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党党员成分的特征和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国民党论文,中国论文,党员论文,成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导言
本文拟通过中国国民党党员的统计资料，分析抗战时期国民党政权的社会上、组织上的特征及其变化。具体内容有三：（一）收集和整理各种党员的统计资料；（二）分析党员的基本情况；（三）考察党员成分和党组织的特征。本文论述范围重点放在抗日战争时期，同时涉及1924年中国国民党改组至1949年迁往台湾前后。（注：笔者使用1929年的党务统计资料，曾分析了国民党党员的社会构成及其变化。见土田哲夫：《中国国民党的社会构成》，《南京大学学报（研究生专辑·哲社版）》1989年。）抗日战争的爆发，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受到了怎样的冲击，并对此进行了怎样的反应？抗战前的国民党党员具有什么样的特征？抗战八年中，其党员构成又有哪些变化，组织上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本文通过统计分析的方法试对上述问题做初步探索，以求教于中外学者。
一 抗战前的基本概况
中国国民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兴中会、同盟会以来的历次革命运动。但是，由于当时组织管理并不严密，加上党员名单混乱，迄今为止没有发现有关当时党员统计的准确资料。1924年中国国民党进行了改组，随后，开始整顿组织，确立其基础于国内社会。改组达到了三个目的：（一）正式确定了苏联式民主集中制为国民党的组织原则；（二）强化党的基层组织，把唤起民众、组织民众和建立党的群众基础作为工作的重点；（三）起用大量青年担任党的各级领导，进而增加了党的活力。从此以后，国民党面貌一新，组织急速扩大，党员数量也急剧增加，国内党员由1924年前的近5万人，（注：中国国民党统计处：《党员统计书》，引自东亚研究所编：《中国国民党の研究》，1940年，第32页。）增长到1926年10月的45万人。正如谭平山在“二大”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党的基础已由国外而移到国内。”（注：《党务总报告》（1926年1月7日），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中央常务委员会党务报告》，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以下简称：《中常会报告》〕，第72页。）
北伐时期，随着国民政府统治地区的不断扩大和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党员数量又一次迅速增加。但是到了1927年春以后，却遭受了党内斗争和国共分裂以及“清党”的沉重打击。由于国共合作时期“各地党务半为共产党徒所操纵”，（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报告》（1929年3月），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以下略称：《组织工作》〕，上卷，第150页。）肃清共产党员和左派则带来党组织上的崩溃，而且多数青年和群众因国民党的内讧和反动化而离党，以及有一段时间里国民党停止吸收新党员，致使“清党”后的党员数量几乎减到一半。李宗黄说：在此时期，“各地党员之复杂，党务之混乱，自有本党以来未有之大骚动大怪状。弄得乌烟瘴气，党权割裂。社会对之，非常轻视。以四十年铁血换得的民众信仰，几在此时完全扫地。”（注：李宗黄：《中国国民党党史》，上海民智书局，1928年第四版，第134-135页。）
表1 中国国民党党员数量的变化
单位：人
时期省市党部特别党部军队党部海外党部
总计
1926年1月 147160
→ 28175
87065 263480
1926年10月425612
→ 21589
97455 544655
1929年10月259601
6737
306526
79873 652737
1930年274829
← 367209
88166 730204
1931年10月303353
← 459723
94852 857928
1932年12月358351
← 658530
986911115572
1933年11月380030 12998
789201 1044301286659
1934年12月435618
← 868939 1044301281722
1935年9月 468014
← 999685 1068461574545
1936年5月 498956
←1002938 1082281610122
1937年1月 526977
←1013019 1104281650424
1938年底 633086
←1098145
1939年509405 1350235084
1940年
1150358 2976557568
1941年
1673996 4157579041
1942年
1946237 55641 3774526
825175858921
1943年
2249306 65778 3946664
843916346139
1944年
2477001 78278 4087522
876156730416
1945年3月2605101 43068 4232018
1945年底 3018505 96133 4855822
913148061744
1946年
3433075 100553
1947年
3820041 215372
1501324185545
资料来源及注释：
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纪录》，1926年，第31、第46页。
1926年10月：陈希豪：《过去三十五年中之中国国民党》，商务印书馆，1929年，第147-149页。
1929年10月：Min-Ch'ien T.Z.Tyau（刁敏谦）ed.Two Years of Nationalist China,Shanghai,Kelly and Walsh,1930,pp.12,24b.
1930年及1933年11月：《中国国民党年鉴（民国二十三年）》，乙第1、第18-19页。党员数字包括候补党员人数（1930-38年部分皆同）。
1931-1932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以下简称：《组织工作》〕（上卷），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第410-411页。
1934-1938年：《组织工作》（上卷），第536、第570-571页；（下卷），第5、第93、第123页。
1939-1947年（不包括1945年3月）省市党部及特别党部：《大陆沦陷以前之中华民——民国卅七年份中华年鉴》，台北，1976年重印本，第208页。省市党部的数字中包括中央党部所属党员人数。
1945年3月：《组织工作》（下卷），第7页。
1942-1944年军队党部：《组织工作》（下卷），第500、第520、第523页。
1945年底军队党部：这是在六届四中全会（1947年9月）党务报告里提到的数字。由于军队党部自1945年8月起奉令开始撤销，1946年1月撤消完毕，所以这个数字应该是撤消前的数字。
1939-1947年海外党部：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海外党务工作》，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388、第391、第430、第442、第452页。党员数量为报到人数和新征人数的总和。
“→”表示本栏的数字包括在右栏内。“←”表示本栏的数字包括在左栏内。
表2 中国国民党党员所属党部的种别构成
百分比(%)
省市党部
特别党部
军队党部
海外党部
1926年10月78.1 -4.0
17.9
1929年10月39.8 1.0 47.0
12.2
1933年11月29.5 1.0 61.38.1
1937年1月 31.9 -
61.46.7
1942年33.2 0.9 64.41.4
1944年36.8 1.2 60.71.3
1945年底 37.4 1.2 60.21.1
1947年91.3 5.1 -
3.6
资料来源：与表1同。
1928年北伐完成后，中国国民党开始重新办理党员总登记，以整顿党籍。尽管中央党部一再延长登记截止期限，但由于组织上混乱而产生的通知不周，或因一部分党员反对南京政府、倦厌于党内混乱等思想和政治上的诸多原因，不少老党员没有登记，以致使1929年10月的普通党员（除军队党部、海外党部以外的党员，即省市党部和特别党部党员）减少到267000人左右（参照表1）。该年党员中，1925年入党的有10.3%，1926-27年入党的有79.3%，约占总数的90%。（注：《中国国民党年鉴（民国十八年）》，第756-757页。）这表明，当时的国民党党员大部分是大革命时期所发展的，“清党”以后入党的数量极少。
然后，随着南京政府统治渐趋稳定，入党人数逐年增加。尽管如此，直到抗战前夕，普通党员总数量（包括预备党员）仍然不过50余万，正式党员徘徊在30万人左右。（注：省市正式党员数量为：1930年270467人，1933年306824人，1935年341070人，1937年367474人。参见：《中国国民党年鉴（民国二十三年）》乙第1页；《组织工作》上卷，第570页；下卷，第93页。）如果考虑当时中国有4.6亿人口，国民党又是“以党治国”、一党专制的执政党，似乎可以说它的党员数量实在是微乎其微了。（注：全国人口据1928年各省调查及1926年邮电局的推算为462837793人。Min-Ch'ien T.Z.Tyau（刁敏谦），ed.Two Years of Nationalist China,Shanghai,Kelly and Walsh,1930,p.413.）
当时，中国国民党的入党手续有下述三种：
（一）由基层党部吸收加入。原则上讲，党员入党是由基层党部吸收加入，国民党“三大”修改党章以后，严格了入党的条件，明确规定，凡16岁以上，有两名正式党员推荐申请，经党区分部审查合格者，得为预备党员；凡20岁以上，经过预备党员之一年以上训练的，经审查合格者，始得为正式党员。1930年代，省市党部正式党员数量停滞的主要理由之一，就是入党条件的规定过于严格。最初，设立预备党员制度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党员素质，防止共产党员、腐败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的混入。后来入党条件放松了，至1938年取消了预备党员制度。（注：1945年5月六全大会，正式通过取消预备党员制度。《革命文献》第76辑，第63、第193-194、第296、第312、第388页。）
（二）特许入党。“凡确信三民主义，……对党能作特殊之贡献者，得中央或省党部委员二人以上之介绍，经中央核准，即可特许入党。”（注：《革命文献》第76辑，第194页。）实施了这种办法，为吸收旧官僚、地方军人政客入党开了绿灯，其结果是导致国民党的官僚化和派系恶性发展。
（三）集团入党。主要指国民党的军队及政府机关职员集体宣誓登记入党。在南京政府时期，大量军队党员主要采取此种形式取得党籍。早在北伐时期，为表示对国民政府的服从和忠诚，不少“革命军”实行了自将领到士兵的由上而下的集体入党。以后，随着南京政府的政治和军事势力的发展，军队党部的党员数量也迅速增多，1929年为30多万人，1933年达到近80万人，到1937年则超过100万人，远远多于省市党部党员的数量。
但是，军队党员的剧增和其比重的增大，并不意味着军队的“党化”，或党对军队控制之加强。因为，“清党”后即取消了军队的党代表制和政治工作，军队党部的委员几乎全部由军人兼任，只有党部书记长由中央委派（主要是处理文件等），所以军队内的党部近于虚设。（注：《组织工作》上卷，第169-170页。后来，由于“剿匪”之必要，军队里的政治工作被恢复，但其工作范围和重要性，根本不能与北伐时期相提并论。）1935年12月，五届一中全会通过了“今后党务工作纲领”，决议指出：“军队本为有组织的行动之集体，若再加一重党的组织，徒紊乱其本身组织，而毫无实益，过去军队党务推行之困难，实即因此，今后应力加矫正，运用其原有组织，而致全力于训练工作”。（注：《革命文献》第79辑，第372页。）据此决议，1936年4月，中央党部决定取消军队党部，与政治训练处合并，并撤销了书记长等党部工作人员。至此，军队里的党部活动仅限于军事学校和保安队。（注：《组织工作》下卷，第59页。）
国民党党员中的军队党员比率的剧增，可以解释为军人在国民党政权中的比重增大和党的军事化（关于各种党部的比率，参照表2）。
至于海外党部，其党员数量始终停留于8-10万左右，在党员总数中的比率以1926年的18%为最高点，以后则继续低落，1933年为8%，1937年下降到6%左右。海外华侨大部分从事于商业，由于工作繁忙而难以参加党务，另外海外华侨历来要承担极大的经济负担，因此，一般人不能轻易地加入国民党。还有一种解释是，如果从当时海外华侨总人口来看，1926年入党人数其实已经达到了极限。
1929年海外党员的主要分布地区是：荷属东印度（印度尼西亚）为23.8%，马来等英属南洋殖民地约占14.2%，暹罗占9.9%，法属安南占9.8%，加拿大占8.3%等。（注：《中国国民党年鉴（民国十八年）》，第762页。）
综上所述，抗战前夕国民党党员总数达到了160万人，但是普通党员的数量却增长得很慢，其中有60%为近乎挂名的军队党部党员。作为执政党，中国国民党的党员数量不成规模。当时，入党手续烦琐，正式党员数量没有增长。国民党演变成了仅仅为了保持一党专制下的权力和利益而排斥新人入党的封闭色彩浓厚的精英集团。
二 抗战时期党员数量的发展
日军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以后，国民政府失去了苦心经营十年的东部沿海地区，采取了一边撤退、一边继续抵抗的政策。其结果，导致沦陷区、战区党部组织的崩溃以及多数党员的迁徙。因此，国民党中央自1938年7月又开始进行党员总报到（总登记），以整理党籍。“然战区县以下各级组织解体，党员不完全尊重组织等等原因，报到的党员，实在只及半数。”这时履行报到的党员人数，包括报到截止后的补行报到者，各省市党部282511人、海外党部34763人。（注：吴铁城：《党务检讨报告》（1945年5月7日），《革命文献》第76辑，第459页。）
为了弥补上述损失，确立抗战动员体制，国民党于1938年3月临时全国大会后，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撤销预备党员制度，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放宽入党条件以利于吸收大量党员，巩固基层组织，开展党员训练等等。至于征求新党员，从1939年起，每年都由中央党部根据各省市人口、经济、文化及现有党员分布情形，对后方及战地各省市党部，详细制定征求计划，布置分期征求的任务。如：第一期（1939年）征求党员数目预定为17万多，第二期(1940)约28万，第三期(1941)57万多，三期共计划增加102万人。（注：《组织工作》下卷，第119页。其详细计划，见《中央组织部六个月工作计划要目》，二、征求新党员，《组织工作》下卷，第321-328页。）
由于推行积极征求新党员的政策，仅在五届五中全会（1939年1月）以后的半年之内，国内新党员便达到了443884人，而且其基层组织也扩大，于1939年11月则党区分部就有7407个，党小组有15466个。（注：《革命文献》第80辑，第2-3页。）1939年以后，省市党部党员人数每年增加30-60万人，1945年3月达260万人多，1947年增至382万人，把铁路等特别党部合计就超过400万人（见表1）。
国民党何以如此全力以赴征求新党员？除了“为巩固本党基础，增强抗战力量”（注：《组织工作》下卷，第119页。）的正式理由外，还应该有以下几点：第一是国内统治上的需要。尽管国民党为抗日之需要不得不再次“容共”，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存在，但是仍然对它不放心。所以，国民党尽力先取其新成员来防止中共势力的渗透，以巩固其执政党的地位。特别是在农村、对青年的征求工作上明显有此种“防止异党迷惑”的意图。第二是党内政治上的需要。国民党的各个派系，围绕党内霸权和各种地位及利益，不断进行激烈竞争，因此都尽力吸收新党员，增加其派系力量。
抗战时期采取了怎样的措施去吸收如此庞大的新党员呢？方法有几种：（一）在普通党部（省市党部及铁路工矿等特别党部），原则上还是由基层组织吸收、扩大党员；（二）由中央委员介绍入党；（三）在各种训练团（班、所）的集团入党。
中央委员介绍入党继承了抗战前“特许入党”的办法，但在抗战时期以此特殊途径入党的人数并不少。1939年1月五届五中全会时，国民党总裁蒋介石要求“中央委员此后每半年中每人至少须征六人入党”（即每月一人）。中央党部因此制定了具体办法并通知各中央委员。在1939年1～10月，由中央委员介绍入党人数则有5283名之多。介绍人数最多的前5名是：陈立夫874名，陈访先481名，邵华452名，洪陆东351名，张厉生233名。（注：《组织工作》下卷，第165页及附表。）他们都是所谓“CC系”的领袖及干部。由此似乎可以有下述解释，即他们尽力拉拢社会精英入党以增强自己的力量，以便在与军方（复兴社）、三青团和政学系等的党内斗争里，占据优势。
但是，更普遍、数量更多的是各种训练机关受训人员的集体入党。
在抗战时期，从中央到各省市、区、县各级党政机关，办了种种训练团（班、所），培养、训练了许多战时工作干部、党政干部和地方自治人员。据六全大会（1945年5月）的党务报告，其历年训练人数达2189370人之多。（注：《中常会报告》，第419页。）其中：(1)中央训练团、西北干部训练团、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等中央机关98842人；(2)各省市、区、县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班、所）等地方训练机关1965022人；(3)其他训练机关125506。
暂且不谈训练的效果如何，下面仅就征求党员的问题，略述其一二。（注：吴铁城批评党的训练工作有“暂”、“狭”、“浅”三种缺点，吴铁城，前引《党务检讨报告》（1945年5月），《革命文献》第76辑，第476页。后来，有些当时领导训练工作的国民党地方干部，也强调党训工作对抗战的积极意义。如蔡若水：《我在鄂西经历的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工作》；段继李：《湖北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委员会的部分情况》，《湖北文史资料》第14辑(1986)。）
在中央训练团，“受训前未参加国民党、三青团的学员，都‘奉命’入党或入团。申请入党入团的，一律由教育长及教委会主任委员介绍，……批准为正式党员、团员，在受训毕业前，可以得到党证或团证”。（注：赵普炬：《中央训练团梗概》，《文史资料选辑》第74辑，第33-34页。）
在贵州省训练团，参加训练的地方行政人员、学生中，凡“没有入过党的，开训后再吸收集体加入”。“学员区分部每组成立一个，但只是在开训后成立，结束后便撤销，下期开训再如法炮制。”如此集体入党的党员，到了训练结束后，就离开了党的组织和活动，完全成了挂名党员。（注：周立华、吕新民：《贵州省训团忆实》，《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1982年11月），第145-146页。）
下面，我们看看抗战时期军队党部的发展情况。
如上所述，1936年撤消了军队党部后，到了1939年3月又奉蒋介石指示重新恢复，负责各军政治工作，还开展话剧团、救护队、民众学校等的各种战时服务工作。在1939年4-9月的半年中，团党部有638个，连队党部有5356个，入党人数有335140人。（注：《组织工作》下卷，第233-278页。）1939年一年内新入党党员为2155249名，1940年为1498877名。（注：《组织工作》下卷，第391页。）就这样，1942年军队党部所属党员人数，达到了3774526之多，1945年3月则达到了4232018人（见表1）。
虽然军队党部的发展如此之急剧，规模如此之大，但是对于军队中的大多数士兵来说，集团入党只是工作上的义务，是一种形式，并不一定表示其信仰三民主义、衷心拥护国民党的决心。据统计，1945年3月，军队党部所属党员总数中，“士兵集体宣誓入党者”为3259184人（占总数的77%），选军队为终身职业的军官佐、军事学校学员、学生党员为972834人(23%)。（注：《组织工作》下卷，第7页。）对于士兵党员，中央组织部也在其离队后才发党证。（注：《组织工作》下卷，第377页。）当然，这些士兵党员，是否于离开部队后尚有国民党党员的意识、继续参加党组织和党的活动，值得怀疑。
总之，仅从党员的数量来看，国民党在抗战时期前所未有地壮大了它的势力。1945年底，党员总数（包括军队、海外各党部在内），竟达到了800万人。
如果随着党员数量的发展，党员素质也能随之提高，同时国民党也能在组织方面掌握新党员、发挥其作用，那么国民党则会极有生气，充满希望。实则反之，抗战时期党员数量的增加却带来了其素质低下、组织松弛，即党的空虚化。所以，党员的质量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下节，我们将分析国民党党员的地区构成的特征和变化，进而探讨抗战前后国民党党员的发展中的地理因素。
三 党员地区构成的变化
在北伐初期的1926年10月，省市党部党员的大多数集中于广东、广西两省，包括广州特别市的两广地区总计为297690人，占党员总数的69.9%。其次是湖北、湖南两省，包括汉口市的两湖地区共有64900人(15.2%)。上述4省2市党部所属党员占党员总数的85.1%之多，其他地区则很少，党员的地区构成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参照表3）。
在南京政府初期的1929年，党员人数最多的还是广东省，包括广州市在内，共有73052人(27.3%)，其次为华中地区（湖南、湖北、江西各省及汉口市），有63529人(23.8%)。
表3 中国国民党党员的省市分布
单位：人(%)
省市
1926年10月 1929年10月 1933年11月 1942年12月1947年
北京a
4000(0.9)
1770(0.7)
2142(0.6)-
天津 -
772(0.3)
1863(0.5)六直属市-
南京 - 5563(2.1) 19932(5.2) 11827(0.6)-
上海2266(0.5)
6234(2.3) 11562(3.0)-
汉口1500(0.4)
5610(2.2)
6024(1.6)-
广州
12381(2.9) 10277(4.0) 10290(2.7)-
广东 156915(36.9) 62775(24.2) 63260(16.7) 198164(10.1) 116342(2.9)
广西 128394(30.2)
7199(2.8)
7199(1.9) 139726(7.1)
83720(2.1)
福建3500(0.8)
7569(2.9)
8347(2.2) 135456(6.9) 109370(2.7)
湖南
33400(7.8) 20958(8.1) 23720(6.2) 190196(9.7) 183691(4.6)
湖北
30000(7.0) 16080(6.2) 16720(4.4)
95381(4.9) 240893(6.0)
江西1700(0.4) 20881(8.0) 21193(5.6)
99141(5.1) 267231(6.6)
江苏3225(0.8) 15508(6.0) 15557(4.1)
27769(1.4) 310035(7.7)
浙江3200(0.8) 12530(4.8) 26595(7.0) 150728(7.7) 283671(7.0)
安徽3223(0.8) 11961(4.6) 12023(3.2) 157645(8.0) 154632(3.8)
河南2147(0.5)
8060(3.1) 27378(7.2)
98124(5.0) 109731(2.7)
河北5300(1.2) 17128(6.6) 19103(5.0)
13644(0.7) 160010(4.0)
山东4500(1.1)
7129(2.7)
8032(2.1)
18065(0.9)
98175(2.4)
山西3200(0.8)
8047(3.0) 10700(2.8)
26388(1.3) 140958(3.5)
陕西2179(0.5)
1076(0.4)
1076(0.4) 104233(5.3) 190101(4.7)
甘肃 513(0.1)
3576(1.4)
5771(1.5)
47826(2.4) 230223(5.7)
宁夏 -
-
667(0.2)6440(0.3)
90951(2.3)
青海 -
-
446(0.1)
13144(0.7)
18908(0.5)
四川8000(1.9) 77(0.0) 19444(5.1) 214572(10.9) 310153(7.7)
西康 -
-
- 10937(0.5) 120042(3.0)
云南 -
509(0.2)
9204(2.4)
39080(2.0) 127300(3.2)
贵州4000(0.9)451(0.2)
8716(2.3)
80050(4.1) 167321(4.1)
绥远3600(0.8)
1787(0.7)
3552(0.9)6473(0.3)
48905(1.2)
察哈尔 3200(0.8)963(0.4)
2004(0.5) - 56989(1.4)
热河1120(0.3)-
689(0.2) 629(0.0)
49985(1.2)
辽宁 385(0.1)
1675(0.6)
4734(1.2) 33554(0.8)d
吉林 315(0.1)739(0.3)
1034(0.3)
2569(0.1)b 104313(2.6)d
黑龙江
365(0.1)594(0.2) 16715(0.8)d
哈尔滨
340(0.1)-
209(0.1)
其他 内蒙 特字
特字 中央蒙古
2109(0.5)
2332(0.9)
8422(2.2) 56530(2.9)c 150936(3.7)
-青岛 重庆新疆
1697(0.4)
18402(0.9)
30780(0.8)
台湾
10796(0.3)
合计 425612
259601 380030 1963139 4035413e
资料来源：1926年：陈希豪：《过去三十五年中之中国国民党》，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第147-149页。
1929年：《中国国民党年鉴（民国十八年）》，第739页。
1933年：《中国国民党年鉴（民国二十三年）》，乙39页。
1942年：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编印：《中国国民党党务统计辑要（民国三十一年度）》，重庆，1943年11月，第2页。
1947年：《大陆沦陷前之中华民国－民国卅七年份中华年鉴》，第208页。
注释：本表表示各省市党部所属党员的人数。但是1947年的统计为各党部党员的籍贯（省份）所在。
a：1928年以后改称北平。b：东北党务办事处所属党员人数。c：中央党部所属党员人数。d：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将东北3省划分为9省。这里将辽北、辽宁、安东3省的数字合为辽宁，吉林、合江、松江3省的数字合为吉林，嫩江、兴安、黑龙江3省的数字合为黑龙江，以便比较。e：包括籍贯未详党员人数。
表4 中国国民党党员的地区构成
百分比(%)
1926年 1929年 1933年 1942年 1947年
东北
0.241.071.730.133.83
华北
3.75
13.43
15.846.619.12
华东
2.80
19.95
22.54
17.12
18.54
华中 15.65
24.47
17.80
19.60
17.14
华南 70.77
33.83
23.44
24.117.67
西南
2.820.409.83
18.49
17.96
西北
1.384.894.91
10.09
16.63
内蒙古 2.361.061.640.367.60
其他0 0.9 2.223.481.03
注释：表4是以表3的数据再分类处理而制成，地区分类为如下：
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哈尔滨。华北：河北、河南、山东、北京（平）、天津、青岛。
华东：江苏、浙江、安徽、南京、上海。华中：湖北、湖南、江西、汉口。
华南：福建、广东、广西、广州。西南：四川、云南、贵州、西康、重庆。
西北：山西、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热河、察哈尔、绥远、“（内）蒙古”。
其他：新疆、台湾、特字及中央党部、中央直辖6市。
华中地区是在北伐开始以后群众运动急速发展、积极支持武汉国民政府的地区，所以这些数字表示，进入1929年北伐时期的国民党发展仍然卓有成效的。与1926年10月的统计相比较，广东、湖北、湖南各省的人数都明显地减少，这也表明“清党”对党组织的打击之大。其中党员减少幅度最大的是广西省，高潮时近13万的党员在三年时间里则减少为7000余人，濒于溃灭。此中原因，除“清党”的影响和地方当局的压迫外，另一种可能则是1926年10月的广西省党部对党员统计不准确，有虚报和夸张的问题。（注：Cf.Diana Lary,Region and Nation:The Kwangsi Clique in Chinese Politics,1925-1937.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5,pp.178-199.）
北伐以后党员人数急剧增加的主要有华东及华北地区（参照表4）。华东地区的党员人数，由1926年的11914人(2.8%)增加到1929年的51796人(19.95%)，华北地区则由1926年的15947人(3.75%)增加到1929年的34859名(13.43%)。虽然当时的国民政府常被称为“南京政府”，被认为主要以长江下游为其基础，但是华东地区的比率却不足20%，有过少之嫌。首都所在地的南京特别市和江苏省的党员人数，合计不过21071人，仅占党员总数的8.1%。近年来，一些学者对南京政府的基层统治，进行了详细研究，认为国民政府一直努力于统制农村、向基层社会浸透，但是却始终遭到当地社会的顽固抵抗，不得不与之妥协。（注：王树槐：《江苏省的土地陈报》，《近代中国区域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年，下卷；笹川裕史：《1930年代国民政府の江西省统治と土地税制改革》，《历史学研究》（东京），1992年4月。）上述党员统计数字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国民党政权在其核心地区的基础，其实是相当脆弱的。
1933年11月的党员统计，除仍然有上述的倾向外，也出现了若干变化。从各地区在全国党员总数的比率来看，广东省和广州市总数共有73550人(18.6%)，华中地区（3省1市）有67657人(17.8%)，人数皆无大增减，但在全国党员中的比率明显下降。华东地区（3省2市）85669人(22.5%)，比重有了提高。华北地区则达到了15.84%，四川省党员人数有近2万，占5.1%。其他地区的党员，为数甚少。
从地区构成而言，当时国民党党员多集中于沿海、沿江（长江中下游）一带。对此官方有一种解释，认为：“沿海沿江各省，因政治较为安定，民智较为开通，党员亦多，故党务比较发达”。（注：《组织工作》上卷，第550页。）实际上，全国各省市党务工作的开展，主要依靠南京“中央”的军事、政治势力的浸透和统制，因此，党在“中央化”的各省则能充分地开展党务工作，但是到了地方军事势力顽固的地区，党务开展则处处遭到抵制。
另外，在训政时期，国民党的党务经费，大多来自政府财政。中央党部依靠国家财政，地方党部则依靠地方财政。换言之，党部寄生于国家，“党国”寄生于社会。（注：《各级党部经费支给办法》（1929年5月10日公布），《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5月11日；《中常会报告》，第423页。对于如此“以政养党”，“党养党员”的情况，党内也多有批评和改进的建议。于是，三届四中全会上“原则通过”的《关于党务经费案》（1930年11月17日），提出党费自筹的目标，认为“本党经费应以取于党员用于社会为原则”，但是以后没能实现。参见《革命文献》第79辑，第184-185页。至于中央党部预算，以财政部拨款为基本收入，制作各年度经常预算，以党员交纳的“所得捐”等自筹收入部分为基金，作特别预算，用于党员福利、留学经费等和抵补经常预算不敷款额。党员所得捐在南京时期约占财政部拨支总额的四分之一左右，但由于1936年10月1日开始征收公务员“所得税”，为防止重复而停止征收。以后，党的经费依靠政府财政的程度更深了。参见《中常会报告》，第474-475页。国民党的财政是极其重要而非常复杂的问题，有待更详细的考察。）
地方党部经费问题，一直是各地党政纠纷的主要原因之一。特别是在各反蒋军事派系统治地区，本来党部被视为南京的特务机关，拿不到经费。中央向地方党部的补助则不充足，造成这些地区的党的活动处于相当困难的境地。（注：《组织工作》上卷，第607页。）
举山西省为例，当阎锡山参加北伐、促成统一时期，则党务能顺利开展。1930年，阎蒋关系破裂，晋军联合桂军和西北军等开始反蒋以后，山西党务“大受摧残，遂停止活动。省党部移设天津，秘密工作。”中原大战结束，蒋介石获胜，阎锡山下野之后，省党部才迁回太原，于1931年恢复工作。（注：《组织工作》上卷，第190页。）可是，不久（1931年12月）省党部“突被暴力捣毁，发生纠纷，致全省党务，均陷停顿。中央明令恢复工作，该省执委相继于去年（1933年）二月间返晋，惟以反动份子多方阻挠，省府未加制止，经费亦无著落，党务工作依然停顿。同年九月执委梁贤达复被暴徒殴伤，该会因在太原不能行使职权，现已迁移北平办公。”（注：《组织工作》上卷，第483页。）
在广西省，1929年春天以后桂蒋关系破裂，桂系军队在省外连遭失败，退到广西后为了严防南京势力的侵入，当然更不允许中央系统的国民党党部进行活动。据1932年12月四届三中全会中央组织委员会工作报告，“广西党务，停顿已久，其进行情况向无呈报，省党部负责人员，亦无从查考”。所以，中央不得不“采行秘密活动方式，每县设秘书一人”。（注：《组织工作》上卷，第423页。）至此，党部所扮演的角色，似乎成为由南京派来的特务组织。另外，在山西、广西两省，地方军事领袖为了防止中央势力的浸透，均在省内成立独自的挂名党组织。直至抗战时期，晋桂两省的党务均处于停滞状态。（注：李冠洋：《中国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简述》，《山西文史资料》第13辑；何作柏：《桂系的秘密组织－中国国民党同志会》，《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
抗日战争爆发后，沿海沿江地区及主要城市的沦陷，使南京时期的党员分布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动。随着“战区扩大，党务组织解体”，造成“各地党员或播迁无定所，或为国捐生，散亡甚多”，“少数党员对党不诚，不知注重组织生活；或入党时动机不纯，意志消沉，遂出于自行脱党”。（注：中央组织部工作报告（1939年11月），《组织工作》下卷，第159页。）战区党员中，有人迁移后方、继续参加抗战建国工作，也有人加入了汪伪系统的国民党组织。（注：笔者所看到的《汪伪国民党汉口市党部党员总登记及申请入党表》（1940年2月－1941年4月、1942年10月），共有200张原申请表。武汉市档案馆所藏档案，59/1/9-10。）
当时，由于没有进行党员的地区、职业等成分统计调查，下面仅根据1942年新征党员成分的统计资料，考察党员的地区性问题（参照表3和表4）。据图表，广东省党部所属党员占全体党员的10.1%，但是，河北、山东、江苏各省的比重则严重下降，分别减少到0.7%、0.9%和1.4%。原六直属市（北平、天津、南京、上海、汉口、广州）抗战前的1933年总计占党员总数的13.6%，到了1942年则仅有0.6%。其数字主要是日军占领区里秘密党员的人数。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所迁移的大后方，即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党员数量增加显著。四川、云南、贵州、西康4省及重庆市的整个西南地区的百分比为18.49%，陕西、甘肃等西北地区是10.09%，其比率皆上升为抗战前的几倍。虽然武汉市被日军占领，但是，华中地区的比率仍然有19.6%，比抗战前略有增加。抗战开始后，广西的党务才摆脱了南京时期的低潮、停滞状态，1942年的新征党员就有139726名(7.1%)，远远超过1929和1933年的党员总数（均为7199名，各占总数的2.8%、1.9%）。广西省内党员数量的剧增，也反映了桂系集团在抗战爆发后积极参加国民党的“抗战建国”体制的态度变化。
对于后方和战区各省党部的工作情况，中央组织部的评价为：“以福建、浙江、湖南、贵州四省为优，江西、甘肃两省次之，广西、宁夏、青海三省又次之，四川、云南较劣。”（注：五届八中全会《党务报告》（1941年3月），《组织工作》下卷，第410页。）四川、云南两省，虽然地理位置和在战时政治、经济、交通等方面都占枢纽地位，可是在党务方面却最不理想。比如，于1939年4至9月底的六个月中，中央制定征求党员计划，并责成各省市路党部照此积极征求新党员。结果，浙江、陕西、青海、湖南等不少党部所征求的党员人数，已超过中央所规定的应征数量，“其余各单位则因受战时影响，以致征求工作不能依照预定计划进行，未能如数征足。惟四川、云南二单位，迭经电催，始终未将办理情形具报，亦未申述原由，忽视功令，殊属不合。”（注：《组织工作》下卷，第163-4页。关于四川、山西、贵州、湖南、江西等各省视察报告（1939年5-10月），参照同书，下卷，第278-314页。）
到了抗战结束以后，国民党的党员地区构成又发生了何种变化呢？这里我们使用1947年的全体党员的籍贯统计进行考察。西南地区的比率约为18%，与1942年新党员所属比重大概相同，华中地区的比例稍有减少(17.14%)，华南地区由1942年的24.11%剧减到7.67%。西北地区的党员数量有671141人之多（占16.63%）。即使在受战祸最惨的华北、华东地区，党员数量和比重也有了迅速的恢复和上升：华北为367916人(9.12%)，华东为748338人(18.54%)。此外，国民党的势力也开始出现在曾被日本长期占领的东北和台湾，以及新疆、内蒙古等边疆地区。光复以后台湾党务的发展，对后来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后的重建统治，更是具有重要的意义。（注：洪喜美：《光复前后中国国民党台湾党务的发展》，《中华民国史专题论文集第三届讨论会》，国史馆（台北新店），1996年。）随着抗战胜利和接收工作的展开，1947年中国国民党在除西藏以外的中国各地普遍成立各种组织，拥有庞大的成员，普通党员总数超过400万人。
总之，中国国民党的党员构成，反映出明显的地区性。抗日战争的冲击，对于党员的地区构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抗战前的核心地区，即沿海沿江地区，受到日军侵略和破坏的影响最大，致使该地区的党员人数剧减，但是西南、西北等后方各省的党员比率则急速上升。抗战时期在后方和边疆地区开展的政治整合，以及抗战胜利后收复沿海沿江地区，从形式上克服了长期以来存在的国民党势力的地区性，使之扩大到全国各省。但是，问题在于，党员数量的急速发展和党组织的地理区域的全面扩大，对于增强党的活力和整体素质究竟具有多大程度的实质性意义。
下面，我们探讨中国国民党党员的社会构成的特征和变化。
四 党员社会构成的变化
关于中国国民党的社会性质（阶级基础），历来众说纷纭。考察一个政权的社会性质，尤需慎重，至少应该考虑下面几个问题：（一）理念层面，该政权公定的社会基础的解释；（二）决策层面，主要决策人的范围和作用；（三）组织层面，支持政权的阶层或集团；（四）利益层面，政策的受益或非受益阶层与集团。
在理念上，国民党政权主流认为国民党没有阶级之别，代表所有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民众。（注：蒋介石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29年3月5日）中称：“本党所代表的民众，决没有阶级的分，既不排斥农工阶级，也不限于农工阶级；一切被帝国主义者剥削，被封建势力所蹂躏的民众，都是本党应代表的民众。”《蒋总统集》（第2卷），台北中华大典编印会，1960年，第582页。）在决策层面，其政策之重要性越高，能参与者的范围则越小，往往仅限于极少数党政军领导之间的协议，反映出典型的寡头政治的特点。抗战时期，蒋介石身兼多种要职，既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又是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和国民党总裁，1943年再戴上国民政府主席桂冠，成为集党政军三权于一身的惟一“领袖”，把国民党政权的独裁领导推向顶峰。关于组织层面，我们分析国民党党员的社会构成统计，考察一下是哪些阶层或集团在组织上参加和支持国民党。一般来说，任何一个社会阶层和集团，只要加入一个政党，必须基于该党将满足他们物质上和心理上的利益的认知和期待。因此，关于这个问题的下述考察也许会对上述第四点提供些启发。
下面，首先探讨党员职业构成的特征和变化，然后讨论党员的年龄构成和教育水平的情况。
（一）职业构成
笔者汇集了能收集到的各种有关资料，制作了国民党党员的职业构成表（见表5）。此表原则上显示“省市党部”所属的一般党员的职业构成。但是，由于资料不全，各个时期统计数字性质有些异同。比如，1926年10月的数字是包括军队在内的全体党员中的比率；1931-1933年的数字又是由几个地区算出的；1939-1945年的数字则主要反映了各年新征党员的构成比率。
1926年10月，国民党员总数的30%是工人，知识阶层（学生、教员、新闻记者等所谓“自由职业”者）占36.2%。为了便于与其他时期相比较，再次算出各种职业在除军人以外的普通党员中的比率，工人占37.7%，知识阶层占47.0%，两者合计约占85%之多。由此得知，国民革命时期的中国国民党是以知识阶层和城市民众为其组织基础的政治集团。
其次，我们讨论南京政府时期的情况。据1929年10月的党员职业分类，学生、教育界和自由职业的党员，占总数的33.3%，比以前稍有减少，但仍然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工人的比率减至9.7%。相反，党、政、军、警的比率合计达16.5%。这些统计显示国民党经过“清党”脱离了工人阶级，并造成广义上的官僚阶层（公务人员）的比重大大增高。此种倾向到了1931-1933年更为明显。机关服务者占党员总数近四分之一，学生、教育界、自由职业总计占34.4%，而工人仅仅占2%。北伐完成以后，国民党由革命运动的团体转变为统治机构，党部变为衙门，不少国民党干部则当了政府高级官员。现职官员中未入党者，往往被拉拢入党。（注：国民政府第702号令，《大公报》1931年1月8日。又参照蒋介石在全国内政会议上的演讲，《北平晨报》，1931年1月20日。）“执政以来，党员入党以做官找事为目的者，颇不少”，（注：《革命文献》第80辑，第438页。）这些毫无疑问地使国民党的官僚化、衙门化一步到底。上述统计数字表示，南京时期的中国国民党是由知识阶层和官僚集团组成的。
抗战开始后，国民党面临了三大挑战或任务。一要挽救东部沿海地区沦陷的损失。二要把党的功能由辅助统治转到宣传和动员，以便建设“抗战建国”体制。三要与共产党等其他党派进行公开的政治竞争。但是，连其党政领袖也承认，国民党的现实情况确已病入膏肓，危机四伏。因此，武汉失陷前后的1938至1939年，蒋介石屡次严厉批评党的现状，要求重新建党：“到了现在，本党差不多是奄奄一息，沉寂无声，一般民众不仅对党无信仰，而且表示蔑视”；“我们的党，到处都显得消沉，衰弱，不仅没有灵魂，而且有些地方，连躯壳都见不到形迹，以致党给人家讥笑，为民众所轻视”；“现在全国各地，党员没有活动，党部缺乏工作；甚至只有空的党部，而不见党员，或只有空的党员名册，而不见党员活动”。（注：蒋介石：《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1939年1月23日讲），《蒋总统集》第2卷，第1213-1219页。）
中央党部和地方党部的党工人员也纷纷向中央组织部长提交意见书，指出党内的种种弊端，提出应速实行的诸多改革方案。（注：比如组织部视察员曹德宣《对本部工作推进之意见》、广东省党部组织科长王龙兴《改进党务组织工作意见书》等。参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党务建议与改进意见》，朱家骅档案，26。）
表5 中国国民党党员职业构成的变化
百分比(%)
资源来源：
1926年（10月）：陈希豪前引书，第145-146页。
1929年（10月）：Tyau,op.cit.,p.24.
1931-1933年：《中国国民党年鉴（民国二十三年）》，乙21页。表示浙江省（1931年）、河北省（1931年）、南京市（1931年）、江西省（1933年）所属党员职业构成。
1939-1941年：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编印：《中国国民党党务统计辑要（民国三十一年度）》，重庆，1943年，第7页。
1942-1945年：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编印：《中国国民党党务统计辑要（民国三十四年度）》，重庆，1946年，第9页。
1947年：前引《大陆沦陷前之中华民国－民国卅七年份中华年鉴》，第208页。
注释：
本表是“省市党部”所属党员的职业分类，不包括军队、特别和海外党部所属党员。但是，1926年的统计包括军队党部党员，1939-1945年的统计只表示各该年的新征党员的职业分类。
“公务”包括党务和警察。“自由职业”一般指律师、新闻记者、医生等。但是，1926年和1939到1945年的统计中，可能包括教员的人数。“学生”部分，在1931-1933年的统计和1939-1945年的统计分类中为“无业（包括学生）”。“社会服务”中包括民众运动。军人被列入“其他”部分（1926年占23.0%,1929年占3.26%）。
在此情况下，1938年的临时全国大会以后，国民党中央采取种种改革措施。关于党员征求方面，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决议（1939年1月28日）提出，“今后本党应力谋本党新力量之增加与培养”，“须注意吸收社会有守有为的份子”。“过去本党组织仅偏重城市而忽略乡村，致广大之农民群众易为异说所乘，今后亟应以乡村为发展组织与宣传之主要对象，于乡村社会中深植本党之势力，并于工作进程中吸收其忠实勇敢者为党员，以建立本党的农村干部。”（注：《对于党务工作之决议案》，《革命文献》第79辑，第462页。）
同年11月，五届六中全会决议中更加具体、明确地要求国民党吸收青年和农工群众：“关于征求党员应采取原提案之意见，注意公务人员及党务人员以外如农工商各界之份子。”（注：刘峙等：《加紧吸收农工群众入党以固党基案》（1939年11月17日），《革命文献》第80辑，第10-12页。）以后国民党中央多次作出决议和发出指令，指出目前党员中公务员、知识分子过多的问题，强调应该吸收更多的农工妇女入党的重要性。（注：吴铁城：《党务检讨报告》（1945年5月7日），《革命文献》第76辑，第460页。）
那么，抗战时期的激烈变动和这种征求新党员的政策，对于国民党党员的职业构成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据表5，抗战时期，新征党员中公务人员的比率尚有20-35%之高，但是，知识阶层的比率逐年下降。1940年学生和自由职业（可能包括教员）的党员共有26.2%,1945年则降到约17%，相当于抗战前的一半左右。这些数字反映出在战时通货膨胀下的市民和知识分子日趋激烈的反政府倾向。
考察抗战时期党员职业统计数字，最值得注意者应是农业部门所占比率的变化。抗战前它至多也只有一成左右，抗战开始以后就达到了近三、四成。这里所说的“农业”部门应该不是中小农，而多指地主、富农等农村上层分子。比如，五届六中全会明确要求：“关于吸收农民党员应：（一）训练保甲长，特别加强党之领导，并随时注意吸收优秀农民，以作扩大农民党员之干部”。（注：刘峙等提案，《革命文献》第80辑，第10-12页。）担任区长、保甲长职务的，多半是地主、富农、豪绅等农村中的精英。当时国民政府为巩固后方的权力基础，强调在县以下设置区乡镇保甲等地方自治（行政）机构，以强化对基层农村浸透。（注：张俊显：《新县制之研究》，台北，正中书局，1987年。）
可是，区乡镇保甲长等农村上层分子，大部分素质很差，对此连国民党中央也觉得困惑。1941年4月，五届八中全会的一个决议尖锐地指出了基层组织人员的种种问题：“恶劣之乡镇保长，滥用职权，违反法令，营私舞弊，枉法贪赃，横摊乱捐，鱼肉百姓，真如小朝廷土皇帝一样，可以自由捕人，可以自主杀人，兵马财赋，生杀予夺之大权，掌握在手中，非小朝廷土皇帝而何”。（注：梅公任等提议，《革命文献》第80辑，第157-8页。）该全会通过的“对于党务之决议案”，要求改善其质量，提出：“至区乡镇保甲长在新县制实施时，工作地位极为重要，今后亟宜恳切宣传加紧考查，从事征求，但应严防反动份子勿令混入”。（注：《对于党务之决议案》，《革命文献》第80辑，第118页。）但是，由于国民党的农村政策不能对原有的权力和社会结构进行改革，所以，要真正防止这些“恶劣”、“反动”分子混入党内，实在困难。因此，战时国民党的农村党员征求政策，不仅没有达到“巩固党的群众基础”的目的，反倒堵塞了一般农民入党的大门，为恶劣分子开了绿灯，以腐蚀党本身。
除了“农业”党员大批增多之外，如果考虑后方地区经济的落后，工商业也主要以手工业、农村商业为主，所以从整体来看，战时国民党组织增强了传统的、农村的因素。
据表5，抗战结束的第二年即1947年，党员总数中公务员占的比率继续增高，城市各阶层的比率也随之增加，惟有农业人口的比率继续下降。这可能由于抗战胜利，国民政府接收了经济发展的沿海沿江地区而造成的。可是，与抗战前夕相比，知识阶层的比率反倒下降，农业部门的比率倒相对增加了一倍。此外，工业、商业部门也增加了其比率，各占约10%，这可能是国民党加强了对城市商工团体控制的结果。
（二）年龄构成
1929年的中国国民党还是个非常年轻的政治集团（以下参照表6）。当时，19岁以下的党员比率占11.1%，20-29岁的占45%，这说明了国民党中约56%的人是不满30岁的青年。到了抗战时期，在1942年新征党员之中，不满30岁的占55.1%，表明国民党尚由年轻人获得补充。但是，也可以看出一个趋势，即未满20岁的党员比重急速减少，20-29岁的党员也渐渐下降。到了1944年，新党员中不满30岁的不到一半，到了1947年，30-39岁的党员则成为党内最大的年龄层，30-49岁的中年人超过半数(52.75%)，不满30岁的青年人降至42.1%。我们能利用的1939-1945年的党员统计为各年新征党员的数字，其平均年龄当然比党员总数的平均年龄年轻得多。所以，国民党全部党员的年龄构成在抗战时期逐渐增长。（注：新征党员的年龄问题，涉及到当时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关系。“党团关系（或纠纷）”颇为重要，应该专门考察，本文只得从略。参照王良卿：《三民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国民党关系研究(1938-1949)》，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98年。）
至于男女性别构成，女性在国民党党员之中的比率极少，绝大多数是男性。党员中女性所占的百分比为：1929年占3.3%，1939年（以下皆为新入党党员中之比率）占3.1%，42年占3.0%，1945年占5.3%。（注：Tyau,op.cit.p.32b；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编刊：《中国国民党党务统计辑要（民国三十一年度）》，重庆，1943年，第5页；《中国国民党党务统计辑要（民国三十四年度）》，1946年8月序，第7页。）
表6 中国国民党党员年龄构成的变化
百分比(%)
1929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1947
19岁以下 11.1
1.3 3.48 9.64 6.61
5.22
5.65
5.134.4
20-29岁 45.03 58.95 50.41 41.99 48.53 49.23
42.9 40.06 37.71
30-39岁
26.18 28.32 30.22 28.34 30.4 30.88
31.34 33.71 40.32
40-49岁
12.48 9.11 12.13 11.92 11.4 11.33
14.65 15.92 13.36
50-59岁4.24 2.03 2.83 2.96 2.42
2.734.32 4.53
3.29
60岁以上
0.94 0.23 0.49 0.54 0.34
0.410.63 0.65
0.56
未详
0.05 0.01 0.45 4.61
0.3
0.21 0.5 0
1.36
资料来源：
1929年（10月）：Tyau,op.cit.,p.32b.
1939-1941年：前引《中国国民党党务统计辑要（民国三十一年度）》，第5页。
1942-1945年：前引《中国国民党党务统计辑要（民国三十四年度）》，第7页。
1947年：前引《大陆沦陷前之中华民国－民国卅七年份中华年鉴》，第208页。
（三）教育程度
1929年的国民党党员中，受到高等教育（大学、高等师范和专门学校毕业）或在海外留学过的，共有七分之一(13.9%)。而且，占党员总数的近百分之七十的人接受过各种学校教育（参照表7）。从当时的教育普及程度来看，1929年的国民党是以知识阶层为主的政治集团。这种知识集团倾向，更明显地反映在省市党部干部和中央委员身上。（注：关于1929年中国国民党的全体党员、省市干部、中央干部的教育水平的比较，请参照前引拙稿（注1）。）“训政”就是由他们这些“先知先觉”们所提出的启蒙独裁的政治表现形态之一。
表7 中国国民党党员教育水平的变化
百分比(%)
1929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专科以上 13.895.32.8
1.78 2.75 4.33
3.3 2.61
军警学校
2.74
2.44
2.39
0.91 0.79 1.03 0.92 0.91
特种教育及训练 0.61 12.28 11.16
6.12 7.02 7.92 3.31 2.79
中等教育 29.29 36.75 33.34
24.2 26.76 33.37 24.43 23.92
小学 20.94 26.11 26.94 29.57 30.03 28.45 30.22 30.98
私塾
14.24 10.91 16.33 22.48 26.61 16.37 24.19 26.29
未受教育
7.5
0.06
0.26
1.13 0.66
0.5 1.58
1.9
未详 10.79
6.15
6.78 13.81 10.39 8.02 12.05 10.6
资料来源：
1929年（10月）：Tyau,op.cit.,p.416b.
1939-1941年：前引《中国国民党党务统计辑要（民国三十一年度）》，第6页。
1942-1945年：前引《中国国民党党务统计辑要（民国三十四年度）》，第8页。
注释：“专科以上”的数字是专门学校、高等师范、大学和留学四部分人的总和。
“特种教育及训练”指各种党校和党政训练团（班）等。
“中等教育”指中学和普通师范。
“私塾”部分1929年的统计主要指家庭教育和科举教育。
抗战时期同南京初期相比，国民党党员的教育水平反倒日愈低下，高级知识分子所占的比率越来越少。比如，1944年的新征党员中，有专科以上学历者仅占3.3%，留学或有其他高等教育者没有记载。但是，仅受过家庭教育或未受过教育者却占四分之一强(25.8%)，如果再加上其他的部分和学历不明者，未受过正式学校教育者共有37.8%之多。仅仅接受过家庭教育或小学教育党员比率的增加，其主要原因大概是增加了大批保甲长等农村党员的缘故。
有一份1942年底的中央党部1505名工作人员教育水平的统计材料显示，受过专科以上教育者占63.3%，中等教育者占26.8%，军警学校毕业者占2.8%。（注：《中国国民党党务统计辑要（民国三十一年度）》，第83页。）该年的219名中央委员中，留学生占40.6%，国内高等教育毕业者占13.7%，军警学校毕业者占22.8%。（注：王贤知：《抗战期间国民党组织建设与组织发展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2期，第227页。）这些数字表示，抗战时期的国民党核心阶层，仍然是由拥有高等教育水平的知识集团组成的。总之，抗战时期的国民党，随着党员数量的急剧膨胀，新党员的教育水平逐年低落，反映了知识分子离开国民党的倾向。结果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以高级知识分子为核心的党中央干部与一般党员及基层干部在社会、文化上的距离越来越大，沟壑越来越深。
战时国民党中央全会的决议反映出中央干部与一般党员的脱节及他们对基层干部的愤慨和束手无策。比如，五届八中全会的一个提案围绕政府法令不能彻底贯彻的问题，指出了中央干部与基层干部间的这种文化上的距离：“上级政府所制定之法令，过于精密，高深，远大理想，科学名词，其下级负责人员，无有领悟之知识程度，故往往不能奉行。”“上级政府组织健全权力人力财力物力知力能力，俱充实完善，所用之人，非留学生，即大学生，最低亦有高中程度，故上级政府，譬如大学；县政府，譬如中学；乡镇譬如小学，保甲譬如幼稚园，诸公试想，由大学制定之课程，县政府尚可勉强知而行之，至于乡镇保长便有不能全知者，若夫保甲长，简直莫明其妙者。”“乡镇保甲程度低者，即不能了解各种法令政务之条文，如何彻底推行。”（注：梅公任等提案（1941年4月1日通过），《革命文献》第80辑，第155-157页。）
结论
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国民党失去了沿海、沿江地区的组织和党员，因而受到了蒋介石等党政领袖的严厉训斥。1938年临时全国大会以后，国民党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此后党员人数出现了惊人的发展，1945年3月省市党部所属党员达260万人之多，到了1945年底，包括军队、海外各党部在内的党员总数达到了800万人。
国民党党员的分布，存在着明显的地区性。北伐前以广东省居多，南京时期以沿海沿江地区为主，抗战时期则以西南、西北、华中等“大后方”为中心。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才能在全国各地设立并扩大自己的组织。
在党员的社会构成方面，1920-1930年代城市知识集团的特征十分突出。抗战时期，党员数量的膨胀和大批农村党员的加入，造成党的文化水平低落，以及党中央干部与基层党员的严重脱节。据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说，国民党的组织“上层臃肿，中层隔阂，下层虚弱”；且“党内大部人才，集中于上层之故，致党的领导权力，不能在下层建立起来”。（注：吴铁城：《党务检讨报告》（1945年5月7日），《革命文献》第76辑，第475页。）
总之，抗战时期的中国国民党，虽然在党员数量上有了大幅度增长，但是党员素质却逐年下降，组织层面更是软弱无力，致使党的力量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发展，反而越趋涣散、薄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