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人文主义哲学和法国启蒙哲学中的宗教观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国论文,欧洲论文,主义哲学论文,观之论文,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欧洲人文主义哲学和法国启蒙哲学中的宗教观，众多学者都已有研究，但就两者的比较研究而言，还比较薄弱。故本文想就两者的主导性倾向进行一种总体比较，以揭示其间的联系和各自的特征，进而探讨两者宗教观产生差异的原因，从而使西方哲学这一段有关宗教思想的发展脉络更清晰一些。
一
首先，从人文主义哲学和法国启蒙哲学对宗教教条、教会、教皇的批判来看两者宗教观的异同。
人文主义者和法国启蒙思想家都对贬损人的价值的教会、教皇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爱拉斯谟明确揭示了教会的罪恶，他说，基督教会是在血的基础上建立的，依靠血而壮大，依靠血而扩展的。伏尔泰承袭了爱拉斯谟的观点，深刻指出，全部教会史是神学家们鼓吹宗教狂热的历史，是宗教迷信滋生、蔓延、泛滥的历史，是一连串胡作非为、抢劫谋杀的历史。对于教会的贪婪凶残，但丁在《神曲》中写道：祈祷的房屋现在变成了兽窟，那法衣也变成了面粉袋。在这个问题上，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认识更具有深刻性、直接性。像梅叶、爱尔维修等人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教会是贪得无厌、无恶不作的，它打着“神”的招牌，到处招摇撞骗，以损耗国家的经济、攫取人民的钱财。教皇，在爱拉斯谟那里被称为“疲沓的老头”，他按步就班，做上帝规定的事情简直像数学一样精确。比如：“每根鞋带上必须要打这么多的结子，必须用某种颜色，衣服必须要配饰得很精致。”〔1〕伏尔泰认为， 教皇实则是“文明的恶棍”、“两足禽兽”。他们夸耀自己的虔诚和对基督教的贡献，说什么能口若悬河地背出一套祈祷词，而实际上呢？说什么60年来未碰过钱财，而实际上呢？他们一方面是诚实的洁白的象征，另一方面又渴望过宫廷生活，……因此，人文主义者和法国启蒙思想家认为，污秽、无知、土气、傲慢无礼便是教皇生活的写照。可见，教会、教皇是封建统治阶级蛊惑人民，使人民安于现状的工具，它们对人民实行的乃是愚民政策。
人文主义者和法国启蒙思想家断言宗教不是智慧之源。“一切宗教都是无稽之谈”，〔2〕是一副“神圣的毒药”， 因为其中的道理是三岁小孩都懂，它并不需要理智的辅助，只需天生的情感便能达到。遗憾的是，如此简单易懂的说教却蕴含着黑白混淆的道理。它教人们弃绝快乐，拥抱痛苦，恶生存而热恋死亡，……多么幼稚可笑的观点。如是，人文主义者和法国启蒙思想家就从理论形态上说明宗教并非一种使人聪明的理念，而是一种使人愚昧的媒介。
基督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人文主义者和法国启蒙思想家大多都对其持否定态度，目的就是要人们摆脱宗教迷信，认清基督教的罪恶，揭穿基督教的本质，去创造一个充满活力的自我。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人文主义者爱拉斯谟和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他们认为迷信宗教会使人发疯。因为宗教的主张是完全颠倒的。人们因为信教找不到幸福所在，他们为清醒而抱歉，却为神经错乱感到幸福。可见，爱拉斯谟和伏尔泰在这个问题上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宗旨是相同的，但他们研究的侧重面不同。爱拉斯谟主要通过挖苦、讪笑教皇、僧侣的虚伪、污秽，揭示教会“用刀剑来继续行善”的本质，说明迷信宗教的可怕结果来批驳基督教。上帝、灵魂不死、宗教迷信和狂热等等作为基督教的必然产物，伏尔泰在理论上从否定入手，以实现他一生的目标：“消除败类”，意指在人们能够建立一个理性的社会之前，必须首先摧毁基督教。因此，人文主义者对基督教的批判，基本限于嘲笑、谩骂，未能深入其本质，理论性不强；而法国启蒙思想家则较为深刻而彻底。如伏尔泰就清醒地认识到基督教的罪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它的本质暴露，它不是一棵健康树上的毒果，而是含毒素的树，所以“我们必须连根拔掉”它。可见，人文主义哲学主要从感性的角度批判宗教，法国启蒙哲学在这一问题上则侧重理性思考。同时也可看出，欧洲大陆的唯理论对法国启蒙思想家具有一定的影响。
“灵魂不死”，作为基督教的重要理论之一，是基督教神学的重要支柱，是正统经院哲学家竭力加以肯定和论证的一个问题，理所当然地成了人文主义和法国启蒙哲学批判的内容。法国早期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颇具特色。他是以怀疑论为武器来否定“灵魂不死”说的。他认为人虽然是一个能活动、能感觉、能思维的存在物，但使人能思维、能感觉、能行动的东西，人却一概不知。可见灵魂只是表示一个人自身感觉到的已知效果的未知东西，它是一个含义不清、无法理解的词，因此，“灵魂不死”就理所当然成了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伏尔泰批驳“灵魂不死”说所采用的这种方法，后被康德效仿，用来解释他的自在之物世界。这表明，在其它科学方法缺乏的条件下，这种方法具有一定的适用性，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一种折衷调和的方法。所以伏尔泰对“灵魂不死”说的批判具有不彻底性。人文主义者彭波那齐亦是如此。他虽然认为灵魂本身实乃人们臆想之物，但却承认个人灵魂的存在，并以个人灵魂为出发点，从物理学、哲学和道德三方面批驳“灵魂不死”的谬论。他说，物理学已证明灵魂是依附于人体的，是人体的机能，双方缺一不可；在哲学上，人们无法找到“灵魂不死”的理由；而在道德方面，人类行为的善恶在现实生活中就能得到奖或罚，根本不必以“灵魂不死”为依托来幻想来世的道德完善，道德行为的决定力量是人自身，而不是神。可见，伏尔泰和彭波那齐是分别基于人类灵魂、个人灵魂的存在从不同角度阐明他们的观点的。
与人文主义者和法国早期启蒙思想家相比，法国晚期启蒙思想家对“灵魂不死”说的驳斥更为彻底，几乎从根本上否定了“灵魂不死”说。他们认为不仅人类灵魂是可朽的，个人灵魂也同样有灭。拉美特利从生理学的角度对灵魂进行了分析，指出灵魂是人体组织的一个部分——人脑的机能，它的活力来自人体的营养和人脑的活动，和人脑是密不可分的。狄德罗则把灵魂看作精神，认为它是人体组织的一种机能，通过说明物质和精神的关系来否定“灵魂不死”说。在他看来，物质和精神是分不开的，不是精神决定物质，而是物质决定精神。爱尔维修同样不承认有独立存在的灵魂，认为灵魂是人脑的全部活动，而不是人脑部分活动的总称，它是人脑的一种属性，随着人脑的生灭而生灭。但拉美特利、狄德罗、爱尔维修的这些思想是在继承和发展人文主义哲学家布鲁诺的观点的基础上形成的。布鲁诺把灵魂看作是事物内在的必然的活动性，认为物质实体具有生命和精神的能力，这种生命和精神的能力就是灵魂。他说：“一个东西，不管怎样小，怎样微不足道，其中总有精神实体的部分，这种精神实体，只要找到合适的主体，便力图成为植物，成为动物，并接受任何一个物体的肢体，这就是通常说的有了生机。因为精神处于万物之中，任何一个最微小的物体，都不能不包含着成为有生机之物的可能性。”〔3 〕但布鲁诺在此并不是指宗教中的“灵魂不死”，而是表明自然中的生命原则的永恒性和不可磨灭性。他说：“生命永远在行进，而毫不希望复归。”〔4〕因为物质得到多少形式， 也就抛开多少形式，”形式一旦离开物质，便要失去存在。”〔5 〕这就从实质上比较彻底地否定了神学的“灵魂不死”说。霍尔巴赫对“灵魂不死”说的驳斥则更为彻底，主张灵魂就是物质的东西。他说：“灵魂根本不应当与身体分开，它就是身体本身，只不过我们从身体活着的时候所具有的某些作用、某些存在方式和活动方式去看，才把它称为灵魂。”〔6〕可见，灵魂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而是人体的作用和机能的表现，是人的一些精神活动如记忆、想像、判断、思维等。离开了人脑，所有一切都不复存在，它是和人脑共存亡的。人文主义哲学家特勒肖虽然也提出了灵魂是由热元素组成的精细物质的观点，但他的表述没有霍尔巴赫这么深刻、明确。他只认为灵魂的作用在于使有机体的各个部分结合在一起并进行活动。因此，在思想深度上，霍尔巴赫比特勒肖前进了一大步。这样，人文主义学者和法国启蒙思想家就从不同角度、在不同程度上批判了“灵魂不死”说。这也从另一侧面表明，人的愚昧无知往往成了自身蒙受欺侮的致命条件。
宗教神学的另一个理论基础是意志自由论。在这点上，人文主义学者只看到表面现象，未能深入内在本质，所以他们竭力提倡人的意志自由，希望人由此而获得真正的自由。从大体上讲，法国晚期启蒙思想家不仅承认在一定程度上受必然性支配的人的意志自由，并且揭示了意志自由的宗教本质。霍尔巴赫说，宗教神学鼓吹人的意志自由，但同时又将这种自由归功于上帝的恩赐。因此，这种自由不是人本性的自由，而是上帝给人规定的自由。实则这根本就不是自由。而上帝本身也不是绝对自由的，“它的行为必然会预先为它的本性所固有的各种属性所决定。”〔7〕更何况这个上帝根本不存在， 因而意志自由纯粹是一种虚幻的说教。为此，霍尔巴赫明确指出，自然界处于必然联系之中，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也不例外。人类器官所接受的冲动和产生的效果，都必须服从必然性的支配，人的自由是包含在人本身之内的必然。除此之外，它还要受到外界条件的限制。比如人没有选择父母和入世的自由等。所以，霍尔巴赫认为自由是在必然性主导下的自由，神学家宣扬的绝对意志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
其次，从人文主义者和法国启蒙思想家对宗教与道德、宗教与科学、宗教与封建统治的论述来看两者宗教观的异同。
在宗教和道德的关系上，法国启蒙思想家和一部分人文主义哲学家都有自己的真知灼见。在封建专制统治时代，道德理论浸渗在宗教的气氛中，同宗教教义融合在一起，成了维护封建制度的一种意识形态。于是，教义成了封建道德的基础，神意便是封建道德的准则。法国启蒙思想家坚决反对这种无稽之谈。爱尔维修认为，宗教和道德没有必然的联系，两者分属于两个根本不同的领域。宗教存在于彼岸的、虚无飘缈的想像世界，而道德扎根于此岸的、现实的生活世界。宗教是有关信仰的问题，道德是有关行为模式的问题，彼此毫无联系。爱尔维修的这一思想和人文主义哲学家布鲁诺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布鲁诺指出，宗教是教人向着彼岸的幸福、天国的欢乐而生活，要人们避恶从善，使人们成为神圣信仰的俘虏，进而否定了正确的道德原则。他认为封建统治阶级之所以将宗教和道德硬扯在一起，其目的就是要使人民群众从内心信仰和道德习惯上遵守封建统治者所制定的规范，为其统治服务。可见，宗教和封建道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是思想深度，还是研究范围，法国启蒙学者比人文主义学者都前进了一大步。比如，拉美特利就主张以自然法则代替封建道德。霍尔巴赫明确指出，使人有道德的，不是封建伦理，不是神意，而是理性的教育、高尚的习惯、贤明的体系、公平的法律。这些都是具有一定价值的肯定理性的思想。
在宗教和科学的关系上，人文主义学者和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恩格斯说，在宗教统治下，”科学只是教会的恭顺的婢女，它不得超越宗教信仰所规定的界限。”〔8 〕人文主义者彭波那齐意识到这点，认为宗教立法者和学者有着各自不同的目的。为了各自的目的，前者宣扬封建迷信，后者宣传科学真理，两者彼此对立。布鲁诺抛弃了彭波那齐的目的论思想，更为深刻地指出宗教就是从原则上否定知识。法国启蒙思想家则进一步指明宗教是科学发展的绊脚石，祭司关心的永远是使人类的目光远离真理，使人们无法分辨是非善恶，而听信于神学的教条。教会残酷地迫害科学家、艺术家和争取民主、自由的战士，比如培尔、伽利略、塞尔维特、布鲁诺……他们被迫背井离乡，甚至以“妖人”的罪名被处以火刑。为此，爱尔维修明确宣称：“祭司迫害的是什么？科学？……科学家的敌人是和尚、阿訇、婆罗门以及不管那种宗教的全体教士。”〔9〕宗教害怕真理，阻止人们用物理学、解剖学、博物学等科学的观点看待任何事物，阻碍了人类幸福、进步和自由的发展。在神学的统治下，科学得不到应有的发展，科学家不能畅所欲言，即使发现了自然的本质和规律，如果和教义相违，也很难作为真理公诸于众。他们小心谨慎，裹足不前。这样，科学怎能发展？一切正确的社会关系、真正的义务和实在利益怎得认识？因此，只有驱散宗教的迷雾和怪影，我们才能发现真理，发展科学。霍尔巴赫预见到了这一点，他说：“迷信是暂时的现象，任何一种力量如果不以真理、理性和正义为基础，就不能长久存在。”〔10〕可见，法国启蒙思想家没有停留在人文主义学者对宗教的批判水平上，他们又向前迈进了一步，提出了发展科学、消灭宗教的主张。因此，“与宗教意识形态的理论争论的焦点从教义的范围转移到理性与信仰、科学与宗教的普遍矛盾方面，这对18世纪来说是很典型的。”〔11〕法国亦不例外。
在宗教和封建政治的关系上，法国启蒙思想家认为，虽然两者之间存在着矛盾，有时甚至发展为激烈的斗争，但从一般情况来说，它们是互相支持、互相利用的。就根本利益而言，宗教和封建政治基本上是一致的，都是为了维护暴君和僧侣的利益。为此，他们指出，广大民众要成为自主的人，就要具备一定的理性知识，以此反对宗教迷信，进而摧毁封建专制。在这一问题上，人文主义自然哲学家布鲁诺也有所论述，但未形成系统，只是一些零碎的枝节之见。他认为，宗教的社会职能就是使人民群众服从，为统治者服务。宗教之所以起这样的作用，是因为它能支配愚昧、贫苦的民众，同时统治者又宣扬“君权神授”论。可见，法国启蒙思想家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来源于人文主义学者，同时又高于他们。
二
由上可见，法国启蒙哲学的宗教观和人文主义哲学的宗教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同中有异。由于两者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因此，他们又有着重大的区别。从总体上说，法国启蒙哲学的宗教观远远高于人文主义哲学的宗教观。
首先，人文主义学者认为宗教是一个静态概念，而法国一些启蒙思想家则开始意识到宗教是一个动态的历史概念，它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这个思想已经包含了突破唯心史观的唯物主义思想。从这个观点出发，进而从生产力的角度去探讨宗教问题，就可能跳出唯心史观的圈子，然而，他们在当时还不能做到这一点。但他们能够用理性的眼光去审视宗教，考察了自然环境、社会状况对宗教的影响，这就把宗教从天上拉回到人间，具有明显的反宗教神学的性质，这是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
其次，人文主义学者对宗教神学的批判只限于理论上，而法国启蒙思想家中的一部人则将之付诸行动，在一定程度上，理论和实践结合了起来。就此而论，伏尔泰是一马当先的。他曾先后发起并领导过为卡拉、巴尔、西尔文、蒙拜依、巴里伸冤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这不仅打击了封建主义和宗教神学的嚣张气焰，而且唤醒了蒙受宗教神学欺骗的民众，对于增强民众的反宗教意识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因此，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反宗教思想更富有政治性和现实性。
再次，人文主义学者和法国晚期启蒙思想家都从各个方面反对宗教神学，而法国早期启蒙思想家在反对宗教神学的同时，还提倡宗教的效用性，在宗教问题上具有二重性的特征。他们认为宗教对君主具有约束力量。孟德斯鸠就看到了这一点，认为最好的君主是热爱而又畏惧宗教的君主，他由于受到宗教的薰陶，性情温和。另一方面，老百姓也需要宗教。伏尔泰就建议保持一种社会宗教，以启发民众。但他所说的“宗教”并不是发自人内心的、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一种意识形态，而是适应现实需要人为地建立起来的、能起制约作用的理论框架。卢梭则通过对宗教类型的探讨，说明了宗教对君主和臣民两方面的效用。他主张公民宗教，认为它既可以使臣民尽义务、忠君主，又给予君主的权力以法律的限制，因为衡量人们道德行为的不是君主之口，而是法典上的法律条文。因此，在法国启蒙学者那里，脱离经济基础的世俗宗教便成了维系社会安定和发展的工具。他们认为人在宗教面前不是无能为力的，人可以运用它来改进社会。无形之中，人的地位得以提高。当然，这种宗教具有一定的实用性。这表明了法国早期启蒙学者在宗教问题上的不彻底性，说明了他们企图跳出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圈子，从纯理论上科学、客观地评价宗教信仰，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宗教信仰作为一种思想文化所具有的一定价值，反映了当时资产阶级折衷调和的精神面貌。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人文主义自然哲学家布鲁诺通过对宗教的研究，意识到了宗教有一个产生至消亡的过程，法国晚期启蒙思想家不但肯定了这一点，而且还探讨了宗教产生和存在的根源。霍尔巴赫就认为：“人之所以迷信，只是由于恐惧；人之所以恐惧，只是由于无知。”〔12〕故宗教的产生应该归之于世世代代的人的无知。由于当时的人们对自然和自然的力量缺乏正确的认识或根本不认识，而这些他们不认识和不太认识的东西，比如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就被视之为神或神的威力，并且这种观念长期支配着人类的思想。这就表明，人之所以有神的观念，不是将其灌入人脑之中，而是人在自己的头脑中自发产生的。就像霍尔巴赫所说的，孩童时的人脑就像块柔软的蜡，无论是真观念还是假观念，一旦印在其上，便很难抹掉。此外，在当时，宗教的影响力往往是和教义的荒谬性成正比。而神职人员正是利用人类的无知，使得宗教得以生存下去。另一方面，霍尔巴赫觉得宗教的产生和人的统治欲有关。资本主义时代的立法者的目的就是奴役人民，而达到这一目的方法之一便是愚弄人的理性。他形象地描述道：“这些立法者把自己的信徒们引上了荆棘丛生的小径，以便使信徒们没有机会猜出他们的真正意图；他们强迫人们看着天，以便使人们看不见自己脚下的东西。”〔13〕而被宗教玩弄的人们，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去摆脱恐惧，认清笼罩于恐惧之中的崇拜物的真面目，而这些就为宗教的存在提供了条件。
由此可见，从理论本身看，人文主义的无神论属于泛神论，在它那里，什么都是神，于是就什么都不是神，它采取的是一种在宗教掩盖下摆脱宗教的斗争方式。在这一点上，法国早期启蒙哲学与此相似，它的无神论主要是以两种方式表现：一种是以怀疑论的形式出现，对一切都不下判断，而实际上是否定了神的存在；另一种是以自然神论的形式出现，表面上承认神的存在，但这个神只是用来解决物质和运动之间关系的逻辑假设，上帝的灵光因此被剥夺。法国晚期启蒙哲学的战斗无神论则是欧洲哲学史上无神论思想发展的一个高峰。它从唯物主义的角度，对无神论作了缜密、全面、精湛的论述，使无神论思想系统化。提出了消灭一切宗教，将上帝送上断头台的口号。从实际作用看，法国启蒙哲学的无神论在反宗教斗争中具有更强的战斗力，并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理论基础，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诞生准备了条件。列宁曾高度评价道：“18世纪老无神论者所写的那些锋利的、生动的、有才华的政论，机智地公开地打击了当时盛行的僧侣主义。那些政论在唤醒人们的宗教迷梦方面，往往要比充斥在我们出版物中的常常歪曲（这是不容讳言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字更适合于千百倍。”〔14〕
在宗教观上，法国启蒙哲学虽然高于人文主义哲学，但也仍然存在着种种缺陷。虽然它意识到宗教起源于人们的无知，即认识到宗教产生的认识论根源，但却不了解宗教产生的社会阶级根源——私有制的存在，这就只认识了宗教的表面现象，而未深入认识宗教的真正实质。它尽管提出了“消灭宗教”的口号和目标，却没能找到消灭宗教的正确途径，简单地认为普及教育、启发理性、启迪民智、消除恐惧、破除迷信，即可消灭宗教。不知道“同宗教作斗争不应该限于抽象的、思想上的宣传，不能把它归结为这样的宣传；而应该把这一斗争同消灭产生宗教的社会根源的阶级运动的具体实践联系起来。”〔15〕同时，法国启蒙哲学将消灭宗教的希望寄托在开明君主身上，否定了人民群众的作用。
三
欧洲人文主义哲学和法国启蒙哲学从感性和理性这两个角度阐述了它们的宗教观。欧洲人文主义哲学在宗教观上侧重于感性思考，而法国启蒙哲学则侧重于理性研究。究其根源，主要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
首先，从自然科学条件看。在文艺复兴时期，近代自然科学刚刚兴起。比如，古代的占金术已逐渐发展为化学等等。这些新兴的学科大多着重于经验的考察，积累了各门科学大量的经验材料，所以这一时期的自然科学处于搜集材料阶段，并且可供利用的资料不多。因而，人文主义哲学家常常凭借主观经验，从表面上去探讨宗教问题，对宗教的看法只能处于感性认识阶段。而在18世纪的法国启蒙时代，数学和力学得到了比较完善的发展，其它各门自然科学也已处在搜集和整理材料的阶段。在生物学方面，瑞典的林耐通过对以前生物学资料的整理，提出了系统的分类法。在天文学方面，德国康德的星云说，说明了太阳系形成和发展的自然原因。这就表明人们不仅能认识事物的表现现象，而且还能认识事物的内在本质。牛顿经典物理学的确立则使人们可以比较科学地认识物质世界的统一性和普遍的物质运动规律。自然科学的这些发展，促使人们对宗教问题的研究上升到理性认识阶段，但由于牛顿的古典力学在这一时期的自然科学发展中占主导地位，因而法国启蒙哲学中的宗教观又具有明显的机械性的特征。
其次，从社会历史条件看。在文艺复兴时期，刚刚破土的资产阶级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开始反对封建制度，反对为封建制度服务的宗教。由于这时的资产阶级刚刚成长，并且是为基本的生存权利而反宗教，因而他们对宗教的批判主要是停留在感性认识的阶段。到了法国启蒙时代，资产阶级已经成熟壮大，企图通过彻底摧毁封建制度、彻底消灭宗教，来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具有强烈的革命性和政治色彩。因而，他们对宗教的批判已经上升到了理性认识阶段。由此可见，是社会存在决定了法国启蒙哲学的宗教观比之人文主义哲学宗教观要进一步深化和发展。
第三，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我们知道，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总是先从感性认识开始，而后才上升为理性认识的。人文主义哲学是刚刚从中世纪经院哲学对神的研究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开始从事对人和自然的研究，开始反对宗教神学，因而它只能从感性认识的角度去批判宗教。而法国启蒙哲学的宗教观则是在继承人文主义哲学的宗教思想以及此后的宗教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它能从理性的意义上剖析宗教。但它对宗教问题的理性认识和它所宣扬的“理性”原则一样，具有明显的阶级局限性和时代局限性，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科学、客观地认识宗教问题。
注释：
〔1〕〔3〕《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29、325页。
〔2〕〔7〕〔10〕〔13〕霍尔巴赫《健全的思想》，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25、81、197、27页。
〔4〕转引自汤侠生《布鲁诺及其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6页。
〔5〕布鲁诺《论原因、本原与太一》，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13～114页。
〔6〕〔9〕〔12〕《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625、514、558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90页。
〔11〕凯坦《狄德罗、霍尔巴赫、爱尔维修、达朗贝尔文集·序言》，布加勒斯特1966年版，第34页。
〔14〕《列宁选集》第4卷，第606页。
〔15〕《列宁选集》第2卷，第3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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