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道教创立过程的新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教论文,过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对其创立的时代以及创立的过程，信仰者和学术研究人员历来都有比较明确的看法，似不容置疑。然而，促使我产生怀疑，并对这个问题决心进行一次新的探索的动因，却是缘于两件事对我的触发。
一件是文学家鲁迅和宗教学家许地山对道教的论述。鲁迅先生是对中华民族的传统及性格体味最深刻的文学家，因而在他的作品中创造出狂人、阿Q、祥林嫂等一系列震慑千古的典型，并以杂文作解剖刀， 对中国人的光明面，特别是阴暗面作了准确入微的剖析。正是他，说出了“中国的全部根柢在道教”，并进一步指出：“以此读史许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在《而已集·小杂感》一文中，鲁迅再次诠释此义：“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的大半。”显然，他把道教当作是解开全部中国历史之谜的钥匙。事实上把道教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之根蒂，中国精神境界之灵魂。
许地山先生则是一位以中国学子的身份在西方大学及印度专攻宗教学的学者。他毕生从事于道教的研究，其成就之精道甚至令史学大师陈寅恪望而却步，叹为观止。该先生认为：“道家思想是与汉族文化同时产生的。”“道教的渊源非常复杂，可以说是混合汉族各种原始的思想所成的宗教。”又说：“道教的成分非常复杂，我们从宗教与思想方面可以明白地回溯到它的许多根源。”进而许先生更将道教的思想源流精心绘制一简表，以作出让人可以一目了然的图解。其表如下：
许地山先生研究道教得出结论是“道家思想是与汉族文化同时产生的。”“道教……是混合汉族各种原始的思想所成的宗教。”实际上也就是说，是原始宗教的观念思想蕴育了道教，道教是原始宗教当然的继承者。在原始宗教与道教之间并未横亘着一个漫长的无宗教阶段。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实事求是地称此原始宗教向道教过渡阶段为原始道教阶段呢？正是这散漫无体的原始道教，酝酿发生出了尔后的“正式”的道教呢？
第二件是秦始皇陵墓与马王堆西汉墓的启示。秦始皇陵可称得上是中国帝王陵墓之冠，这在司马迁撰写的《史记》之《秦始皇本记》和《项羽本纪》中均有详细记载，地处陕西临潼骊山。其陵园规模宏大，分内外城。内城是方形，周长2,525.4米。外城是长方形，周长6,294米。陵中心至今尚保存高76米，底485×515米的坟丘。但是，直到70年代中叶秦兵马俑和鎏金铜马车发掘出世前，人们关于秦始皇陵墓的记载与传说，除了望着高耸陵丘而兴叹之外，并未得到实物的证明，真假莫辨。规模浩大，数量惊人的兵马俑方阵和铜车马的面世，不仅震惊世界，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观，而且震聋发聩，令史学和考古界不得不重新评估史书所载秦始皇陵的真伪。经过考古学家实地探察证明，司马迁所记述的秦皇陵的内藏外景，基本属实。《秦始皇本纪》载：“始皇初即位，穿治骊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徒藏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种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且殉葬了大批妃子宫女工匠。而今天兵马俑等等的发掘出土，则更增补了司马迁所记之远不足也。相信不远的将来，秦始皇陵的全部秘密都将大白于天下，斯时必将成为世界之绝大奇观无疑！
其次是1972—1974年，长沙马王堆一、二、三号西汉古墓的发掘，出土了数千件稀世罕见的珍贵文物，其中大都与道教文化有关，发人深思。
这三座西汉早期古墓，是当时长沙国丞相轶侯利苍及其夫人、儿子的墓葬，约葬于公元前186至168年，上距秦始皇丧葬时间仅几十年，比较集中地反映出秦汉代丧葬礼俗。
人死后升天，是马王堆汉墓一切陈设的中心思想。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一幅覆盖棺木上的帛画，称“非衣”（飞衣），是引导墓主人升天的图象。而在棺椁的漆绘图画中，则是全面地描绘天国胜景。至于对墓主人肉体的处理，则用尽了一切办法（如用朱沙水浸泡等）防止尸体腐烂，以利于灵魂徐徐升入天国仙境。正因为如此，才使我国考古学界得到迄今为止，年代最久远而仍具有弹性的女性肉尸，令全世界考古学界为之震惊。
更为重要的是，在马王堆三号墓还出土了帛书（包括木简），共计十数万字，其中既有道家经典，又有术数方技类杂经，可谓数量众多，内容庞杂。但是只要深入研究其内容主旨，就可以准确无误地看出，所有这些帛书（包括木简，乃至飞衣、漆画）皆可归之于道家文化之列。当然，这里所说的“道家文化”，已非形而上的老庄道家思想，而是已经掺合进来阴阳五行、神仙方术乃至方士们对人之生死、死后冥界状况和羽化升仙之类的传言。
秦皇陵和西汉墓，只是秦汉之际的中国人对人死后后事处理的典型代表，集中反映了当时人们对鬼魂究竟要到哪里去？幽冥世界景象究竟如何？人死后如何升天成仙？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看法。对这些问题，儒家学说却显得苍白无力。孔子曰：“不知生，安知死。”对鬼神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故其学生有“子不语怪力乱神”之叹。儒家对死去的父母祖先讲虔敬祭祀，葬之以礼。至于有无阴间？幽冥世界究竟如何？死后能否成仙之类，对不起，则都是那些穿梭活动于社会上下层的方仙道士们的特长。人有生必有死？远古人在关注人生的同时，也特别注重安顿人之死？对丧事的处理最初当然是由那些被原始人看作是能与人鬼神交通的“巫”来安排，尔后渐渐则流为神仙方术之士去处理，再后来则演变为得道之士，即后来的道士来主张。最早出现的方士、道士恐怕是很古远的事，最迟也要在春秋时代之前就已出现了罢！秦皇陵与马王堆墓以及众多已出土的陵墓，都是这些方士、道士们的精心杰构。那时印度之佛教还未传入中土，这许多陵墓的构建，恰恰反映了热心关注人的生老病死的原始道士们对阴曹地府的设想。
正是基于以上两件事的刺激，才促使我认真思考并探索道教酝酿和创立的全过程，并对以前关于道教创立于东汉末期的结论产生了疑问。
二
中国道教本来就是从华夏民族远古宗教信仰孕育产生出来的，它的发生、发展和演变几乎是与中国悠长的古代历史共始终，因而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思想血肉相连，密不可分。史学大师陈寅恪在讨论到中国文化思想时曾明确指出：要继承和发扬“道家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传统。”儒家也者，诚然是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曾经起过重大作用，特别在“治国平天下”等方面，还起过主导作用。但是，在宗教信仰层面上却远不逮道教影响大，故在此不多置评，单论“道家之真精神”。
陈先生所指的“道家”，显然指的是道教（当然包括道家在内）。其所谓“真精神”到底是什么呢？简括来说无非有二：一是道家总结了上古历史中丰富的兴衰成败之经验而得出的高度抽象的哲学思想，即形而上之“道”。而道教则又进一步丰富了这种哲学思想，提出“重玄之道”，并把作为万物本体的“道”神化为主宰一切的人格神——元始天尊。二是道教立足于华夏民族本位而又兼容并包的“虚容”精神。它把大千世界的一切，古今中外，不管它是儒、墨、阴阳，还是外来的佛，凡有益有利于“我”者，一概“包容”，然后统统为我所用。即所谓“杂而多端”，在信仰上的多神崇拜。之所以具备这两大特点，就在于道教深深扎根在融汇了中国广袤疆域中各地区各民族的丰厚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是华夏民族原始宗教当之无愧的继承者。
黄河与长江流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在这里，早在远古时代就生息繁衍着众多的民族，经过千百年的相互交往，逐渐融合汇聚成有共同文化纽带的华夏民族。关于华夏民族的原始宗教的具体情况。虽然没有遗留下来实录性的文字记载，但我们却可以从先秦古籍中那些追溯历史源头的记述和如今仍保存有原始宗教遗风的少数民族（他们在远古时代也曾居住在中原地区），如彝、瑶等族的现状考察中，窥见其概貌。诸如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巫术、驱鬼祛病、祷雨祝生、占卜预测、画符书咒，以及神话传说：盘古开天、女娲伏羲、夸父追日、东皇太一、西王母、黄帝炎帝等等即是。所有这些基于万物有灵说而进一步升华出来的信仰，是原始社会中华夏民族共有的认识观念，形成共同的文化心理，构成思想模式，在其后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左右着远古时期中国人的思维活动。至今，我们还可以从甲古文和先秦诸多书契中，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初年的帛书、竹木简牍和帛画及其他文物，找到它们的踪迹。马王堆出土的帛书、竹木简牍总计有十数万字，内容除黄帝、老子书、易经外，尚有养生、辟谷、导引、房中、医方、阴阳、符箓等，极为丰富，文物中则有死后升天的帛画等，这些都折射式地反映了原始宗教的影像。可是，当我们把这一系列出土文物加以综合分析时，就可以明确无误地认识到，所有这些帛书和其他文物所提供资料总的思想内涵，皆属于道家文化范畴，与道教密切相关。而且，透过马王堆大量的出土文物，我们仍可以看到战国晚期或秦汉之际社会思想状况的概貌，也可以说这就是道教文化思想的雏形。
至于说到号称道教祖师的黄帝、老子，早在战国时期就已出现了种种关于他们的神话传说。“在先秦时代，最初与道家思想结合，成为道教的宗教教义的便是阴阳家。”（注：许地山：《道教、因明及其他》，第11—12页。）生于公元前四世纪的齐国邹衍，他“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皇帝，学者所供术。”（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阴阳家推尊黄帝，后来与道家对事物消长，顺逆之理参合，而成为秦汉间最流行的黄老道的要素。”（注：许地山：《道教、因明及其他》，第11—12页。）到了秦汉之际，黄老道盛行，有关黄帝、老子的神话传说更为广泛传布。他们的言论著作（当然那时出现的不少黄帝书，多为后人伪托），则包含着对华夏初民生活经验和原始宗教抽象的概括，并已形成形而上的哲理。黄老思想的核心，是强调以静制动，以柔克刚，以阴胜阳，无为而治，这清楚地表明它与远古的母系社会有着某种血缘关系。还应指出，只有道教的教祖追溯黄帝、老子，而带有较多理性色彩入世的儒家，则大谈尧、舜、周公，却鲜言黄帝。由此不难看出，道教思想渊源久远，显示出它与华夏原始宗教的紧密关系。
源远流长的中国道教史，按其自身发生、发展的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原始宗教阶段，民间道教阶段和正统道教阶段。我这样对道教史进行分期，绝不是人为地把道教产生的时间向前推进几百年，以显示道教的古老悠远，而是还道教历史以真实面貌，上与原始宗教相衔接，并以此证实中国宗教发展的连续性，在中国历史上根本不存在无宗教信仰之断层。
原始道教的上限，至少要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所谓原始道教阶段，是指道教的宗教思想正处于逐渐形成，原始的道教活动尚处于散漫芜杂，方士、道士们仍在孤单零散地施术作法，而未结成系统组织的阶段。
在战国时期，原始宗教的遗存——巫觋，当然继续存在，而更重要的是在滨海地区的燕齐等国出现了或隐居山林，或游说于民间乃至上层人士中间的神仙方士。至于为什么神仙方士多出现于齐燕两国，这恐怕与地理环境上临海这个自然条件有关。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则是引发出海上有居住神仙的蓬莱、方丈、瀛洲三仙山神话的诱因。这些神仙方士或从事于个人的修炼，或兜售其神奇的引神招鬼之法术，或期许人们服食灵丹妙药可以长生不老等等。其人数已不在少数，并且收徒秘授，传宗接代。这些方士们的活动，已经在社会上层产生了影响，开始引起诸候（如齐威王、齐宣王）及士大夫们的注意。后来在《庄子》书中所描述的“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变，以游无穷”而又能长生不死的“神人”，正是当时神仙方士们用以招徕信众的典型。正是这些方士，成了酝酿催化出道教最初的经典教义的助产婆。再者，邹衍所倡导的神秘主义的阴阳五行，五德终始及大九洲之说，曾受到几国君王的信奉，竟相尊邹衍为丞相。他的门徒（颇类方士）阐扬师说，大谈阴阳五行，在社会上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战国后期，齐国稷下学派，兴起黄老之学。与此同时，黄帝问道于广成子，后得道飞升等种种有关黄帝的神话传说，也纷纷出笼。
到了秦汉之际，原始道教的形迹更为显著。秦始皇“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炼奇药。”（注：《史记·秦始皇本记》。）秦始皇还多次遣方士出海寻找三仙山，以求不死之神药，妄想长生不死，永享皇帝之荣华。汉初，黄老道大行，推出伪托的黄帝所著书多种如《黄帝四经》。其中尤以老子的《道德经》倍受重视，一些《道德经》注也相继问世，如严君平的《老子指归》等。这些都为老子与神仙方术的结合作了思想上的铺垫。
汉武帝时，因这位好大喜功的皇帝希图长生，千方百计地求仙药，致使专司神仙方术者流更为活跃。李少君、申公、栾大等，竟相献奇方异术而争宠，为皇帝招神弄鬼，把武帝弄得神魂颠倒。而这些人则往往被武帝封以高官厚禄，甚至对之言听计从。一些王公贵族也纷纷效尤，广招方士，讲究神仙之术。如淮南王刘安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例。在社会下层，这种神仙方士，更是所在多有。且如西汉末至东汉时从墓葬中出土大量的灵瓶镇墓文，皆为方术道士用朱砂撰写的似符箓的文字，目的是为生者祈福禄，为死者求“魂门亭长”之类阴间官吏照拂，不使受苦，镇墓文最后统统书以“急急如律令”字样。这证明在当时社会上，已有相当多的方术道士在活动，他们不仅为世人救急拯难，也负责为死者在阴间作种种安排打保票。以至到后期，则酝酿杜撰出原始道教的经典《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将道教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民间道教阶段应以西汉成帝时甘忠可造经教人干政为起点。这时的道教，不仅已经有了自己的经典，而且还形成了上下有别分等级的教团，只是此时的教团尚未受到朝廷的承认罢了。
齐人甘忠可在西汉成帝时，造作《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并以此经典教义教人，意在传教授徒干予政事。经书长达十二卷之多，绝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实为原始道教阶段，无数神仙方士们先后传布的各种说教，相沿积累而成，从其倡导广延子嗣，致太平而言，显然属于道教系统。其后，甘忠可上奏皇帝，呈上《天官历包元太平经》，不料为当时大学问家刘向所谮，奏言：忠可假鬼道罔上惑众，遂被下狱而死。教首甘忠可死后，其著名信徒夏贺良、丁广世、郭昌等继续串联活动，又曾上书汉哀帝，劝其改元，可使陷于衰败不堪的汉王朝衰而复兴，生皇子、息灾异。而汉哀帝居然采纳之，改元为“太初元将”。但后因夏贺良等人企图“妄变政事”，受到权臣们的反对，终以“左道乱政，倾覆国家”罪，遭诛杀。
从甘忠可、夏贺良等造作经书，传道授徒，两次上书皇帝，并得到哀帝的采纳改元，前后历时长达十数年，信徒上上下下不在少数，已形成团体意识，理应看作是道教史上的一次创教活动而未获成功的重大举措。只不过因创教者们热衷于干涉政治而被诛杀，经书遭毁，至使传教内容仅略知一、二，不知其详，故在历史上湮没无闻罢了。
东汉时，有记载的民间道教派别甚多，决不仅只有太平道和五斗米道两支。有关经典《太平清领书》和《太平经》及丹经《参同契》的情况，已有诸多文章论述，在此不遑多论。下面只简单叙述一下道教其他各支派的活动情况。
早在光武帝刘秀登上皇帝之位以后的建武年间，就发生了史称“妖巫”的三次造反事件。史书载：“初，卷人维汜，妖言称神，有弟子数百人，坐伏诛。”“后其弟子李广等，宣言汜神化不死，以诳惑百姓。〔建武〕十七年（41），遂共聚会徒党，攻没皖城，杀皖侯刘闵，自称‘南岳太师’”。朝廷先遣官兵数千人，前往讨伐，结果反被起义军所败。于是，“使〔马〕援发诸郡兵，合万余人，击破广等，斩之。”（注：《后汉书·马援传》。）其后，建武十九年（43），妖巫维汜弟子军臣、付镇等，复妖言相聚，入原武城，劫吏人，自称将军。”前后数年，三次起义，皆为“妖人”维汜及其忠实信徒所为。他们“妖言称神”，自称“南岳太师”，信奉祖师“神化不死”，而且能维持数年不散，起义规模能打败官兵数千人，最后竟需要由东汉名将马援率诸郡兵万人以上去征讨，才被镇压下去，显然已经具备了相当严密的组织、且信奉者甚众，竟多达千万人之多。从种种迹象看，维汜徒众所形成的教团应属于民间道教一大支派，它却早于太平道一百多年。此后，所谓“妖巫”事件相对沉寂，不见史载。东汉安帝后，则再度兴起。据统计，史书载以“妖贼”或“妖言相署”的起义事件，安帝时四起，顺帝时九起，冲、质二帝在位不及二年，竟然也发生了十一起，桓帝时则多达二十起！著名史学家贺昌群曾指出：“东汉史籍中，凡称‘妖贼’的，多半指与太平道思想体系有关，并以此为号召的农民起义。”考诸东汉社会风习，贺先生的论断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正如《后汉书》中所言：“安顺以后，风威稍薄，寇攘寝横，缘隙而生，剽入盗邑者不阕时月，假署皇王者盖以千数，或托验神道，或矫妄冕服。”
由此可见，整个东汉时期，民间道教教派活动，从光武帝建立东汉开始，在社会下层一直未停顿过，不过是有时在下面潜行默运，有时浮出社会，干予政治，被称为“妖贼”罢了。而到了安、顺两帝以后，尤其是桓、灵二帝期间，民间道教的活动已遍及各地，因社会危机四伏，所以以“托验神道”相号召的起义也此起彼伏，接连不断，最后终于酝酿成了东西两大民间道教支派——太平道和五斗米道。如果，我们研究道教史的学者，不去发现记述西汉末及东汉整个一朝民间道教教派的活动由小到大，陆续出现在全国各地，就很难理解道教信仰能如此地深入人心，当张角在汉灵帝光和年间（178—184）创立太平道就能一呼百应，迅速发展到全国八个州，徒众达数十万，最终掀起席卷全国的黄巾大起义。同时也很难理解三国时张鲁竟能以五斗米道统治汉中长达三十年之久。而当张鲁投降曹操之后，五斗米道不仅未收敛消失，反而却能随张鲁及其徒众东移，逐渐向全国上下层人民中普及，形成全国性的宗教——道教。
道教由民间道教变成被封建朝廷承认并给予支持的正统宗教，则要到公元5世纪中叶的南北朝时期。 至于民间道教是如何经过北朝寇谦之和南朝葛洪、陆修静、陶弘景等人的改造，终于得到北魏太武帝和南宋文帝的承认与信奉，在此就不加赘述了。
从正统道教创立到唐宋时期，是道教迅速发展，并逐渐达到鼎盛时期的阶段。这期间，道教得到朝廷的承认，受到皇权的保护，还出现了几个特别崇奉道教的皇帝，如唐玄宗、宋真宗、宋徽宗等。教义思想，宗教仪轨，丛林制度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完善，出现了不少著名的高道、真人，形成了遍布全国各地的道教宫观和洞天福地。然而，道教的正统化，确实对道教与广大平民百姓的血肉联系受到一定限制，但却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道教本质上是民间性宗教这一固有的特点。道教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因受到封建政权的支持，比原来处于民间时期更增强加大了。
在本文中我将道教发展史的“三阶段说”，这一新的提法加以论述，目的是阐明道教是华夏民族原始宗教理所当然的继承者，或者说原始宗教本来就是道教史前史这个道理。因此，今后写道教发生的历史，即原始道教史，至少是应从战国时期开始写起，民间道教阶段，则要追溯到西汉成帝甘忠可造作道书《天宫历包元太平经》时始，不应再象以往所写的道教史那样，仅仅从东汉末的五斗米道和太平道写起。这一新结论不是标新立异，而是更符合历史发展的本来面貌。
鲁迅先生曾说过：“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这一论断，确实“含义丰瞻”，可以说评价得相当准确，“一语中的”。中国道教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民间性宗教，是远古华夏民族的传统宗教信仰综合与提升的产物，深深地植根于华夏的肥田沃壤之中，是每个中国人最根本的核心信仰。而着重于社会伦常秩序，主张入世的儒学（当然也具有宗教的内涵）和后来从印度传入中土的佛教，虽然对中国人的信仰都产生过重大影响，可是与道教相比则要略逊一筹。（注：关于道教起源及其发展三阶段说，作者最初是在1991年撰写《中国民间宗教史》第一章民间道教时萌生的。尔后又在1993年武当山道教研讨会和1994年底台湾中正大学举行的海峡两岸道教文化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论道教的民间性》中，曾加以论证。本文则是从中国道教创立过程的新探讨的角度，对道教发展三阶段说进行了全面论述，热望方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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