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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仓廪实”与“知礼节”，“衣食足”与“知荣辱”之间有一重要桥梁——圣贤教育。
管仲，名夷吾，史称管子，春秋时齐国人，齐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管仲曾指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对于这一论断，过去我一向钦佩有加，笃信无疑。“仓廪实”和“衣食足”，相当于社会的经济基础，而“知礼节”和“知荣辱”，则相当于社会的意识形态。管仲先生所论述的不正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变精神”么？由此看来，管仲先生几乎可视为中国古典唯物论的开山之祖。管仲这段话出自《管子·牧民》，今人当然可以批评管子的“牧民”思想。然而，如果考虑到作者生活的时代，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位古代贤哲的思想光芒，透过2000多年的历史尘雾，直至今日仍在熠熠生辉。
然而，从哲学上说，管仲这一论断的正确性，仅仅在于看到了物质对精神、存在对意识的决定作用。由存在到意识，由物质到精神，毕竟是一个颇为复杂的反映过程。
先说第一层。“仓廪实”何以见得一定“知礼节”？“衣食足”何以见得一定“知荣辱”？如果不是抬杠，“饱暖思淫欲，贫寒起盗心”，不也是一种“存在决定意识”或曰“物质变精神”么？
再说第二层。2010年，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经济体，毋庸置疑，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了较大提升。在小悦悦事件中，所有的当事者，包括肇事司机与冷漠路人，就他们的经济地位而言，“仓廪实”可能不好说，但至少不低于“衣食足”的水平，然而，他们却并没有必然地“知礼节”和“知荣辱”。反之，为小悦悦伸出援手的陈贤妹，一位经济地位相对较低的拾荒阿姨，反倒体现了较之前者更高的道德水准。由此看来，在管仲的学说中似乎缺少了什么，以致损害了这一论断的完整性，并进而否定了从物质到精神、从存在到意识的相关性与决定性。在哲学史上，作为唯物论的认识论，一向就有机械论与反映论的分野。存在决定意识，物质决定精神，既不会正比效应，一一对等，也不会吹糠见米、立竿见影，这里有一个“从物到感觉到思想”（恩格斯语）的复杂过程。管仲这一论断之缺憾，即在于他未能明确地指出这个不可绕过的反映过程。
孟子，名轲，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与教育家，鲁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阐述治国之策时指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滕文公上》）孟轲晚于管仲300多年，尽管他们有着齐文化和鲁文化的不同背景，但在哲学上，似乎又一脉相承。在管、孟二人的理论里，所谓有“恒产”，大抵与“仓廪实”和“衣食足”不分轩轾，而所谓“有恒心”，似乎与“知礼节”和“知荣辱”不相伯仲。孟轲在《梁惠王上》中论述道：“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由此可见，孟轲和管仲一样，也意识到经济基础的重要性。
但是，孟轲的见识，如果仅仅停止于斯，那他与管仲也不过平分秋色，半斤八两而已。那么，他与管仲的不同之处体现在何处呢？
“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用这样一个要求作为“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的重要补充，由此而达至其一向推崇的以“王道”为标识的政治理想，才能具有可靠的社会保证（“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在孟轲这段话里，“谨庠序之教”大抵属于“硬件”；而“申之以考悌之义”，似乎应算作“软件”。如果把孟轲的“孝悌”二字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思想观念、伦理道德、国民素质，而把他的“庠序”二字理解为扩大了外延的教育、文化设施等等方面的基本建设，那么，作为这种“软件”与“硬件”的总和，孟轲无疑对管仲的论点作出了一个重大补充，即在“仓廪实”与“知礼节”，“衣食足”与“知荣辱”之间，提供了一个由此岸到达彼岸的重要桥梁。
在今人看来，孟轲的见解，似乎并无新奇之处，然而，对照当今一些人严重存在的GDP崇拜、忽视教育文化建设的种种倾向，某些今人岂止不如2000多年前的古人，实在是差之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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