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规模：中国外贸增长与管理的新环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大国论文,规模论文,外贸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外贸从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短短的十几年时间，进出口贸易总额就由200多亿美元（1978年数）猛增至近3000亿美元，增长了13倍，同期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由30位以后跃至第11位。这一变化的贸易经济学含义是小国贸易到大国贸易的转折，对外经贸部门来说，意味着一种全新的外贸环境的形成和随之而产生的新问题。
一、大国规模：今后我国在世界贸易中的长期地位
90年代中期的我国外贸，在许多方面都呈现出大国贸易通常所具备的一些特征：
第一，贸易总规模大型化，挤入贸易大国行列。国际上许多经济组织和研究机构在分析、预测全球贸易走势时，都非常注意排名前15位贸易国家、地区的进出口变化，因为这15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通常要占到全球贸易总额的70～80%之间。我国外贸在“七五”计划末期已挤进第15位，1992年跃至第11位，并连续保持至今；如果将比利时、卢森堡两国分开单独统计，则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排名占全球第10位。1995年世界贸易统计揭示，进出口额超过2000亿美元的国家和地区刚好有15个，若将进出口总额2000亿美元作为进入贸易大国的“门槛”的话，则中国该年2808亿美元的贸易额，不仅完全有资格位居贸易大国之列，而且还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贸易大国。这一贸易额相当于第一贸易大国美国进出口总额的1／5，第三贸易大国日本的36%或第五贸易大国英国的55%强，而在改革开放起步时的1978年，中国外贸仅相当于美国的6%、日本的11%或英国的13%[①]，规模扩张不可谓不快、不大。
第二，市场容量与出口供给能力空前增大，引致全球贸易大国关注。90年代中期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Emerging Market），按人民币与美元现行汇率计算，1996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不低于8000亿美元，排名全球第8位或第9位，高居发展中国家之首；而1995年我国1320亿美元的进口额、1996年1388亿美元的进口额，超过除新加坡之外的“东盟”6国进口总和或东欧转型经济国家之和，亦大于拉美两个最大的贸易国墨西哥与巴西的总和。另一方面，90年代以来中国工业的超高速增长和农业的持续增长，使我国成为国际市场上众多产品的竞争性供给者。统计资料表明，1990～1995年，我国初级产品的出口增长了35.4%，工业制成品出口增长了1.75倍，出口总额年均增长速度达19.2%[②]，远高于全球同期7.9%的扩张速度。而1996年1510亿美元的出口额，仍使我国稳居全球第11出口国家（地区）的地位。
第三，进出口意向开始发挥、左右和影响了某些重要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现代国际贸易理论揭示，大国贸易不同于小国贸易的一个重要标志，就在于前者的供求能左右价格，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能改变自己的贸易条件。90年代以来，尤其是近三年以来，我国已经成为国际初级原料和某些农副产品的重要购买者，我国的进口举动曾不止一次地引致某些初级原材料和农产品国际价格的波动。有关研究揭示，1994年我国曾成为澳大利亚羊毛的最大买主，进口量占当年澳毛出口量的20%以上，而由于中国的需求剧增，当年澳毛出口价上涨了64.8%，同年中国棉纺织业对进口棉花需求剧增，也引致国际棉花价格大涨[③]。在国际粮食市场上，中国的买与不买，已成为预测某些谷物价格的重要参数，而在成套设备、航空器、运输车辆等市场上，我国的采购规模足以改变西方几大制造商的力量平衡，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要数我国的大型客机订货抉择。在出口供给一边，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供给国，左右全球此类产品国际市场的作用更为明显。
我国贸易的大国规模特征还表现在：我国进出口市场相对集中，全球格局主要集中于日本、香港、美国、欧盟四大市场，而在欧盟又主要集中于德、意市场，1995年我国与上述四大市场双向贸易额达1821.9亿美元，占外贸总额的64.8%。我国作为低附加值消费品出口国的比重，大于总体贸易比重，作为高附加值的资本品进口国的地位，重于总体进口国的地位。按保守估计，今后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若能保持在9%的水平，则按1996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计算，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可达19000亿美元以上，届时外贸依存度若能维持在1996年进口依存度18.2%两倍的水平左右，即36%以上，则意味着进出口总额可达7000亿美元左右，届时贸易大国的地位能更为突出[④]。
二、大国贸易：一些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
其一是出口扩张难度增加。我国出口已突破1500亿美元大关，基数已经很大，继续保持较高增速，难度势将越来越大。不难计算，如果期望“九五”期间出口继续保持“八五”期间的平均增速（19.1%），就意味着每年须新增出口额280～580亿美元，这相当于一个中等贸易国的年出口额，在全球未来十年贸易额年增长率预期为5～8%的背景下，显然是不大可能的，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日本等后发展型大国经济与贸易增长的经历表明，一个大国在经济增长的一定时期内可以保持贸易包括出口的高速增长，但这种增长达到一定基数后，便呈减速之势。以日本为例，在70年代中期之前，亦即出口额尚在600亿美元之下时，出口曾呈加速增长之势，1955至1965年增长率为15.5%，1965至1975年升至20%以上，但在出口额突破600亿美元之后，尤其是千亿美元之后，增长呈明显的减速之势：1975至1979年（500～1000亿美元）减至13%，1979至1982年减至11.4%，1982至1995年进一步减至3.8%[⑤]。同样的态势亦可从战后以来联邦德国的贸易扩张经历中看出[⑥]。减速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这些国家出口规模达到大国的规模之后，即使较小的增长都意味着较大的绝对额，进一步保持高速增长越来越困难。
其二是保持国内产业余地缩小。改革开放头十几年我国外贸的增长是与积极保护国内产业的政策并行不悖的，一方面外贸出口受益于传统创汇制度安排，得到各级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外贸企业受创汇指标而非创利利益驱动，出口积极性颇强；另一方面，严格的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将大部分威胁国内幼稚乃至低效产业的产品拒于国门之外，给国内某些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护。这种在客观上带有保护主义特征的贸易政策之所以能够得到实施，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与80年代中国所处的国际政治环境有关，但它与中国当时的经济实力和小国贸易的国际贸易地位关系更大。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在西方国家经济界的眼中依然是个低收入乃至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出口与进口规模相对较小，市场潜力尚有等发挥。因为直到1990年，中国的进口总额只有533亿美元，占全球进口总额的比重亦只有1.5%。然而到90年代中期，近1400亿美元且还在不断增长着的进口规模和持续高速增长的经济，使中国市场成为全球最有吸引力的市场之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各大国都在压中国开放市场，传统的保护特色较浓的贸易政策势难以为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加快了开放市场的步伐，这也是大国贸易必须跨出的一步，这一步同时意味着国内产业受到的保护将会越来越少。
其三是对外贸易摩擦将长期化。90年代以来我国对外贸易摩擦频频发生，范围越来越大，自1989年以来，美国几乎年年都要抡一抡“特殊301条款”大棒，打一打“最惠国待遇”牌，压中国改变贸易政策、开放市场；欧盟自90年代以来加强了对中国输欧商品的“反倾销”指控，有关资料揭示，从1980年到1995年，中国受欧盟反倾销指控案共70起，其中49起是90年代以来发生的，1995年一年就达9起，而1996年前半年就有8起之多；日本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也不时举起反倾销武器，拒我国某些商品于其市场之外。频频的外贸摩擦，不应视为一时的现象，而应作为长期的问题或挑战来对待，它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当中国在十多年时间内由不起眼的贸易小国一跃而为贸易大国之时，冲击了原有的全球贸易格局，成为一些旧有贸易大国关注的焦点，为保住其既得市场份额，对新崛起贸易大国的岐视在所难免。这方面日本也是一个最突出的例子，对美、日贸易摩擦略作研究便不难看出这样一个线索：美日贸易摩擦开始于日本作为贸易大国初露头角的70年代初，发展于日本贸易继续扩张的80年代，而在90年代以来趋于激烈化；摩擦涉及的贸易商品最初是对方生产不具比较优势的产品，最后是双方均具比较优势的产品。中国目前出口到某些发达国家的商品多数属于这些国家“夕阳工业”产品，尚不对其产业构成威胁，恰处在日本70年代外贸摩擦的时期。可以预料，随着中国产业结构和进出口结构的变化，势将与发达国家在某些双方均具比较优势的产品贸易上发生碰撞，外贸摩擦可能会更为频繁。关于这一点，西方学者事实上已经注意到了，美国《华盛顿邮报》所载格雷格·马斯特的文章，就鼓动美国政府注意此种趋向，并声称“中国的产业政策是要不让美国享受其在制造先进产品方面应有的相对优势，而且已经开始奏效。”[⑦]
其四是条件的恶化将频频显现。前已提及，大国贸易不同于小国贸易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前者的贸易量足以影响其贸易条件，90年代以来因我方进出口量剧烈波动而引致一些商品进出口比价发生不利变动的现象，说明许多传统出口产品的条件明显恶化。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统计资料计算，1990至1995年在我国大宗出口商品中，出口总额的增长不及数量增长幅度大，如水产品出口量增长了69%，出口总额只增长了58%；生丝出口量增长了48.7%，出口总额反而下降了24%；真丝绸缎出口量增长了12.6%，出口总额也下降了16.7%[⑧]。另有研究表明，“自1993年我国开展贸易指数统计以来，至1995年第三季度，我国的外贸出口数量指数一直高于价格指数，而进口的数量指数则低于价格指数”[⑨]，这表明我国总的贸易条件在趋于恶化。当然这种恶化也与国际上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竞争激烈化有关，但与我国作为初露头角的贸易大国在许多产品出口上的数量扩张型增长关系更大，因为现代国际贸易理论业已揭示：在大国贸易下，如果增长（不管它的来源和类型）扩大了该国的贸易量，则该国的贸易条件趋于恶化。这种情况在贸易商品结构不及时调整的背景下最容易出现。
三、大国规模下我国外贸增长应取的战略思路
关于大国规模背景下中国外贸增长的战略思路，可以从三个层次展开。
第一个层次是国家战略。这里涉及到两个既相对独立又彼此联系的问题：一个是国家宏观产业发展战略中对外贸进出口的定位。改革开放头十几年，由于我国经济规模较小，发展层次较低，国内许多产业技术落后效率低下，无法与外来产业竞争，因而产业发展战略强调保护国内产业的倾向较明显，基于这种产业发展战略，贸易政策强调出口基于进口，前者的定位高于后者。时至90年代中期，在我国经济总规模尤其是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的情况下，在我国相当一部分产业和企业的竞争力及效率有待在国际竞争中提高的背景下，以及在开放国内市场外在压力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过分强调出口的政策显然难以为继，强调保护国内产业的产业发展战略亦难以为继，因此应给进出口贸易以重新定位，强调双向贸易显然是时候了。另一个是国家总体经济增长中外贸行业的定位。90年代之前，部分地区由于受传统经济体制制约，外贸规模相对微小，外贸在国家总体经济发展设想中主要被定位于弥补外汇缺口，其标志是创汇指标被作为头等指标指导外贸行业运作。进入90年代以来，外贸依存度的大幅度上升使对外贸易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凸现出来。稍作一些经济学分析便不难看出，在国民经济的供给一边，外贸通过解决外汇短缺、技术短缺、资源短缺等问题推动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在需求一边，外贸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甚至可以量化，世界银行有关研究报告揭示，在1994年引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需求因素中，投资因素占50.3%，消费因素占30.09%，净出口则占19.7%；而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中上述三个因素分别占31.5%、50.8%和17.4%[⑩]。显而易见，90年代中期外贸在我国总体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已远远超出弥补外汇短缺的限度，而成了国民经济增长的一部名副其实的发动机。由此在国家宏观经济战略中，应给外贸以更重要而突出的定位。
第二个层次是部门和地区战略。在传统创汇以弥补外汇缺口的外贸定位下，多头出口、竟相降价出口、亏损出口屡禁不止，这严重地损害着我国许多产品的出口贸易条件，近年在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要求下，外经贸主管部门尽管对亏损出口实施了严格的管理，督促外贸企业将效益置于创汇指标之上，但外贸出口地区间、部门间自相残杀的事仍时有发生，许多传统出口商品的贸易条件严重恶化，市场丢失。究其原因，固然与外贸管理体制上的漏洞、缺陷有关，但不可忽视的一个原因则与大国规模直接相关：以中国之大、劳动资源之丰富和经济增长之强劲，即使将出口创利指标置于首位，若不加节制，许多出口品也会造成国际市场过剩，出口贸易条件恶化。因此在外贸体制改革和管理权限重新分割过程中，部门内仍然需要某种全局战略，各地区外贸增长战略应与整个部门的增长战略相协调。具体来说，外经贸主管部门在进出口商品结构、规模上应有一种全局战略思路，这种思路的依据之一应是外贸增长不至恶化我国的贸易条件；各地区的出口应有所分工，分工的基本依据则是地区比较优势。与此同时，外经贸主管部门、机构的职能应有所调整，应改变传统体制赋予的单纯管理职能，更多地强调服务职能。比如，针对大国下市场开拓难度的增加，应在搜集与提供全球市场信息、消除贸易伙伴保护主义倾向对我开放市场方面发挥主导作用；针对贸易摩擦长期化倾向，应建立与完善防止、解决贸易争端的有效机制。
第三个层次是企业战略。现代经济学一再证明：市场经济下企业存在的唯一原因是利润，利润最大化是企业活动的终极目的；外贸是整个商业活动的一个部分，另一个部分是内贸，而无论内贸还是外贸，对企业来说，它们和生产活动一样，都不过是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手段。因此一般市场经济下的企业，在内外贸及生产活动之间的偏重取舍，是以是否有利可图为转移的。最近10多年的全球企业发展趋向是，集内贸与外贸、生产与营销于一体的跨国公司迅速崛起，成为全球的主载者。基于此种情形，可以认为，目前外经贸管理部门提倡以“大经贸”和一些大企业提出的“全球化”设想，大体上摸准了我国外贸企业发展的战略方向。因为无论是出于国内企业转变经营机制的需要还是出于国际竞争的需要，都有必要创建集科工贸于一体的企业集团，都有必要创建中国式的跨国企业。
注释：
① ⑤《国际经济和社会统计资料》，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335页；1996年3月29日《国际经贸消息》，百分率为引者所计算。
② ⑨陈锦华主编：《第八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报告》，中国物价出版社1996年版，第324、330页。
③参见：《世界经济年鉴199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23、425页。
④估计数据系依据：《中国统计摘要1996》，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版；陈锦华：《关于199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199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1997年3月17日《人民日报》。
⑥联邦德国出口减速情况：1960～1973年平均增速14.3%，1973～1982年平均增速11.8%，1982～1995年为2.1%（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关统计）。
⑦“改变贸易格局”，1997年2月24日[美]《华盛顿邮报》。
⑧据《中国统计摘要1996》计算。
⑩世界银行：《中国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