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动摇的科学结论庄严崇高的历史责任——浅谈坚持、运用、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可动摇论文,邓小平理论论文,浅谈论文,庄严论文,崇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有这样两段话：
“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这是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
“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
本文拟从“不可动摇的结论”和“庄严的历史责任”这两个方面，谈谈对于坚持、运用、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的一些体会。
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造就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指导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改革开放，已经使得中国在20年间跨越了一个时代。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有目共睹、举世公认。英国的《中国季刊》登载了一篇美国学者的文章，文章一开篇这样评论说：“在人类历史上，大概还从未有过这样一个社会，像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成为最高领导以来的中国那样，在没有战争、暴力革命或经济崩溃的条件下，进行如此重大而全面的改革。……中国所发生的变化几乎是一个奇迹，令人不可思议。”类似的评论比比皆是，可以信手拈来。
我们这个有着12亿人口、生产力水平落后的东方大国，犹如一艘超载的船。如何使这艘巨轮在国内错综复杂的重重矛盾、国际日趋激烈的竞争中乘风破浪地前进，邓小平理论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形象一点说，我们这艘巨轮启航的电钮是邓小平同志揿按的，那就是推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破除“两个凡是”；航向是邓小平同志确定的，那就是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论述和“三个有利于”的标准；目标是邓小平同志重申的，那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富强、民主、文明；罗盘是邓小平同志安装的，测定了我国的历史方位，那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发动机是邓小平同志设计的，那就是通过改革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改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产生出倍加的持久的强大的动力；平衡器是邓小平同志安装的，那就是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雷达是邓小平同志安装的，那就是科学地判断国际风云，确认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为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在小平同志的晚年，他身体力行地实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使我们党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确定了一个能够跨越世纪的船长和领航班子，那就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
这一切在今天看来似乎是历史必然要发生的事情，但在20年前，需要多么大的政治、理论和实践的勇气！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带领全党同志冲破极“左”思潮和教条主义的禁锢，排除右的干扰，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总结人民群众的实践，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集中全党的智慧，那么，我们在理论上的突破和在实践中取得的成就都是不可能的。
对于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全党、全国共识程度很高。但是，也应注意到在干部群众中的一种误解，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的取得，无所谓理论的指导，就是“共产党领导下搞资本主义”、“老老实实地补资本主义的课”。这里，不必讲近代史，不必讲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的理论，只要对比一下我们的两个近邻、可比性很多的印度和俄罗斯，就不难澄清这一错误认识。
中国和印度在自然资源、人口数量、历史遭遇等多方面都有类似之处。印度比中国独立早两年，其国家实行保留着种姓制和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资本主义制度。50年代初，其主要经济指标都领先于中国；而今，由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到90年代，中国的主要指标、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都大大超过印度，有的已经遥遥领先。仅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例，在两国解放和独立之际，中国人均GNP只有50美元，比印度低10美元；而到1995年中国人均GNP达到620美元，印度只有340美元，中国是印度的1.8倍。1950年，中国产钢61万吨，印度产钢147万吨，中国仅为印度的41%；而到1996年，中国产钢1亿吨，印度产钢1421万吨，中国是印度的7倍多。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新中国初期建设的经济模式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前苏联的主体俄罗斯，直言不讳搞资本主义的改革，经过剧烈的政治和社会震荡，实行以大规模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休克疗法”，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国民经济大倒退，综合国力严重削弱。据俄方资料，1991—1996年，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减少46%，工业总值减少54%，消费品减少58%。经济总体水平至少倒退了15年，超过了30年代西方大危机时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下降程度，也超过了二战期间战争给原苏联经济造成的破坏程度，由原居世界第二位的超级大国，沦为“二流国家”。虽然目前情况已经有所好转，但评论界认为，俄走出困境至少还要5到7年。
由此可以说，有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在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改革实践中形成的邓小平理论，是我们这个饱经磨难和曲折的党、国家和民族的幸运。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定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认为在当代中国，只有这个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中国这艘巨轮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这是我们党经过纵向的历史反思和横向的国际比较、经过理论和实践的艰苦探索而得出的科学结论。在今后新的征程中，我们应当十分地珍惜这个结论，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风险，包括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来自国内的和来自国外的、经济生活中的和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都绝不能有任何的动摇。
邓小平理论是一个开放和发展的体系，十四大以来，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已作出若干创造性的运用、丰富和发展
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体系的确立，是在延安时期。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但毛泽东思想没有就此而凝固。随着抗战胜利，一些新的重大问题提到党的面前。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们（也包括邓小平同志），在解放战争的伟大实践中，将毛泽东思想特别是他的军事理论、统一战线理论等进行了重大的丰富和发展。在军事理论方面，毛泽东同志根据敌我双方力量的根本性变化，提出了完全不同于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的解放战争的十大军事原则；在政治策略方面，提出了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在土地改革中，纠正了“左”的倾向，制订了符合中国国情、充分解放生产力的方针、政策；在统战理论方面，提出了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把蒋介石真正地孤立到了塔尖上；七届二中全会上，及时作出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的决策，“进京应考”。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是《邓小平文选》的终卷篇。但这决不是邓小平理论的终点。党的十五大召开以前的几年，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已经掌握着党和国家工作的全局，完全独立地处理国内外事务。这一时期，无论小平同志退休还是小平同志逝去，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理论仍然生动活泼、极富创造力地处于发展之中。其中比较重大的方面有：
在改革的目标模式上，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发展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针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化建设所遇到的涉及全局的新矛盾和新问题，提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等12个方面的关系，把握“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大局；
加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宏观调控，进行金融、外汇、财税体制等重大改革，有效地抑制了“泡沫经济”，成功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
农业政策取得巨大成功，粮食及主要农副产品连年丰收，许多地区已在积极推进农业的产业化；
提出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结构调整、资产重组、“抓大放小”的思路，形成了一整套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方针、法规和政策；
根据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新情况，制定了切实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
科学估量新时期党面临的严峻挑战和良好机遇，提出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
根据邓小平同志“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圆满实现香港的顺利回归；
妥善处理冷战结束后一系列崭新的国际课题，中俄、中美等重大国际关系实现了新的突破；
特别是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等一系列重要观点，是又一次思想解放。
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样，邓小平理论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体系，这既是说这些理论本身有一个形成、发展、成熟的过程，也是说这些理论并没有终结，不是堵塞、而是为后人开启了丰富和发展的大门。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演进中始终贯穿着丰富、发展、扬弃、突破、超越。邓小平同志就说过：“马克思主义要发展嘛！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嘛！”
邓小平理论没有因为他本人的逝去而凝固、停顿。因为他留给我们的，不仅是那些经过严峻历史检验已成定论的许多重要观点，而且因为他留给我们的主要精神遗产，就是其理论的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他在为英国培格曼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文集》所作序言中有这么一段话：“中国最近在经济、政治、文化和其他方面的发展使我感到，如果把这些讲话中的题目放到现在来讲，我会讲得更全面些。但是，过去的就过去了：不要改变它。我们只有尽可能做到对它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如果它们在有一天失去了自己的价值，那只意味着社会已经迅速地进步了。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这不仅是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广阔胸怀，而且也的确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这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谦虚，而且是他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思想体现，是一个朴素的颠扑不破的真理。那种不顾当前现实，不问具体情况，甚至是各取所需地背诵邓小平著作某些论述和词句，恰恰是违背这个精髓的；只有创造性地继承他所开创的事业，创造性地发展他所创立的理论，才是对待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态度，也才是邓小平同志期望于我们的。
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国内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发展，要求我们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
最近，中央领导同志在讲话中多次强调了“两个新”：一是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新变化；一是国内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发展。应当看到，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现在面临的国际大环境、改革开放大格局、社会发展大进程与小平同志把握全局时又有新的特点和变化。我们现在遇到的矛盾和问题，有一些已不复存在或大多缓解，有一些甚至要比那个时候更为尖锐和复杂。这就要求我们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形成新认识。
当前国际形势大致有三个特点：一是“世界格局多极化”，冷战思维依然存在，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在从各自的利益出发，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二是“经济全球一体化”，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流动，跨国跨洲的资本重组、资源配置，自由贸易原则与国家利益之间的融合与冲突，戏剧性的变化目不暇接；三是“科技信息网络化”，网络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互联网正在创造工业时代所不能想象的奇迹，而“网上文化”也正是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通道。
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新变化给我们带来了跻身世界现代化强国之列的历史机遇，也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当前，在这些盘根错节、纷纭复杂的国际现象中，一个最为突出的前几年基本没有论及到的新的紧迫问题，就是如何在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竞争的同时，善于维护和保证我们的经济安全。这是最近发生的亚洲金融风暴给我们的一个重要警示。中国的改革是一条不归之路，中国的开放也是一条不归之路。不改革无以发展，不开放也无以发展。但开放的利益是与开放的风险并存，开放的程度也是与风险的程度相应的。问题在于我们怎样夯实基础，趋利避害，既要有主动参与的胆识，又要有在实力对比上我们仍是弱者的冷静头脑，更要有规避和化解风险的智慧。不但要“吃一堑长一智”，而且要从别人的“吃一堑”中，自己“长一智”。在策略和操作中，有快有慢，有开有合，有进有退，有争有让，有虚有实。
西方学者莫德尔斯基撰文认为：自从1500年以来，世界上先后出现过4个领导者，这就是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西班牙、18世纪和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500年中，也先后出现了4个主要挑战者，这就是荷兰、路易十四的法国和拿破仑的法国、威廉二世的德国和纳粹德国，还有前苏联。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个挑战者都以失败而告终，世界领导者的地位都是由衰败的领导者“禅让”给它的主要合作者。莫德尔斯基的观点与历史的实际进程大体是吻合的。
社会主义的中国决不要当世界领导者。但是，中国要争得自己应有的国际地位，通过几十年锲而不舍的努力，积极参与动机与利益不尽相同的国际范围的共同行动，把施行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从世界领导者的宝座上请下来，建立起符合世界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新的经济政治秩序。这就决定了中国不能盲目地充当挑战者，而要致力于同超级大国建立微妙的战略伙伴关系。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一两个金融职业杀手、一两个“阴谋”国家的心想事成，也决不能低估他们的图谋和能量。同雄心勃勃、汗毛孔中都渗透着霸气、有着许多不光彩纪录的超级大国打交道，不能不首先注意自身安全。消除金融风暴的或其他形式的威胁，保证经济安全，决不是草木皆兵、杞人忧天。
与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时相比，我国国内的改革和建设、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变化，大致可以概括为这样几个特点：一是体制形态由计划指导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进一步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二是所有制形态由以公有制为主、非公有制为补充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非公有制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并持续快速膨胀发展；三是市场形态由生产不足的卖方市场转变为绝大多数产品供求平衡或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四是国民经济形态由以机械力为标志的工业经济向以科技智力为标志的知识经济的转变趋势日益明显；五是改革形态由主要依靠政策效应转变为主要依靠体制效应；六是国有企业的困难尖锐突出；七是消极丑恶现象与对消极丑恶现象的打击治理、腐败与反腐败呈现出战略相持的明显特征；八是国民心态由意识形态的紧张敏感转变为宽松厚钝，由政治关注转变为更多的利益关注。这几种形态的转变，有些是我们过去改革成功的标志，有些是长期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深层次矛盾的凸现和暴露，有些是难以用一两句话概括评析的。其中的不少问题是我们在改革之初所难以预料的，更不可能想象在那时小平同志就预备好“锦囊妙计”到现在让我们来使用。
另一个在前几年基本没有论及而现在已十分尖锐的问题是就业问题。20年前，我们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如何以占世界7%的耕地，来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中国的农民发明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邓小平同志的充分肯定，“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通过农村体制的改革，以成功实践的奇迹，解决了“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并由此将中国的改革一步一步地引向各个领域。20年后的今天，我们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则是如何以占世界总额3.5%的资本投资资源，为占世界总额近1/4的劳动力创造就业机会。我国是一个“人口超级大国”，就业压力巨大，而经济生活又要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这是一场持久的对撞：一方面，由外延扩张型向内涵集约型转变，要求减人增效，要少用人，更少地用人；而另一方面，随着就业人口的日益增加，又要多用人，更多地用人。当前正是这对矛盾斗争最为激烈的阶段。其对撞能量不亚于造成方圆700平方公里大爆炸的通古斯陨石飞落地球。所幸的是，对撞不是发生在一瞬间，接触面积也分散到960万平方公里，给了我们应对的时间和空间。党中央已经将下岗再就业作为重大的经济问题和重大的政治问题、现实的紧迫问题和长远的战略问题，并制定出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措施，通过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发挥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举全社会之力来解决这个矛盾。
伟大的实践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而新的实践必将孕育着新的理论突破。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新变化与国内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发展，从客观上提出了如何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的要求，这是时代所赋予我们的庄严历史责任。
领导干部肩负着特殊重要的责任，要密切联系实际，带头学好用好邓小平理论
江泽民同志强调：党的高级干部，第一位的是要加强理论学习，要把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邓小平理论指导各项工作的水平提到新高度。作为北京市负责党的宣传文化教育的领导干部，我对总书记的要求有这样几点体会：
一是要提高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的自觉性。对于非领导干部而言，学习可以是一种习惯爱好，也可以是一种素质要求；而对领导干部来说，学习本身就是一种严肃的责任。能不能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能不能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不学习，无以坚持；不常学常新，无以一贯坚持。面对丰富、发展的历史责任，不学习无以承担，不常学常新也无以承担。对于邓小平理论的理论框架和主要观点，经过这些年的学习，不能说不熟悉；但如何完整准确地把握其科学体系，如何把学习邓小平理论与党的十五大精神紧密结合起来，如何从自己的具体工作领域对理论的有关内容进行系统钻研和理解，如何通过学习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还需要作出持之以恒的艰苦努力。
二是要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把经济搞上去是最大的政治。讲政治还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清谈政治，误党误国；不讲政治，后患无穷。在改革开放的整个历史过程中，讲政治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要坚定不移地掌握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改革的领导权和把握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坚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当然，这都是指大的方面而言的。适应解决社会诸多领域尖锐复杂矛盾的客观要求，强调丰富、发展邓小平理论，必将激发思想理论界的新的活跃。作为在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领导干部，张开双臂，由衷欢迎。同时头脑必须十分清醒，在原则问题上要旗帜鲜明，在政治上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思想理论界，既要鼓励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讨论，又要严肃理论宣传和新闻宣传的政治纪律；既要有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勇气，又要强化执行党中央、国务院重要现行政策的政治意识；既要不断活跃社会的舆论空气，又要善于把握导向，调控舆论。
三是要坚持深入实际。时代的发展，新鲜的、陌生的东西越来越多，领导干部仅仅靠以往的经验和感觉，将难以胜任自己肩负的责任。因此，在不断向书本理论学习、不断扩大知识面的同时，必须不断地深入人民群众的火热生活，在实践中学习和丰富自己。首都作为全国的政治、文化、科技、教育中心，知识经济大潮“惊涛拍岸”，只有深入实际，在与科技教育工作者、民营高科技企业家的深入交往和讨论探索中，才能寻找到如何应对跨国公司进入的复杂局面、如何发展知识经济、如何避免产品雷同、如何与金融资本及产业资本结合、如何建立风险投资机制、如何实现产学研的最佳结合、如何界定产权和技术入股等现实而紧迫的问题，把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述和科教兴国的战略落到实处并有所丰富和发展。
四是要有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的胆识和勇气。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如何做好宣传文化工作，有大量的需要研究探索的新问题。比如，以往我们的文化都是作为“事业”来对待的。世界范围及我们自身的经验证明，在主流意义上，文化可以也应当作为“产业”来发展。投资2亿美元、票房收入10多亿美元的电影《泰坦尼克号》，纽约、巴黎等著名大城市文化产业成为重要财源，都是有力的例证。这同对交响音乐等高雅艺术的政府补贴并行不悖。“北京要吃文化饭，文化要吃市场饭”。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和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完全有可能利用优势，独辟蹊径，在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下，通过组建企业集团，运用市场机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使首都成为全国重要的文化产业基地。
五是要始终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作为一个领导干部，接触的面比较宽，了解的问题比较多，特别是当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深层矛盾的显露、利益格局的调整，案头“内参”堆积，困扰层出不穷。这就尤其需要保持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我崇尚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的一句名言：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手段几乎是同时产生的。邓小平同志当年也有一句话：“现在问题相当多，要解决，没有一股劲不行。”我们没有理由畏难、彷徨、犹疑、沮丧、退缩，有问题就有解决问题的办法，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有多少问题就解决多少问题，任何问题都不能使我们动摇。现在，我们手中有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脚下有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前面有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我们已经走过了既是风雨兼程、又是辉煌灿烂的20年，也必将能够以更加豪迈的姿态，跨入充满希望的21世纪，并且一定有更加伟大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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