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源与居民收入差距的成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因论文,收入差距论文,居民论文,社会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0633（2004）04—045—04
基尼系数是用来测量社会收入分配不均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根据各国多年测量基尼系数的经验，当基尼系数居于0.3～0.4之间时，属于中等不均等程度。有资料表明，1978年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为0.2左右，1994年为0.434，2000年为0.458。[1]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的收入差距仍以较快的速度扩大，我国居民对于贫富差距的承受力的弹性正在锐减。本文试从社会资源的占有对收入差距形成的影响作一新的分析。
一、收入差距与社会资源的关系
广义的社会资源指整个社会所拥有的资源，包括自然资源、物质资源、财力资源、人力资源以及图书资源，乃至于电子计算机系统中的硬件和软件等。这些资源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实现社会再生产的必要物质条件。狭义的社会资源指非物质的文化和社会方面的资源，包括人口、工艺、文化、社会组织、风俗信仰以及处理问题的能力等。[2]所以，总的来看，个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包括了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和个人能力资源。在社会生活中，社会成员对社会资源的占有状况与社会的收入差距有着密切的联系。一般而言，社会资源的拥有状况决定着个体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个人的综合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成员经济地位高底等级的排列，是由其对社会资源的拥有量与其所拥有的资源的重要程度来决定的。这种差异在现实分配过程中会带来许多收入杠杆的倾斜，最终形成了收入分配差距以及财富占有的差距。
但就社会心理层面而言，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不同的社会资源占有状况产生的收入差距会有不同的理解和反应。有些差距是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的，于是在社会思维中就被认为是“合理”的。还有一部分差距是不能为人们所理解或者接受的，那么它就被定位是“不合理”的。由于个人受教育程度不同，天赋、工作能力有异，劳动者的体力、智力差别，勤奋与否，以及能否抓住机遇和承受经济风险的能力也不一样，就会导致收入多或寡的区别。但只要这种差距是在合法的条件下产生，并且通过政府控制得到一定的协调和控制，就是“合理”的差距，人们就能够接受并且支持。
我国目前的收入差距并非都是人们能够理解和接受的，其中也存在一些不合理甚至非法的因素。例如不完全的市场化，政治过于干预经济活动，低风险的社会“寻租”，行业垄断性的不平等竞争，灰色收入甚至黑色收入等同题突出，这些现象都加大了我国个人收入分配差距的程度，使收入差距扩大现象加剧化，引起民众强烈的心理反差。但这种不满并不是对收入分化本身的不满，而是对产生这种差距的不正当“致富”方式的不满，是对不合理收入差距的成因不满。
二、组织资源与收入差距的关系
组织资源包括行政组织资源与政治组织资源，主要指依据国家政权组织与党组织系统所拥有的支配资源（包括人和物）的能力。一般而言，由于执政党和政府组织部门控制着社会中最为重要的和最大量的资源，所以，它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资源，并成为社会资源中被争夺的重心。
获得组织资源的可能途径主要有：（1）通过受教育成为政治精英；（2）虽受教育程度不高，但是因个人处理、解决问题与办事能力强而得到民众与上级的认可，从而形成了其政治地位的向上流动；（3）非前面二者，但因为个人的特殊的经历或者特殊的才能而实现了职业的横向流动，例如转业军人进入政府机关；（4）得益于个人的“先赋性因素”（如家族关系，亲缘关系）而跻身于政治组织队伍的行列；（5）官商勾结，卖官鬻爵，完全依靠个人或家庭经济实力来得到在政坛的一席之地；（6）通过买卖选票，贿赂选举来获得政治地位的提升。显而易见，途径（1）（2）（3）是合理的社会流动途径，也是为社会所肯定的。途径（4）虽然因为个人的能力不同可以略有差异，如此人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能力强的人，又有良好的政治背景，他的向上的流动必然比和他外界条件与素质相当但无后台的人流动要快；而如一个无才无能的人得到了上升，那就是所谓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但它毕竟是违背了社会流动的合理程序。公平竞争是社会流动机制中的重要依据，因此，在笔者看来（4）也是不合理的获得方式。而（5）（6）就完全是政治腐败的表现，其获得方式就必然会使政治资源的使用方式是逆社会利益与民众利益而行的。也是社会心理不平衡的根源之一。
组织资源的使用结果，可以使社会成员获得社会物质经济利益。正是由于组织资源的获得方式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分，最后经济利益的获得也有双重表现。一是合理的收入差距：一个政治人或行政人，作为社会公仆，能够做到廉政爱民，在职期间，其所做的决策和方针对本地区的经济或者文化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或者为社会和公众带来了极大的发展和方便，为此而为社会接受并为民众所爱戴和尊敬，社会和政府赋予了他一定的声誉和地位。这些非物质性的社会资源有利于个人实现社会经济地位的上升流动和获取更多的物质资源，在其“光环效应”下所带来经济收入差距是可以为民众接受和理解的。人们在承认其人格魅力与个人能力的同时，也是支持并承认社会给予其的物质与精神鼓励的。二是不合理的收入差距：这是当今民众最为敏感的心理阴影区。鉴于对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行动边界还没有明确的定位，许多掌握着国家公共资源的党政机关就利用自己手中的各种审批权和特权而介入经济领域，大搞“利用政治的‘保护’而进行的寻求财富转移的活动”，最终形成各种类型的“权钱交易”、“寻租活动”。此外，还有大量的腐败行为存在，也导致了收入的集中化，使得利益的冲突显性化，社会公众就产生了强烈的相对剥夺感，收入差距就成为了不可以接受的事实了。
三、经济资源与收入差距的关系
经济资源在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为大众所重视，它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也起到了越来越明显的作用。经济资源主要是指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4]经济资源和组织资源一样，会对社会的收入分配起到双向推动作用。
经济资源的获得方式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途径：（1）通过受教育而进入经理人员阶层或者企业管理者阶层；（2）由于个人经济头脑强，有良好的经济意识与经济触觉，而成为私营企业主或者个体工商产；（3）因为拥有厚实的家庭经济背景，而子承父业，成为祖辈企业的继承人；（4）政治介入经济，由于家庭的政治背景强而涉入经济领域，用政治的压力影响经济领域的职位编排，在企业的管理阶层安插要职。很明显（1）（2）是合理的社会流动，是由于个人的后天努力而得到的认可。而（3）的获得是无损于社会其他人的利益，“先赋性因素”使其顺理成章地成为经济资源的拥有者，拥有比其他人更高的竞争起点，而且在传统文化中，我国素有“身份制”的观点，以及家族意识的存在，笔者暂且将其归于合理的获得方式。而（4）则是政治越位的表现，其介入影响到社会成员在对经济资源争取中的公正性和合法性。这意味个人的“后致性因素”无法在社会竞争中起作用，会激化社会矛盾，必然是不合理的。
经济资源使用的途径亦是双向的。一方面，作为经济资源的管理者的经理阶层，是市场化改革的最积极的拥护者，也是制度改革和创新的“领头羊”。这一阶层的成员支配着大量的经济资源，他们是拥有特殊经营才能的群体，他们运用自己的经济管理能力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并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市场化改革起着重要的作用。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阶层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育的过程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他们拥有一定的私人资本或固定资产，并通过进行投资来获取利润。他们拥有较强的经济意识，在处理经济发展与经济决策问题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如果他们是在诚实合法的条件下获取财富，这不但可以繁荣我国的经济，增加当地居民的收入，也增加了国家的税收，而且还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缓解就业压力，并为市场经济提供一些有用的处理经验和管理办法。这是我国政府支持和鼓励的，也是为民众认可的，这势必也可以改善他们的社会形象。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一些管理人员以权谋私，成为国家、企业的大蛀虫，利用自己的职权之便，大量获利，从而影响企业的正确决策，造成大量的经济资源的浪费与流失；一些私营企业主利令智昏，企图通过无偿榨取工人劳动、生产伪劣产品等非法的渠道实现物质财富的增长，或者为了谋求心理的安全感，“广结人缘”，甚至致力于与权力结成错综复杂的关系，俾可赖以获得政治的保护，介入体制内外的资源配置，以期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或通过贿赂来实现官商勾结从而达到某些不可告人的目的，这些无疑都是非法拉开了收入差距，公众又怎么会理解并支持呢？
四、文化资源与收入差距的关系
当今时代是信息时代，是知识爆炸的时代。这足以反映文化知识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的重要性。文化（技术）资源是指社会（通过证书或资格认定）所认可的知识和技能的拥有。[5]它与教育有着直接的联系，这是由教育的经济回报率所决定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教育经济回报率逐年上升，（见表）“脑体倒挂”现象已经基本被消除。
教育经济回报率的历年变化
年份198119871996
2000a
2000b
收入对教育
回归R[2] 0.025
0.027
0.040
0.065
0.073
数据来源及说明：1981年和1987年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技术经济与数量经济研究所在1981～1987年对30个行业的企业职工共120000人进行的追踪调查（Xin meng 2000，Labour Market Reform in China，Pitt Buildin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89）。1996年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李强等人的全国抽样调查（李强、刘精明：“影响中国城市居民收入的‘先赋因素’与‘自致因素”’，《中国社会科学李刊》，2000年夏季号总第30期，第66页）。2000年数据是“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调查数据。2000年a未加虚拟变量，2000年b假如虚拟变量。
这表明，目前教育经济回报率大约为6—7％，即多受一年教育，收入可以增长6～7％。这就充分证明了文化技术资源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在当今社会，人们利用自己的知识与技术水平来争取自己的组织与经济资源的改变，已经是很通俗的一种渠道，这也为许多边缘群体与底层群体的子女改变现状，成为社会的精英，提供了一条有利的渠道。但是，由于有多种因素的介入，教育机会均等也表现出了惊人的差异。教育机会均等应该包括入学机会的平等、享受不同教育渠道的机会相等。可是，由于个人、家庭的政治、经济资源的占有的不同，教育作为获得文化技术资源的一种渠道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1、就入学机会而言，教育受到分数与经济的制约。它可以分以下几种：（1）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完全由自己获得入学机会，自己达到分数线，进入军校或师范院校等经济压力较小的大学，或者是必须靠自己的努力获得学费而进入其他高等院校；（2）受教育者达到分数线，但是由于家庭无法承担学费而失去入学机会；（3）受教育者没有达到分数，但是由于家庭拥有强大的经济与政治资源而获得入学机会。
2、从享受不同渠道的教育机会来看（这主要是指对学习专业的选择权），一般而言，越好的专业所要承担的经济压力越大。在专业的选择上就有：（1）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考虑到家庭经济支付能力而放弃好的专业，进入师范、气象、哲学等冷门专业，以牺牲自己真正的爱好与兴趣来获得学习的机会；（2）有些富裕家庭的孩子已经达到获得好的专业的分数，从而可以选择好的专业，如金融、法律、新闻等；（3）拥有较好政治、经济背景的家庭的孩子，虽然没有达到好专业规定的分数线，但是通过各种关系获得好的专业，从而排挤出某些无此家庭实力的孩子的学习机会。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受许多因素的影响，教育的获得方式掺入了不合理的因素。虽然教育转变为文化技术资源来使用时，它主要是依据个人的文化素质与技术水平来衡量的，是相对公平的，但在使用这种资源时就已经包含了起点的不平等，后来的竞争机会也必然是不均等的。虽然它是民间改变社会结构的最佳选择，民间对它的认可程度也是颇高的，但就笔者看来，只要家庭经济与政治资源介入教育，就会影响到教育的公平竞争，也势必会扩大当前的贫富差距拉大现象，就必然不会为民众所接受。因此，教育机会不平等的现象会影响文化技术资源的获得方式的合理性，也影响民众对文化技术资源带来的贫富分化的社会心理的反映。
五、个人能力资源与收入差距的关系
个人的能力资源主要是指个人的性格特征的某些优秀的方面以及个人对某些社会经历的占有和对某些事情的独到的天分。例如个人的吃苦的能力或忍受考验的能力，或者是有经商的独到的手法等等。它是唯一不受其他因素影响的一种资源，它由个体起决定性作用。它的获得方式可以分为：（1）人的天赋，如人的个性，对音乐的先天的敏感性，对绘画的天才思维等；（2）个人后天的经验获得，这主要是指人通过对一些经验的总结形成的为人处世的态度，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个人对自己的人生态度与人生价值的培养与认可。我们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它的先天获得具有机会性，个体自己无法主宰。但后天获得具有个体的能动性，个体具有决定作用，所以它的获得方式是合理的。
从使用上来看，它可能对个体的个人收入产生很大的偏差。一种是积极的改变：个体正视自己在社会资源获得中的能力，正确分析自己的优劣势，培养天分，拥有积极的人生态度，努力进取，并且在社会实践中锻炼自己、促进个人的心理成熟，能够正确对待困难与挫折，勤劳肯干，必然会是一个成功的社会人；另一种就是消极的适应，不对社会形势做积极主动的预测，也不对个人能力做必要的改变和调适，没有良性的人生态度，不具备竞争的意识与能力。这就必然会造成以前条件相当的两个人在后来会有质的差别，一个可能会是依然的一贫如洗，另一个可能早已经家财万贯。这也就说明了对个人的能力资源的使用方式不同也会带来收入的差距，但它是由自身的素质不同而决定的，就算人们有不平衡的想法，也只可以是自叹不如了。
小结
综上所述，我国贫富差距的产生是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尽管我们无法精确的定位各种社会资源对收入差距具体作用的程度有多大，但是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的是：
1、针对我国国情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实，虽然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都允许一部分人率先富裕，但是针对有经济优势的个体私营企业主和相对高收入者也提出了诸多限制和规范，他们如果按章办事，要想在短短一二十年间成为“大款”是很难的。至于党政官员以及各类公职人员，他们虽然具有组织资源等优势，合法薪俸收入却相当有限，即使是部局级干部，其合法薪俸收入也不过是普通公职人员的一倍左右乃至不到一倍，如果没有所谓的隐性收入，更不可能成为“暴富户”。这就意味着，利用社会资源的占有优势来进行各种“越轨行为”，是导致我国居民间收入差距悬殊的主要原因。而且此类致富方式从根本上背离了允许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致富的轨道，它冲击了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会影响社会稳定。
2、个人能力资源其实是保证人们摆脱平均主义，走出普遍贫困的关键，也是适度拉开收入差距，又不至于使这种差距超越合理区间的阀点。在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范围内，中国居民的收入分化不可能达到差距偏大阶段。因此，培养勤奋工作的意愿和能力是尤为重要的。
针对这种情况，党和政府应在以下几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合理调节和调控差距，促进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第一，规范经济运行的市场化，推进法律的约束作用，加强法制和加大反腐力度，坚决取缔非法收入。
第二，加强宏观调控，完善个人所得税，开征遗产税，强化税制，尽量平等竞争起点，建立和发展合理、有效的再分配机制。
第三，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深化扶贫工作。
第四，增加教育投入，提高人口素质，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控制与治理，扩大高等教育成本的借贷渠道，建立教育银行。
第五，大力推进以德治国方略，宣扬社会互助，鼓励民间力量缩小差距，充分发挥道德力量对于促进贫富差距合理化的重要作用。
第六，在“胜者全得”的机制下，要重视个人竞争意识与危机意识的培养，鼓励社会责任意识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