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诗歌研究方法之一--以李贺之争为例_李梦阳论文

明诗研究方法举隅——以“李、何之争”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之争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具体研究中,明代诗歌发展历史的叙述困境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研究资料的掌握。从已有的研究来看,无视基本“事实”的现象所在皆是,面对明清两代丰富的历史资料,论者在谈论某一问题时,涉及的文献往往大同小异,丰富的史料被束之高阁,相关讨论很少深入到文学事件内部,对某些文学现象的理解常以清人的评论为依据,未能摆脱故有的陈套。(二)以术语、观念的对比替代历史的叙述。术语、观念的变迁固然是文学研究的重点,然而如果为了彰显某一文学思潮的优越性、进步性,将不同文学观念和理论术语的对比简化成对“落后”文学思想的批判,文学史叙述的合理性就不免受到损害。从“五四”时期扬公安、竟陵而贬复古,到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为复古所作的辩护,无不从这一角度予以立论。而对明代诗歌演进的具体历史情境,却置而不论、避而不谈。例如,在经历了第一次“失败”的复古之后,代表复古的文学思潮何以一而再地在诗坛复兴?公安派、竟陵派这类在当今文学史叙述中被视作“优秀”、“进步”的文学思潮,何以在明末清初的话语世界中却常与明亡的主题联系在一起?前后评价呈现的巨大反差,是否仅出于文学观念的变迁?诸如此类一系列问题的解答,有赖于明诗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从明代诗歌演进的轨迹来看,同一问题在不同时代的展开,包含了不同时期诗人对各自时代文学思潮所作的当下思考,诗学观念的变迁建构了不同时代的诗学性格;同一诗学概念的提出,往往有各自不同的文学文化背景,包蕴不同的时代内涵。例如,“前七子”与“后七子”核心复古主张的契合,一方面是出于文学观念的前后承继,师法前人以开创新的文学发展道路,在中国文学的历史进程中普遍存在;另一方面,二者所处文学环境(即“前七子”之前的成化、弘治文坛和“后七子”之前的正德后期、嘉靖前期文坛)存在某种相似之处,是他们选择同一理论体系的内在原因。由此出发,文学研究须切入历史的具体形态,在文学演进的历史情境中理解文学现象,解读文学事件,把握文学进程。对于资料丰富的明清文学,这一研究理念的确立显得尤为重要。

关于在具体历史情境中理解文学的必要性,《复斋漫录》对陶渊明诗歌的解读,不无借鉴意义:

《文选》五臣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途中》诗云:“渊明晋所作者,皆题年号;入宋所作,但题甲子而已。意者耻事二姓,故以异之。”思悦考渊明诗,有以甲子题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间,只九首耳,皆晋安帝时所作也。后一十六年庚申,晋禅宋,恭帝元熙二年也。宁有晋未禅宋,辄耻事二姓,所作诗但题甲子而自取异哉?矧诗中又无有标晋年号者。余观《南史》渊明传,亦云:“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明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惟云甲子而已。”乃知《南史》之失,有自来矣。①

《复斋漫录》所论尽管只是事实的考辨,却为具体的文学研究提供了启示:对作品立意、作家品格的把握,涉及的不仅是艺术分析问题,其中包含了对作家的生活时代、处世理念和政治立场等诸多因素的综合考察。换句话说,对于文学创作的正确理解,离不开对文学展开情境的把握,惟有在具体历史情境中把握文学进程,论析文学现象,方能获得正确的解释。

清人章学诚以史家眼光,立足历史研究的普遍原则,强调以“统同年谱”的方法展开文学史研究的重要价值:

鄙意欲仿唐、宋诗文别集各著年谱之义,将入选之诗,作一统同年谱。取汉讫明凡二千年,横排甲子干支,而以朝代年号系之。其入选诗人生卒年月有可考者,附于其下;无可考者,取其姓名见于史鉴何年,或其诗题、诗序有年月者,附于谱文;再取其年时事,裁取大纲,约略为辞,以列于格,可与诸家之诗互相印证,不特为诗家证明义旨,亦兼可为史传正其流讹,为功艺林,亦自不鲜。②

章学诚所说的“统同年谱”,与后人所谓的文学编年史颇为类似。在他看来,以系年方式综括诗人、诗作的“统同年谱”在“为诗家证明义旨”和“为史传正其流讹”方面都有重要意义。对此,陈寅恪也持相同看法,认为文学编年史的编纂对文学史研究的拓展和深入有重要意义:“苟今世之编著文学史者,能尽取当时诸文人之作品,考定时间先后,空间离合,而总汇于一书,如史家长编之所为,则其间必有启发,而得以知当时诸文士之各竭其才智,竞造胜境,为不可及也。”③就文学史研究而言,这一方法涉及的不仅是“知人论世”的理念,具体而言,是要求文学史研究须在准确把握作家生活时代、作品创作年代、作家相互间交往唱和等历史状貌的基础上展开,对作家作品的认识、分析和解读,须立足于具体历史情境。进一步说,作家在文学史发展中并非孤立的个体,一方面要受时代风气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创造和改变着时代风气。具体历史情境的建构,正是以描述文学演进的轨迹为基本依据和立足点的。

在明诗研究中,钱谦益是个关键人物。他研究明诗,采取的方法之一就是“深思论世,置身于百年以前”,通过梳理第一手材料,在具体历史语境中把握诗人诗作。《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皇甫佥事涍”条云:

自王元美《艺苑卮言》记吴中盛事,谓太原兄弟并擅菁华,汝南父子嗣振骚雅,至今海内流为美谭。而中表因依,研席应求,文章问学,风气密移,非深思论世,置身于百年以前,未能或知也。余故详著之,以表微焉。④

诗坛风会流衍变迁,在时间之流中,那些引领时代风尚的诗人诚然应为诗史所铭记,而那些身处时代风尚之外高标独立的诗人同样不应被历史所遗忘。钱谦益在明诗研究中对皇甫涍、黄省曾这类作家予以详著而表微,固然是要借以批评李梦阳、李攀龙等复古诗人,但他提出的“非深思论世,置身于百年以前,未能或知”的见解,却对后人研究诗史具有方法论意义。只有在深入考析历史文献的基础上体贴、观照研究对象,把握明诗发展的脉络,才能正确理解明诗演进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现象。

本文拟通过对“李、何之争”进行厘析,说明进入文学演进的历史情境对于理解具体文学事件的典范意义。

因为发生在“前七子”复古运动两位重要领袖之间,“李、何之争”从一开始就引人注目。对于二人论争的解读,大致存在两种认识:

(一)文坛权力下移之后,李、何二人为争夺文坛盟主而走向对立。明代以来的论者多持此种看法。如汪道昆云:“人言李、何故相欢,卒以名高为敌国。”⑤王世贞云:“何仲默与李献吉交谊良厚,李为逆瑾所恶,仲默上书李长沙相救之,又画策令康修撰居间,乃免。以后论文相掊击,遂致小间。盖何晚出,名遽抗李,李渐不能平耳。”⑥即便是关系密切的朋友,也可能为了名利而倒戈相向。李、何二人早年一起共倡复古,一起与刘瑾集团作斗争,关系颇为密切,后来却变得疏远。二人关系转变发生在何时?其中原因何在?不排除为争夺文坛盟主的可能。

(二)李、何二人发生论争,缘于文学观念的分歧。在王世贞看来,才性差异造成文学观念的分歧,是二人发生论争的重要原因:“仲默才秀于李氏,而不能如其大。又义取师心,功期舍筏,以故有弱调而无累句。诗体翩翩,俱在雁行。”⑦李、何二人尽管都提倡复古,但在创作风格上存在显著差异。随着复古运动的深入,他们在认识上产生了不小的分歧。所谓因论文而“遂致小间”,确有其事。李梦阳、何景明二人文集中,保存了二人反复论难的书信。其间语气,显得不那么平和。由文学观念之争而引发意气之争,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常有之事。对此,胡应麟的解释是:何景明之所以提出“舍筏”之说,对复古理论予以修正,原因在于李梦阳“多拟则前人陈句”,模拟之弊多于式则之功。何景明所要舍弃的,并非“前七子”作诗的基本规范,而是李梦阳诗文理论、创作中的“刍狗糟粕”⑧。胡应麟的辩护,与后来袁中道所谓“中郎已不忍世之害历下也,而力变之,为历下功臣”⑨之意相近,完善“前七子”复古理论使之更趋合理,是何景明与李梦阳反复论难的根本原因。

《明史·文苑传》综合以上两种看法,概述说:“景明志操耿介,尚节义,鄙荣利,与梦阳并有国士风。两人为诗文,初相得甚欢,名成之后,互相诋。梦阳主摹仿,景明则主创造,各树坚垒不相下,两人交游亦遂分左右袒。说者谓景明之才本逊梦阳,而其诗秀逸稳称,视梦阳反为过之。”⑩这大体承袭了王世贞的看法。类似观点,在今人研究中颇为普遍(11)。

就对事件本身的认识而言,这些看法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但立足于整个明诗发展进程来理解,类似解读显然忽略了更重要的问题:“李、何之争”是在何种背景下发生的?二人的论争,对“前七子”复古运动的走向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从整个明诗进程来看,二人之间的这一论争,对于“后七子”尤其是王世贞在复古理论的建构方面是否有借鉴意义?这些问题所涉及的不仅是李、何二人文学观念的差异,更与诗坛风尚的变迁和明代中后期诗史的演进有着密切联系。李、何二人关于复古核心理论的争论,是在诗坛复古风尚转变的大背景下发生的;而这一发生在复古阵营内部的争论,又无形中加速了诗坛风尚迁移的进度,导致了正德后期至嘉靖前期诗坛“非复古”和“反复古”思潮的兴起(12)。

“前七子”提倡复古,于古诗推尊汉、魏,律诗推尊盛唐,六朝、初唐诗歌不在其学习范围之内。杨慎曾对何景明不读六朝、初唐诗歌提出批评:

何仲默枕藉杜诗,不观余家,其于六朝、初唐未数数然也。与予及薛君采言及六朝、初唐,始恍然自失,乃作《明月》、《流萤》二篇拟之,然终不若其效杜诸作也。(13)

薛君采即薛蕙,他与何景明相识,在武宗正德八、九年(1513-1514)间。正德八年,薛蕙由亳州往北京参加会试,期间前往拜谒时任中书舍人的何景明,二人由此结交。薛蕙正德九年考中进士后旋即回乡,直到翌年十月才由亳州返回京城,出任刑部福建司主事。四年后,何景明由吏部员外郎出任陕西提学副使,此后再也没有回京。正德十六年(1521),何景明病重辞归,抵家六日即去世,年仅39岁。据此,何景明与杨慎、薛蕙等人相与论诗,当在正德十一年(1516)至正德十三年(1518)间。他那首著名的七言歌行《明月篇》以及篇首的短序,即写于与杨、薛等人论诗之后。在《明月篇序》中,何景明将杜诗置于《诗经》以至唐初的诗学背景中重新予以审视:

仆始读杜子七言诗歌,爱其陈事切实,布辞沉著,鄙心窃效之,以为长篇圣于子美矣。既而读汉魏以来歌诗及唐初四子者之所为而反复之,则知汉魏固承《三百篇》之后,流风犹可征焉。而四子者,虽工富丽,去古远甚,至其音节,往往可歌,乃知子美辞固沉著,而调失流转,虽成一家语,实则诗歌之变体也。夫诗本性情之发者也,其切而易见者,莫如夫妇之间。是以《三百篇》首乎《雎鸠》,六义首乎风,而汉魏作者,义关君臣朋友,辞必托诸夫妇,以宣郁而达情焉,其旨远矣。由是观之,子美之诗,博涉世故,出于夫妇者常少,致兼雅颂,而风人之义或缺。此其调反在四子之下与?暇日为此篇,意调若仿佛四子,而才质猥弱,思致庸陋,故摛词芜紊,无复统饬。(14)

正德三年以后,“前七子”成员由于政治原因而各处异地,何景明虽然在中书舍人任上“九年不调”,却始终在京为官。正德六年,杨慎考中进士,徐祯卿在这一年因病去世;正德九年,薛蕙登进士第。此时复古思潮虽仍是诗坛主流,但事实上只有何景明一人身在京师,而李梦阳、康海、王九思都远处陕西、江西、河南等地。何景明与杨慎、薛蕙等人相与论诗,所接触的自然与当年和李梦阳、康海等人一起砥砺复古时不同。在论诗过程中,何景明曾因为不读宋诗而受到杨慎的讪笑(15)。杨慎通过对李梦阳、何景明等人倡言专读盛唐以前诗表示不满,以此部分否定复古理论的合理性。可以想见,在这种情况下,何景明关注六朝、初唐甚至宋诗,也是情理中的事。其间情势,即所谓“各相为偶,其声自有不得不同者”。与杨慎、薛蕙等人的交游,是何景明扩大阅读范围进而调整复古主张的一个重要原因。

《升庵诗话》卷一○记述了杨慎、何景明、薛蕙等关于唐人七律排行的一次讨论,可以作为何景明复古主张发生转变的又一佐证。此次讨论的焦点,集中在是以崔颢《黄鹤楼》还是以沈佺期《古意呈补阙乔知之》(一作《古意》,又作《独不见》)作为唐人七律的压卷之作:

宋严沧浪取崔颢《黄鹤楼》诗为唐人七言律第一。近日何仲默、薛君采取沈佺期“卢家少妇郁金堂”一首为第一。二诗未易优劣。或以问予,予曰:“崔诗赋体多,沈诗比兴多。以画家法论之,沈诗披麻皴,崔诗大斧劈皴也。”(16)

沈佺期(650-713),字云卿,相州内黄人,是初唐重要的宫廷诗人之一。严羽论诗宗盛唐,七律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前七子”论诗,七律以盛唐为宗,与严羽一致。何景明早年论诗,七律也以盛唐为准的,后来发生转变,转而以初唐为宗。作为典型的初唐诗人,沈诗风格与盛唐主体诗风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胡应麟论及此诗,认为:“七言律滥觞沈、宋。其时远袭六朝,近沿四杰,故体裁明密,声调高华,而神情兴会,缛而未畅。‘卢家少妇’,体格丰神,良称独步,惜颔颇偏枯,结非本色。”(17)胡应麟所谓“本色”,当是指“调高格正”的盛唐诗而言(18)。何景明前后宗尚的转变,通过唐人七律评选反映得十分明确。

站在复古立场,李梦阳以盛唐诗、杜诗为取法对象,才是复古的正途,而何景明改以沈诗为七律范型,显然已偏离了复古的轨道。鉴于此,王世贞对何景明以沈诗为唐人七律第一的看法提出异议:

何仲默取沈云卿《独不见》,严沧浪取崔司勋《黄鹤楼》,为七言律压卷。二诗固甚胜,百尺无枝,亭亭独上,在厥体中,要不得为第一也。沈末句是齐梁乐府语,崔起法是盛唐歌行语。如织官锦间一尺绣,锦则锦矣,如全幅何?老杜集中,吾甚爱“风急天高”一章,结亦微弱;“玉露凋伤”、“老去悲秋”,首尾匀称,而斤两不足;“昆明池水”,秾丽况切,惜多平调,金石之声微乖耳。然竟当于四章求之。(19)

贬低沈诗,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何景明转变以后诗学理论的合理性。而即便对于杜诗,在王世贞看来,也有不尽合于复古理论的地方,“结亦微弱”、“斤两不足”、“惜多平调”等批评背后,显示出复古派在七律风调方面以“雄放峻急”、“豪劲峭拔”为正体的诗学取向。何景明伴随唐诗观的改变而对复古理论所作的调整,是在和杨慎、薛蕙等人交往中通过阅读范围的扩大完成的。因此,他在给李梦阳的信中,才会提出与复古派正统观念不同的取法策略。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明白何景明在《明月篇序》中对杜诗所作的重新审视。正因如此,何景明受到了王世贞的批评。

关于何景明诗学观念的前后变化,许学夷(1563-1633)用何景明不同作品中文学主张的差异予以说明:

仲默《海叟集序》云:“景明自为举子,历宦十年,日觉所学非是。李、杜歌行、近体诚有可法,而古作尚有离去。景明学歌行、近体有取二家,旁及初、盛,古作必从汉魏求之,虽迄今一未有得,而执以自信,弗敢有夺。”愚按:此论虽于李、杜古诗有不相契,然与前“舍筏”之说及所云“子美歌行不及初唐”意甚相反。盖此言“自为举子,历宦十年”,乃三十以后言,而前所云则三十以前见也。(20)

许学夷虽然准确区分了《海叟集序》和《与李空同论诗书》、《明月篇序》所体现诗学观念的差异,却弄错了二者时间的先后。根据陆深和李梦阳的记载,何景明与陆、李二人一道编选袁凯诗集在前,撰写《明月篇》及与李梦阳往复论诗在后(21)。对于何景明诗学观念的变化,许氏由于在确定相关书、序撰写时间的先后方面发生了误差,因此做出了前后倒置的判断。这一误判的发生,同时也与许氏自身论诗以复古为宗不无关系。在许氏看来,何景明作为复古运动的倡导者,其诗学路径应该和他所拟定的转变是一致的。然而,事实正好与此相反。

以上将“李、何之争”置于正德末年的历史情境中予以观照,使我们对于“前七子”内部发生的这次争论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作为一个文学流派的领军人物,“李、何之争”产生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复古阵营内部,在整个诗坛复古思潮逐渐弱化的背景下,何景明诗学观念发生的变化,启示着一种新的诗学思潮的兴起;二人由论诗而演变成意气之争,预示了“前七子”复古运动迅速消歇的命运。“后七子”恢复一度中断的文学复古运动,既是对“前七子”复古运动的进一步深入,也是对嘉靖前期反复古文学思潮的反拨。

本文通过具体分析“李、何之争”这一文学现象,意在说明:研究者对明代诗史的理解,须在其展开的具体历史情境中去完成。笔者关于研究方法的探讨,只是明诗研究的开始,具体的研究能达到怎样的深度,却并非确立研究方法就可以完成。明诗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与拓展,有待后继者的不断努力。

注释:

①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引,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0页。

②章学诚:《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二《吴澄野太史〈历代诗钞〉商语》,仓修良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75页。

③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一章《长恨歌》,《陈寅恪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9页。

④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13页。

⑤徐中行:《青萝馆诗》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齐鲁书社1997年版。

⑥⑦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六,《历代诗话续编》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46页,第1045页。

⑧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01页。

⑨袁中道:《珂雪斋集》卷一○《阮集之诗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62页。

⑩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350页。

(11)参见饶龙隼《李何论衡》,载《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

(12)具体论述,在笔者博士学位论文《嘉靖前期诗坛研究:1522-1550》中有详细展开。此处限于篇幅,不另作阐释。

(13)杨慎:《升庵诗话》卷一三“萤诗”条,《历代诗话续编》本,第901-902页。

(14)何景明:《何大复先生全集》卷一四,《明代论著丛刊》本,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影印版。

(15)如《升庵诗话》卷一二“莲花诗”条云:“张文潜《莲花》诗:‘平池碧玉秋波莹,绿云拥扇青摇柄。水宫仙子斗红妆,轻步凌波踏明镜。’杜衍《雨中荷花》诗:‘翠盖佳人临水立,檀粉不匀香汗湿。一阵风来碧浪翻,真珠零落难收拾。’此二诗绝妙。又刘美中《夜度娘歌》:‘菱花炯炯垂鸾结,烂学宫妆匀腻雪。风吹凉鬓影萧萧,一抹疏云对斜月。’寇平仲《江南曲》:‘烟波渺渺一千里,白苹香散东风起。惆怅汀州日暮时,柔情不断如春水。’亡友何仲默尝言宋人书不必收,宋人诗不必观,余一日书此四诗讯之曰:‘此何人诗?’答曰:‘唐诗也。’余笑曰:‘此乃吾子所不观宋人之诗也。’仲默沉吟久之,曰:‘细看亦不佳。’可谓倔强矣。”善意嘲弄背后,显示了杨慎与何景明等人不同的阅读趣味和文学观念。

(16)杨慎:《升庵诗话》卷一○“黄鹤楼诗”条,《历代诗话续编》本,第834页。

(17)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82页。

(18)如他论李攀龙云:“‘紫气关临天地阔,黄金台贮俊贤多’,‘万里悲秋长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少陵句也。‘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王维句也。‘秦地立春传太史,汉宫题柱忆仙郎’,‘南川粳稻花侵县,西岭云霞色满堂’,李颀句也。‘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瑶台含雾星辰满,仙峤浮空岛屿微’,青莲句也。‘万里寒光生积雪,三边曙色动危旌’,‘沙场烽火侵胡月,海畔云山拥蓟城’,祖咏句也。‘千门柳色连青琐,三殿花香入紫微’,‘花迎剑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干’,岑参句也。凡于鳞七言律,大率本此数联。今人但见‘黄金’、‘紫气’、‘青山’、‘万里’,则以‘于鳞体’,不熟唐诗故耳。中间李颀四首,尤是济南篇法所自。”(《诗薮》续编卷二)在气象上,复古派的代表作品与初唐诗有明显不同,他们所认可的律诗,是以杜诗等为代表的盛唐诗作。

(19)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历代诗话续编》本,第1008页。

(20)许学夷:《诗源辩体》后集卷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06页。

(21)陆深《俨山集》卷二五《诗话》云:“袁御史海叟能诗,国朝以来未见其比,有《海叟集》。予为编修时,尝与李献吉梦阳、何仲默景明校选其集,孙世祺继芳刻在湖广。”李梦阳《海叟集序》云:“翰林陆吉士子渊,叟同郡人,间道前事,令人侃侃生气,夫斯亦足以传矣,而况于诗乎?叟名行既晦,集亦罕存,子渊购得刻本于京师士人家。”(《海叟集》卷首)陆深(1477-544),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编修。由上述记载看来,何景明、李梦阳、陆深三人对袁凯诗集发生兴趣是在弘治十八年、正德元年间,《海叟集》卷首陆深所作题识,即署正德元年。何景明在序中说“自为举子,历宦十年”,他考中举人在弘治十一年(1498),考中进士在弘治十五年(1502)。而根据前面考论,何景明写作《明月篇》在正德十一年(1516)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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