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转型、技术进步与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持续论文,中国农业论文,技术进步论文,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6)01-0066-10 DOI：10.13968/j.cnki.1009-9107.2016.01.11 一、研究背景描述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农业也实现了较快增长。农业总产值从1978年的117.5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46 940.5亿元，人均粮食产量也从1978年的319公斤增长至2012年的437公斤。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成为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保障。 中国的经验表明，非农部门的高速增长可以为农业产出的增长提供诸多有利条件。过剩劳动力源源不断地被非农部门吸收，农业部门长期紧张的人地比例关系大为改善，从而为高生产率的新型要素进入农业生产创造了条件；非农部门成长引致的农民非农收入的增加和社会物质资本供给的丰裕，使农业部门的资本投入显著增长；土地的工程化改造、规模化经营和生产手段的机械化等现代农业技术的广泛应用，在工业化和市场进程中不仅成为可能，也显现出其有利性；农业生产组织的性质亦由过去的生存型农业转向市场化或牟利型农业。 更值得关注的是，非农部门的发展同时给农业总产出的持续增长带来极大的挑战。第一，截止2012年底，全国共有农业农地64 646.56万公顷，其中耕地13 515.85万公顷(20.27亿亩)。人均耕地面积约0.1公顷，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工农争地的矛盾日益突出。从2001年到2009年，户均耕地面积从7.63亩减少为7.12亩。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公布的人均耕地的警戒线为0.05公顷，一旦突破这一警戒线，实现粮食自给的目标即使在现代化生产条件下也难以保证。目前中国有超过666个县或行政区划单位的人均耕地低于该指标，占全国县或行政区单位的23.7%。其中低于0.03公顷的县(区)达463个，有些县区人均耕地只有0.01～0.02公顷[1]。耕地面积的减少越来越成为制约农业可持续增长的瓶颈。第二，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失。尤其是转移到城市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大多为青壮年，实际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的多为老龄者和妇女，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呈现结构性下降，老龄化、女性化成为留乡务农劳动力的主要特征。第三，随着工业化加速和城市化扩张对粮食需求的增长，农业生产中长期大规模和大剂量地使用化肥，由此造成土壤肥力减退、板结等问题。长远来看，化肥的过度使用不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增长。第四，尽管近年来科技对农业生产的支撑逐步加强，农业科技贡献率逐年提高，但和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据科技部统计，2013年农业科技贡献率为55.2%。而发达国家的农业科技贡献率一般在70%～80%之间，德国、英国、法国等则超过了90%。 中国尚未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在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一方面，非农部门的进一步扩张和人口总量的增加将对粮食形成持续增长的刚性需求；另一方面，农业用地和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化趋势仍不可逆转。因此，从长远来看，依靠技术进步成为实现中国农业产出持续增长的唯一可选择路径。 本文讨论的问题首先与技术进步对农业增长影响的文献相关。将技术进步视为农业可持续增长的源泉，是现有文献的基本共识。费景汉和拉尼斯的二元结构转变理论，将农业技术进步视为劳动力大规模非农转移下农业成功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2，3]。舒尔茨认为，把农业改造成为经济增长重要源泉的关键，唯有用高生产率的新生产要素替代已耗尽有利性的传统要素，而新农业要素是“装在被称为‘技术变化’的大盒子里”[4，5]。在速水佑次郎和弗农·拉坦的“诱导技术变迁模型”中，强调技术变迁是发掘农业增长潜力和突破农业资源瓶颈的最重要的解释变量[6]。国内大量文献同样强调了技术进步对中国农业增长的重要意义。程序强调大力发展农业科技以及提高农民的文化科技素质对于农业发展的重要意义，指出中国未来的粮食安全保障取决于农民学用科技的状况[7]。郭剑雄认为，在农业生产函数中，产出的增长既依赖于要素投入的变化，也决定于要素生产效率的改进。要素效率的改善有两个源泉：一是技术变迁，二是制度的演化和进步[8]。刘辉阐释了中国农业技术变迁与农业发展的路径，强调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就必须紧紧依靠农业技术进步[9]。储成祥、毛慧琴以江苏省为例，计算得出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62.1%。随着社会进步，农业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将进一步助推农业增长[10]。 至于如何推进农业技术进步，则存在见仁见智的不同思路。(1)速水佑次郎和弗农·拉坦认为，技术变迁是对具有不同供给弹性资源的相对价格变化的反应。土地与劳动价格相比更高时，农业技术进步作为土地的替代可降低农业生产的成本。因而被发明和采用；相反，当劳动成为稀缺性资源并价格高昂时，节约劳动的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则更具经济合理性。价格机制的诱导，被认为是推动农业技术进步的动力[6]。(2)谢辛斯基把技术进步视作资本积累的函数，其技术进步方程为A=K[b]，其中K代表资本总量[11]。罗默开辟了经济增长模型中技术进步内生化的一条简捷路径，新资本与新知识之间的固定生产比例表明，K在测度总资本存量的同时，也可以测度厂商所获知识总量。在罗默模型中，K可以看作是一个复合体，投资既导致资本深化，也会推动技术进步[12，13]。(3)舒尔茨强调，虽然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离不开新的技术、新的生产要素的投入，但要确保新的技术带来更多的产出，就需要提高农民接受新技术的能力。在舒尔茨看来，人力资本投资的快速增长才是“技术先进国家在生产力方面占优势的主要原因。”[5]纳尔逊和菲尔普斯认为，人力资本水平是新技术的扩散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假定其他条件一定时，人力资本水平越高，技术进步的速度越快，扩散范围越广[14]。卢卡斯也认为是人力资本水平以及为提高人力资本存量耗费资源的多少决定了技术进步率的高低[15]。(4)Mario Coccia认为，人口增长率和技术产出之间关系存在一个倒U形曲线，其中人口增长率存在一个中间区域与更高的技术产出相关(必要不充分条件)。适度的人口增长率作为主要的决定要素，与其他社会经济要素一起，决定着技术产出。而人口增长率的中间区域以外的部分，技术产出对人口增长具有负效应[16]。(5)国内文献更多地强调了政府政策等制度性因素对农业技术进步的作用。吴敬琏提出，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安排是推动技术发展的主要力量[17]。黄振华发现，当政府财政加大对农业科技推广的扶持力度时，技术进步率随之提高[18]。张永丽，葛秀峰指出土地政策、投资政策、税收政策等各项农业政策，在影响农民收入水平的同时，也为农业技术进步提供动力和支持[19]。朱广其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技术进步机制是农户在利益支配下能动地技术选择和政府对技术选择推动的有机结合[20]。 人口转型是本文研究技术进步与农业可持续增长关系的切入点。因此，有关人口转型的讨论形成本文研究的另一重要文献基础。与人口学将人口转型限定为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经高生育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转变过程不同，现代经济学把对人口生产变动规律的讨论扩及到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的关系方面。(1)一些学者注意到经济发展过程中生育率与人力资本之间的逆向变化。贝克尔发现，家庭生育子女的数量与质量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在家庭收入和时间禀赋的约束下，如果子女数量增加，那么针对单个子女的质量投资将会减少，致使每个孩子的质量下降[21]。贝克尔、墨菲和田村以及卢卡斯等人把生育决策和人力资本积累决策同时整合在一个经济增长模型之中，将内生生育率和内生人力资本积累率同时作为经济发展或经济增长的基本解释变量。在他们的模型中，生育率与人力资本积累率之间的关系伴随工业化进程而发生逆转[22，15]。Ronald Lee和Andew Mason认为是低生育率促进了人力资本的积累，提高了人口的素质，进而提高了人均消费水平[23]。孙文忠引入“人口素质”变量，将人口发展过程看作为两大阶段：以人口数量增长为主要特征的人口数量扩张阶段；以提高人口质量为显著特征的人口质量内敛阶段[24]。郭剑雄和李志俊也注意到，在市场化和工业化进程以来，农村生育率一直保持着下降趋势，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在不断深化，农村家庭已由子女数量的偏好向质量的偏好转变[25]。(2)对于工业化进程中人口量质关系逆转的机制，现有文献提供了多视角的解释。贝克尔强调，人均收入的快速增长和由其决定的时间价值的增加，即使生育率因受到成本约束而下降①，又导致对劳动质量的投资因人力资本收益率的提高而加速[21]。卢卡斯直接将工业化过程中人力资本收益率的提高视作人口转型的原因，“人口变迁必须包含人力资本积累的收益率提高以作为新要素”，“要解释人口变迁中的生育行为，我们需要强调由积累的私人收益率激发的内生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26]。在Galor and Weil看来，人均收入的增加和人力资本收益率的提高，均为技术进步的结果，由此他们将技术进步因素作为工业化进程中人口变迁的基本解释变量。“在我们的模型中，父母关注点也从数量向质量转变，但这不是对收入水平变化的反应，而是对技术进步作出的反应。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不平衡’引发的人力资本回报率，从而诱使质量替代数量”[27]。 应当肯定，无论是对农业技术进步意义及农业技术进步路径的研究，还是对人口量质关系转变现象和机制的认识，现有文献是富有较高解释力和一定应用价值的。因而它们构成本文研究的基础。本文的研究试图推进的工作是，与第一类文献不同，我们拟将农村人口转型作为农业技术进步，特别是现代农业技术形成的重要条件加以考虑；与第二类文献的差异在于，我们将关注点转向人口转型的发展含义之一——对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方面。笔者认为，农村人口量质偏好的转型，将成为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源泉。 二、中国农村的人口转型 人口作为资源，涉及数量方面和质量方面。本文所谓的人口转型，即为人口生产由数量偏好(高生育率)向质量偏好(高人力资本积累率)转变的过程。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验表明，在工业化的一定阶段之前，人口生产长期存在着明显的高生育率和低人力资本积累率的数量偏好；进入工业化的较高发展阶段，人口生产则开始转向高人力资本积累率和低生育率的质量偏好。大致始自20世纪末期，由于对工业化和市场化进程的参与，中国农村居民家庭也开始了发达国家曾经经历的人口转型过程。 进入21世纪，由于农民大规模地参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农村生育率在计划生育政策推行的基础上进一步呈下降趋势。农村生育率始终低于1.8，2010年农村生育率仅为1.43[28]。生育率下降的结果是农户家庭规模趋于缩小。农村户均人口数从1990年的4.21人下降到2012年的3.06人(见图1)。 农村生育率的下降可以通过不同年龄段的农村人口所拥有的兄弟姐妹数的变化进一步来观察。根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8》(CGSS2008)数据库记录的农村样本，出生于1950-1970年、1971-1980年和1981-1990年三个不同年代的农村被访问者，其平均兄弟姐妹数依次为3.95个、2.94个、1.71个(见表1)。平均兄弟姐妹数随着出生年代递减的趋势，再一次表明农村人口生产数量偏好的减弱②。
图1 农村户均人口数③
在生育率下降的同时，中国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数呈递增趋势。1990年，劳均受教育年数仅仅6.20年(达到小学毕业的水平)，到2012年上升至8.90年(接近初中毕业水平)，22年间受劳均受教育水平提高了约一个教育层级(见表2)。
分年龄组来看，年轻一代农村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其前代。根据CGSS2008数据库，同样把1950年至1990年出生的农村人口分为三个年代(划分标准同表1)。出生于20世纪50、60年代的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数5.59年，接近于小学毕业；70年代出生的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数延长到约7年，相当于初中一年级水平；最年轻世代的平均受教育年数达到8.56年，已接近初中毕业水平⑤。
图2 人口生产质量偏好强度
图3 东中西部地区人口生产质量偏好强度 人口转型的程度可用人口生产质量偏好强度作为测度指数。人口生产质量偏好强度(Q)可定义为人均受教育年限(E)与家庭人口规模(N)之比，即Q=E/N。根据表2所列的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数和图1表示的户均人口数，可计算出1990-2012年中国农村人口生产质量偏好强度指数如图2。图3是分东中西部地区计算的农村人口生产质量偏好强度指数。该指数显示，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人口生产质量偏好强度呈上升趋势，明显表现出在农业较发达的中东部地区其较西部地区偏大。 根据贝克尔和卢卡斯等人人口转型的经典文献，生育率下降和人力资本积累率提高是工业化进程的内生变量。但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中国农村人口转型的原因相比国外更为复杂。大体来说，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生育率下降，主要是政府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的确立和不断完善，特别是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经济社会因素在人口生产量质偏好转变方面起着主导作用，人口转型由被动转向主动[29]。 三、人口转型的农业技术进步效应 (一)农业技术进步的定义 舒尔茨认为：“一种技术总是体现在某些特定的生产要素之中，因此，引进一种新技术，就必须采用一套与过去使用的生产要素有所不同的生产要素”[4]。依此观点，农业技术进步则可以看作为农业生产函数的变化。 传统农业是通过土地、劳动这类初始资源来获取产出的经济类型[30]。以L代表劳动，N代表土地，传统农业生产函数可表示为
=f(L，N)。由于土地在宏观上和短期可视为常量，传统农业生产函数又可简化为
=f(L)。依据舒尔茨的观点，传统农业中的技术是基本保持不变的，所以传统农业的生产函数的典型形态为静态函数。现代农业有别于传统农业的主要特征，是随时间变化的资本运用以及劳动力质量的提高。现代农业生产函数形式为
=f(K，hL，t)，其中K表示物质资本，h表示农业劳动力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t用来表明随时间而发生的技术进步。若不考虑时间t变化或技术进步的影响，可将现代农业生产函数表示为：
=f(K，hL)=f(K，H)，其中H表示农业部门的人力资本存量。 若舒尔茨的观点成立，那么，农业技术进步可以定义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实现现代农业生产函数(以K和H为基本投入)对传统农业生产函数(以L为基本投入)的替代。要完成这一替代过程，必然涉及农业部门资源结构的如下变化：(1)农业过剩劳动力的非农化配置，改变传统农业以劳动为基本投入的资源配置方式。农业劳动力的非农转移是建立在随着工业部门的不断扩张带来的劳动力需求增加的基础上的，在此意义上说，没有工业化便没有农业技术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2)物质资本大规模装备农业。农用机械、化肥、农药和良种等新型要素的是新技术的载体，这类物质资本的投入构成现代农业技术进入的基本内容。(3)以人力资本度量的农业劳动者素质的显著提高。一方面，参与工业化进程激发了农民人力资本积累的动机和农村劳动力素质的代际优化；另一方面，随着劳动力转移和物质资本投入的增加，人力资本农业投资的回报率也将提升。当这种变化持续到一定阶段，人力资本要素将被引入农业生产。 (二)人口转型与农业技术进步 人口转型的农业技术进步效应，可以从其对农业生产函数转变所包含的三个方面内容的正向影响视角来观察。 1.人口转型对农业劳动力就业规模的影响。首先，人口生产的质量偏好对加速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起到推动作用。二元经济结构中，由于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发展水平的实际差异，工业部门对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要求远高于农业部门，工业领域的劳动回报率也大大高于农业部门。假设两部门之间的劳动力市场是开放的，且劳动力的流动不存在制度性障碍⑥。那么人口转型带来的人口质量的提高，必将促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因为，农业部门中的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在非农业部门获取就业机会的概率越大，获得较高非农业收入的可能性越大，从而实现更稳定的非农就业成为可能。在这里，非农部门就业机会的获取与就业者人力资本水平正相关。其次，农业人口生产数量偏好的减弱减缓了来自新增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在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基础上，有利于加速消除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因此，人口转型有利于实现对传统农业生产函数(以劳动为基本投入)和低效率农业技术(劳动密集配置)的淘汰与替代。 2.人口转型对农业物质资本积累的影响。劳动力大规模的非农转移和新增劳动力供给的减少持续到一定阶段，将会减少从事农业劳动的劳动力数量，甚至出现农业劳动力短缺的现象。由此，农业资源投入就会发生物质资本替代劳动的结构转换，因为，当农业劳动力数量短缺时，物质资本的重要性增强，物质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显著表现出来，使用物质资本的获利效应必将诱导并增强农民对物质资本要素的需求。 同时，与人口转型过程相伴随的又是物质资本供给的日渐丰裕。(1)人均农业剩余是形成农业资本的来源之一。人口转型过程中，因生育率下降而减少对劳动的投入，改善了劳动力与其他资源配比关系，提高农业劳动的生产率，进而促进了人均农业剩余的增长。(2)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收入的大幅提升使加速物质资本积累成为可能。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转移就业，增加了农民家庭的经济收入，高素质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收入更保证了非农收入的增长幅度。(3)人口转型提高了农业劳动力的素质，等同于提高了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这不仅能够避免非农产业的低度扩张，也有利于推进工业化的进程，提高工业化的质量，使工业反哺农业成为可能。(4)在人口转型过程中，与农业劳动力数量锐减对应的是劳动力转变为稀缺性资源。这将引致资本替代劳动有利性机会的出现，这为资本进入农业生产领域提供了获利可能。农业物质资本的供需环境的改善，对农业物质资本积累的实际增长具有积极意义。 3.人口转型对农业人力资本投入的影响。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观察：(1)在二元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本的非农化配置过程同时是农民家庭人力资本的加速积累过程。非农就业机会所呈现的对劳动力高素质的选择性要求，表明农民增加和拓展收入可以从提高自身的素质或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着手。在非农部门人力资本回报率远高于农业部门的条件下，将引致农民通过人力资本的非农化配置获取高收益率的机会，并在非农化配置的实践中，发现并得到其人力资本的最优价格。当人力资本的高回报率在非农化配置过程中逐渐显现并被农民所认识时，脱贫致富的动机会极大地促使他们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主动接受更高教育，以提高人力资本的实际积累。新时期农民积极参加各种实用技术的学习和农业技能的培训，十分重视对其子女教育投入便是例证。(2)当较高素质劳动力转移带来的人力资本流失率大于人口转型引致的人力资本积累率时，从短期来看，这会导致农业劳动力平均素质的下降。但是从长期来看，人口转型对农业部门劳动力素质提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一方面，人力资本积累率的持续提高，将实现农村人口素质的动态优化和代际改善，持续一定阶段，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将明显提高；另一方面，伴随人口转型过程的农业资源结构转变，将产生农业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和物质资本体现型技术的采用并逐渐显现技能偏态性特征。这些变化最终将带来农业人力资本投资机会的增长，农业部门也将因此逐渐成为高素质劳动力的竞争性就业部门。此时，不仅会留住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农业劳动力，还可能吸引非农部门高素质劳动力的加入。当人力资本构成农业资源结构的一个基本组成要素时，由于人力资本的规模报酬递增性质，农业技术将呈现可持续增长特征。 总而言之，随着农村人口转型，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逐渐取代劳动成为农业生产的基本投入，传统农业生产函数由此逐渐过渡到现代农业生产函数形态；相应地，农业技术进步的方向也由劳动数量偏向型逐渐演化为物质资本偏向型和包含人力资本在内的广义资本偏向型[31]。 四、人口转型与农业技术进步关系的经验考察 (一)数据的选择与模型的设定 选择1985-2012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⑦的面板数据。被解释变量为农业增长指标(农业生产总值Y⑧和农业增长率)。解释变量包括：农业有效灌溉面积LAND，农业劳动力数量L，表征农业技术水平的农用拖拉机数量M和农用化肥使用量F，以及反映人口转型程度的人口生产质量偏好强度Q⑨。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统计口径的一致性，各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业年鉴》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历年数据的整理计算得出。
按照对农业增长的影响要素，考察土地、劳动力数量、农用机械化程度、化肥施用量分别对农业产值增长的影响。据此，设定模型一如下： 模型一：
为了体现人口转型对农业技术进步的影响，进行模型二和模型三的设定。其中，模型二用来检验人口转型对农用机械使用的影响，模型三用来检验人口转型对化肥施用量的影响。两个模型分别设定如下：
(二)数据的检验和模型估计结果 为了避免伪回归，确保估计结果的有效性，必须对面板序列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同时为了确定回归方程的效应模型而进行豪斯曼检验。 将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各变量经过一阶差分后，均拒绝原假设，说明各变量数据为一阶单整I(1)序列，可以进行协整检验。对多变量进行协整检验的较好的方法是以向量自回归模型为基础的基于回归系数的Johanson协整检验，检验结果拒绝假设“r=0、r≤1、r≤2、r≤3”而接受“r≤4”，说明至多存在四个协整关系，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方程回归残差呈现平稳，对原方程进行回归分析，其结果较为精确(见表5、表6)。
(三)模型结果分析 1.技术进步对农业可持续增长的影响。在全国数据模型一的结果中，土地使用面积减少0.43%，农业生产总值增加1%；劳动力数量减少0.34%，农业生产总值增加1%；农用机械化水平提高0.39%，农业生产总值提高1%；化肥施用量提高0.93%，农业生产总值提高1%。全国数据检验可知在现代农业中，土地和劳动力数量已不再是影响农业增长的主要因素。作为体现技术进步要素的机械动力和化肥施用量，对农业增长起到正向的影响。其中，现阶段化肥的施用量对农业增长的影响最大，农业机械化水平对农业增长的影响也较大。体现农业技术进步的要素投入对产出的贡献远大于土地和劳动的产出贡献。分东、中、西部地区的检验结果显示，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土地和劳动力已经对农业增长不再起到积极作用，系数符号皆为负，而西部地区土地的产出弹性为0.12，仍为促进农业增长的影响要素之一，这一点符合农业现代化进程的趋势，即东中部地区农业现代化进程较快，西部地区较为落后。劳动力影响系数分别约为-0.30、-0.16和-0.17，劳动力数量不是农业增长的影响因素。劳动力数量对农业增长的负影响，说明西部地区农业劳动力大量过剩，边际收益极低甚至为负，外流现象更为严重。中部地区也存在这一现象，而东部地区多数农业人口已经转移，农业人口数量的变动幅度变小，对农业增长的影响也就保持相对稳定的水平。代表农业技术水平的机械化水平和化肥施用水平，东、中、西部地区对农业增长的影响系数分别是：0.51、0.27、0.46和0.41、1.22、0.59，东部地区机械化水平对农业增长影响高于中、西部，中部地区最小，而化肥施用量对中部地区农业增长影响高于东、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影响最小。总体来看，西部地区农业技术水平的对农业可持续增长的影响低于东、中部地区，农业技术水平较为落后也符合现实状况。 2.人口转型对技术进步的影响作用。全国模型二和模型三的估计结果表明，人口转型不管是对农用机械的使用还是化肥施用量的影响皆为正向，且较显著。印证了农业人口转型对用来表征农业技术进步的农业机械水平与化肥使用量，产生的都是积极作用。 从分东、中、西部地区的模型二和模型三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三个地区人口转型对农业技术进步都起到正向的作用。其中人口转型对中部地区技术进步的影响比东、西部地区更为显著。东部地区人口转型对农业机械水平、化肥使用量影响系数最小，其可能的原因是，东部地区耕地的细碎化程度较高，现代农业技术特别是农业机械技术的作用受限。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伴随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农业劳动力和农业用地的非农化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长远来看，中国农业产出的持续增长唯有依靠技术进步。现代农业技术是以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新型要素为载体的，因此，农村人口转型带来的农业人力资本供给的增长，将成为中国现代农业技术体系构建的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人口转型的农业技术进步机制，源于其对农业劳动力转移、农业物质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农业投资有利性机会的积极影响。经验事实表明，人口转型已成为影响当前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影响作用将进一步凸显。 从加速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着眼，在农村人口转型的背景下，政府应当出台相关政策，确保农村义务教育能够到位，在保证农村人口最基本的文化素质的同时，积极开展适当的农业职业培训，加大对农业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投入，特别是因地制宜地就农业发展最迫切解决的技术问题进行培训。有针对性的培养大中专院校农林类专业学生，有导向性地设置专业，保证他们学有所用。鼓励农业技术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回到农村，为农业发展做贡献的同时实现自身价值最大化。以国家为主导，探索职业农民的培养办法，利用城市对农村的技术辐射，建立和完善正规教育与职业培训相结合的农民培养体系，使职业农民成为现代农业健康发展的人才保障。 ①“当资本装备率以及人均收入增加之时，子女赡养费用将会增加，因为工资水平和花在子女身上的父母时间的价值将随着资本装备率的提高而提高。如果收入增加对出生率的积极影响弱于子女赡养费用增加引起的消极影响，出生率就将下降。”参见[美]加里·斯坦利·贝克尔：《家庭经济学和宏观行为》，《现代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4年第12期；《现代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5年第1期。 ②《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8》(CGSS2008)数据库统计的人口出生年限的下限为1990年。限于数据的局限性，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生的农村人口的兄弟姐妹数未能反映。 ③图表数据均由《新中国农业60年统计资料》《中国农业统计资料2010》《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数据整理得出。 ④数据来源于对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业年鉴》以及《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的整理计算。 ⑤样本中有部分被访问者还处于在学状态，此处计算的平均受教育年数被低估，但这不影响我们观察随着出生世代递进的人口受教育水平的趋势。 ⑥该假设与目前中国的现实不完全相符。若在非农部门中剔除城市正规部门，该假设近似成立。 ⑦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其中重庆市的数据并入四川省)。 ⑧Y为以1952年为100计算的农业生产总值。 ⑨Q代表人口偏好水平，人口偏好水平=平均受教育年限/家庭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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