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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4)05-0063-06
一、“以人为本”何以可能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这 就引出了两个必须回答的问题：(1)过去的或者传统的发展观是“以什么为本”的?(2) “以人为本”的“人”是何许“人”也?
传统的发展观大致有“以神为本”(比如欧洲中世纪宗教神学的历史观)、“以权为本 ”(比如中国封建社会的皇权统治)、“以物为本”(比如市场经济中的“商品拜物教” 、“货币拜物教”、“GDP情结”——也有人称之为“以钱为本”)。正如马克思主义经 典作家所言：“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注：《马克思恩格斯 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43、42、18页。)如果客观的现实 存在不变，“以人为本”的呼声就成不了主流话语，其对实践中的发展观也难以产生实 质性的影响。事实上，早在西欧中世纪末期和资本主义初期，“以人为本”的主张就已 经成为近代人文主义反抗封建宗教神学统治的一面旗帜。但是，伴随着欧洲封建社会“ 以神为本”的发展观的颠覆，建立在商品货币关系基础上的并不是人文主义期待的“以 人为本”的发展观，而是“以物为本”的发展观(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物的依赖”社 会)。为什么会是这样?正如马克思所说：“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 判来消灭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 0、43、42、18页。)如果不消解“以物为本”赖以产生的社会关系，“以物为本”的发 展观就不会退出历史舞台。
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以物为本”的发展观越来越表现 出自身的局限性，即“以物为本”赖以存在的现实基础正在发生悄然的变化，“以物为 本”的观念越来越不能适应当下的现实(这在发达国家已有不少表现)。如在经济全球化 的趋势下，“以物为本”的发展观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两极分化”、“人的异化 ”等等问题，导致了人们对这种发展观的深刻反思和强烈质疑。于是，“以人为本”的 观念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并开始对实践中的发展观产生深远的影响。正如马克 思所说：“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 。”(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43、42 、18页。)市场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正在为颠覆“以物为本”的发展观提供客观物质基础 ，没有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没有全球化的充分展开，就没有“以人为本”的立足之地 。因此，“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既是市场经济在全球充分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马克思 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在当代的逻辑展开。马克思以“依赖关系”为标准把社会发 展划分为三大形态，马克思的社会“三大形态”的变迁历史也就是人类“三种发展观” 的消长过程：人的依赖关系(以神为本)——物的依赖性(以物为本)——人的全面发展( 以人为本)。尽管“以物为本”的发展观仍在继续影响着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但“以 人为本”的发展观不仅是人类未来发展的正确方向，而且也符合当今时代的潮流。
在近代人文主义看来，“以人为本”的“人”是抽象的人，这种抽象把“人”视为一 种生物学意义上的“类”的存在。然而在现实或实践中，人总是处在一定历史条件和社 会关系中的具体的人，也就是说，“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43、42、18页。 )一般说来，在阶级社会，“以人为本”中的“人”首先只能是以统治阶级为核心的强 势集团。因为，分工是阶级划分的基础，在旧的分工基础上产生的阶级或利益集团的客 观存在，决定了人的分化和异化，决定了统治与被统治、强势与弱势的客观存在。这种 客观存在表明，在人类历史的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以人为本”还难以真正做到“以大 多数人为本”，以“弱势群体”为本。事实也正是这样，我们越是上溯历史，社会发展 的受益者就越是局限于少数人，社会发展就越缺乏“以人为本”的色彩；反过来讲，我 们越是外推历史，社会发展的成果就越是扩展或惠及更多的人，社会发展就越具有“以 人为本”的特征。这个逻辑昭示了“以人为本”的发展规律：“以人为本”的“人”是 一个不断扩展的历史范畴，从少数人到多数人、从强势集团到普通民众、从某个阶级到 全人类、从异化的人到自由全面发展的人，这个趋势构成了“以人为本”历史范畴变迁 的指向。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利益分化、阶层分化正处于形成和扩展之中 。如果利益分化的程度与“以人为本”所能代表的人数成反比，那么，这是否意味着“ 以人为本”在当下的中国尚不具有广泛性呢?当然不是，因为：第一，这是社会性质的 要求。我国的市场经济毕竟是具有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市场经济，这个本质特征要求我 们的发展观必须代表并涵盖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邓小平把“共同富裕”作为衡量我国 改革开放成功与否的标志之一，正是基于对社会主义性质的考虑。第二，这是国情的要 求。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13 亿，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一个很大的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小数目。”中国 国情的“乘除法”表明，13亿人口是我们决策的基本依据之一，我们的发展观必须维护 和体现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此外，我国当下的国情决定了我们的发展观不仅必须具有 广泛的涵盖面，而且更应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和发展的现状，比如日益加剧的“三 农”问题、失业下岗问题，已经对我国的进一步发展构成了威胁。因此，高扬广泛的人 民性、大众性，并不仅仅是社会主义发展观念的一种理想诉求，而且对于中国当下的改 革实践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三，这是时代潮流的要求。众所周知，民主是当 今世界的潮流，民主的内涵当然要求“以人为本”具有广泛的人民性。悬置或淡化了广 泛的人民性，“以人为本”就只能停留在近代人文主义的水平，而达不到“与时俱进” 的科学高度。
必须看到，“以人为本”的“人”是理论与现实的辩证统一。在理论的层面，“以人 为本”的诉求涵盖了一切社会成员(既包括富人也包括穷人，既包括强势群体也包括弱 势群体)；在现实的层面，由于利益分化所导致的力量对比的差异甚至悬殊，弱势群体 和普通民众的权利事实上容易被忽视。理论与现实的这个矛盾表明，一方面，我们对于 科学发展观所面临的各种困难和约束条件要有充分的估计；另一方面，我们在发展的实 践中更应强调和关注普通民众和弱势群体。惟其如此，“以人为本”才能真正具有广泛 的人民性，社会发展的成果才能真正被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所共享，科学发展观才能真 正体现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
二、“先富起来”与科学发展观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我们已经看到了。但在这个 过程中出现的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也越来越引起了人们的不安。其实，“先富论 ”的意义首先在于它肯定了追求富裕的合法性，其次是让我们见识了什么是“富裕”— —至于这个富裕的主体是谁，恐怕并不是“先富论”的题中之义。
“先富”的实践提升了国民总体收入绝对水平的提高，这是不争的事实。这是“先富 ”之所以具有合法性并能够“可持续”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所谓贫富总是一个比较 的概念，如果人人都成了富人，也就没有富人了。因此，只要还有“先富”之努力，就 难免会有贫富差别的存在；如果“先富”的过程完全按“丛林法则”来演绎，就难免会 有两极分化。问题在于，两极分化中的“先富”真的“可持续”吗?尽管“先富”作为 一种规律已贯穿并支配了人类社会几千年，但历史上绵绵不绝的追求平等的努力也在提 供不断的证伪。如果说低水平的“共富”是不可持续的(平均主义实践的屡屡失败就是 证明)，那么处于两极分化中的“先富”似乎也并不是“可持续”的。于是我们看到， “先富”的诉求与“共富”的诉求形成了一种张力，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只是 在这个过程中，“先富”的诉求往往是主导，“共富”的诉求则通常居于弱势和守势， 而且一般只能在社会危机中才能显现出来。如果说二者的张力将持续下去，我们应当关 注的就是：“共富”的诉求将在什么时候转变为现实的努力?这正是当下中国的现实问 题。
历史规律往往潜藏于社会发展过程的流变之中，一旦给定必要的条件(变量)，潜藏着 的历史规律就会颠覆既定的主流话语霸权，并主导社会的发展过程。人类社会与自然界 相同之处在于，只要给定必要的条件，客观规律就一定会发生作用。然而，与自然界不 同，由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具有很强的“主观能动性”，其客观规律所须的条件往往 不易精确把握，所以对规律出现的时空难以具体定位，对规律作用的后果也只能是趋势 性的，这就使得人们的认识滞后于现实的变化，中国20多年的发展历程的经验和教训也 证实了这个道理。虽然20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经济面貌，但逐 渐积累的矛盾和问题也越来越不容忽视，比如：经济快速增长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并存 ，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个人之间的差距持续扩大，失业人口居高不下，腐败问题和贫 困问题形成强烈反差，资源短缺和生态破坏的压力越来越大，一句话“利益失衡”已经 是当下中国的现实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有些固然是中国在发展现阶段难以完全避免 的，但有些则是过去的发展观的失误所导致或加剧的。其实，早在科学发展观正式提出 之前，理论界有关三农问题、国企问题、就业问题、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社保个 人化、金融和财政问题、公平和效率等的争论，就已经对片面强调“先富”所导致的利 益失衡表示了担忧。随着利益失衡的加剧，这种担忧不仅集中表现在科学发展观的一系 列主张中(比如“五个统筹”)，而且似乎表明：“共富”的诉求(它以“协调发展”、 公平等呼吁表现出来)正在成为现实的普遍要求。
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全面、协调、可持续)，并不是要否定“先富论”，而是对“ 先富论”造成的利益失衡的一种纠偏。如果任由利益失衡自我强化，那么“先富论”就 必然难以“持续”(比如社会舆论对孙志刚案件、民工欠薪、刘涌案件和宝马撞人事件 的反应就是征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发展过程中的利益均衡(不是平均)，这表现在 其内容上：全面，是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而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协 调，是社会整体和各阶层的协调发展，而不仅仅是某一局部、某一部分人的发展；可持 续，是代内和代际的永续发展，而不仅仅是代内的发展。其特点在于：发展的目的是“ 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物为本”，发展的主体是大众而不仅仅是精英，发展的标准是全 面、协调和可持续而不是GDP。
三、精英与大众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我们都 有充分的理由把这些变化归结为“制度的变迁”(改革)的结果。然而，伴随着这种变化 ，制度的作用又重新演绎出了古老的“精英神话”：既然制度的变革具有如此伟力，而 制度的变革又总是少数精英(在学术界，精英的概念通常包括权力精英、资本精英和知 识精英三个部分)策动的结果，那么只有精英而不是大众，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主人。 于是，人们对精英与大众的评价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精英似乎逐渐代替大众成为历史 的创造者。如果否认人民大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主人，那么，精英在发展中就理所当然 地应当享有特殊地位，“协调”和“全面”发展的要求就缺乏理论逻辑的支持，我们的 发展观就难以理直气壮地重视普通民众和弱势群体的利益。
然而，尽管改革20多年的历史见证了精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却难以证明精英推 动历史进程的主体地位，反而恰恰证明了人民大众的历史作用。改革的实践大约是沿着 这个线索演进的：农村的承包制——城市的责任制——企业破产和股份制，这其中伴随 着人力和物力资源的市场化过程(比如，商品、技术、生产资料、劳动力、土地、资金) 。众所周知，中国20多年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廉价的劳动力(10多亿人口为 “廉价”的脑力和体力劳动者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保证)。廉价劳动力对中国经济增长的 作用并不是一句空话，它的作用是实实在在的，甚至是决定性的。正是这源源不断、无 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导致了：(1)廉价的商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中国制造”在国际 市场的表现就是证明)；(2)在资本短缺、技术低下的国情下，劳动力的转移和替代成了 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如果没有千千万万廉价的、普通的脑力和体力劳动者，单靠 几个“精英”的呼吁和策划，基础设施、公路交通、城市改造与扩建、房地产业、服务 行业、加工制造等等发展与变化从何而来?如果我们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来分析，人民大 众的历史作用就更加不容忽视——因为千千万万普通劳动者就是人力资本的主体。
即使从理论上看，结论也是如此。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制约经济增长的要素是：劳 动、资本、技术、制度(对经济转型的中国而言，制度因素的作用不可忽略)。在这些要 素中，精英和大众居于何种地位?换句话说，精英与大众各自同这些要素是什么关系?资 本、技术、制度似乎与精英的联系更紧密——迄今为止，资本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技术和制度的创新也总是由少数精英开始的。然而问题并非这样简单。首先，按马克思 主义的观点看，少数人手中积累的资本来源于劳动，这个劳动的主体仍是大众(资本所 有者的劳动与其相比，只是一小部分)。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是社会劳动的产物。其 次，技术的创新与发展虽然往往是个人行为，但从根本上讲，技术的创新与变迁来源于 实践的经验总结，而实践的主体是大众。其三，虽然制度创新的直接发动者多半是少数 精英，但创新的需求、推动创新的主体却是大众。如果一项制度创新背离了社会绝大多 数人的需求，缺少大众的认同和支持，它就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异想天开，即使强制推行也只能是短命的。
诚然，历史证明了精英的“超前”贡献，但这个贡献并不能颠覆大众作为推动历史发 展的主体地位。决定历史发展方向的是历史参与者的“合力”，合力的主体不是少数精 英而是大众。历史的导演并非精英，而是潜藏在历史进程中的“规律”!精英不过是历 史规律正好选中的演员罢了(之所以选中他，是因为他正好符合表演这个规律的条件。 如果规律缺位、不到位或失效，纵有天才也成不了精英。中国有句古话：时势造英雄) 。换个角度看，精英头脑中的创新意识总是代表着某个阶层、利益集团的诉求和主张。 进而言之，一个合理的制度创新绝非是悬在空中的东西，它的背后一定是广大民众的利 益诉求。由此可见，科学发展观中的“全面”和“协调”的要求，并不是对普通大众的 施舍和恩赐，它本身就是建立在“人民大众是历史发展主体”这一马克思主义立场之上 的，是人民大众应有的正当权利。
四、“可持续发展”不能只关注“生态环境”
我们认为，把“可持续”仅仅局限在“生态环境”的范围来理解，未免过于狭隘了。 尽管人们对可持续发展概念的理解尚有许多分歧，但都承认，“社会、经济、人口、资 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可持续发展不 仅内涵着“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协调发展，而且也内涵着“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协调 发展。在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中，“人与自然”的关系通常被简称为“生态环境”；为了 对应起见，我们把“人与人”的关系简称为“人态环境”。
把“可持续发展”定位于“生态环境”(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西方可持续发展理论 的出发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引进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 了积极的作用(如环保意识的增强)，但是，忽视“人态环境”的思维定势也深深地影响 了中国的学术界。在这种思维定势的影响下，我国学术界往往把西方发达国家在“后工 业化”中所凸显的“生态环境”问题绝对化，忽略了转型中的国家所存在的更为重要的 “人态环境”问题。
在西方可持续发展的主流理论中，“人态环境”之所以被忽略并不是偶然的：(1)“生 态环境”问题一般不具有阶级性或民族性，而“人态环境”则不然，它往往具有鲜明的 阶级性或民族性。“生态环境”恶化会损害全社会或全人类的利益，而“人态环境”恶 化的直接受害者通常只是社会中的某个阶级、群体、阶层(且往往是该社会中的弱势群 体)。换言之，在面对“生态环境”的问题时，人们往往容易引起共鸣，形成共识；而 一旦面对“人态环境”的问题时，人们的价值判断就只能是歧见纷呈，难以统一了。正 是由于这一特性，决定了“人态环境”在“主流话语”中往往得不到应有的关注。
(2)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对资本主义“人态环境”作出了深刻的批判。这 种批判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科学分析和怀疑的基础之上的。然而，今天的西方学 者通常是在“现有制度合理”这一预设前提下来考察可持续发展的。这种“制度合理” 的预设前提必然遮蔽对“人态环境”作深层次的追问。由于现有制度被锁定在天然合理 、不证自明的公理之中，因此，当代西方的主流理论在面对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时，不仅 看不到“生态环境”问题背后隐蔽的更深刻的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原因，看不到 “人态环境”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公正、不合理的真相，从而难以达到马克思 当年分析资本主义种种问题的深度，甚至有意无意地回避“人态环境”问题。
(3)苏东解体后，“历史终结论”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在不少人那里内化成了某种“ 流行话语”，从而阻碍了人们对可持续发展中的“人态环境”问题作严肃的探讨。冷战 结束后，“生态环境”以其“超时间”、“超历史”、“超国家”的认识与表述框架， 逐渐成了一种新的全球性共识；而在市场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下，对“人态环境”的 忧患似乎也随着“历史的终结”而终结了。在许多人看来，如果“生态环境”是可持续 发展中的“真问题”的话，我们又有什么必要去纠缠“人态环境”这样的“伪问题”呢 ?
然而，“人态环境”并不是一个“伪问题”。其一，“生态环境”问题在相当程度上 是“人态环境”问题。我们对“环保主义者”的崇高主张历来充满敬意，但我们认为， 期望单纯的“环保”就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几近空想。如果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拜金 主义、消费主义的“人态环境”得不到矫正，道德失范、人欲横流、争夺与冲突不断升 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能和谐，人类破坏“生态环境”的内在冲动就不可能得到有效 遏制，社会最终也就不可能持续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可持续发展而言，“人态环 境”问题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生态环境”。
其二，“人态环境”问题并未“终结”。历史发展到今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很多 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人态环境”并非从此可以无忧了。远的不去说了，近10多年 来，海湾战争、巴尔干冲突、金融危机，以及近年来的反全球化运动、“9.11”恐怖事 件、世界经济衰退、阿根廷社会动荡，难道不正是“人态环境”恶化的结果和表现吗?
其三，“全球化”的市场经济更应当关注“人态环境”。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在发表的 《1996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曾指出过五种不可持续发展的情况：一是无工作增长(
Jobless growth)，即经济增长并未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二是无声增长(Voiceless
growth)，即经济增长并未伴随着政治参与和民主的扩大；三是无情增长(ruthless
growth)，即经济增长的好处大部分落入了富人手中，贫富分化加剧；四是无根增长(
rootless growth)，即市场化、全球化导致了本土文化的危机以及民族冲突的发生；五 是无未来增长(futureless growth)，即经济增长破坏了生态环境。除第五种“增长” 外，前述四种“增长”均与“人态环境”的恶化有关。事实上，以上几种“增长”不仅 是当代社会的客观存在，而且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一些问题还在进一步恶化。
其四，发达国家尚未告别“人态环境”问题。从经验上看，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 ，其“生态环境”与“人态环境”的权重并不一样。一般而言，处于“后工业时代”的 发达国家似乎更有理由和条件关注“生态环境”问题。但是，有条件关注“生态环境” 并不意味着发达国家可以超然于“人态环境”之外。估且不论发达国家“人态环境”中 仍未解决的“老问题”，仅就“新问题”而言，就足以让我们对发达国家的“人态环境 ”未敢乐观了。以美国为例。90年代以来，“透支消费”与“透支经济”越来越成为美 国经济摆脱“过剩”的不二法门。(注：赵磊《透支经济与财富幻觉》[N]，北京：《光 明日报》2001年5月28日。)“透支消费”与“透支经济”的发展表明，美国经济在分配 环节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它的运行居然要靠“透支”才能维持，经济过剩只能依靠 “透支”才能解决。一个依靠“透支”的经济最终是不可持续的(美国经济走入衰退即 是明证)。然而，如果分配环节中的“人态环境”依然故我，那么美国经济的合理性终 究会被“透支”殆尽。
值得一提的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忽略“人态环境”的倾向已经引起了我国某些学者的 质疑。比如刘奔教授指出：现在人们普遍忧患的“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还在于 它们是根源于东西、南北矛盾。不着力研究和解决东西、南北矛盾，仅着眼于人和自然 的关系，这些问题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注：刘奔《从“世界普遍交往”到“东西 南北”问题》[J]，北京：《哲学研究》1999年第5期。)滕藤教授指出：可持续发展并 不仅仅是“生态环境”问题，“除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发展以外，还有社会、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问题，这关系到社会制度问题，关系到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是否可持续 的问题。”(注：滕藤《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制度》[J]，北京：《真理的追求》2000年第 8期。)以上两位学者的看法值得人们深思。
在发达国家，尽管可持续发展的主流理论悬置了“人态环境”，但税收调节、社会保 障等政策的实践表明了对“人态环境”的关注是何等必要，没有这种“关注”，发达国 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早就不可持续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尚且需要“关注”，更何况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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