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不应单独设立人格权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格权论文,民法典论文,不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4月16—1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召开编纂民法典专家讨论会。与会 专家学者，就民法典设立总则编、物权编、债法总则编、合同编、侵权行为编、亲属编 、继承编、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编达成了一致意见；就民法典是否设立人格权编和 知识产权编，未达成一致意见。这里着重介绍我之所以不赞成单独设立人格权编的理由 。
人格权单独设编的主张得到与会多数学者的赞同，其主要理由有三：其一，人格权关 系到人的尊重、人格尊严和人权保护，因此非常重要，有必要单独设编；其二，中国在 21世纪制定民法典，一定要有所创新，即使全世界的民法典都没有单独设立人格权编， 也不等于中国民法典不可以单独设立人格权编。人格权单独设编，使中国民法典具有自 己的特色，有了创新；其三，我国现行民法通则专设民事权利一章，其中第四节规定人 格权，此举在国际间获得很高的评价，被称为中国的权利宣言。可见，将人格权单独规 定，是民法通则的成功经验。我们现在制定民法典，没有理由抛弃这一成功经验而将人 格权放回总则编的自然人一章。
针对主张人格权单独设编的第一个理由，我的驳论是：人的尊重、人格尊严和人权保 护，属于法典的进步性问题，应当体现在民法典的价值取向、规范目的、基本原则和具 体制度上。一项法律制度，充分体现对人的尊重、对人格尊严和人权的保护，即具有了 进步性。至于该项制度的民法典上的安排，是作为单独一编、单独一章，是安排在法典 的前面或是后面，对其进步性不发生影响。民法典的编纂体例、编章结构、法律制度的 编排顺序，应当符合一定的逻辑关系，并照顾到法官适用法律的方便，这属于法典的形 式一面，应当要求科学性，而不是进步性。简而言之，民法典的基本原则、精神实质、 价值取向、制度内容，属于进步性问题；民法典的编纂体例、编章结构、编排顺序，属 于科学性问题。怎么能够混为一谈!
针对主张人格权单独设编的第二个理由，我的驳论是：我并不反对创新，不反对中国 民法典要有自己的特色，但问题在于这种创新、这种特色，一定要符合公认的法理，要 在法理说得通，要具有起码的合理性，要具有起码的说服力。人格权单独设编，世界上 没有先例。如果法理上说不通，缺乏起码的合理性和说服力，这绝不是真正的“创新” ，而是故意“标新立异”。立法绝不同于文学艺术，不同于舞台表演。特别是制定民法 典，是为民事生活制定准则，为市场经济和家庭生活设立行为规范，为法官裁判民事案 件设立判断基准，为中国在21世纪建成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实现真正的民主、人权和 法治国家奠定牢不可破的法制根基，应当本着对国家、民族、人民极端负责的精神，谨 慎从事，不容许任何的草率、任意性，不应当故意标新立异!
针对主张人格权单独设编的第三个理由，我的驳论是：当年制定民法通则专设第五章 ，列举规定各种民事权利，其中第四节规定人身权，并不是出于理性的决定。民法通则 既不是民法典也不是民法典的总则，为了使人民了解自己享有哪些民事权利，而将各种 民事权利集中规定，可以说是出于不得已。绝不能认为，当时已经有明确的立法者意思 ：该章所列举规定的每一种民事权利，将来都是单独设立一编。应当看到，民法通则之 所以在国际国内受到好评，是因为民法通则所规定的人格权等内容体现了对人的尊重和 对人格尊严和人权的保护，是因为民法通则所规定的法律制度所具有的进步性，而绝不 是因为民法通则专设一章列举民事权利、专设一节规定人格权的这种编纂体例、编排顺 序，有什么科学性，有什么合理性。要说民法通则的经验，其经验在于规定了人格权， 而不在于将人格权单独规定。如果说民法通则已经将人格权单独规定为一节，现在制定 民法典就应该将人格权单独规定为一编的话，则民法通则已经将民事责任单独规定为一 章，现在制定民法典是否就必须专设“民事责任”一编呢?
我不赞同人格权单独设编的基本理由如下：人格权与人格两个概念确有不同，但作为 人格权客体的人的生命、身体、自由、姓名、肖像等，是人格的载体。因此，人格权与 人格相终始，不可须臾分离，人格不消灭，人格权不消灭。人格权单独设编，全世界没 有先例，无论法国式民法典或者德国式民法典，人格权均与自然人一并规定。其理由， 不仅在于人格权与自然人不可分离，还在于人格权是主体对自身的权利，是维持主体存 在所不可或缺的基础条件，其性质与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出生、死亡、失踪相同，均 属于主体自身的事项，而与一般民事权利之属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同。
这里有必要特别指出人格权与其他民事权利的区别。其他民事权利，例如所有权、债 权、继承权及亲属关系上的权利，都是主体对自身以外的物和人的权利。所有权是权利 人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财产(动产、不动产)的权利。平常说，一切财产都是“身外 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走”。所有权正是主体对“身外之物”的权利，是“生不 带来、死不带走”的权利；债权是权利人请求义务人作某种行为(如交货、付款、提供 服务)的权利，是主体对“身外之人”的行为的权利，其最终结果是权利主体获得商品 、货币和享受服务，如果把服务也看作一种“物”的话，我们仍然可以说，债权也是主 体对“身外之物”的权利；继承权及亲属关系上的权利也大体如此，无非是主体对“身 外之物”、“身外之人”的权利，是“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权利。而人格权却不同 ，人格权不是主体对身外之物、身外之人的权利，而是主体对存在于自身的权利。人格 权因出生而当然发生，因死亡而当然消灭，确确实实是“生则带来、死则带走”的权利 。其他民事权利，均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属于一种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因此我 们可以说“所有权关系”、“债权关系”、“亲属关系”和“继承关系”。但人格权与 此不同，人格权存在于主体自身，属于主体自身的事项，与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出生 、死亡、失踪等具有同样的性质，并不与他们发生关系。就像我们不能说“出生关系” 、“死亡关系”一样，我们不能说“人格权关系”。基于对人格权本质的认识，各国民 法典均将人格权规定在主体部分的自然人一章，与自然人的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出生 、死亡、失踪等规定在一起，没有单独设人格权编的。
民法典的编纂，是按照民事法律关系理论，以民事法律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 划分标准，分为物权关系、债权关系、亲属关系、继承关系，相应设立物权编、债权编 、亲属编和继承编；再将各编即各种民事法律关系的共同制度，包括主体、法律行为、 代理、时效等抽出，在各编之前集中规定，作为民法典的总则编。人格权是主体自身的 问题，是主体对自身的权利，是主体对自身的“关系”，不是主体对外部的关系，不是 主体与他主体之间的关系，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不能称为“人格权关系”或 者“人格关系”。仅在人格权受侵害时，才发生权利人与加害人之间的关系，即侵权损 害赔偿关系，属于债权关系。世界各国民法典，均将人格权安排在自然人一章(编)，而 与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失踪宣告、死亡宣告一并规定，其法理根据正在于此。
我国《大清民律草案》总则编第二章自然人，其中第五节以“人格保护”为节名，包 括7个条文。但学者均将本节称为“人格权保护”。该草案第51条将人格权称为“人格 关系”，当时即受到尖锐的批评。因为人格权是主体对自身的权利，不是人与人的关系 ，当人格权遭受分割时才发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侵权损害赔偿关系，而此种关系属 于债权债务关系，而非所谓“人格关系”或者“人格权关系”。这个问题，在民国初期 就已经弄清楚。因此，1925年的《民国民法草案》，即抛弃了“人格关系”一语，而直 接使用“人格权”概念。现在制定民法典，要接受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如果将人格 权单独设编，将人格权这一主体自身的问题，与物权关系、债权关系、亲属关系和继承 关系并列，就违反了民法典编纂的逻辑和民法法理，其错误程度远超过大清民律草案之 规定“人格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