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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传说葡人早在明朝正德年间，以麻喇加佛郎机人身份随诸番来华贡市，初抵珠江口香山岙十字门内港靠近娘妈庙上岸，就向一村叟打探地名。村叟当然不识葡人“
语”，冲口反问“乜尻？”（村语也）葡人竟依声拼词弄出个"MACAU"的洋名来，澳门从此就变成珠江口一个“国际化”商港。中外学者扯澳门历史往往就从考证"MACAU"一词开始，然而迄今尚没有一个公认的说法。因此，"MACAU"一词也就成为澳门历史失语症的一椿老生常谈的伪证。
澳门开埠的这个野史传说，本地居民包括华人和土生葡人，皆耳熟能详，亦皆能用粤语娓娓道来，当作笑料。然而，土生葡人中的文人雅士用葡萄牙语或英语与人交谈涉及"MACAU"这个专有名词时，发音皆避忌用[makau]而“正”其音曰[m
kau]。其实，倘查看18世纪中叶成书的《澳门记略》所附的《澳译》（即当时常用葡语词汇的“澳门话”译音）中所载的“澳门”一词，译音写作“马交”，尚无避忌之迹象。由18世纪的[makau]到20世纪的[mkau]，仅此一个词的音变现象，其中已隐藏着澳门人潜意识里对澳门历史记忆的失语症印痕。
《澳门记略》透露的语言问题
《澳门记略》序称该书成于“自濠镜开市以还二百余岁”，时当清乾隆前期。作者印光任（宝山人）和张汝霖（宣城人）先后为澳门同知，打着官腔到澳门视事，乃大清帝国驻澳门官员得风气之先者（印光任就是第一任澳门同知）。然而使人难以相信的是，《澳门记略》里把“僦居”的“澳夷”葡萄牙人认作“西洋意大利亚”（意大利）人，还认为利玛窦所贡的《万国全图》所指的欧罗巴洲为国甚多而“意大利居其一”的说法“荒谬无考”（《澳蕃篇》）。由此可知，清廷官方对澳门的“佛夷”仍然“不求甚解”。
《澳译》前言：“西洋语虽侏离，然居中国久，华人与习之，多有能言其言者，故可以华语释之。”——问题就在于“西洋语”与“华语”具体所指是哪些语言？“西洋语”指的是澳蕃的葡萄牙语还是利玛窦的“意大利亚”语，抑或是教堂布道的拉丁语？而“华语”在澳门所指应包括“官话”、“粤语”、“闽语”及各种方言。这种语言混杂的情形使我们难以判断《澳译》的“西语”注音代码所用的汉字“原音”究竟属哪个系统？明清时代在澳门担任“通事”（译员）者多为闽人，当然，其中亦当包括粤籍人士或谙粤语的闽人。然而，印、张二位官老爷（按当时当地流行的“西化俗语”尊称可呼为“印呱”、“张呱”）皆长江北岸人氏，下车伊始开口呼斥当然要打官腔操官话，哪有屈就使用闽语或粤语一方之言的道理？仅从《澳译》胪列的各类音注试挑出几个常用词语，核对葡文拼法，就很容易觉察出通事们在翻译时所使用的注音汉字，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例如：
云（奴皮）——葡文"nuvem"。用粤语注音当为“奴永”，“皮”显然是“永”的手误。“永”倘系官话注音，显然不合葡语读音。
雨（租华）——葡文"chuva"。“租”音当近官话注音。
半夜（猫亚内的）——葡文"meia noite"，“猫”音似为闽音，比官话和粤音较近葡语。
水（了古）——葡文"agua"。用粤音去注应写作“丫古”，“了”，显然是手误。“丫古”作官话音读则与葡音相去甚远。
屋（家自）——葡文"casa"。倘用粤音“家咱”注则通，“自”恐系“咱”字之笔误。
叔伯（即是挑）——葡文"tio"。应以“挑”之粤音为注字，“即是”二字想是把通事原话“tio即是挑”的述语“即是挑”整个儿误用进去了。
唐人（之那）——葡文"china"。注音“之那”当为粤音。
火头（故知也立）——葡文"cozinhelra"之注音汉字，当属闽粤方言音。
刀（化加）——葡文"faca"注音，当以粤音较为接近（注：本文凡引用《澳门记略》资料，皆出自澳门文化司署1992年出版的《澳门记略校注》（赵春晨校注）一书。《澳译》见该书页187-200。）。
其实，以上各条的分析也只是以现在的汉语和葡语两方面的语音常识作参照比较，姑且得到这么一个看法：即《澳译》部份跟《澳门记略》全书的语用风格有所品别，《澳门记略》大体上是用当时的“书面语”（官话）写作，而《奥译》的汉字注音则依当时通事的口语记音习惯而定，因而显得标准不一，官话与方言混杂莫辨了。然而，上列注音汉字的读法是否应该用乾隆朝通行的“官话”音韵去解读呢？
近世唐音与明清官话
葡萄牙国王唐·曼努埃尔于1508年发出“打听秦人(Chins)”的命令，1512年阿尔布克尔克向国王发回“马六甲是中国商人之集散地”的情报（注：施白蒂(B.B.Silva)：《澳门编年史》（第一卷），澳门基金会出版，1995年，页1-2。）。于是葡萄牙人就急于去“发现”中国。16世纪前期的葡中交往由此出现了传奇性的恶作剧场景，双方粉墨登场的角色包括皇帝、太监、使者、兵头、舰长、海商、海盗以及扮演穆斯林领航员的闽侨通事火者阿三。这样，一
具有“世界舞台”意味的“文明戏”就在中国东南沿海甚至直至北京连场搬演，使后人在一片喧嚣嘈杂的历史话语里分辨不清各路戏子拿腔捏调究竟操的是何方乡音？
葡中交往史的“序幕”由1504年耶稣会成立后派往远东传教的沙勿略拉开。1542年，他从宁波“双屿港”乘船往日本，同船的中国海商之中竟然有著名海盗王直，船上还有供奉中国人的海上保护神妈祖娘娘的神龛。沙勿略到了日本传教才“发现”了中国之谜。
彼与有学识的日本人，尤其与僧人辩论之中，辄惊日本人对其毗邻大国之文学哲理深致敬佩，盖此为日本全部文化之所本也。……当时沙勿略所得关于中国及其居民之消息甚佳：“留居其国之葡萄牙人谓其为正义国家，优于基督教界诸国。我在日本及他处所见之华人，皆聪明而多智巧，远为日本人所不及，且为习于劳苦之人也”（注：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出版，北京，1995，上册，页1-2。）。
沙勿略在日本接触中国文化的时候，有可能已开始学习中国语言。这位梦寐以求向往中的西来圣人，于1552年12月3日于上川岛去世，直至他弥留之际，一直有一位中国青年安敦(Antoine)陪伴着他。安敦曾受业于果阿，对沙勿略忠心耿耿，是果阿主教派他跟随沙勿略要去向中国皇帝呈送《卧亚主教呈皇帝书》的。安敦是位语言天份极好的华侨青年，他对沙勿略临终呓语除去对圣人儿时所操的巴斯克语有所不解之外，其他的遗嘱则一一牢记不忘（注：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出版，北京，1995，上册，页4-5。）。
我们从沙勿略及其华籍仆人那儿刺探消息，就是想了解相当于澳门开埠时期中国沿海和日本方面通行的华语究竟属于哪个音韵系统？这就涉及语言历史发展的系统性问题。“语言的历史发展也是系统的。从一个时代变到另一个时代，是一个新的系统代替旧的系统。”（注：王力：《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出版，北京，1985，页10。）——这是进行共时静态描写的重要指导原则之一。当然，运用历史比较方法进行断代研究，必须将一个共时态同上一个时代对比，以及向下，主要是同现代汉语对比（注：程湘清主编：《宋元明汉语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页12。）。为此，我们先得在“共时态”方面扩展视野，了解16世纪汉语话语系统的整体状况。
《远游记》（完稿于1576年）作者平托（F.M.Pinto，耶稣会士）于1549年与沙勿略一同到达日本。《远游记》记述葡人当时经营的浙江双屿港商贸驻地的盛况，指出那儿一个葡萄牙人村落，有一千二百名葡人和同样数量的各国人等，其中有三百人同葡萄牙妇女或混血女人结婚，“买卖超过三百万金，其中大部分为白银。”（注：费尔南·门德斯·平托：《远游记》中译本，澳门版，1999。）这一时期葡人参与其中的中日贸易乃“秘密贸易”，双屿岛贸易的合伙人王直一伙长期居住日本西岸的五岛、平户岛等地接应闽籍海商。嘉靖三十五年(1556)，居对海州（对马岛）的王直有信给浙江总督胡宗宪说：
惟西海道之西二三岛，惯构内地人交易。诸岛之外有地名对海州，内有大唐街，皆我人所居，中国货至此息肩入……（注：小叶田淳：《日本和南支那》[昭和十七年(1942)]，页87；《唐一奄全书》“海议”《论处王直奏情覆总督胡梅林公》。）
庆长九年(1605)长崎奉行所设唐通事（华人译员）职位，华人冯六被录用（注：《长崎年表》卷一：“庆长九年实行丝割符商法。此年设置唐通事，以唐人冯六任之。”）。此后，不少江浙闽出海营生的华人任唐通事。据山胁悌二郎著《近世日本宝岛史的研究》记载，仅元禄元年(1688)到达长崎的中国人总计达9,128人，中国商船共计194艘（注：转引自张昇余著：《日本唐音与明清官话的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1998，西安，页90。）。据记录，中国开往日本九州各港的商船从天正三年(1580)至安正五年(1859)总数为5815艘，主要来自南京、宁波、普陀山、厦门、台湾、广州等大港和温州、福州、漳州等中型港口（注：参见《长崎年表》、《清俗纪闻》、《华夷变态》、《增补华夷通商考》等书资料。）。随船东渡的闽浙等地禅僧（临济宗）在长崎等地经商建寺传播文化。日本语言学家有大坂秀士、奥村三雄、饭田利行、汤泽质幸等人，将黄檗宗僧侣带去的中国语音和长崎唐通事传授的中国语音合称为“近世唐音”（注：转引自张昇余著：《日本唐音与明清官话的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1998，西安，页11。）。“近世唐音”指15世纪末至18世纪传入日本的中国江南地方语音，主要反映明清时期的南京官话及浙闽方言，而有别於早在11-15世纪传入日本的中国北方语音。
黄檗宗僧侣虽然绝大多数为闽浙人，但诵经和集体聚会必须使用官话，即当时江南通用的普通话——南京官话：“语言是中国南方人发出的南京官话音；其音韵系统是明代南京官话的音韵系统。”（注：转引自张昇余著：《日本唐音与明清官话的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1998，西安，页28。）
唐通事唐音资料多“二字话”、“三字话”、“四字话”词汇，作为培养通事的教材，主要反映商贸洽谈的各种用语，作为通事常用语汇还是以日常会话的内容居多。可见，唐通事唐音反映的中国语以口语为主，而黄檗宗僧侣的唐音反映的中国语以书面语为主。
日本的江户时代先后约三百年，相当于明末清初时期，也就是澳门开埠时期以及随后大做东西方海贸生意和进行双向（甚至多向）传播人类东西方文明的雄心勃勃的大时代。
耶稣会教士的“华语”
来华耶稣会士学习华语最早有记载的是1555年被巴莱多(N.Barreto)留在广州的戈兹(Etienne Goez)修士。戈兹刻苦学习，过劳致疾，六个月后返回果阿。澳门开埠初期的1556年之后，神父开始在“为华人建造的圣母庇荫之礼拜堂”里“用华语说教”（注：嘉尔定(Cardim)神父：《日本教省报告》(1645)法译本，页9。）。1584年末刻于广州的《圣教实录》（罗明坚著）是第一本耶稣会士用华语写的教义书。1582年4月利玛窦被范礼安召赴澳门，是年八月甫抵澳门，即开始研究华语，次年随罗明坚赴肇庆，当地中国文士辄来过访，与之订交，可见利氏使用华语社交能力之高超。曾追随利氏的两位青年华人，其中一位锺鸣仁是第一个入耶稣会的华人，系“广东新会人，富家子兼良家子，谙西方语”，欲自磨练，“愿偕诸神甫入内地，故利玛窦携之与俱”；另一位黄鸣沙，澳门出生，与葡萄牙人有亲谊，未入耶稣会前曾习拉丁文，熟知中国语言文字，不少耶稣会士跟他肄习汉语。安文思的《中国新志》页101称费奇观撰《汉葡字书》并有汉文著述二十余部。“华人曾言（其）词理文笔之优欧罗巴司铎中殆无能及之者”的金尼阁，1614年回罗马，获教皇保罗五世(Paul V)特颁教谕，“许在弥撒之举行与圣务日课之祈祷中用华语”。其时华语就像在日本禅宗中间那样，也成为入华天主教的一种国际宗教语言了（注：参考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有关条目。）。
利玛窦在1592年11月12日写给罗马神父的函中说：
中国十五省都使用同样的文字，但是各省的语言不同。有一种通用的语言，我们可以称它为宫廷和法庭的语言，中国人称为官话。我们目前学习的正是这种语言。
利氏所著《中国传教史》中有一段更明确的记载：
在这些不同的语言中，有一种叫做“官话(Cuonhoa[Kuou Xua])”的语言，是法庭语言，通用于各省的宫廷和法庭。学会了官话，可以在各省使用，就连妇孺都能使用官话跟外省人交谈。
在他的《宾主问答》一书中还有当时与华人交谈的实况记录：
客人：如今你晓得我们这边官话不晓得？
主人：也晓得几句。
倘想进一步深入研究，耶稣会士涉及当时的南京官话的注音资料可供参证的有：利玛窦的《西字奇迹》(1605)、《程氏墨苑》（17世纪）、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1625)。马提尔著《官话类编》(1903)中的《南京官话音表》，也都注有罗马字音。
现根据张昇余博士《日本唐音与明清官话的研究》，比较研究利氏等三人的标音特点，将南京官话的声母归纳如下表，系采用国际音标作记音符号，俾供作为考察鉴别明清时期澳门通用之官话与外交汉译音韵的一种参照标准。
南京官话中，入声的保留一个调即统一为一个声门闭锁音（
）（注：转引自张昇余著：《日本唐音与明清官话的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1998，西安，页47，页81。）。据说“官话”一词最早见于明代张位的《问奇集》：“大约江以北入声多作平声，常有音无字，不能具载；江南多患齿不清。然此亦官话中乡音耳。若其各方土语，更未易通也。”可知明代官话，在江以北已失去入声，似接近中州音了。而江南保存入声则是“南京官话”无疑。
《西儒耳目资》的声调系统分清平、浊平、上声、去声、入声五调。入声只有一调，不分阴阳，也不论来历的清浊，跟《中原音韵》的分派三声（即：浊音是否送气，韵母并入何韵，声调派入何调）不同，金尼阁解释说：“古音为上，今读为去。”——张卫东《论〈西儒耳目资〉的记音性质》认为《耳目资》就是为帮助传教士快速掌握汉字汉语而著，“以江淮官话为基础方言，以南京话为标准音的明末官话”（注：参考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页117。）。
利玛窦1583年12月13日曾于澳门致函富尔纳里神父(P.Martino de Fomani)谈及华语“发音上有很多同音而异义之字，许多话有近四个意义，除掉无数的发音外，尚有平上去入四声。”两年后（1585年11月10日）利氏于肇庆致信拿坡里的马塞利神父说：“目前我已能说流利的中国话，开始在圣堂里给教友们讲道。”1589年9月9日利氏于韶州致澳门远东视察员范礼安神父报导：“南华寺……僧侣他们国语说得很好，发音也清楚，还懂得其他语言”（注：引自《利玛窦全集》之《书信集》（上），罗渔译，光启／辅仁出版社，1981，台北。）。
南华寺为中国禅宗曹洞宗的发源地，澳门的中国寺院正是曹洞宗重要的分支，如普济禅院历代主持法师皆曹溪南下传人，在明清中国佛教史上占有很突出的地位。其中如澹归、大汕、成鹫等名僧，皆出身于名士，文化涵养极高，原籍亦都在江南，他们诵经吟唱以及与当地绅官雅士交谈使用官话也就毫不足怪了。
当然，耶稣会士在澳门华人中传教所用语言除了利氏所说的官话之外，当也使用本地方言。《澳门记略》有“澳门诸夷寺外别立天主堂名曰唐人庙”的记载。张汝霖《请封唐人庙奏记》写的很清楚：
……惟澳门一处，唐夷杂处。……其唐人进教者约有两种：一系在澳进教；一系各县每年一次赴澳进教。其在澳进教者，久居澳地，集染已深，语言习尚渐化为夷。……其各县每年一次赴澳进教者……至冬至日为礼拜之期，附近南（海）、番（禺）、东（莞）、顺（德）、新（安）、香（山）各县赴拜者接踵而至，间有外省之人……（注：《澳门记略校注》，页81-82。）
由此可见，到澳门进教的华人信徒，多为珠江三角洲的乡民。“间有外省之人”到澳门进教，江苏的吴渔山等名士即为先例。由此可以想像澳门社会语言的复杂和丰富了。此外，在澳门一带水域漂浮生存的“福（鹤）佬”、“蜒民”，他们的俗语必然也会渗入澳门的华人和土生葡人社区。澳门昔称“蠔镜岙”，推想似由闽语之一的兴化方言“蠔仔岙”的谐音变化而来。“仔”兴化音通“囝”，读音与“颈”、“镜”接近。闽中莆田沿海的兴化土话称“牡蛎”为“蚝”（“蠔”的俗写）。蛎房在闽中曰“蚝房”（注：程湘清主编：《宋元明汉语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页497。）。“蠔仔”在妈祖故里的发音极接近“蠔镜”、“蠔颈”，记此姑备一说。
葡语的生成及其克里奥尔化
葡人用两句名言描述海外扩张的历史动机和归宿：“在非洲（摩洛哥）大动干戈”与“跟中国做生意去”；并且用“上帝领路，大海平静！”来表达基督徒怜悯世俗处境的悲情诗意。文艺复兴运动为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带来了希望和曙光。“语言是每个民族特性和智慧的反映；一个民族和她的语言往往是同时发展的。”（莱布尼兹）葡萄牙民族的崛起和葡萄牙语的生成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
葡语是在15世纪中期到16世纪中期最终形成的，而当时也正是因地理大发现及在其他大陆的扩张，使葡萄牙民族在政治上也明显区别于其他民族（注：[葡]雅依梅·科尔特桑：《葡萄牙的发现》，中国对外翻译公司出版，1997，北京，第六卷，页1502。）。
据说葡语是航海者的语言，首先深受葡人生活方式——大海与航行——的影响。例如，不少航海词汇来自地中海中世纪居民通用的语言之一法兰克语，而法兰克语可能受阿拉伯人的影响，阿拉伯人可能又是从中国人那里学到的。伊斯兰文化被伊比利亚半岛的基督教徒所直接吸收，进而成为葡萄牙航海文化（包括语言）最突出的特点（注：[葡]雅依梅·科尔特桑：《葡萄牙的发现》，中国对外翻译公司出版，1997，北京，第六卷，页1057-1058。）。
如果说，葡萄牙人的事业对人类文明史影响最大的时期是在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那100年间，那么，那一段辉煌的历史正是与澳门开埠之后的一个世纪联系在一起的。16世纪初的葡语，尤其是老百姓的日常话语，现在只能在德瓦斯孔塞洛斯的三部喜剧中去领会了，它们包括了数百句航海词汇。传说卡蒙斯就是在澳门开埠之初到过澳门，在白鸽巢岩洞写下了《卢济塔尼亚人之歌》（或译《葡国魂》）而被誉为葡萄牙民族语言的不朽典范。直到现在，葡萄牙人仍一如既往，像18-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者那样，把民族语言同民族荣誉紧紧联系在一起。
葡人立国（1143年）时使用称为Calego-Português（加利西亚－葡萄牙语）的一种方言，到第六任葡王迪尼斯(Dinis 1279-1325)规定一切官方文书必须用葡萄牙本国语言。葡语起源于拉丁语，但早在罗马化时期，伊比利亚半岛各地就有自己的方言俚语，使葡语的形成具有本民族的风格特点。例如葡语既有直接从拉丁语继承的一种动词时态，称为mais-gue-pefeito-simples（简单先过时），也有拉丁语系其他语种所没有的infintivo pessoal（有人称不定式）。据说，这个时态是葡语的创新，它使不可复位的动词不定式具有各种人称形式，可使思想表达更加简练明确。葡语历经七个世纪的扩充发展，就其使用覆盖地域而论，迄今已是世界第三大语种，成为一种世界性语言了。
如果从现时葡萄牙语系包括欧洲葡语、美洲葡语和非洲葡语这三个分支作参照系加以泝流溯源的观察，我们将惊诧于亚洲葡语尤其是澳门土生葡语的历史失语症现象。
葡萄牙开辟印度洋航线“发现”远东的历史性进程，跟葡萄牙语的扩散传播和与各地语言的混杂蜕变关系明显，这种历史语言现象涉及民族变体和语言变体问题。自15世纪以降，葡语随着葡人殖民地的扩张在殖民地的渗透过程中被各种方言“边际化”了，因而出现了葡萄牙民族语言在殖民地的历史失语症现象。具体地说，这就是所谓的“洋泾浜化”和“克里奥尔化”现象。
克里奥尔(creole)一词来自葡萄牙语crioulo，原意指在殖民地出生并长大的欧洲后裔，后来该词也用来指在这些地区土生土长的人，最后又用来指他们所讲的语言（注：D.克里斯特尔：《剑桥语言百科全书》中译本，中国社科出版社，1995，页152，页153。）。
洋泾浜就是在没有共同语言而又想相互交际或做生意的人中形成的一种交际系统。大部分洋泾浜是以欧洲语言为基础的，这反映了殖民主义的历史。克里奥尔语是成为某一社会集团母语的洋泾浜语（注：D.克里斯特尔：《剑桥语言百科全书》中译本，中国社科出版社，1995，页152，页153。）。洋泾浜克里奥尔化的转变意味着语言结构的大规模扩展——特别是在词汇、语法和风格方面，因为克里奥尔语必须应付一种母语应当完成的日常需要。就其性质而言，洋泾浜只是一种辅助语言，是在更完善的本国语言结构基础上习得的，而克里奥尔语自身就是一种母语，其发展是以放弃当地原来使用的其他语言为代价的（注：D.克里斯特尔：《剑桥语言百科全书》中译本，中国社科出版社，1995，页152，页153。）。
世界上的洋泾浜和克里奥尔语的相似是因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起源，15世纪葡萄牙洋泾浜语就是源自地中海混合语塞比尔语，据说葡人在非洲、亚洲和美洲探险时就是使用此种洋泾浜语。换词假说提出的观点认为，四个世纪以来的克里奥尔化过程，“原始的葡萄牙克里奥尔语被英语化了”（注：D.克里斯特尔：《剑桥语言百科全书》中译本，中国社科出版社，1995，页152，页153。）。
据F.汉考克在1971年发表的世界上100种洋泾浜语与克里奥尔语资料，可以看到它们中与葡语有渊源关系的大概有下列诸种：
夏威夷洋泾浜／克里奥尔语、帕皮亚门托语、法属圭亚那克里奥尔语、尼卡利卡鲁洋泾浜语、苏里南布什克人语、巴西克里奥尔葡萄牙语、巴西普通话、特尔纳特语、佛德角克里奥尔语、塞内加尔克里奥尔语、几内亚海湾葡萄牙语、巴拉定语、塞舌尔语、斯里兰卡语、果阿语、印度葡萄牙语、马六甲葡萄牙语、新加坡葡萄牙语、雅加达葡萄牙语、马可斯塔语。
马可斯塔语又称澳门话，是一种以葡萄牙语为基础的克里奥尔语，受汉语词汇影响，主要使用于澳门。
澳门土生葡语蠡测
马可斯塔语即Macaista，比较接近的中译应为“马交意思达语”，即澳门人（土生葡萄牙人）的澳门话(Macaense)或称Patuá语。
曾旅居澳门十多年对澳门土生葡人潜心研究而知名的澳门问题专家A.M.阿马罗教授认为，澳门土生葡语是一种“古老的、别具特色的澳门土话”：
这种语言融合了现代葡萄牙语中已不再使用的陈旧词汇和主要是亚洲语族的词汇。这种语言可能是在葡萄牙语成为流行于东方的共同交际的混合语时形成的。一些学者对亚洲各地尚存的一种类似于澳门方言，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与佛德角克里奥尔语相似的土语进行了研究。这些地方为马六甲、锡兰、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和长崎。在长崎，一些葡萄牙语词汇仍在使用（注：安娜·玛里亚·阿马罗：《大地之子——澳门土生葡人研究》，澳门文化司署出版，1993。）。
据说，澳门土生男士早就失去使用土语的能力，迄今主要是下层社会和在上海及香港处于隔离状态的澳门人社团中的女性还能讲这种土语。这种土语，原来是澳门土生人世家的太太们，因与其收养的孤儿（妹仔）用汉语方言沟通有困难，于是在折衷的对话里产生了这种土生女性创造的Patuá方言。
澳门土生生态的研究者、语言学家白妲丽编著的《澳门方言生僻词词典》收录了426个非葡语词源的词。其中来自汉语词源的75个，占总数的17.5%（此项排除了目前流行使用的纯汉语词）；来自印度－葡萄牙语及马来－葡萄牙语词源的86个，占20%；英语词源词32个，占7.5%；马来语词源词151个，占35.1%（注：白妲丽：《澳门方言生僻词词典》，科英布拉，页64-65。译文中百分比恐有误，已作计算上的校正。）。从统计数字可见马来语对澳门土生方言影响较大。阿马罗认为，其原因在于近几个世纪中，因禁止使用华人作为奴婢，在澳门家庭中作仆人的多为帝汶和马来女奴的原故（注：安娜·玛里亚·阿马罗：《大地之子——澳门土生葡人研究》，澳门文化司署出版，1993。）。由此可见，澳门土生方言的词汇很大一部分是洋泾浜混合语，原来就是一种“不属于任何人的母语”（注：Blomfuld,Zeonard,1955,Language,p473。），是好几个世纪前奴隶贩卖和殖民主义的副产品。其实，有些看似汉语词源的洋泾浜英语，如wok（镬）、yumcha（饮茶）、dim-sim（点心）、like a pakaputicket（不可思议）里的pakapu（白鸽票），其来源应是从广州方言转为葡语的洋泾浜而被英语所借用。像"wok"这个词，肯定是从贩卖佛山制造的铁锅（广州方言叫做“镬”）而来，葡人早在前清时就已包揽了从澳门转运出口佛山镇名牌产品铁镬的生意。而“白鸽票（读若‘标’）”这一赌博方式是从晚清广东地区“闱姓”赌博演变而来，如今仍在澳门公开举行。
当然，倘若对澳门土生方言的词汇来源作历时宏观的生成比较研究，可能会发现更广袤的视野。以汉语而言，中国北方的汉语多受阿尔泰语的影响，南方的多受南亚语和泰语的影响。方言的形成和民族迁移史息息相关。美籍华人语言学家王士元教授的“词汇扩散理论”认为，语音变化本身往往是突变的，而整个语言的词汇里都是渐变的，是透过一个一个的词而实现的渐进式的改变。由于方言相互影响，经常会发生双向的扩散（注：《汉语研究在海外》，北京语言学院，1995；沈锺伟：《词汇扩散理论》，页31、40，页5。）。如果能从中国南方水域（浙、闽、粤沿海）的“鹤（福）佬”、“蜒家”的方言词汇与土生方言中的马来词源词作词汇扩散的比较研究，或许对澳门土生方言的生成将会有新发现。我们从日本的斋滕(Saitou)和中国上海的赵桐茂主持的中国人口的生物学研究获知，跟一个汉族群体有着最密切关系的往往并不是汉人，而是某个其它民族的群体。他们在地理位置上的接近起了重要作用。因为一个群体更可能和邻近的民族在语言和生物学上相互影响。事实上，共用一种语言常常是产生这种更亲近关系的最重要的前提（注：《汉语研究在海外》，北京语言学院，1995；沈锺伟：《词汇扩散理论》，页31、40，页5。）。
本托·达弗兰萨认为，在澳门人这一群体中主要拥有蒙古人的基本特徵，同时具有欧洲人、马来人、卡拉那人的外型，它是种族和由多次偶然通婚产生的亚种族的产物（注：本托·达弗兰萨：《澳门，其居民及其同帝汶之关系》，里斯本，国家出版局，1897，页197。中译转引自《大地之子》，仝(27)，页10。）。阿尔瓦罗·德格洛·马沙多认为澳门人是同日本女人、马六甲女人乃至近期同中国女人通婚的产物（注：阿·德·马沙多：《澳门记事》，里斯本，费雷拉书店，1913，页651。中译出处仝上，页10。）。埃·布拉藏则指出，澳门人有相当的一部分人，具有明显的中华民族的特徵（注：埃杜阿尔多·布拉藏：《上帝在中国圣名之城，无比忠贞》，里斯本，海外总局，1957，页71，注50。中译本出处仝上，页10。）。澳门的文德泉神甫则集各家之成果并对澳门教区档案进行深入研究之后，认为澳门人是葡萄牙男子同中国女子通婚的产物（注：文德泉神父：《澳门人－澳门》，澳门官印局，1965。）。
上列几位专家发表研究成果的年限说明了作为研究对象的历史背影极大地限制了观察者的视域。本托·达弗兰萨在1897年，马沙多在1913年，而布拉藏在1957年，文德泉在1965年，几乎恰好划分了20世纪之前和20世纪前半个世纪之不同时期的澳门人之人类生物学方面的变异情况。安娜·玛里亚·阿马罗认为“早期定居澳门的世家的子女的母亲大部分可能是欧亚混血儿”，她引证的注文列出1561年热罗尼莫·费尔南德斯神父的一则笔记说，“在印度的葡萄牙男人喜欢择混血女人为妻”，以及在1641年马六甲落入荷兰人手中之后“可能许多欧亚混血女人从果阿到了澳门”，就以此为根据认为文德泉神甫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注：阿马罗上揭书，页11和页109。）。
葡萄牙学者在不同时代研究澳门人的历史、人类生物学和语言变异之不同层面甚至引起争论的看法，为我们提供了本底十分丰富的澳门历史语言文化层积蕴藏的勘探指标。必须迅速扭转无视或漠视澳门历史文化之学术价值的肤浅论调和粗疏作风，为的是抢时间去尽力弥补这一笔不仅是属于澳门的或中华民族与葡萄牙民族的甚而是属于全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应该不遗余力地有选择地保护有价值的语言学变异，就像保护数千年前文明进化的成果一样”，“每一种语言确实都是向我们周围世界敞开的窗口，给予我们的不仅是它今天的不同景象，而且还有它在很多世纪以前的情形的反映”（注：仝(31)上揭书，页22。）。
近几年，澳门的土生葡人语言艺术家们热衷于排演土生土语话剧，追寻先辈们曾经世纪沧桑的“大洋洲国”的“东方遗言”——澳门话的痕迹。借用澳门土生艺术家马若龙创造的意念，可以这么说，“澳门皇朝”（它的权力中心被隐喻为“利玛窦之魂”）俱往矣，澳门土生精英们早就沉入“世纪追魂之梦”，形成了一种类似于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延宕与现实并置的人类学（博物志）话语。
澳门街华人方言小考
索绪尔认为，“每种语言都属于具有特定渊源的特定的民族，使它有别于其它各种语言；这相当于研究语言与人种有关的那些问题”（注：索绪尔：《给安托万·梅耶的信》，1894年1月4日。《索绪尔研究》，第21卷(1964)，页93。转引自詹姆逊：《语言的牢笼》，页10，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然而，相同人种即使同为“汉族”的澳门华人，在近代史上亦表现不同的文化状况，这就引来了民俗语言学感兴趣的问题。以澳门作为民俗语言学的考察对象，寻找语言变化的民俗本质和差异，例如，方言词、俗语、习惯语、禁忌、招呼、事物名称的出现往往与民俗有关，即使在方言语音上的微妙变异，都有其与历史和地域（包括历时性和共时性方面）错综复杂的原因。
本世纪20年代，澳门还只不过像一个大村庄或像一个小市镇，因此一直被称为“澳门街”。澳门华人最初的族群是以陆地居民和水上居民作主要区分的。据说，澳门开埠之前望厦村已有闽人寄居（或者已有称为“客家人”的珠江三角洲移民），而相传明万历时随闽商贾舶带来妈祖神像的可能包括莆田人（水手）和漳泉人（客商）。庞尚鹏亦指出，澳门开埠之后，闽粤商人趋之若鹜，“其通事多漳、泉、宁、绍及东莞、新会人为之，椎髻环耳，效番衣服声音”（注：《明史·佛郎机传》。）。到明末，卢兆龙奏书指出：“闽之奸徒聚食于澳，教诱生事者不下二、三万人；粤之盗贼亡命投倚为患者不可数计”（注：《崇祯长编》卷三四，崇祯三年五月。）。他们形成澳门城内以怀、德二街为中心的华人商业区和城外华界村庄（望厦村、妈角、沙梨头、龙田村以及水上浮宅）。
我们从吴渔山(1632-1718)《三巴集·岙中杂詠》中的若干诗句亦可窥见当时澳门华人方言的驳杂情形：“一曲楼台五里沙，乡音几处客为家。”（第二首）“黄沙白屋黑人居，杨柳当门秋不疏。夜半蜒船来泊此，齌厨午饭有鲜鱼。”（第三首）“晚隄收网树头腥，蛮蜒群沽酒满瓶。”（第七首）“来人饮各言乡事，礼数还同只免冠。”而其《圣言诗》第二十六首则云：“门前乡语各西东，未解还教笔可通；我写蝇头君写爪，横看直视更难穷！”吴渔山是从上海到澳门圣保禄学院从耶稣会士学道的，他除了自己的官话和上海方言之外，必须学听讲葡萄牙、拉丁等外语，他听到的还有黑人说话，土生葡人说话，日本人说话以及闽粤各种方言包括“鹤佬”和“蜒家”的“水上人”说话。
“鹤佬”原指“福佬”。“福佬话”并非等同于明、清时期的闽语或现今的闽语。明、清时期澳门闽籍华人讲的方言主要是指漳泉潮商人常用的闽南话和与之地域比较接近的潮州话，另外还应有闽贾商船（俗称“大眼鸡”）的水手之间使用的妈祖家乡的方言——兴化方言。而“鹤佬话”则是从兴化话、闽南话、潮州话等变异而成的一种闽籍（包括广东潮汕沿海）水上居民的小方言。“鹤佬话”在广东沿海盛行是在晚清之前，盖与福建海盗猖獗海上有关。据说，“鹤佬”在澳门主要集中在Taipo（凼仔）地区（注：路易(Rui Brito peixoto)：《海上人家 陆地常客》，《文化杂志》第2期，页7，澳门文化司署出版，1987。），而在鸦片战争之前，那些离岛并不属澳葡管治，它们正是海盗出没的大本营。
澳门的“浮宅”渔户主体由“蜒家”构成，到80年代中期，“在澳门估计有近一万名的水上渔民，他们一直棲居在船上”（注：路易(Rui Brito peixoto)：《海上人家 陆地常客》，《文化杂志》第2期，页7，澳门文化司署出版，1987。）。澳门土生方言有称呼蜒家妹的专用词语“astancareiras（蜒家雷拉）”，而这个词的阳性形式“tancareiro（蜒家雷洛）”也可以扩大到泛指所有水上渔民（注：仝上，页14。资料来自：cf.Batalha 1977:277-8;SennaFemandes 1950。）。很显然，土生词"tancareiras"系蜒家话（粤语）“蜒家来啦”的招呼语的直接音译。以此亦可推测，澳门土生方言里当融合了不少蜒家用语，尤其是在渔民生活和渔产交易中常用的词语，自然会被土生葡人所讲的“家佣中国话”(Chinês dasamas)或称“澳门街华语”融会吸收而成为土生方言词汇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朝周去非《岭外代答》谈及广西钦州蜒人“以舟为室，泛海而生，语似福广，杂以广东西之音。”可知早在宋代闽粤方言已是蜒家话吸收对象，这跟蜒家的“浮家泛宅”历代漂泊于闽江口-珠江口-北部湾的广阔近岸海域有关。蜒家话的特点以原属广东香山县的珠海斗门上横水（此处正是在澳门开埠之前葡人走私集贸场所浪白滘范围）的“水上话”为典型。例如：无[n-]声母，古泥母字多发[I]声母；广州话主要元音为
（注：陈海洋主编：《中国语言学大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页524。）。笔者去年在澳门路环岛谭公庙遇一老妪，她自言系斗门南水村人，亦为“水上人”，其口语较难辨别。最近，笔者偕一位台湾民俗学家专访路环岛九澳村海湾三圣庙，庙旁张姓住家亦有一蜒家老妪，口音也保存着“水上话”的声调。
“蜒民”一向都是文盲，但世代相传的歌谣很丰富，珠江口一带的蜒民世代皆盛行唱“咸水歌”，颇有乐府情歌之遗韵，其中亦不乏船工苦力号子。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幼时在澳门长大，母亲黄苏英女士就是蜒家出身，曾口授一首蜒家苦力歌谣给冼星海，大意如下：
顶硬上
顶硬上，鬼叫你穷？！
哎呵哟呵，哎呵哟呵！
铁打心肝铜打肺，
立实心肠去捱世。
捱得好，发达早，
老来叹番好！
血呵汗呵，穷呵饿呵！
哎呵哟呵，哎呵哟呵！
顶硬上，鬼叫你穷？！
撞吓呢，留神呢，借光呢，
哎呵哟呵，哎呵哟呵！
顶硬上，鬼叫你穷？！
哎呵哟呵，哎呵哟呵！（注：原载《冼星海全集》，转引自《文化杂志》第26期，澳门文化司署出版，1996。）
这首苦力号子一二十年前在澳门码头的老船工和老搬运工劳作时仍可听到，哼唱者伴着劳动的节奏，随意更换呼号的话语，音调抑扬顿挫，沉郁有力。
澳门华人群落通行粤语，即使是闽人（及别的外地人），也以学会广州话为真正融入澳门华人社会的不可或缺的认同指标。当然，这是指现在的情况而言，澳门通行的粤语乃介于广州和香港之间的一种“粤海片（系）”白话。然而，在20世纪前期及明清时期，此地的粤语乃属“香山片（系）”粤语，那就是可以与土生土语作参照系的“澳门话”。“澳门话”一般指世居澳门的香山（今包括中山、珠海）籍居民所讲的小方言，主要语音特点是：无鼻音声母[n-]，凡古泥母字通读[l-]声母；[u]（或[w]）为介音的一类音，澳门话一般失落了[-u-]，如“过”[k
[33]]（广州“过”[ku[33]]）；声调八个，平、去各分阴阳，上声一个，入声一分为三。
澳门街老居民的家庭直至现在还有保留讲“石歧话”的。其主要特点是：古疑母较完整地保留[
-]的读法，如“鱼”[i[213]]；古溪母字不少仍读[k'-]（这部份字广州话读[h]），如“可”[k'[213]]；有介音[-i]、[-u]；齐齿、合口、撮口韵母在零声母的情形下，音节开头不带摩擦；声调六个，平、入分阴阳，上、去不分；有连续变调；高昇变调35调可表动作完成、程度加深或尝试的意味，如“放工”[f[33]kon[55]]（下班）→[f[33,35]ko[55]]（下了班）。（注：陈海洋主编：《中国语言学大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页523。）
珠江三角洲自宋元以降移民渐旺，操客家话的家族围海造田成聚落，分布甚广，澳门亦受这方面的渗透，水上居民与种菜莳花者亦不乏使用客家话的，乃至四邑片（系）的莞城话、台山话、拉珈话（雅谣话）都有一定的人数在使用。珠江三角洲的粤方言片中存在着闽方言岛，如原隆都地区（今中山市沙溪一带）的隆都话，就是由受粤语影响的闽方言变异形成。明清以降不少隆都人在澳门谋生，迄今澳门还有“隆都同乡会”，澳门话里仍然存在着一个隆都话的不方言文化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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