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理解史中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韩 蒙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要] 在社会主义理解史中，政治经济学构成了社会主义理念发展的内在线索，相继产生了早期社会主义、李嘉图派社会主义与蒲鲁东社会主义。通过不断深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在历史性视野中反思了蒲鲁东架构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方法，从而一方面揭示了李嘉图派社会主义的唯物主义界限与拜物教认识、凸显了简单流通关系与生产关系的哲学界划，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上指认了劳动所有权、平等交换与劳动货币的社会主义方案只是不断实现着“资产阶级社会的理想”的“空想主义”。为此，马克思在理念的历史性自识、批判理论与政治行动的融合、具体化道路的三个逻辑层级中建构了作为“革命的科学”的社会主义。这一理念建构不仅具有空想主义批判的社会主义理解史意义，更是对历史中发展着的社会主义实践的思想导引。
[关键词] 社会主义理解史；历史性；政治经济学批判；革命的科学
社会主义理念在马克思哲学变革中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这是传统研究中仍旧缺失的环节。与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质性划分不同，如何诠释三者的内在关联与融合才是把握马克思思想总体的关键。回溯从欧文、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到蒲鲁东的思想史进程，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始终包含着唯物主义的前提性考量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运用，可以说，社会主义的理解史也是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史。正是在这一线索中，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社会主义理念建构共同构成了马克思《资本论》的“总问题”。通过揭示一般唯物主义的视野局限，马克思在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规定中界划了简单流通关系与高级生产关系，从最初认同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转变为透视其拜物教认识与政治经济学局限，进而界定出这一社会主义理路只是不断实现着资产阶级理想的“空想”。由此，马克思在历史性视野、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建构了“革命的科学”社会主义理念，凸显了其在社会主义理解史上的独特意义。
一、社会主义理解史中的政治经济学：从欧文到马克思
社会主义理念的政治经济学意涵是在资本主义发展中逐步凸显的。随着资产阶级统治从政治革命向社会建设的时代议题转变，理论层面的自然法论证开始让位于追求实在利益的唯物主义、实证主义与功利主义。相应地，以自然法为基础的启蒙时期社会主义开始转向以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现代社会主义。在唯物主义视野中，社会主义与政治经济学具备了理论整合的初步趋向，政治经济学构成理解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一条内在线索：以欧文为代表的早期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指向、本身从政治经济学前提出发的李嘉图派社会主义、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建构社会主义的蒲鲁东和马克思。
首先，“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指向与唯物主义基础。“社会主义者”(socialist)一词首次出现于1827年欧文主义者的《合作杂志》(Co -operative Magazine )上，该词被用来指称拥护欧文(Robert Owen)合作学说的信徒；而“社会主义”(socialisme)一词则最早出现在1832年由勒鲁(Pierre Leroux)编辑的圣西门派机关报《地球报》(Le Globe )上[注] G.D.H. Cole,The History of Socialist Thought , Volume 1, London: Macmillan, 1953, pp.1-2.。“社会”之所以作为一种主义而被提出，是对近代工业发展的一种理论反映，是企图以合作为基础的社会组织来替代个人主义和竞争性经济制度[注] [美]卡尔·兰道尔：《欧洲社会主义思想与运动史》上卷第1册，群立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8页。 。圣西门(Saint Simon)从实证主义出发，凸显工业生产、政治经济学在社会组织中的重要性：“一切思想和努力所应追求的唯一目的，就是最合理地组织工业。”[注] 《圣西门选集》第1卷，王燕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56页，译文有改动。 傅立叶(Fourier)主张以“劳动引力”为内核的唯物主义，论证从生产分散的“文明制度”到复杂协作的“和谐制度”的历史进程的必然性。欧文则立足具有“面向实际的性质”的唯物主义，明确地在劳动价值论、财富分配与合作生产的基础上论证社会主义。
与“社会主义”几乎同时期，在1830年前后出现了“共产主义”(Communism)一词。这始于邦纳罗蒂(Buonarroti)在1828年出版的介绍巴贝夫思想的《为平等而密谋》。巴贝夫(Babeuf)一方面同样是在唯物主义层面说明了劳动义务与财产共有“乃是一个社会制度的真正目标和完美的体现”[注] [法]邦纳罗蒂：《为平等而密谋》上卷，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70页。 ，另一方面开始将无产阶级视为一种革命力量，使得共产主义从启蒙的理性规划转变为了革命的历史行动。如果说摩莱里(Morelly)与马布利(Mably)还是通过自然状态、自然秩序论证作为“合乎自然意图的法制蓝本”的共产主义，那么以巴贝夫与邦纳罗蒂为代表的“平等派并不满足于对乌托邦进行新的描绘，他们制订了一个执行计划，从而使共产主义得以第一次列入历史事件”[注] [法]乔治·勒费弗尔：“序言”，选自邦纳罗蒂《为平等而密谋》上卷，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3页。 。
在马克思的思想建构中，“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理论意义直到1844年前后才凸现出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成为马克思在异化劳动理论中统摄社会主义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成果，到《神圣家族》时期马克思才真正读懂“现代社会主义”背后的唯物主义基础，从而一方面指认唯物主义本身具有的社会主义倾向，另一方面开始反思共产主义理论所依托的、具备社会革命力量的无产阶级实践。
其次，本身从政治经济学前提出发的李嘉图派社会主义。欧文的思路既区别于圣西门和傅立叶的社会主义，也不同于巴贝夫的共产主义。这种以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武器、“从工业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来反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思路进一步催生了李嘉图派社会主义。正如马克思所说：“在政治经济学上的李嘉图时期，同时也出现了反对派——共产主义(欧文)和社会主义(傅立叶、圣西门)”以及“本身从经济学家的前提出发的反对派”[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9页。 ，包括汤普逊(William Thompson)、霍吉斯金(Thomas Hodgskin)、格雷(John Gray)与布雷(John Bray)。
对于马克思而言，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意识是有启发性的：从相同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出发的经济学家与社会主义者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这只是说明两者实质上都陷入了经济范畴本身的矛盾之中，这种理论矛盾使得社会主义沦为空谈，需要对经济范畴进行哲学批判。蒲鲁东与马克思的分歧在于：蒲鲁东试图在经济范畴层面实现对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批判，马克思则强调经济范畴的二律背反源于现实生产关系的矛盾。正是在反思蒲鲁东架构政治经济学的贫困哲学方法时，马克思凸显了“历史性”的哲学视野，从而逐步揭示出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蒲鲁东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局限与空想主义性质。
试验设备为自制的单螺杆挤压膨化机(如图1所示)，生产效率为100kg/h，它由组合套筒和螺杆组成， 螺杆转速为0～1 200r/min，无级可调。套筒温度为0～300℃连续可调，配有温度数显仪表闭环自控系统。挤压机模孔孔径有级可调。
从欧文到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以政治经济学为前提的社会主义理念包含了多重的理论维度。第一，唯物主义视野中的社会改造。一方面，欧文强调人的性格养成是外部环境的结果，所以在物质生活层面改变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继而改善道德与政治生活，便成为这种社会主义方案的唯物主义依据。另一方面，在具体的财富生产中，劳动与资本都被理解为进而还原为劳动过程的因素：“把分配问题还原成为最简单的因素。人、劳动、原料；大自然所提供的，人类必须以他们的智力和体力从他们制造出一切财富所能提供的谋求幸福的手段的那些原料；这些就是我们的简单的因素。”[注] [英]汤普逊：《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何慕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43页。 这两者构成了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共同的哲学起点。第二，政治经济学中的社会安排。其一，从劳动价值论出发论证劳动权利。欧文与霍吉斯金都指出，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这是“根据政治经济学中最显而易见的首要原理中推演出来的”[注] 《欧文选集》第1卷，柯象峰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07页。 ，劳动者有权利获得全部劳动产品。然而，作为“自然原则”的劳动的生产性在现有资本主义制度下却表现为“如此彻底的一种奴役原则”，成为“造成劳动者阶级贫困和不幸的主要原因之一”[注] [英]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王铁生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56-57页。 。其二，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分配方式与交换制度。欧文认为贫困与生产过剩的出现是生产力自然发展遭遇“人为障碍”的结果，因而提出了更为适应新生产力的分配方式和以“劳动劵”、“公平交易的交换银行”为核心的“完善的财富交换方法”。在此基础上，汤普逊将生产力发展的“同等保障”与财富“分配平等”之间的协调视为实现最大多数人幸福的必备条件。而格雷与布雷在突出合理交换制度的重要性时，分别强调了“劳动货币”的优越性与工人“在工作上所必需的是资本而不是资本家”[注] [英]布雷：《对劳动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袁贤能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67页。 。第三，向共产主义和平过渡的政治经济学依据。欧文将私有财产视为社会灾祸的根源，合作生产与按劳动劵进行平等分配成为消除私有财产的政治经济学举措，这种向未来制度的过渡是“和平”过程而非巴贝夫宣扬的“暴力”手段。布雷也认为，为了彻底消除对劳动的迫害，需要从现有社会制度向未来共有制度转变的“股份公司”的过渡形式。格雷则立足交换原理，认为“激进主义”的共产主义者“终归不过是一个空想家、幻想家、热心分子、对于人类苦难和贫困的主要原因完全盲目无知的人”[注] 《格雷文集》，陈太先、眭竹松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9页。 。
欧文与李嘉图派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路有力地推动着马克思自觉整合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理念。通过在曼彻斯特时期摘录并评价布雷、汤普逊与欧文的著作[注] 恩格斯在《哲学的贫困》德文版序言中说明了马克思的这段阅读经历，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06、207页。 ，马克思首次在物质生产层面上诠释了社会主义理念的唯物主义基础，批驳了德国社会主义脱离现实历史进程的意识形态属性。并且，随着马克思发现在布雷的著作中可以“找到了解蒲鲁东先生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著作的钥匙”[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10页。 ，蒲鲁东社会主义方案的秘密也逐渐呈现出来。
最后，超越政治经济学的蒲鲁东“科学”社会主义。蒲鲁东(Proudhon)继承了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从政治经济学视角论证社会主义的理路，特别是格雷的劳动货币方案与布雷的平等交换思想，不同的是，蒲鲁东自觉地将这一理路置于社会主义理解史中，力图同时完成对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的哲学超越。
蒲鲁东批判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的缺陷”与社会主义的“批判的不足”。一方面，政治经济学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理论”，“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和让·巴·萨伊所留传给我们的那种政治经济学已经在某种意义上遭到否定，而且半个世纪来我们亲眼看到它停滞不前”[注] [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上卷，余叔通、王雪华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9页。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规划也往往缺乏充足的政治经济学支撑，无法科学地证明其合理性。因而，蒲鲁东眼中的“科学”社会主义正是要为“真正的政治经济学”与“所有现代的社会主义者”提供一个“新的出发点”[注] [法]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孙署冰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21页。 ，这一新的出发点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的共同错误在于无法理解经济范畴的“二律背反”，二律背反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特点，产品过剩、工资降低、贫困等现象都源自价值范畴的矛盾性，矛盾性及其解决方案促使蒲鲁东搭建起经济矛盾的范畴体系。蒲鲁东的理论任务就是在范畴内部找出“能够把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和政治经济学的支离破碎的学说很好协调起来的公式”[注] [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上卷，余叔通、王雪华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53-54页。 。
A·A·斯托利亚尔认为，“数学教学是数学思维活动的教学”，其关键就在于教学生学会思考．在数学课堂中合理运用留白艺术，为学生提供发现问题、自主思考、深度学习的空间，有助于让学生成为数学活动的参与者和数学知识的建构者，将有效提升学生的思维品质．
二、历史性视野与空想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历史性视野成为马克思超越蒲鲁东及其支援背景的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的重要哲学依据。马克思在致安年科夫的信和《哲学的贫困》中初步评判了基于政治经济学范畴的社会主义方案。第一，蒲鲁东没有看到，生产关系总是“一定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以及相应的社会制度、市民社会，所以“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第二，经济范畴、观念、原理只是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因而经济范畴也只是“实在的、暂时的、历史性的社会关系的抽象”、是“历史性的规律”[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41、445页。 。第三，蒲鲁东所依据的“平等原理”恰恰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所特有的，当以表现了“资产阶级关系的范畴”来反抗资产阶级统治的时候，社会主义“理想”本身只是“现实世界的反映”，“在不过是这个社会美化了的影子的基础上来改造社会是绝对不可能的”[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17页。 。这种历史性思想在《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获得了全面布展。
首先，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规定与唯物主义的理论界限。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历史性是超越一般唯物主义意义上生产理论的重要哲学视野，以抽象的劳动一般、生产的一般条件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就是从一般唯物主义出发的[注] 参见仰海峰：《〈资本论〉的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7-48页。 。对此，马克思指认，生产一般、劳动一般之所以是合理的抽象正是源于具体的生产关系基础，“最一般的抽象总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因此在说明劳动、生产、资本等经济范畴的一般性时更需要凸显其“本质的差别”、历史性的规定[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26页。 。
面对这一生产关系层面的冲突，资本的“集中”与“社会化”成为解决途径的同时又不断再生产出冲突，从而蕴育着资本实现自行扬弃的可能形式：“股份公司”与“合作工厂”。资本的股份形式的出现，推动着由资本形成的“一般的社会权力”和资本家个人对社会生产条件拥有的“私人权力”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注]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74页。 。于是，客观上造就了把资本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从而将资本的私有形式改造为“一般的、公共的、社会的生产条件”[注]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95、294页。 。正是在资本社会化与股份形式基础上，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组织起自己的“合作工厂”，在其中“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也就是说，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殖”[注]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99页。 。
这一界限也体现在对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之间关系的认识上。政治经济学家通常只看到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相互分离的“肤浅的联系”。马克思指出这种“粗暴割裂”的做法是忽视了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规定，没有看到“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页。 。正是在这个层面上马克思透视了李嘉图派社会主义交换、分配方案的生产关系界限。
其次，简单流通关系与生产关系的哲学界划。历史性视野的打开促使马克思界划了处在抽象层面的简单流通关系与深入具体层面的生产关系，从而揭示了李嘉图派社会主义的劳动与资本联合、平等交换制度、劳动货币方案如何是一种空想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要求。第一，一般生产过程是以资本的生产过程为前提的，劳动与资本的联合是以劳动力成为资本增殖工具为前提的。政治经济学家与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都是在资本的拜物教认识中把握资本的：资本被视为劳动资料、积累的劳动，成为一般生产过程中的必要物质条件。于是，劳动成为财富的唯一源泉而且是劳动成果的所有权依据，“经济学家们一到着手分析劳动过程的时候，他们便不得不把‘资本’这个用语完全抛开，而去谈论劳动材料、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在这方面绝对没有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而只有人类合乎目的的活动在再生产过程中同它自己的产品的关系”[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39页。 。正如汤普逊所说，当“社会上积累起来的资本在一群人手里而创造财富的生产力在另外一群人手里，这个被积累起来的资本就将被用来破坏分配的自然法则和使生产者不能享用他们自己的劳动产品”[注] [英]汤普逊：《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何慕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56页。 ，当务之急就是克服这种分离，使得劳动与资本重新结合，从而使劳动者得到他的全部劳动产品。
然而，马克思指明，作为生产资料的资本和作为所有权依据的劳动本身都已经是以特定的“经济关系”为前提、是“资产阶级社会即发达的交换价值的社会的历史产物”[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49页。 。在这种特定的生产关系中，劳动不是“对自己的对象性关系”，而是与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相分离的活劳动、劳动力，由此，在拜物教认识中呈现的劳动与资本的联合关系，实质上是劳动力依附于资本并成为资本增殖的工具，“这个生产过程现在表现为资本的自我运动的内容”[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0、263页。 。相应地，作为劳动力进入资本生产过程的劳动者，就不可能获得全部劳动产品，而是一方面在交换过程中得到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即“工资”，这是劳动的有偿部分，另一方面在劳动力的消费过程中生产出“剩余价值”，这是劳动的无偿部分。霍吉斯金为“保护劳动”而提出的“资本的非生产性”恰恰是没有认识到，当资本被理解为一种生产关系而不是物时，资本才是生产性的，而劳动只不过是资本的可变形式而已。这种确证了资本生产性的劳动力，正是来自简单交换背后的作为资本的货币和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的交换。
首先，“革命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历史性的理念。如何在资产阶级时代把握社会主义的理念，这是马克思在面对蒲鲁东时已经提出的问题。一切从当前既定的范畴、原理出发的社会主义都会带有其所处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如果说经济形式，交换，在所有方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平等，那么内容，即促使人们去进行交换的个人和物质材料，则确立了自由”[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9页。 ；作为“观念形态”的平等、自由不过是作为“现实形态”的交换价值的结果，“观念的表现实际上只是这种现实的映象”[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4页。 。以自由、平等作为理念依据的李嘉图派社会主义恰恰是在交换价值基础上反对交换价值、在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口号中实现着“资产阶级社会的理想”。
第三，劳动货币只是自行取消的政治经济学要求。将劳动时间作为自然的价值标准的思路源于欧文，其后由格雷、布雷、蒲鲁东、达里蒙不断完善。其中，格雷最为系统地阐释了劳动货币方案。与欧文相似，格雷也认为，货币不应该具有内在价值，因为具有内在价值的货币无法成为始终不变的价值标准：“货币应该仅仅是一张价值凭证，证明货币持有人或者曾经对国民财富库存贡献了一定的价值，或者曾经从贡献这份价值的人那儿取得对这份价值的支配权”[注] 《格雷文集》，陈太先、眭竹松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3页。 。与之相应，“国民银行”将发行直接代表劳动量的劳动小时劵来取代现行流通的货币，人们可以在“国民商品仓库”中以体现相等劳动价值的劳动小时劵进行直接交换。布雷强调的劳动与劳动之间的直接交换、蒲鲁东提出的“无息信贷”、达里蒙的国家银行计划都是在这个思想脉络中产生的。
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就是在抽掉了特殊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在简单流通关系的层面上理解资本与劳动的交换，从而将一切社会问题的症结都归结为不合理的交换制度。布雷指出：“表面上似乎是由资本家拿出来与工人的劳动来交换的财富，实际并不是资本家自己的劳动或钱财，而是原先从工人的劳动中获取来的；并且现在仍旧凭着骗人的不平等交换制度，天天在工人身上榨取”，因而这种交换纯粹是一种“赤裸裸的合法盗窃”[注] [英]布雷：《对劳动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袁贤能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6页，译文有改动，参见John Bray, Labour ’s Wrongs and Labour ’s Remedy , Routledge, 1997.。尽管布雷看到了资本家从劳动中获取了超过工人工资的“剩余”部分，但却将这种源于生产过程的“剩余”归因于资本家在交换中的欺骗行为。在这个意义上，为了恢复交换的平等性，布雷强调，“资本和劳动的相互依存性跟资本家和工人的相对地位是不相干的”，“凡是有利于资本的，也必有利于劳动”[注] [英]布雷：《对劳动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袁贤能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67页。 ，因此工人所必需的不是资本家而是资本与劳动的“合作”与等值交换。这就涉及作为平等交换的必要环节的“合理的货币制度”。
由Lagrange定理，当f(a)=f(b)时，有f′(ξ)=0，就是Rolle定理。这段微视频的目标明确，主要复习Rolle定理，介绍Lagrange中值定理，进而说明两个定理之间的联系，为了清晰明了地讲解这个定理，要十分明确清晰地设计活动，设计资源，设计内容，都是围绕Lagrange中值定理这一知识点而开展的，激发学生学习高等数学的兴趣，刺激学生探究问题的心理，帮助学生发现数学问题。
4～7月不同土层土壤温度逐渐升高，5 cm土层深度温度达到30 ℃以上，25 cm土层温度在20 ℃以上，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土壤温度呈下降趋势。5～15 cm土层行间土壤温度明显高于株间温度，20～25 cm行间与株间土壤温度差异较小；7月5 cm土层间作小麦土壤最高温度达到49. 5 ℃，25 cm土层温度达到30℃，高于行间清耕和自然生草，直接影响苹果树根系生长和成活率。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货币力图消除的价格与价值的差异其实不过是货币自身的物质内容与形式规定之间矛盾的表现，是商品本身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矛盾的进一步发展而已。当劳动货币仍旧是货币的一种具体形式时，也必然保留了这一矛盾。所以，在马克思的分析中，无论是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还是蒲鲁东，一切在货币层面的改革方案都存在理论的“界限”：认为仅仅通过改变流通工具就能够使现存的生产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分配关系发生革命，“这种学说同样不了解生产关系、分配关系和流通关系之间的内部联系”[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页。 。由此，马克思强调，劳动货币方案在本质上只是对作为“结果”的流通与交换过程而非作为“原因”的生产过程的攻击，无非是“手打麻袋意在驴子。但是，只要驴子没有感到麻袋上的打击，人们实际上打的就只是麻袋而不是驴子”[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4页。 。这意味着对交换关系、货币形式的批判需要深入到生产过程的牢固基础中去，停留在简单流通关系层面的李嘉图派社会主义的货币改革注定只是一种“经济学上的空话”。
三、“革命的科学”社会主义的逻辑层级
李嘉图派社会主义的拜物教认识与政治经济学局限，决定了基于这种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必然沦为“空想主义”。立足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马克思在理念、理论与道路的不同逻辑层级中建构起“革命的科学”，为社会主义确立了新的基础：“马克思打算以批判迄今存在过的全部政治经济学的形式，总结自己多年研究的结果，并以此为社会主义的意图，奠定直到现在为止无论傅立叶和蒲鲁东，亦无论拉萨尔，都不能为它奠定的科学基础”[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42页。 。
第二，商品的简单交换是以资本和劳动交换为前提的，劳动遭受迫害源于资本的生产关系而非资本家的主观欺骗。在简单交换层面，工人拿自己的劳动力商品同资本出让的一定数额的货币相交换，“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伊甸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这一过程属于“普通的流通范畴”。然而，资本家换来的劳动本身是一种独特的使用价值，一种使资本得以保存和增殖、一种属于资本的生产力与再生产力，所以一旦进入“隐蔽的生产场所”，“不仅可以看到资本是怎样进行生产的，而且还可以看到资本本身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赚钱的秘密最后一定会暴露出来”[注]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4页。 。这后一个过程是在质上与普通流通不同的过程，是超过劳动有偿部分的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把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归结为作为交换价值的商品的简单交换，归结为简单流通的要素，也就是说，正好把决定一切的特殊区别抽掉”[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2页。 。
以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和蒲鲁东为代表的思路之所以只是从观念出发反对现实，而不是在现实内部寻找超越路径，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历史性视野的缺失，从而无法辨析现实自身的内部结构：简单流通关系层面的现象界与生产关系层面的本质界。由于在拜物教认识中混淆了简单流通关系与生产关系，这些社会主义者未能从抽象的简单流通关系上升到具体的高级生产关系，理解交换中的简单规定性是以较发达的生产关系为中介、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现象根源于生产关系。于是，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将简单流通关系中呈现的经济范畴、原则当做既定的事实，乃至是永恒的评判尺度，“抓住交换价值本身的简单规定性，来反对交换价值的比较发达的对抗形式”，认为体现了劳动与等价原则的交换价值在现实中被货币与资本的形式歪曲了。相应的解决思路就是构想出最适合这一原则的真实性质的形式，这才出现了劳动所有权、平等交换、劳动小时劵的社会主义方案。在马克思看来，将生产关系还原为简单流通关系、“认为交换价值不会发展成为资本，或者说，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不会发展成为雇佣劳动，这是一种虔诚而愚蠢的愿望”[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4页。 。
(3)做好政策效应评估。建立健全税收政策评价反馈机制，既关注老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又对新政策出台后的实施情况进行跟踪评价。建立点面结合的政策效应跟踪分析机制，在每项政策实施一段时间后，及时分地区、分行业选择一定数量的样本企业进行跟踪调查，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调整和完善的建议。
（1）规模大：大型网络课程的在线特性，决定了它没有空间容纳度、没有课堂管理制度的约束，可以接受没有上限的在线人数。在线平台的注册用户数以万计，这种大规模的课程，才是典型的 MOOCs。
其次，“革命的科学”社会主义是资本批判理论与普遍政治行动的融合。社会主义的历史性理念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具体化为资本的批判性认识与政治行动的必要性。与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从交换制度入手不同，马克思从对抗性的生产关系出发，指认了资本的内在矛盾及其自行扬弃的可能。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在现有生产关系中表现为剩余价值率提升与利润率不断下降的共存情况，这在马克思看来恰恰是根据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本质而产生的“一种不言而喻的必然性”。作为“目的”的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即“为资本而生产”，开始不断与作为“手段”“必须使用的并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发生冲突[注]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7、278-279页。 。
与之相比，当马克思在生产关系层面凸显现实本身的历史性规定时，观念的永恒化表象才会退却，观念的现实形态才会呈现出来。对社会主义者而言，超越资本主义的路径不应是从流通关系层面既定的简单规定与观念出发反对现实、设想未来，而是应依据现实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历史运动及其阶级表征来理解社会主义理念的历史情境与理念演化。在此基础上，社会主义的理念才有可能超出“资产阶级社会的理想”而成为无产阶级历史运动的理论表现。此时“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16页。 ，由于这种“科学”是“对本身就产生了解放的物质条件的运动的批判的认识”[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页。 即对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科学认知，因而就是切中现实本身的社会主义理念。
这便构成了作为《资本论》中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社会主义建构基点的“资本”概念的出场语境。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居于主导性地位的生产关系，“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页。 ，同时作为生产关系的资本又必然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和形式规定。所以，当立足一般唯物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家与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仅仅将资本理解为物即生产工具和积累的劳动时，那么“只看到了资本的物质，而忽视了资本成为资本的形式规定”,于是“资本存在于一切社会形式中，成了某种完全非历史的东西”[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3页。 。这就是马克思指认的政治经济学的拜物教认识，也是一般唯物主义在面对特定资本主义社会时的理论界限。
合作工厂与股份公司已经出现在了欧文、汤普逊、布雷的著作中。但是，不同的哲学视野与政治经济学批判深度，决定了马克思与这些社会主义者之间的思想差异。汤普逊和布雷都在资本拜物教认识中区分了作为一般的劳动产品的资本和“使用强力抽取劳动产品的一部分”的资本家。在此基础上，汤普逊认为“少数大企业所需要的是大资本，而不是大资本家”，因而可以用股份制来代替资本家的职能[注] [英]汤普逊：《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何慕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00-201页。 。而布雷则指出最佳的生产方法将是以最少的资本和劳动的支出而获得最大数量的财富，所以股份公司作为一种“集中力量和分工的基础上所能掌握的力量”将取代以前是属于个别资本家的地位[注] [英]布雷：《对劳动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袁贤能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80页。 。可见，资本的股份形式并不是生产关系内在矛盾的社会化解决，而只是在物质内容层面实现的生产资料的集中，这仍旧是在简单流通关系中反观生产关系的理论结果。
2）果园增施有机肥和微肥，间作绿肥，改良土壤，降低土壤pH值，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促进土壤中无效钙向有效钙转换，避免偏施氮肥，防止枝叶徒长。
就合作工厂而言，马克思一方面高度赞许了欧文的成就：在理论上说明了工厂制度是社会革命的起点，在实践上以合作工厂为社会实验的范本，在英国播下了“合作制的种子”[注]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77页。 。但是另一方面，马克思也明确指出，“合作制度限于单个的雇佣劳动奴隶通过自己的努力所能创造的这种狭小形式，决不能改造资本主义社会”，而是需要转变为一个广泛的、普遍的自由合作劳动制度，这是以“全面的社会变革、社会制度基础的变革”为前提的，这一前提又只有“把社会的有组织的力量即国家政权从资本家和大地主手中转移到生产者本人的手中才能实现”[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19页。 。所以，与欧文、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纯粹在经济领域构想社会主义不同，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社会化的深度考察，在揭示资本自行扬弃的同时凸显了在生产关系变革的边界会相应地生成无产阶级的普遍政治行动。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革命的科学”社会主义理念，既不同于从经济领域进行“科学”论证的欧文、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与蒲鲁东，也明显不同于仅仅宣扬政治“革命”的巴贝夫与布朗基的共产主义。一方面，深受欧文、李嘉图派社会主义与蒲鲁东思想影响的工联主义者，在经济层面提出了平等交换、提高工资等要求。但是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已经表明，从简单流通层面提出的这些要求只是“对劳资之间的游击式的斗争”而不能彻底消除生产关系层面的雇佣劳动制度本身，“资本在其纯粹经济的行动上是比较强有力的一方”恰恰表明了“普遍政治行动的必要性”[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5页。 。另一方面，巴贝夫与布朗基未能自觉深入革命政治行动的特定生产关系前提，而马克思强调，工人阶级唯有在资本社会化过程中获得的关于自身的意识、认识到解放的物质条件，“把对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结构的科学研究作为唯一牢靠的理论基础”，才能使得工人阶级革命免于密谋和诡计的方式而获得普遍化的解放意义[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64-465页；Shlomo Avineri,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Karl Marx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146.。
最后，“革命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具体化道路。基于资本主义现实本身的社会主义是不断生成着的历史性理念，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与革命情境中具体化为发展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与不断获得自觉意识的无产阶级革命，从而演化为各不相同的具体实践道路。
目前，从电动汽车报废的动力电池主要有两种处理方式，一种是梯级利用，另一种是拆解回收，如图3所示。梯级利用是将电池的使用寿命延长，当动力电池的容量降到初始容量的80%时，不再满足电动汽车的使用标准，但仍可在其他场合应用，如储能系统、电动工具等。当电池性能进一步下降到初始容量的50%以下，无法继续使用，则对电池进行拆解，回收电极材料。
在《资本论》出版与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后，马克思始终强调，社会主义理念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情境而被单纯抽象为一种“主义”，否则就会重返以往社会主义理路共同遭遇的“虔诚而愚蠢的愿望”，而无法认识到“取代乌托邦的，是对运动的历史条件的真正理解以及工人阶级战斗组织的力量的日益积聚”[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7-208页。。恩格斯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评价道：没有人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更加“接近一定的具体的社会状况”而反对作为“死板的抽象的公式”的“抽象的社会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3页。。所以，当面临巴黎公社的失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曲折发展与俄国未来发展道路的疑问时，马克思指出，各国的资本社会化程度与无产阶级斗争境况是不同的，这决定着需要在《资本论》的英国经验基础上探索社会主义理念的法国化、德国化与俄国化版本，在国际普遍联合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具体化道路。对此，马克思直言，“各国工人运动的国际活动绝对不依赖于‘国际工人协会’的存在”，尽管国际工人协会具有“不可磨灭的成绩”，但是国际工人协会已经不能再以其“第一个历史形态”继续下去了[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9页。。
合并椎动脉狭窄性病变组的病变锁骨下动脉收缩期峰值流速为196.09±59.10 cm/s（117～408 cm/s）。对照组的病变锁骨下动脉收缩期峰值流速为205.26±54.77 cm/s（119～321 cm/s）。两组数据比较t=529.5，P＞0.05，无统计学意义。
总之，正是在社会主义理解史的语境中，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社会主义意图与科学社会主义理念的政治经济学基础才能完整地呈现出来。“革命的科学”社会主义理念、理论与策略的建构不仅具有“空想主义”批判的思想史意义，而且在现实历史层面也昭示了在变化的历史实践中需要不断实现社会主义理念的自我革命、理论创新与道路建设。
收稿日期： 2018-05-16
作者简介： 韩 蒙(1987—)，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4145[2019]07-0028-07
(责任编辑：周文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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