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视野中的传播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视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15)03-0059-(07) DOI:10.13852/J.CNKI.JSHNU.2015.03.007 1959年，就在美国大众传播学蓬勃发展之际，贝尔森(Bernatd Beleson)却在《民意季刊》(Public Opinion)上撰文宣称了“传播学的枯萎”。他认为，传播学四大奠基者虽然从不同路径拓展了传播研究领域，但是大众传播学迄今为止并没有形成一个“大的思想”(great idea)来整合这个领域。[1]因此在他看来，传播学研究虽然表面繁荣，但是由于未能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终将会走向消亡。贝尔森的预言虽有过激之嫌，但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传播研究的内部担忧和现实困境。二十多年后，施拉姆也无奈哀叹，直到20世纪80年代，“传播学仍旧没有发展出一个系统的中心理论，让传播研究者可以围绕这个中心来思考、来组织、来建立一门成熟完备的学问”。[2](P15) 他们的哀叹，道出了困扰传播学界已久的不安——学术身份的模糊。然而，传播学界的内部担忧，显然远远不限与此。1983年和1993年，美国的《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分别以“领域的骚动”(Ferment in the Field)和“领域的未来”(The Future of the Field：Between Fragmentation and Collesion)为题，展开了两场声势浩大的讨论。前后共有近百位来自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著名学者参与到讨论中来，两次讨论共形成文章83篇。“如果说，对抗与兴奋贯穿了1983年论争的始终，那么，1993年论战的关键词则是：危机、反思与整合”。[3]纵览他们的讨论，可以发现他们的担忧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传播研究的学术身份缺乏清晰的边界，在很多时候，传播学就像一个“十字路口”，来往的人虽然络绎不绝，但是理论是别人的，方法也是别人的；2.传播研究缺乏一个可以统领全局的研究范式，经验研究与批判研究的相互斗争、各种传播理论的层出不穷，都显示了传播学尚处于寻找范式的“前范式”状态；3.虽然冷战已经结束，但是意识形态和方法论的斗争并没有因此而停息，从而使得传播研究持续处于分裂状态之中。 很显然，时隔10年，虽然学界内部的反省不断更新，但是“学术身份的模糊”和“研究范式的缺席”，依然是困扰传播学界的关键问题。在1993年的那场论争中，美国传播学者帕梅拉·休梅克(Pamela Shoemaker)就强调，当前的传播学量化研究虽然证明了很多理论假设，也有一些是从理论衍生而来，但是却明显地缺乏系统的理论建构，这正是传播学陷入危机的主要原因。[4](P146～153)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传播研究队伍的不断扩大，传播学界的内部反思并没有因此停息，反而不断升级。2009年，卡茨(Elihu Katz)再次发出追问：为什么社会科学抛弃了传播研究？[5](P167～174)事实似乎也是如此，如果说芝加哥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的传播研究，曾一度构成了世界社会科学的共同话题；时至今日，我们的传播研究似乎已经很难再为当代社会科学制造新的“兴奋点”。不过，无法忽视的是，20世纪80年代后，就在传播研究频现困境的时候，戴维森提出的“第三人效果”却一举吸引了主流社会学的关注，和“涵养”理论、“议程设置”理论、“使用与满足”理论一起成为被业内外引用频率最高的传播理论。一项调查发现，在1983年至2007年间，EBSCO数据库上共出现了126篇有关“第三人效果”的研究论文，其中引用次数超过10次的国际知名研究者有16位。其研究主题包含了“劝服性信息、选举信息、紧跟时事发展的主题、负面媒介信息、有关公共信息、文化差异”等诸多方面。在国内，“第三人效果”理论也不断出现在有关“非典、农民工形象、超级女声、艾滋针”等信息主题的研究之中。[6] 由此，面对困扰传播研究数十年的身份困境和范式担忧，需要追问的或许不应是“主流社会科学为什么抛弃了传播学”或“传播学的大思想在哪里”，而是应该追问“为什么传播学曾经能够在批判研究和经验研究的不同路径上，数度吸引主流社会科学的目光”。换而言之，只有知道主流社会科学曾经为什么会被它所吸引，方能知道其为何又要将它“抛弃”。为此，我们要做的，应该是把传播研究放回到“它原本属于的地方——即一系列有关现代社会出现、发展、结构特征以及未来变迁的学科之中”。[7](P42～59)只有回到现代社会的出现和发展过程中，或许方能一探究竟。 一、现代性与大众传媒的关系 在把传播研究放回“它原本属于的地方”之前，我们首先应该厘清的是现代性的发生和大众传媒的关系。 所谓现代性，在吉登斯看来即是各种“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的总和，它“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8](P1)他认为，“对于早期现代国家以及其他先行的现代制度的兴起来说，印刷是主要的影响因素之一。但是要追溯现代性的起源，恰恰是大众印刷媒介和电子通讯日益融合与发展才是重要的”。[9](P27)所以，他相信，“高度现代性是大众印刷媒体和重要电子传播日益缠绕着交互发展”的结果。很显然，在现代性的发生与大众传媒的发展之间，他非常看重大众传媒在现代国家、现代制度和自我认同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影响。 对此，当代传播学者默多克却提出了异议。他认为，虽然吉登斯发现了现代性和大众传媒之间的密切联系，但是并“没讲清楚它们具体是如何交互发展的”；同时他也不同意吉登斯将现代性看成一种状态。他坚持认为，我们应该将现代性看作“一组动态而非一种状态”，“一个持续变化的过程而非一种完成了的存在”。换而言之，现代性并不是一个业已完成的存在，而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张力的变化过程。正是在这个起点上，他认为大众传媒在“标志现代性特征的三种主要构建(经济和政体构建、知识文化构建以及日常生活构建)”上与现代性紧密纠缠在了一起。“从第一种构建中产生了规范和组织基本日常经验的主要体制和资源；第二个构建则赋予日常经验以象征意义，并为其提供话语和表述的资源”，“这两种普遍性的构建都与传播体系有着一种互动关系，推动和规定着传播体系的发展，同时也被传播体系的发展所推动和规定”。[7](P42～59) 很显然，和吉登斯对现代性和大众传媒关系的认识相比，默多克作为一名传媒学者，更强调大众传媒在现代性发生和发展过程中的纽带作用。他甚至认为，“现代性始终是而且到处都是以媒体为中介的。正是传媒为现代的制度形构提供了基础和支持”。[10](P2)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认知差异，显然不是因为学科的差异所致，更多地是因为观察视角的不同和对传播的认识不同。就吉登斯而言，他想揭示的是，现代性是如何发生的，以及现代性的本质属性是什么；因此，他更倾向于在静态中探寻媒介对现代性的推动作用。而在默多克看来，传播不仅仅是一个工具，更是现代性发生、发展的一股内在力量；因此他更倾向于在动态中考察媒介在现代性发生、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试图透过传播去发现现代性的发生和发展轨迹。简而言之，他们一个是站在现代性的基石上去认识传播，一个是试图透过传播发现现代性。但共同之处是，他们都看到了传播与现代性之间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如果说，吉登斯和默多克不仅发现了传播与现代性的内在联系，还看到了大众传媒对现代性的积极影响；那么阿道尔诺和霍克海默等人显然更多看到了大众传媒对现代性的负面影响。“基本上，他们将‘现代性’视为18世纪‘启蒙时代’之‘文化方案’之最后实现；而‘现代文明’则是这个‘文化方案’之最后实现。”[11](P64)《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无疑是他们众多反思声音中最为重要的作品。他们指出，“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但是，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12](P1)而以大众传媒为代表的文化工业正是造成社会“再度封闭”与人“再度禁锢”的罪魁祸首之一。他们发现，虽然大众传媒可以让信息广为流通，帮助人们朝向“自由、自主、开放”的方向迈进，成为“人的解放”、“社会的进步”的一种力量；但是其本身也可能成为一种掌控人的工具和一种社会控制的方式。“是故，‘大众传媒’，它是否必然具备正面的价值与意义，是否能符合‘现代性’所揭橥的文化理想，这仍然是有疑义的”。[11](P70)阿道尔诺和霍克海默之所以狠揪文化工业的小辫子不放，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他们发现，现代性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一不小心，现代社会又会堕入“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而大众传媒也会轻易地从一股解放的力量蜕变为一种新的控制方式。阿道尔诺和霍克海默对文化工业的批判，无疑为我们重新看待大众传媒与现代性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他们不断地提醒我们，传播并不是生来“进步”或“落后”的，在现代性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它的身份始终处于变化过程之中。看不到这个变化，我们就无法真正认识传播的多重面孔，传播学经验研究和批判研究的斗争何尝不是源于此？ 至此，或许可以对现代性和其与大众传媒的关系作一简单描述： 就现代性而言，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的总和、“一个持续变化的过程”或者一个时代的“文化方案”……这些不同的界定虽然视角不一、立足点也各自不同，但是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都承认，随着现代性的发生，世界的秩序、人类生存的秩序、人类自身的秩序都发生了变化。一种新的力量开始试图按照自己的原则和逻辑重建新的秩序，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发现了“资本”，涂尔干发现了“劳动分工”，韦伯发现了“工具理性”……这些成为我们认识现代性的重要入口。 正是在这变化过程中，大众传媒与现代性的发生、发展紧密地纠缠在了一起。一方面，它有可能成为一股进步力量——促进信息流通，推动新秩序的建立，成为人类解放、社会进步的重要推手；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成为一股保守力量——变成维护现有秩序和控制社会、统治人类的帮凶。 至此，我们或许可以进一步追问，传播学研究何以在经验研究和批判研究的不同路径上，曾数度吸引主流社会学的关注，甚至一度占据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前沿阵地，它们的出现和现代性的发生、发展之间又有着怎样的联系？ 二、现代性与现代传播思想的变迁 诞生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芝加哥学派，时至今日依然是世界社会科学无法漠视的一个高地。它出现于19世纪末，并在短时间内迅速成为美国社会学研究的不二中心，直到1935年才因美国社会学界的内部“造反”逐渐走向衰落。虽然它始终立足于社会学研究，但是传播无疑是它进入社会研究的一个重要入口。正因为如此，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曾被马特拉尊为“美国传播社会学的摇篮”。[13](P64)其主要干将库利、杜威、帕克、米德等人的传播思想，不仅获得了传播学界的追捧，也深深影响了其他不同领域。 如何在现代性带来的矛盾与冲突中，重建社会秩序正是芝加哥学派进入传播研究的出发点。现代性就是对秩序的追求，但是，现代性对统一秩序的追求，又必然带来一个秩序和混乱的辩证法。在鲍曼看来，“只要存在分为秩序和混乱，它便具有了现代性。只要存在包含了秩序和混乱之抉择，它便具有了现代性”。[14](P11)既然社会秩序不可避免，重要的是找到能够实现新时代进步的工具，杜威找到了传播，他认为传播的目的不是推翻，而是矫正，甚至是某种程度的恢复。“沟通既是社会共同体和政治民主失败的原因，同时也是一种补救。”[15](P18)在杜威那里，传播远远超出了单纯的信息传递与交流，传播创造和维持着社会。杜威曾经有过一段著名的论述，“社会不仅是由于传递、传播而得以持续存在，而且还应该说是在传递、传播之中存在着”。[16](P5～6)正是在这样的理念指引下，“芝加哥学派的学者构成了一个以人类传播为中心的人格社会化的理论概念体系。对于芝加哥的社会学家来说，要成为社会的存在、人类的存在，就需要传播”。[17](P119) 切特罗姆认为，芝加哥学派的一干人马“在本质上将现代媒介解释为在美国恢复广泛的道义和政治一致的力量，他们认为这种一致性已受到19世纪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移民等扭曲性破坏的威胁”。[18](P98)回到19世纪初的美国，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移民潮面前，许多美国人开始感觉到，“个人行动能创造无限机会的观念不能解释开始侵袭工业化美国的混乱和不稳定现象。看来，正是这些丑恶的、贪婪的资本家在社会向工业化变迁的过程中，挑起了阶级战争并且在人群之间制造了对立”。与此同时，现代社会的流动又增加了与个体压力相反的群体压力。在此情形下，实用主义思潮的适时出现，既是一种美国式的对秩序面临崩溃所做出的反应，也是一种对极端个人主义表示愤怒的反应。“它主张社会秩序应按照自愿社区的要求进行重建。……它认为，通过与他人互动，人们自然遵循社会义务，这些义务本身也是通过这种同样的互动过程产生的。”[18](P150) 对社会秩序的焦虑和反思激发芝加哥学派希望通过充分而自由的传播，化解现实社会所面临的危机与失衡。米德深信只要有了充分的交流，每个人最终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共同体。他曾这样勾勒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所有人都可以通过交流媒介与他人建立联系。他们可以承认他人是成员、是兄弟”。[19](P248)由此不难看出，芝加哥学派主张通过充分而自由的传播矫正现代性所引发的社会弊病，从而造就一个公平而稳定的社会。 然而，“拉扎斯菲尔德不同意库利和帕克等人受实用主义哲学影响的媒介定论，质疑那种把媒介视为拯救社会危机的工具，并可以带领社会走向更民主生活的观点。拉扎斯菲尔德不想当社会预言家，他采用一种行政管理者的姿态，只想为他所谓的中立的媒介管理者提供实用的可操作的评估工具”。[15](P24)可是，虽然行政型研究标榜“科学的本质就是民主的”，但其始终摆脱不了“将传播研究生生地引上了为特殊利益服务、为思想控制服务的歧途”，“一言以蔽之，行政型的媒介效果研究考察的是特殊利益集团的问题，或者提出的是能为特殊利益集团服务的问题。”[20](P15) 除了意识形态取向遭受质疑之外，以拉氏等人为代表的行政型研究的另外一个罪状是“他们的研究以问题为导向，而不是以理论建构或理论批判为导向”。虽然，潘忠党也指出，他们发展的诸如“二级流动、舆论领袖、人际网络、创新扩散”等一些理论观点的背后，也“是对现代社会的结构及其动态、大众传媒的角色及其功能，以及媒介效果的形态及其产生方式等的理论建构”。[20](P7)但是，对现代社会缺乏足够的反思精神无疑是行政型研究无法掩盖的事实。 拉扎斯菲尔德也认识到，行政型研究主导下的“媒介不仅继续肯定现有状态，在同样的程度上，它们不能提出社会结构的基本问题。商业赞助的大众媒介的导向是尊奉主义(conformism)，很少提供对社会进行批判评估的基础，由此，媒介并非直接但是非常有效地遏止了真正的、中肯切题的批判视野的发展”。[21](P22～24,P51)这一方面导致将“大众媒介”简化为社会控制的一个有效工具，从而出现大众传播研究以“效果研究为中心”的狭隘取向；另一方面也遮蔽了符号背后的意识形态倾向，缺失了应有的批判精神。哈特指出，“由于传播研究屈从于科学方法论，传播学的身份就融入了社会的主导社会结构，被吸纳进了权力的再生产和经济体制的维护中，进入了主导的语言里，失去了认识自身历史的能力”。[22](P6)正因为如此，主流社会科学毫不犹豫地抛弃了以行政型研究为主要取向的传播研究。当大众传播研究与早期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背道而驰，走向短期劝说和态度转变研究的时候，就注定了传播研究已经很难再吸引主流社会科学的关注。 就在行政型传播研究陷入困境之际，传播研究的批判学派却异军突起，不仅开创了传播研究的另一条路径，也对人文学科的多个研究领域(如大众文化研究、艺术研究等)产生了深远影响。批判学派“开始质疑这些文化生产与传播新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后果，他们拒绝承认民主能够自燃而然地从这些技术创新中获益。在功能分析中，传播媒介被描述为一种调节机制并为人们所接受，而批判社会学则设想它是符号暴力，是权力和统治的工具”。[15](P44) 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中坚力量的批判学派对现代性的抨击，正是从反思启蒙现代性开始的。在法兰克福学派的诸多学者看来，现代大众传媒已经成为与现代社会制度沆瀣一气的工具，并走向了启蒙的反面。一个非常显著的标志就是：在大众传媒制造的文化工业中，公众变成了缺乏批判精神和自主意识的消费者，社会的公共性遭到了极大破坏。在这过程中，“随着市场法则的发展及其对文化生产领域的入侵取代了理性、公共性和公共传播的原则，以及传播的形式逐渐被‘制造舆论’的商业模式所侵蚀，哈贝马斯把这个社会过程称为社会的‘再封建化’”。[15](P50)概而言之，现代的传播体系维护了社会秩序，但维护的却是一个不合理的社会秩序。正是从这里出发，法兰克福学派开始了对传播、文化和社会的思考。 作为批判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分支，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文化被视作与社会关系紧密相连，围绕着阶级、性别、种族，特别是围绕着它们的不对称与对抗关系展开。”[23](P241)因此，“文化，不仅是一种权力关系，也是一种政治的参与姿态，诸如传媒之中的文化表征，是如何维系资本主义社会统治意识形态及其运作的”。[24](P356) 然而，伯明翰文化研究对文本的极度迷恋也遭致了新的批评。斯迈思认为，“欧洲批判研究片面关注传媒内容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再生产中所扮演的意识形态作用，因此忽略了传媒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起的关键性的经济作用，忽略了垄断和消费资本主义阶段的大众媒体如何将受众制造成为商品，而这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学中的‘盲点’”。[25](P12)正是在这点上，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开始在“权力批判”的道路上分道扬镳。“它同潘什克斯称为‘主体的自恋’的文化研究倾向划清了界线，因为这个倾向拒绝以历史实践和社会整体作为思考的依据。”[23](P242) 麦奎尔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学者和法兰克福学派成员较为典型地将媒介中心论与阶级统治论结合起来。然而，他们并未忽略社会的和物质的形式，他们强调媒介权力对现存秩序的维护而非改变”。[26](P454)事实上，虽然在不同阵营战斗，但是文化研究和传播政治经济学却享有着共同的价值观，那就是时刻保持着对现代性的反思，共同捍卫起传播研究的人文精神。 对比芝加哥学派、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文化研究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传播思想，不难发现，虽然他们站在不同的理论层面，但是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从现代性的后果以及对现代性的反思出发，这就使得他们的理论建构都具有一种深切的人文关怀和历史的反思精神。芝加哥学派希望借传播重建社会秩序，所以他们对自由而充分地传播寄予了厚望。虽然因此而染上了很强的理想主义色彩，但是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帮助我们发现了大众传媒在现代性进程中的应用位置。相较之下，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文化研究和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大众传媒在现代性进程中的作用，却都共同保持了一种谨慎甚至警惕的态度。不过法兰克福学派关注的，更多是大众传媒沦为一种新的控制方式的征兆及其所带来的危害。换而言之，法兰克福学派试图提醒我们，在文化工业时期，大众传媒制造的大众文化早已偏离当初的出发点，甚至已彻底蜕变为欺骗的工具。伯明翰文化研究，显然也对大众传媒的“伪善面孔”耿耿于怀，不过他们关注的显然不局限于此，现代性发展进程中呈现出来的诸多问题，如阶级、性别、种族、语言、亚文化、媒体身份等，都在他们的思考范围之内。就传媒研究而言，他们更关注的是文本背后的权力作用，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则是其集中体现。同样聚焦于“权力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从传播学内部出发，为现代性反思又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权力依然是其关键词，但是他们竭力与文化研究划清界限，“强调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研究社会权力关系与传播生产、流通、消费的相互构建”。[27](P3) 三、余论：现代性危机与传播研究的未来 由此可见，芝加哥学派、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文化研究和传播政治经济学之所以分别在不同时期吸引了主流社会学的目光，一个重要原因正是，他们分别从自己的时代出发，对现代性进程提出了反思，或从正面建构、或从反面批判，共同的是他们对现代社会的反思精神。同样，传播效果研究的“第三人效果”理论，之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不断被行为科学所关注，也正是因为它迎合了行为科学领域对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呈现出来的问题(如选举、文化差异等)的共同反思。相反，当大众传播研究逐渐沦为社会控制的帮佣工具，缺失了对现代性的应用反思和历史追问，自然就无法再担当认识世界、解释世界乃至改良社会的历史使命。 然而正如前文所述，现代性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业已完成的存在。在晚期的现代社会，“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后果风险的时代，这种危险直接威胁到人的生存状态”。[9](P277)由于启蒙所带来的现代性既没有给宗教和信仰留有一定的位置，也没有给予自然足够的尊重，所以，“它在两个侧面无法展开：一个是启蒙的心态不能了解宗教，包括哈贝马斯的学说中都没有给予宗教一定位置；另外启蒙心态不能解释自然的掠夺和抗衡”。[28](P13)于是，在应对当前的环境恶化、恐怖主义、贫富差距、价值体系的崩溃、种族冲突以及社会分裂等全球难题前，现有的传播研究已不能再给出令人信服的回应。也就是说，面对现代性发展至今形成的困境与后果，当代传播研究需要在起点上对“什么是传播”以及“传播研究的边界”做出新的思考： 1.什么是传播 在批判学派那里，传播是意义的竞争领域，是权力的竞技场；在行政研究那里，传播是维系社会结构的工具；在芝加哥学派的视野里，传播又是一股恢复和重建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是社会存在的根本。今天，面对现代性和传播研究的双重困境，我们需要回到我们的时代，重新思考传播在这个时代的应有之意。杜威曾提出要重新思考传播的神秘性，恢复传播与宗教的关联。虽然这个建议不一定可行，但是从这点出发，我们或许可以进一步探索传播的未尽之意，重新考量现代性视野中的“传播与信仰”“传播与政治”“传播与文化”“传播与道德”“传播与价值”“传播与终极关怀”等关系，恢复传播研究应有的人文精神和反思精神。 2.传播研究的边界 在既有的传播研究版图中，从启蒙现代性中发展起来的“人类中心主义”深深影响并制约着传播研究。“人—媒介—社会”构成了传播研究不可逾越的一道无形边界，以至于现有的传播研究无法和其他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站在同一个平台，对晚期现代性中的“人—自然”和“人—天道”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做出应有的回应与反思。在现代性危机频现的今天，我们能否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窠臼，重新思考“人—传播—社会—自然—天道”之间的关系，回应现代性发展进程中呈现出来的各种新兴问题如环境污染、恐怖主义等？ 一言以概之，面对现代性的任务和困境，当代的传播研究如何从传播视角出发，给出本学科的回应，无疑是其走出自身困境、重新获取主流社会科学关注的重要路径。 收稿日期：2014-09-10标签：现代性论文; 传播学论文; 法兰克福学派论文; 大众传媒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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