楚的了解各方的角色定位、责任义务、潜在风险、预期回报、项目灵活度和沟通处理机制是PPP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并在吸收案例经验的基础上,总结了与我国国情相吻合的案例启示。最后,在PPP理论分析、历史沿革梳理、实证分析、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我国采用PPP模式提供公共物品具有必要性的研究结论;从改变传统公共物品供给理念、准确把握公共物品需求、优化PPP项目管理三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在分析本文不足之处的基础上提出了研究展望。
二、企业中小学移交到地方（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企业中小学移交到地方（论文提纲范文）
（1）国企“单位文艺”的生成及功能变迁研究 ——以S市112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与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概念界定 |
| 1.3.1 单位文艺 |
| 1.3.2 单位文艺组织 |
| 1.3.3 单位文艺人 |
| 1.4 理论基础 |
| 1.4.1 结构功能主义 |
| 1.4.2 艺术场域理论与文艺生成理论 |
| 1.5 研究设计 |
| 1.5.1 研究对象 |
| 1.5.2 研究方法 |
| 1.5.3 田野过程介绍 |
| 1.6 研究框架与篇章结构 |
| 1.6.1 研究框架 |
| 1.6.2 篇章结构 |
| 1.6.3 阶段划分依据 |
| 1.7 研究意义 |
| 1.7.1 理论意义 |
| 1.7.2 现实意义 |
| 第2章 “单位文艺”溯源 |
| 2.1 中国传统文教思想与文艺社会功能说 |
| 2.1.1 为治世而兴诗教 |
| 2.1.2 “文以载道”理念的形成与沿用 |
| 2.2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教思想的传承与文艺使命的延展 |
| 2.2.1 从“文以载道”到“文以化人” |
| 2.2.2 文艺跃升为革命战斗的武器 |
| 2.3 苏联模式中的文艺工作经验 |
| 2.3.1 文艺是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 |
| 2.3.2 开辟工人阶级的学校和乐园 |
| 2.3.3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本土化探索 |
| 小结 |
| 第3 章 生成期:“单位文艺”的早期萌生 |
| 3.1 “单位文艺”早期生成的历史语境 |
| 3.1.1 “单位文艺”形成的宏观社会语境 |
| 3.1.2 “单位文艺”形成的地域环境 |
| 3.2 “单位文艺”的生成动因与功能预期 |
| 3.2.1 国家层面:价值理念的形塑与传播工具 |
| 3.2.2 单位层面:助力单位组织动员机制有效实施 |
| 3.2.3 个人层面:满足多元精神文化诉求的主要路径 |
| 3.3 “单位文艺”的早期文艺景观与功能实现 |
| 3.3.1 爱国主义教育与爱国情感抒发 |
| 3.3.2 弘扬集体主义劳动精神 |
| 3.4 “单位文艺组织”的早期雏形 |
| 3.4.1 “自发原生型”业余文艺团体 |
| 3.4.2 “路径依赖型”业余文艺团体 |
| 3.4.3 “模式借鉴型”文艺活动阵地 |
| 3.4.4 “辅助拓展型”文艺活动空间 |
| 小结 |
| 第4 章 过渡期:“单位文艺”的震荡式过渡 |
| 4.1 过渡期的“别样文艺景观” |
| 4.1.1 “大跃进”时期的“文艺跃进” |
| 4.1.2 “文革”时期的“模式化”文艺生产 |
| 4.1.3 绑缚“政治胞衣”的“单位文艺” |
| 4.2 过渡期的常态化“单位文艺”实践 |
| 4.2.1 “单位文艺”的检阅与提升 |
| 4.2.2 文化主管部门与权威大众媒体联合树立舆论导向 |
| 4.2.3 单位组织自有媒体助力“单位文艺”的传播与推广 |
| 4.3 功能预设与功能实效的偏差 |
| 4.3.1 不同利益主体对“单位文艺”的功能预期的博弈 |
| 4.3.2 个体对功能实效的感知与内化的偏差 |
| 小结 |
| 第5 章 成长期:“单位文艺”的蓬勃发展盛景 |
| 5.1 改革开放初期:“单位文艺”的发展新契机 |
| 5.1.1 文艺政策制度调整 |
| 5.1.2 单位组织体制变革 |
| 5.2 成长期:“单位文艺”的发展态势 |
| 5.2.1 文艺活动常态化与文艺形态多样化 |
| 5.2.2 文艺活动组织规模日趋扩大 |
| 5.2.3 发挥“典型单位制”区域的引领与示范作用 |
| 5.3 “单位文艺”的功能延展:单位组织文化的系统构筑 |
| 5.3.1 自制影视剧——单位组织文化的影像呈现 |
| 5.3.2 厂歌、厂旗和厂徽——单位组织文化的识别符号 |
| 5.3.3 厂庆文艺活动——单位组织历史的文艺呈现 |
| 5.3.4 文艺公关——维系单位组织公共关系的纽带 |
| 小结 |
| 第6章 转型与发展期:“单位文艺”发展中的挑战与自我调适 |
| 6.1 转型期“单位文艺”发展中的现实挑战 |
| 6.1.1 国企单位组织的角色转换 |
| 6.1.2 代际更迭导致“单位文艺组织”的凝聚力下降 |
| 6.1.3 文化多元化与“单位文艺”的效用困境 |
| 6.2 多元功能诉求促成“单位文艺”的功能转向 |
| 6.2.1 国家层面:重塑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担当 |
| 6.2.2 单位层面:“内聚外展”双向驱利力下的功能延展 |
| 6.2.3 个人层面:搭建情感融入与情感记忆的桥梁 |
| 6.3 “单位文艺”的自我调适与功能的演变进路 |
| 6.3.1 “单位文艺”的自我调适 |
| 6.3.2 “单位文艺”功能的演变进路 |
| 小结 |
| 第7章 “单位文艺”的评价 |
| 7.1 “单位文艺”的民间记忆与功能解读 |
| 7.1.1 “单位文艺人”对“单位文艺”的功能解读 |
| 7.1.2 “非单位文艺人”对“单位文艺”的功能解读 |
| 7.2 引入时间维度解析“单位文艺”的功能实效 |
| 7.2.1 即时性实效 |
| 7.2.2 阶段性实效 |
| 7.2.3 积累性实效 |
| 7.3 “单位文艺”与“单位意识”的形塑 |
| 7.3.1 “单位意识”的内涵与形塑过程 |
| 7.3.2 “单位文艺”的运行特质 |
| 7.3.3 “单位文艺”的形塑策略 |
| 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讨论 |
| 8.1 “文艺生产场”的运行逻辑与“单位文艺”的功能变迁 |
| 8.1.1 结构的附属:“权力场域”中的“单位文艺” |
| 8.1.2 “文艺场域”的内部结构 |
| 8.1.3 作为行动者的“单位文艺人” |
| 8.2 “单位文艺”的未来发展趋向 |
| 8.2.1 “单位文艺”的“回潮”现象 |
| 8.2.2 “单位文艺”发展的合理性与持续性 |
| 8.2.3 “单位文艺”发展的适用性与局限性 |
| 8.3 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单位文艺爱好者访谈提纲 |
| 附录2:单位文艺管理人员的访谈提纲 |
| 附录3:受访者基本信息表 |
| 在读博士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 致谢 |
（2）重点国有林区社会职能移交对职工主观福祉影响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的目的 |
| 1.2.2 研究的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研究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技术路线 |
|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重点国有林区 |
| 2.1.2 重点国有林区职工 |
| 2.1.3 社会职能移交 |
| 2.1.4 主观福祉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福祉经济学 |
| 2.2.2 制度变迁理论 |
| 2.2.3 委托代理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3 社会职能移交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 3.1 社会职能移交的历史背景 |
| 3.2 社会职能移交的现状 |
| 3.2.1 “公检法”移交情况 |
| 3.2.2 “教育”移交情况 |
| 3.2.3 “三供一业”移交情况 |
| 3.2.4 “医院”移交情况 |
| 3.3 社会职能移交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3.3.1 医院移交难度大成本高 |
| 3.3.2 地方政府承接社会职能困难 |
| 3.3.3 地方政府只接收职能不要人员 |
| 3.3.4 涉及移交的职工身份复杂 |
| 3.3.5 国家缺少职能移交相关政策的支持 |
| 3.4 本章小结 |
| 4 社会职能移交对林区职工主观福祉的影响分析 |
| 4.1 社会职能移交对林区职工主观福祉影响的框架分析 |
| 4.2 社会职能移交对林区职工主观福祉的直接影响 |
| 4.3 社会职能移交通过公共服务变化对林区职工主观福祉的间接影响 |
| 4.3.1 “公检法”移交对林区职工主观福祉的影响分析 |
| 4.3.2 “教育”移交对林区职工主观福祉的影响分析 |
| 4.3.3 “三供一业”移交对林区职工主观福祉的影响分析 |
| 4.3.4 “医院”移交对林区职工主观福祉的影响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5 社会职能移交对林区职工主观福祉影响的实证研究 |
| 5.1 研究思路 |
| 5.2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
| 5.2.1 数据来源 |
| 5.2.2 样本特征 |
| 5.2.3 相关变量解释 |
| 5.3 模型构建 |
| 5.3.1 双重差分模型 |
| 5.3.2 中介效应模型 |
| 5.4 结果分析 |
| 5.4.1 双重差分的结果分析 |
| 5.4.2 中介效应的结果分析 |
| 5.4.3 总体结果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推进社会职能移交提升林区职工主观福祉的建议 |
| 6.1 明确社会职能移交的改革理念 |
| 6.2 加强森工企业与政府间的合作交流 |
| 6.3 国家与当地政府出台相应的扶持政策 |
| 6.3.1 妥善安置富余分流人员 |
| 6.3.2 积极鼓励职工转岗就业 |
| 6.3.3 重点关注医疗职能的移交 |
| 6.3.4 提升“三供一业”的管理服务水平 |
| 6.4 政府与森工企业共同解决改革资金问题 |
| 6.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附件 |
（3）指向改进的英国学校督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问题缘起 |
| 1.1.1 教育督导是教育治理的重要手段 |
| 1.1.2 教育督导是学校改进的动力源头 |
| 1.1.3 英国教育督导是保障教育质量与标准的标杆示范 |
| 1.1.4 指向学校改进的督导模式是我国学校督导改革的必然趋势 |
| 1.2 研究价值及意义 |
| 1.2.1 理论与实践价值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设计 |
| 1.3.1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图 |
| 第2章 核心概念界定及相关研究述评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教育督导 |
| 2.1.2 学校督导 |
| 2.1.3 学校改进 |
| 2.2 相关研究述评 |
| 2.2.1 国内对英国教育督导的研究 |
| 2.2.2 国外对英国教育督导的研究 |
| 2.2.3 国内外对英国Ofsted的研究 |
| 2.2.4 国内对英国学校改进的研究 |
| 2.2.5 国外对英国学校改进的研究 |
| 第3章 Ofsted督导改革的背景思潮及理论基础 |
| 3.1 教育督导制度变革的背景思潮 |
| 3.1.1 新公共管理运动 |
| 3.1.2 教育监管改革浪潮 |
| 3.2 教育督导模式发展的理论基础 |
| 3.2.1 CIPP模式 |
| 3.2.2 发展性评价模式 |
| 3.2.3 理论运用浅析 |
| 第4章 Ofsted发展历程审视与当代形态 |
| 4.1 Ofsted的成立 |
| 4.1.1 成立背景 |
| 4.1.2 改革举措 |
| 4.2 Ofsted的历史沿革 |
| 4.2.1 正规化与统一化:保守党政府时期的学校督导 |
| 4.2.2 精致化与完善化:工党政府时期的学校督导 |
| 4.2.3 多样化与简洁化:联合政府时期的学校督导 |
| 4.3 Ofsted的当代形态 |
| 4.3.1 宏观职能与愿景 |
| 4.3.2 具体任务及内容 |
| 4.3.3 内部组织与架构 |
| 4.3.4 督学遴选与职责 |
| 4.4 发展特征与流变规律 |
| 4.4.1 从权威走向合作:学校改进的合伙人 |
| 4.4.2 从问责走向改善:学校改进的协助者 |
| 4.4.3 从他评走向自评:学校改进的助推者 |
| 第5章 Ofsted学校督导系统剖析 |
| 5.1 督导系统和流程引领学校改进方向 |
| 5.1.1 督导前的准备——CIPP模式的背景评价 |
| 5.1.2 督导实施阶段——CIPP模式的过程评价 |
| 5.1.3 督导反馈阶段——CIPP模式的结果评价 |
| 5.1.4 对Ofsted督导流程的评价 |
| 5.2 督导框架和指标体系聚焦学校改进要件 |
| 5.2.1 贴近教育本质的指导思想 |
| 5.2.2 构建分级分类的指标体系 |
| 5.2.3 对框架和指标的深度反思 |
| 5.3 Ofsted指导下的自我评价开拓学校改进手段 |
| 5.3.1 自我评价的基本原则 |
| 5.3.2 自我评价的核心要素 |
| 5.3.3 自我评价的主要特点 |
| 第6章 指向改进的英国学校督导经验与启示 |
| 6.1 指向改进的英国学校督导经验分析 |
| 6.1.1 督导人员的专业性是助力学校改进的灵魂 |
| 6.1.2 督导设计的合理性是推动学校改进的支柱 |
| 6.1.3 督导实践的科学性是推动学校改进的航标 |
| 6.1.4 督导循证的有效性是推动学校改进的关键 |
| 6.1.5 督导研究的近地性是推动学校改进的保障 |
| 6.2 对我国学校督导的启示 |
| 6.2.1 强调循证原则,为教育研究建立督导的大数据库 |
| 6.2.2 注重服务功能,为社会和民众提供信息 |
| 6.2.3 加强改进职能,从以督政为主向督政与督学并重转变 |
| 6.2.4 增进指导功能,推动学校自评体制建设 |
| 6.2.5 加强公正客观,尝试第三方评估机构建设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华侨农场“三融入”体制改革研究 ——以双第华侨农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来源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来源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一、萌芽阶段(1980-1995年) |
| 二、发展阶段(1996-2006年) |
| 三、深入阶段(2007年至今) |
| 第三节 文献资料和研究方法 |
| 一、文献资料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地域 |
| 一、行政区划 |
| 二、自然环境 |
| 第二章 华侨农场“三融入”体制改革的提出和实施 |
| 第一节 华侨农场的缘起 |
| 一、东南亚排华 |
| 二、国内安置 |
| 第二节 华侨农场体制改革的发展历程 |
| 一、第一次领导体制变化(1950—1977年) |
| 二、第二次领导体制变化(1978-1985年) |
| 三、第三次领导体制变化(1985年至今) |
| 四、“三融入”体制改革的背景 |
| 第三节 “三融入”体制改革政策的实施内容 |
| 一、体制融入地方 |
| 二、管理融入社会 |
| 三、经济融入市场 |
| 第三章 双第华侨农场“三融入”体制改革的具体执行 |
| 第一节 “三融入”之前的双第华侨农场 |
| 一、场员安置 |
| 二、生产与经营管理体制 |
| 三、社会职能管理 |
| 四、场员薪资福利 |
| 第二节 体制融入模式 |
| 第三节 地方治理 |
| 一、发展布局 |
| 二、基础设施建设 |
| 第四节 归难侨社会保障 |
| 第五节 侨居造福工程 |
| 一、实施背景 |
| 二、实施过程 |
| 第六节 归难侨生存现状 |
| 第四章 双第华侨农场“三融入”体制改革的问题分析 |
| 第一节 农场干部队伍建设 |
| 一、理顺体制机制 |
| 二、优化农场干部队伍 |
| 第二节 归难侨子女的社会融入 |
| 第三节 土地利用 |
| 第四节 华侨农场未来发展前景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论文资助项目 |
（5）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问题研究 ——以河南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导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 (三)基本思路、理论工具和研究方法 |
| 1、基本思路和框架 |
| 2、理论工具 |
| 3、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二、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概述 |
| (一)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的定义 |
| (二)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的历史成因 |
| (三)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的影响 |
| 1、国有企业负担过重 |
| 2、公共服务水平低 |
| 3、职工抗风险能力较差 |
| 三、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现状分析 |
| (一)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的内容 |
| 1、国有企业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分离移交 |
| 2、剥离国有企业办公共服务机构 |
| 3、对国有企业退休人员实行社会化管理 |
| (二)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的政策措施 |
| 1、国家指导意见 |
| 2、河南省配套措施 |
| (三)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的成效意义 |
| 1、减轻了国有企业负担 |
| 2、进一步理顺了职能定位 |
| 3、促进了公共服务专业化 |
| 4、为国企改革营造了有利环境 |
| 四、河南省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一)河南省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存在的问题 |
| 1、改革意愿不强 |
| 2、政策落实存在偏差 |
| 3、资金成本压力较大 |
| 4、政府职能缺位 |
| 5、易引发不稳定问题 |
| (二)河南省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1、初期思想认识不够 |
| 2、配套政策不完善 |
| 3、经济下行加剧筹资难度 |
| 4、政府履行职能不到位 |
| 五、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的对策建议 |
| (一)加强宣传引导 最大限度凝聚改革共识 |
| 1、统一思想认识 |
| 2、加强思想沟通 |
| 3、坚持以人为本 |
| (二)突出顶层设计 完善落实配套政策 |
| 1、科学制定政策 |
| 2、注重政策宣讲 |
| 3、加强协调推动 |
| (三)强化统筹协调 健全资金保障机制 |
| 1、管控改革成本 |
| 2、合理分担成本 |
| 3、加强资金管理 |
| (四)转变政府职能 提升管理服务水平 |
| 1、明确职能定位 |
| 2、完善公共服务体系 |
| 3、提升社区治理能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6）南昌市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普惠发展的现状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问题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1.理论意义 |
| 2.实践意义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1.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 |
| 2.普惠性幼儿园 |
| (四)文献综述 |
| 1.普惠性幼儿园定性、特点及建设现状的相关研究 |
| 2.幼儿园费用普惠的相关研究 |
| 3.幼儿园普惠性教育质量的相关研究 |
| 4.幼儿园面向大众的相关研究 |
| 5.幼儿园普惠性政策制定与实施的相关研究 |
| 6.幼儿园普惠性发展策略的相关研究 |
| (五)研究设计 |
| 1.研究目标 |
| 2.研究内容 |
| 3.研究对象 |
| 4.研究方法 |
| 5.技术路线 |
| 二、南昌市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普惠发展的现状 |
| (一)费用普惠 |
| 1.民办与公办配套幼儿园收费呈倍数差距 |
| 2.收费种类繁多、总体满意度尚好 |
| (二)教育质量普惠 |
| 1.幼师以大专学历居多 |
| 2.小区环境影响办园条件 |
| 3.教师高控与特色课程操办现象并存 |
| 4.不同性质的园所管理截然不同 |
| (三)面向大众普惠 |
| 1.覆盖小区内外但弱势群体占比少 |
| 2.家长对普惠性满意度处中等偏上 |
| (四)政府扶持普惠 |
| 1.及时出台政策分解任务 |
| 2.科学分类执行移交任务 |
| 3.政府投入额有园所差异 |
| 三、南昌市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普惠发展中的问题分析 |
| (一)普惠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 1.民办配套园收费相对较高 |
| 2.入园的便捷与安全未能兼顾 |
| 3.师资力量弱,管理难规范 |
| 4.优质配套园资源分配不匀 |
| 5.配套园的移交、建设不到位 |
| (二)普惠发展中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 |
| 1.民办配套园运营成本大 |
| 2.规划设计缺乏科学性 |
| 3.幼师收入低、稳定性差 |
| 4.家长多元化选择的要求 |
| 5.政策的执行与落地滞后 |
| 四、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普惠发展策略 |
| (一)平衡民办配套园收支,加大配套园补助力度 |
| 1.加强办园成本核算和定价监督 |
| 2.提高政府补助标准和补助力度 |
| (二)完善配套园管理制度,加快规范化办园进程 |
| 1.界定性质,规范名称 |
| 2.安全便利,统筹兼顾 |
| 3.提升专业,引领导航 |
| 4.健全组织,依规调解 |
| (三)科学配置学前资源,推进普惠办学进程 |
| 1.加快回收协商移交配套园工作进程 |
| 2.多路径扩充小区普惠性学位数量 |
| 3.建立公办为主导的普惠办学模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7）我国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政策执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 |
| 一、个人旨趣——家门口上得起的幼儿园在哪? |
| 二、民生疑问——五分钟生活圈如何实现便捷? |
| 三、现实之问——2010年的政策是否真正落地?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 |
| 二、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政策 |
| 三、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政策执行 |
| 第四节 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 一、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的研究 |
| 二、教育政策执行的研究 |
| 三、思考与启示 |
| 第五节 理论基础 |
| 一、公共服务理论之“服务而非掌舵” |
| 二、公共选择理论之理性“经济人”假设 |
| 三、公共政策执行理论——史密斯政策执行分析框架 |
| 第六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路径 |
| 二、研究目标 |
| 三、研究对象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中央政府对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的顶层设计与意义 |
| 第一节 中央政府关于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的顶层设计 |
| 一、从规范要求到专项整治再到专项治理 |
| 二、“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设施属性”与“服务设施用地”错位 |
| 第二节 新时代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的现实意义 |
| 一、小区配套幼儿园政策助力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推动 |
| 二、小区配套幼儿园政策助力国家人口安全的战略部署 |
| 三、小区配套幼儿园政策助力十九大幼有所育的重要承诺 |
| 小结 |
| 第三章 省级政府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政策的执行 |
| 第一节 政策文件扫描:时间集中、主体众多、形式多样 |
| 一、政策发布年度——“波浪式-拱桥式-指数式”发展态势 |
| 二、政策制定机构——涉及部门多、主体多寡类型化 |
| 三、政策文件形式——方案、意见为主,通知、条例类较少 |
| 第二节 政策内容洞察:泾渭分明的象征型与务实型 |
| 一、内容设计类型化——象征型和务实型两支分流 |
| 二、象征型政策——行政上的符号 |
| 三、务实型政策——执行上的指南 |
| 第三节 政策现状透析:策略性和“行政发包式”执行 |
| 一、作为理性“经济人”的策略性执行 |
| 二、作为统筹主体的“行政发包式”执行 |
| 小结 |
| 第四章 县级政府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政策的执行实践——以N市A区和B区为例 |
| 第一节 N市A区的政策执行 |
| 一、前治理时代:收获与困境并存 |
| (一)“三项工程”促就回购一所幼儿园 |
| (二)困境:跨部门协同失灵与土地财政 |
| 二、专项治理时代:千头万绪,力有未逮 |
| (一)不知所措,无所适从——政策理解难 |
| (二)教育一人“拎独头”——各部门协同难 |
| (三)国家请客,地方买单——私有园所回购难 |
| 第二节 N市B区的政策执行 |
| 一、前治理时代:收获和协作兼得 |
| (一)回收部分“跨节点”幼儿园 |
| (二)各部门奏响协同执行的“合奏曲” |
| 二、专项治理时代:再次梳理,皆为普惠 |
| (一)多部门联合摸底——高效率合作 |
| (二)始终秉持普惠初心——鼓励办成普惠 |
| 第三节 政策执行差异的原因分析 |
| 一、央地政策设计的周全性与强制性分析 |
| (一)“公共服务设施定位”与“居住服务用地”错位——中央教育政策与土地政策不对称 |
| (二)执行力不强的土地政策和姗姗来迟的治理方案——N市政策跟进相对较慢 |
| 二、目标群体的复杂度与配合度分析 |
| (一)私有多与公有多——目标群体的复杂度不同 |
| (二)拒绝与接受——目标群体的配合度不同 |
| 三、执行机构的策略和协同度分析 |
| (一)鼓励捐赠与互相合作——执行策略不同 |
| (二)单枪匹马与珠联璧合——各部门协同度不同 |
| 四、政策经费与土地资源的分析 |
| (一)囊中羞涩与富埒陶白——经费资源不同 |
| (二)寸土尺地与广袤天地——土地资源不同 |
| 小结 |
| 第五章 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政策执行的路径建议与研究反思 |
| 第一节 路径建议 |
| 一、司法解释与政策补充,法律与政策的珠联璧合 |
| 二、专项拨款与土地划拨,全力保障普惠化的实现 |
| 三、执行主体的考核与合作,优化执行机构的执行机制 |
| 四、尊重历史展望未来,理性衡量作出最优选择 |
| 第二节 研究反思 |
| 一、研究目标反思 |
| 二、研究对象反思 |
| 三、研究深度反思 |
| 附录一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政策汇总表 |
| 附录二 中央关于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的政策统计表 |
| 附录三 N市关于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的政策统计表 |
| 附录四 教育行政人员访谈提纲 |
| 附录五 小区配套幼儿园举办者访谈提纲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依据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框架结构和创新及不足 |
| 1.4.1 框架结构 |
| 1.4.2 创新之处 |
| 1.4.3 不足之处 |
| 第2章 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问题概述 |
| 2.1 相关概念阐释 |
| 2.1.1 社会组织 |
| 2.1.2 教育扶贫 |
| 2.1.3 社会组织教育扶贫 |
| 2.2 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现实背景 |
| 2.2.1 贫困地区人力资本有待开发 |
| 2.2.2 社会组织服务社会优势凸显 |
| 2.2.3 精准扶贫要求多元力量参与 |
| 2.3 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历史进程 |
| 2.3.1 1978 年—1989 年: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探索阶段 |
| 2.3.2 1990 年—2000 年: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展开阶段 |
| 2.3.3 2001 年—2011 年: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深化阶段 |
| 2.3.4 2012 年以来: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攻坚阶段 |
| 2.4 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总体成效 |
| 2.4.1 缓解了政府教育扶贫财政压力 |
| 2.4.2 填补了政府教育扶贫工作空隙 |
| 2.4.3 促进了政府教育扶贫效率提高 |
| 2.4.4 减轻了贫困家庭子女教育负担 |
| 第3章 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理论资源 |
| 3.1 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 |
| 3.1.1 发展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
| 3.1.2 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相统一 |
| 3.1.3 教育同生产劳动实践相结合 |
| 3.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 |
| 3.2.1 发展教育是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重大举措 |
| 3.2.2 发展教育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基础 |
| 3.2.3 发展教育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根本之策 |
| 3.3 国外学者的相关理论 |
| 3.3.1 人力资本理论 |
| 3.3.2 文化贫困理论 |
| 3.3.3 福利多元主义理论 |
| 3.4 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相关理论 |
| 3.4.1 有教无类——教育的普惠性 |
| 3.4.2 治乱学说——教育的教化性 |
| 3.4.3 经学致用——教育的实用性 |
| 3.4.4 教养兼施——教育的公益性 |
| 第4章 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实践探索 |
| 4.1 基础教育 |
| 4.1.1 学前教育 |
| 4.1.2 义务教育 |
| 4.1.3 普通高中教育 |
| 4.1.4 特殊儿童教育 |
| 4.1.5 乡村教师队伍建设 |
| 4.2 职业教育 |
| 4.2.1 发展农村中高等职业教育 |
| 4.2.2 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 |
| 4.2.3 抓好农业实用技术培训 |
| 4.2.4 培养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 |
| 4.3 普通高等教育 |
| 4.3.1 扶持大学生就业创业 |
| 4.3.2 指导城市返乡青年创业 |
| 4.4 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 |
| 4.4.1 学前教育阶段学生资助 |
| 4.4.2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资助 |
| 4.4.3 普通高中教育阶段学生资助 |
| 4.4.4 中等职业教育阶段学生资助 |
| 4.4.5 普通高等教育阶段学生资助 |
| 4.5 以资育人 |
| 4.5.1 通过社会实践培养学生自立自强 |
| 4.5.2 通过人文助困树立学生积极心态 |
| 4.5.3 通过感恩教育培育学生责任意识 |
| 4.6 农村教育基础设施建设 |
| 4.6.1 改善农村学校基本办学条件 |
| 4.6.2 提高农村学校信息化水平 |
| 第5章 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主要模式 |
| 5.1 社会组织独立运作模式 |
| 5.1.1 筹款工具模式 |
| 5.1.2 项目运行模式 |
| 5.1.3 组织资助模式 |
| 5.2 政府和社会组织合作模式 |
| 5.2.1 政府购买服务模式 |
| 5.2.2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
| 5.3 产业+社会组织合作模式 |
| 5.3.1 社会企业模式 |
| 5.3.2 公益创投模式 |
| 5.3.3 影响力投资模式 |
| 第6章 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未来趋向 |
| 6.1 明确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角色定位 |
| 6.1.1 扶贫资源的链接者 |
| 6.1.2 扶贫服务的提供者 |
| 6.1.3 扶贫能力的建设者 |
| 6.1.4 扶贫行动的倡导者 |
| 6.1.5 扶贫工作的合作者 |
| 6.2 发扬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基本经验 |
| 6.2.1 积极争取党委政府支持 |
| 6.2.2 抓好教育扶贫品牌建设 |
| 6.2.3 重视舆论宣传引导作用 |
| 6.2.4 开展多种形式慈善募捐 |
| 6.3 抓住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机遇 |
| 6.3.1 经济与社会转型激发社会组织发展 |
| 6.3.2 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提供发展时机 |
| 6.3.3 政府职能转变需要社会组织承接工作 |
| 6.3.4 制度创新为社会组织创造发展环境 |
| 6.4 正视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挑战 |
| 6.4.1 社会组织教育扶贫法律缺失 |
| 6.4.2 社会组织外部管理僵化 |
| 6.4.3 社会组织普遍资源短缺 |
| 6.4.4 社会组织内部能力不足 |
| 6.5 优化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路径选择 |
| 6.5.1 构建社会组织教育扶贫法律体系 |
| 6.5.2 改善社会组织外部治理环境 |
| 6.5.3 落实社会组织培育扶持政策 |
| 6.5.4 加强社会组织内部能力建设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 后记 |
（9）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 0.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0.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0.4 相关概念界定 |
| 第1章 长沙专区社会历史背景 |
| 1.1 长沙专区的人文历史和建制沿革 |
| 1.2 中国历代基层政权的历史变迁 |
| 1.3 晚清及北洋政府时期“自治化”实践 |
| 1.4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自治化”向“行政化”过渡 |
| 1.5 “国家政权内卷化” |
| 第2章 中共基层政权建设的理论来源与实践探索 |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理论来源 |
| 2.2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实践探索 |
| 2.3 “行政化”路径下“党治国家”模式的确定 |
| 第3章 长沙专区的解放与面临的复杂形势 |
| 3.1 长沙专区的解放 |
| 3.2 长沙专区各县人民政府的成立 |
| 3.3 长沙专区新生人民政权面临的复杂形势 |
| 第4章 长沙专区成立初期基层干部队伍建设 |
| 4.1 中共长沙地委领导机构的组建与南下 |
| 4.2 中共南下长沙地委与地下党的会师 |
| 4.3 长沙专区基层干部选拔 |
| 4.4 基层干部的培训与整风 |
| 第5章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与党的权威重塑 |
| 5.1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现状 |
| 5.2 审查党员:保持组织纯洁性 |
| 5.3 公开建党:公开党的组织与发展基层党组织 |
| 5.4 整党建党:健全党委制度与整风整党 |
| 第6章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建政 |
| 6.1 以“城乡兼顾”为工作中心的确定 |
| 6.2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政权的初创 |
| 6.3 区、乡政权的接管和区政府、党委的成立 |
| 6.4 保甲制度的暂时保留 |
| 第7章 “剿匪”及“清匪”运动 |
| 7.1 匪患的形成原因与目标指向 |
| 7.2 剿匪运动的历程 |
| 7.3 主力地方化和地方人民武装的建立 |
| 7.4 全面发动群众,进行清匪斗争 |
| 7.5 镇压反革命 |
| 第8章 “支前征粮” |
| 8.1 征粮运动的必要性 |
| 8.2 “夏借”工作的开展 |
| 8.3 “秋征”工作的开展 |
| 8.4 党政群组织的初建与对民众的初步动员 |
| 8.5 阶级斗争下的“加征大户”和“查挤黑田” |
| 8.6 征粮运动与基层政权的建设 |
| 第9章 “双减反霸” |
| 9.1 “双减反霸”运动的缘起 |
| 9.2 “双减反霸”运动历程 |
| 9.3 双减反霸与党群团组织的初建 |
| 9.4 保甲制度的废除与乡政权的初建 |
| 第10章 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 |
| 10.1 土改的必要性 |
| 10.2 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 |
| 10.3 .土地改革对民众的动员与改造 |
| 10.4 土地改革与乡村社会改造 |
| 第11章 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和乡基层政权的确立 |
| 11.1 乡基层政权的逐步确立 |
| 11.2 民主建政工作的开展 |
| 11.3 《宪法》的颁布与乡(镇)基层政权的正式确立 |
| 第12章 长沙专区基层政权建政特点与历史影响 |
| 12.1 建政特点 |
| 12.2 历史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10）我国采用PPP模式提供公共物品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 一、世界各国采用PPP模式提供公共物品的简况 |
| 二、我国采用PPP模式提供公共物品的简况 |
| 三、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PPP模式提供公共物品的基础理论研究 |
| 二、PPP模式提供公共物品的可行性研究 |
| 三、PPP实践机制研究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及论文结构 |
| 一、研究内容 |
| 二、论文结构 |
| 第五节 论文创新点 |
| 第二章 PPP模式提供公共物品理论研究 |
| 第一节 公共物品理论的发展 |
| 一、区分公共物品的基本特征 |
| 二、物品和服务的精细化分类 |
| 三、公共物品(服务)提供方式的发展 |
| 第二节 民营化理论的兴起 |
| 一、民营化理论存在的争议 |
| 二、民营化的实施方式 |
| 第三节 公共财政理论的发展 |
| 一、定位于弥补市场缺陷 |
| 二、以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为主旨 |
| 三、遵循民主决策原则 |
| 四、依法开展财政收支 |
| 五、需要接受民众监督 |
| 第四节 治理理论的发展 |
| 一、政府边界的争论 |
| 二、共治理念的产生 |
| 三、合作治理中政府的角色 |
| 第五节 PPP理论的发展 |
| 一、PPP的优势 |
| 二、PPP的缺陷 |
| 第六节 PPP模式提供公共物品必要性的理论探索 |
| 一、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可以优化代际资源配置 |
| 二、PPP模式对财政支出的影响 |
| 三、PPP模式对社会福利的影响 |
| 四、技术进步给公共物品供给带来的变化 |
| 五、一个公共物品提供方式的新视角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公共物品供给及PPP模式的历史沿革 |
| 第一节 我国公共物品供给的历史沿革 |
| 一、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公共物品供给情况 |
| 二、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公共物品供给情况 |
| 第二节 我国PPP模式的发展路径 |
| 一、我国PPP开展的历史背景 |
| 二、PPP起步探索阶段(1984 年-1993 年) |
| 三、PPP逐步试点阶段(1994 年-2013 年) |
| 四、PPP大力推广阶段(2014 年-至今)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采用PPP模式提供公共物品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PPP项目库描述性分析 |
| 一、PPP项目一维分析 |
| 二、PPP项目二维交叉分析 |
| 第二节 我国PPP模式提供公共物品回归分析 |
| 一、PPP申报回归分析 |
| 二、PPP项目执行率回归分析 |
| 三、不同回报机制的PPP项目执行率回归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PPP案例分析 |
| 第一节 公共物品需求问题 |
| 一、德国罗斯托克瓦诺隧道项目 |
| 二、青岛海湾大桥 |
| 三、智利68号公路 |
| 四、葡萄牙弹性期限公路特许经营 |
| 第二节 公共物品供给理念问题 |
| 一、英国M6收费公路项目 |
| 二、英国赛文河第二大桥项目 |
| 三、波兰华沙S8快速公路项目 |
| 第三节 公共物品供给管理问题 |
| 一、土耳其公共设施垄断 |
| 二、安徽合巢芜高速公路 |
| 三、澳大利亚阿德莱德水务项目 |
| 四、美国军队零能耗住宅项目 |
| 第四节 合作机制问题 |
| 一、美国马萨诸塞州3号公路北段修缮扩建项目 |
| 二、法国西班牙跨国铁路项目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建议及研究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一、采用PPP模式提供公共物品具有理论必要性 |
| 二、我国采用PPP模式提供公共物品具有现实必要性 |
| 三、我国有必要优化PPP机制,有效提供公共物品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一、改变传统的公共物品供给观念 |
| 二、准确把握公共物品需求 |
| 三、优化PPP项目管理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一、理论研究方面 |
| 二、实证研究方面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在读期间完成的研究成果 |
四、企业中小学移交到地方（论文参考文献）
- [1]国企“单位文艺”的生成及功能变迁研究 ——以S市112厂为例[D]. 肖赛玥. 吉林大学, 2021(01)
- [2]重点国有林区社会职能移交对职工主观福祉影响的研究[D]. 马田宇. 东北林业大学, 2021(09)
- [3]指向改进的英国学校督导研究[D]. 顾娇妮.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2)
- [4]华侨农场“三融入”体制改革研究 ——以双第华侨农场为例[D]. 肖伊然. 华侨大学, 2020
- [5]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问题研究 ——以河南省为例[D]. 邢梦琪. 郑州大学, 2020(02)
- [6]南昌市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普惠发展的现状与对策研究[D]. 邓璠. 江西师范大学, 2020(10)
- [7]我国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政策执行研究[D]. 陈红敏.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8]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研究[D]. 王冬雪. 吉林大学, 2020(08)
- [9]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D]. 孙延青. 湘潭大学, 2019(12)
- [10]我国采用PPP模式提供公共物品问题研究[D]. 冯铸. 云南财经大学, 201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