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文化传统对科技发展的双重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技发展论文,中国文化论文,作用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934（2006）11—0095—04
文化传统是指长期形成的持续对一个民族起作用的某一文化体系，它是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形成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行动准则、道德规范、风俗习惯等的总和。人们都受到特定文化传统的影响和制约，既包括一定的规则制度、伦理规范的直接约束，也受到长期积淀下来的某些心理暗示、思维惯性的引导。
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有丰富的科学精神，又有与现代科技的精神相背离的一面。由于近代以来中国的科学技术基本上是从外来文化中输入的，因此还有一个文化的异质性问题。中国文化传统对科技发展有着两方面的作用，即正面促进作用和负面消极作用。我们要挖掘和推动其正面作用，遏制和消除其负面效应，不仅要为科技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物质基础和制度条件，而且必须注意消除那些潜在的危害人们创新能力的观念，努力形成创新文化，为科技创新提供一个良好的人文环境。
1 弘扬优秀传统，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文化传统中有许多优秀的和积极的因素，对科技发展起着参与、建构、修复、导向和启示作用。
（1）视角的转换和价值的选择 关于中国文化传统与科学技术的话题， 正在发生从“向后看”到“向前看”的视角转换。董光璧指出：“科学的总体范式业已在转变之中，一种与传统理解的科学不完全相同的科学类型正在形成。这种种迹象昭示了科学可能不再完全沿着17世纪确定下来的路线前进，将从其以科学与人文相分离为特征的现代型转向其以科学与人文相结合为特征的后现代型。”[1] 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某些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将重新获得生命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新文化的种子，吸收世界先进文明成果，在现代科学技术文明在基础上发展新的科学知识系统和新的人文价值体系，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的历史使命。我们不应对自己的科学传统和民族文化传统妄自菲薄，而应珍视其积极成果，摈弃其消极因素。
李约瑟认为不应把传统的中国科学视为现代科学的一个失败的原型，并主张中国古代贤哲的思想中保存有“内在而未诞生的、最充分意义上的科学”。他认为中国科学在世界新科学的过程中具有更崇高的地位：中国科学传统将为科学的未来发展开辟道路，现代自然科学的进步给人类带来的各种道德上的问题，都可以从中国文化所包含的伟大的传统道德精神中得到解答，将西方世界从它陷入的机械唯物论和唯科学主义的深渊中解救出来。
探讨中国文化传统对现代科技发展的积极作用，首先要认识到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在价值。如何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寻找“发展新的科学知识系统”的“种子”并发展出新的科学知识？如何吸纳其中的人文精神？就要深入了解和总结中国文化传统的积极因素，并使其发扬光大。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某些思想、观念、方法对科技发展起到实质性的参与和建构作用，成为科学技术进步新的增长点。对当今科学技术的不当利用所表现出来的负面影响诸如能源和生态危机、科学与人文的对峙、主体和客体的分裂等，中国文化传统可以从世界观、价值观的层面对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起到某种导向、启示和修复作用。当代新儒家的许多人物强调儒家思想中的某些元素，比如儒家的天人合一、勤俭谦和等，对匡定现代科技的发展方向，实现“以人为本”的人性化转向，具有积极的意义[2]。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传统文化头绪众多，各种观点纷呈。刘长林认为，西方的传统认识以空间为主，时间为辅，空间统摄时间，而中国的传统则反其道而行之，时间统摄空间；因而前者形成了建立在分析和还原的思维模式之上的近代自然科学，后者发展出了根植于自然整体方法和意象方法之上的“象科学”。“象科学的实质是‘气’，着重在‘象’，以中医学为代表。”他预言，随着中医取得突破，可以期待“象科学”的复兴，并对人类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3]。周瀚光把中国古代科学的认识途径归纳为“实际问题→概念方法→一般问题→实际问题”的循环过程，并认为古代中国科学在这种螺旋式的循环往复中迈向高峰，而当代许多科学大师解决问题的方式与此不谋而合。因此，古代中国科学与当代科学在方法论上是完全可以共通的[4]。龙雨辰等认为，当代科学正处于一个转型时期，从以分科为主， 逐渐走向综合；从简单、线性系统，走向复杂、非线性系统；从侧重物质层面研究，走向生命、智慧层面的研究；从常观、宏观向微观、渺观、宇观等极端领域推进；从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向既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更追求生态效益，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转变；从分散、分科、局部领域的理论研究，向大一统的理论研究探索迈进。因此，《周易》的基本思想——有机自然观、自然演化发展观、天人合一观——必然在今后的科学发展中起更大的推动和指导作用[5]。
东方和西方的科学和文化有不同的特质，但并不是截然隔绝的，要在东方和西方寻找一条通道，求同存异，共同发展。要尊重传统，着眼未来，努力实现融合和统一。
（2）整体性思维的导引 整体论思想、有机论思想、 演化生成思想是中国传统自然观的核心理念。20世纪以来，无论是物质科学的研究，还是新兴的复杂性科学的研究，都预示着上述思想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协同学的创始人哈肯认为协同学和中国古代思想在整体性观念上有深刻的联系，而耗散结构论的大师普利高津也多次强调东方思维对其研究的启发作用。朱清时等将中国古代科学的思想归纳为整体论，方法为“实用化”方法。整体论、实用化的中国古代科学方法取还原论、公理化的西方科学方法而代之的依据，首先在于20世纪以来科学面临的若干困境，“相对论的结论指出了还原论的局限，量子论动摇了还原论的统治地位，复杂科学认为还原论存在很大局限，哥德尔不完备定理从逻辑上证实了还原论的局限”；其次，人类社会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工业化体系中人的边缘化和工具化、环境恶化、拜金主义等，都与还原论的思维局限息息相关；再次，正如复杂性科学取得很大进展，东方整体论的思维方式逐渐显示出威力，而且在传统有机论指导下的中医学近年来也呈现出若干新气象。古代中国科学思想将在新的科学革命中扮演关键的角色，主导新时代的进程[6]。
我们应该看到东西方思维的互补性，西方文化中缺少一种统一性、整体性的文化基质，而这正是中国文化中固有的东西。当代科学正处于一个从以分科为主逐渐走向综合的转型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有机自然观无疑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与西方工业革命以来分门别类、解析、还原论的认知方式不同，中国古代通行的认知方式，在于对客观世界本来面目的直观、感悟和比类取象，侧重研究各种事物之间的联系，包括自然界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以及有和无之间等各种关系之间的联系，显示出从整体上来认识事物和解释事物的特点，形成了一种整体有机的世界图景。中国古代科学认知方法的这种整体思维，集中反映在《老子》和《易经》等经典中。在中国古代、天地人相联系、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应是和合协调关系的观点非常鲜明。中国古代在许多专门领域已有系统的论著，如《黄帝内经》、《孙子兵法》、《九章算术》、《天工开物》、《梦溪笔谈》、《齐民要求》等。如果说，当代西方科学可以称为“精确科学”的话，那么，中国古代科学可以称作“整体性科学”或称“整体科学”。中国传统文化整体思维与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相切合，是向辩证思维的复归。
中国古代整体观方法论和整体研究的成果，推动了哲学、医学、天文学、数学、军事学、物理学、农学和人文科学等的发展，在很长时间里，我国因多种社会原因，加之在科学观方面忽视向纵深和精细化方向发展，没有发展实验科学，结果导致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科学技术和工农业生产水平与西方相比形成巨大的落差。到了当代，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种种弊端日益暴露，造成生态、资源、生存空间及人类和平的种种危机。国际上许多有战略眼光的科学家和有识之士都在呼吁重视中国文化传统，从中可以得到智慧的启迪。
（3）“自然国学”的启示 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代表， 以前人们习惯性地把国学归于文史哲一类，而忽略了其中也有科学技术方面的内容，如《九章算术》、《天工开物》、《梦溪笔谈》、《齐民要求》等。徐道一指出，中国自然科学应选择“和实生物”的发展道路。 当前是提倡“自然国学”的大好时机， 早在2500年前，自然国学已提出天地人三才之道、天人合一的理论观念，取类比象的研究方法，和实生物的演化观等，并使自然环境恶化、严重自然灾害群发的中国、人口众多的中华民族持续发展了几千年。一旦能够掌握自然国学，结合西方科学，进行“和实生物”，那么一些有科学意义的创新就会迸发出来[7]。
传统文化在帮助人类认识民族传统的同时，也为人类发展新文化提供了丰富的源泉和充足的动力，它在社会发展、科技创新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无论是天文学、医药学、建筑学、环境学、食品学，还是电子学、仿生学、基因工程等，都可以从祖先的文化传统中获得灵感，汲取精神营养。透过各种文化遗产，可以从祖先所创造的文明中吸取更多的精华和灵感，为新时代的科学研究、文化发展提供珍贵的资源。
在借鉴中国文化传统的过程中，要遵循某些原则：第一，具有开放和健全的心态，避免滑向狭隘的民族主义或者民粹主义。第二，力戒虚泛浮夸、自娱自乐的心态。第三，要有创造性的思维。第四，警惕那些有害的东西借着民族复兴的口号而沉渣泛起。
“自然国学”的观点和方法对我们有启示意义。要总结和吸取数千年来科学技术发展的经验和教训，走中西两种科学文化优势互补、融合的道路，将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思维和当代先进的科学技术相交融。抓住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和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科技问题，在整体观方法论的指导下，开展整体系统研究，逐步实现整体科学和精确科学的有机统一，促进科技自主创新，推动科技发展，为经济建设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和文化保障。因而，必须准确理解和把握中国传统文化整体思维的精华，力求找出它与现代科技的结合点及其深刻的科学内涵、机制和核心。
2 克服消极作用，构建创新环境
中国文化传统形成了以仁义为内在基质、以礼乐为外在仪轨的特色。中国文化传统中也有一些消极因素，对科技创新产生阻碍和制约作用。要努力克服其消极作用，构建有利于科技发展的人文环境。
（1）中国文化传统消极因素的主要表现
概括起来主要有：
第一，重人伦轻自然、重人文轻科技的学术倾向。由于儒家传统的影响，中国文化传统表现出一种重人伦轻自然、重人文轻科技的倾向，以人为核心，片面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而忽视了对自然界本身的认识和改造。在学术研究中，未能把社会与人分开，更未把社会与整个自然界分开，而没有发展起严密逻辑结构的理论，也不重视技术性控制的实验，不重视工艺、技艺。人文文化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一统天下的局面，科技被视为雕虫小技甚至“奇技淫巧”，未能在中国发展起科学文化，这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科学技术水平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传统思维方式和文化观念具有粗糙性和封闭性。传统思维方式注重直观性，忽视思维的理论性、精确性、抽象性，注重笼统的直观的领悟，忽视通过科学实验、理性分析表达来把握事物的本质规律，形成墨守成规、自我封闭、不思创新的思维惯性。这与科学的思维方式有很大的距离。儒家思想强调“经世致用”，追求知识的实用，影响了对自然、对事物本身的真正探索，难以形成客观的知识，难以产生求真求美的科学精神。杨振宁认为中国古代科技不发达的重要根由之一是没有演绎推理的思维方法。
第三，中庸取向价值观和保守倾向。“知足常乐”、“安分守己”、“明哲保身”、“不为人先”等保守思想对人产生了消极影响。传统文化以求同和尊古为基本价值导向，如尊经注经、论资排辈、重义轻利、明哲保身、封闭保守等，是与创新的思想相违背的。中庸为先、明哲保身的儒家思想，对科技创新带来了许多负面的影响，它不利于培养标新立异的科技人才，不利于积极进取，不利于科技发展。
第四，重群体、礼教，轻个体的特点。传统文化重视人的群体性和共性的培养，要求人们把群体价值置于个体价值之上，迫使个体的需要服从于群体和社会的需要，以共性来铸造个性，反对自我表现，使许多人带有依附性，而缺乏个性，缺乏创见。而自主性和独立性、个性自由和多样化的发展恰恰是个体的创造力发展的基础。“尊经注经、论资排辈”的文化意识对科技创新带来了一道无形的屏障，权威统治和遵奉心态造成的氛围，无助于形成一个培育个人创造力的社会环境。
中国文化传统在整体价值取向上是重“道”轻“器”，强调“经世致用”，而忽略理论的可操作性。中国的知识分子始终没有能摆脱经世致用、天人合一等传统思想的束缚，没有能树立起实证的科学精神。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等技术成就曾经领先于世界多年，但在近代以后处于停滞、落后状态，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只是从科学技术本身去找原因，还必须从长期停滞、封闭的封建社会以及文化传统中去找原因。
（2）科技创新与人文环境
科技创新需要先进文化的导向，需要理论创新和观念创新为先导，也需要适宜的人文环境。如美国系统学家拉兹洛所说：“思想、价值观念和信念并非无用的玩物，而是在世界上起着重要作用的催化剂，不仅产生技术革新，更重要的是为社会和文化的发展铺平道路”[8]。
科学精神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主要表现在：①破坏断裂效应，破坏不发达、破旧的落后的文化因素的束缚；②诱导重建效应，依靠科学精神的力量，在传统文化中诱导并重建某些新的文化价值观，使传统文化注入新的、积极的文化内涵；③平衡融合效应，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世界范围内多元的民族文化或区域文化在科学精神的渗透下，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在整体上成为更加优越的文化体系；二是在科学精神的作用下，在各种文化价值观中出现了一些共同的新质。科学精神深深影响到人文文化的各个领域，成为人文文化进步的动因。
文化需要创新。文化创新的目标是建设有利于创新的文化。创新文化为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等提供适宜的环境和土壤。创新文化环境的形成，除了更新观念、创造观念环境外，还要改革机制、营造制度环境。
创新文化不仅涉及制度层面和物化形式层面，而且更重要的是涉及精神理念和价值层面；在功利主义浪潮日趋迅猛之时，强调科学与社会之间在文化和精神层面的互动关系，以人类崇高的理想和精神为先导，引导或引领科学与社会，显得尤为重要。要营造和建设一种真正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励或激发人们进行科技创新（特别是重大的原始性创新）的创新文化，必须突破并超越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狭隘观念，实现科学观的转变。科技创新不仅有赖于社会的经济和物质文明的发展水平，而且更取决于社会的文化和精神文明的高度[9]。
构建一个良好的、有利于创新的人文环境，已成为一个民族决胜创新时代的必由之路。突破传统文化中的相对僵化和保守状态，重构有利于创新的文化氛围，再造中国创新文化的辉煌，对于中国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对于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繁荣，对于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弘扬，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收稿日期：2006—07—2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02JA720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