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盟对抗均不可取——忆八十年代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的过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均不论文,中苏论文,过程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60、70年代中苏关系的全面激烈对抗，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特殊现象，是不正常、不自然的、并非不可避免的现象。对抗的形成和发展在不小程度上反映了双方领导人的意志和个性的特点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国家关系中这种没有客观必要性的紧张不可能长期延续，随着条件的变化、领导人的更替必定要恢复到自然的发展轨道。因此，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情。
1969年在珍宝岛和铁列克提发生的武装冲突使中苏对抗达到顶峰，到达发生战争的边缘。同时也把必须开始降温的问题摆到双方政治家和人民面前。随后便有了周恩来、柯西金的北京机场会晤，有了中苏边界谈判的举行。马拉松式的谈判进行了8、9年，虽然未能解决边界问题，但却发挥了制动阀的作用——防止两大国向灾难性冲突滑动。谈判开始后，边境地区发生的大小事件，都在谈判桌旁得到及时化解，有效地避免了武装冲突再起。但是，两国的政治对抗在整个文革期间还是极为激烈的，并未因谈判举行而降温。因此边界谈判的开始还不是对抗的终结。
70年代末，促使中苏关系解冻的气候开始形成。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关于中苏关系和苏联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议论日趋高涨并公开化，主张改善对苏关系的声音到处可闻。当时胡耀邦的一次内部谈话认为，说苏联搞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变了，现在回过头来看，理由不充分，应该把（苏联的）政策和社会制度分开。在当时，这是具有代表性的看法。在苏联，经济政治形势日益恶化，国际地位每况愈下，亟须缓和对华关系，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向我传递希望改善关系的信息。双方舆论的调子也有明显变化，意识形态上的大辩论已经淡化乃至消逝。
在国际上，中国已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与美国、日本等大国建立起新关系。赫尔辛基会议后，苏联与西方大国的关系也已有所缓和。总之，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苏都在战略上进行了调整，改善彼此关系的政治需要和舆论环境也已逐步形成。
关于改善中苏关系的必要性，国内在认识上基本取得一致。但认识和政策是两码事。制定政策并付诸行动的过程比认识问题的过程复杂得多。要把背道而驰的两列火车调整到并行不悖的轨道上来，谈何容易。中苏两国从开始走出对抗到1989年实现正常化，经历了差不多整个80年代的10年过渡阶段。
走出对抗的第一步
1979年初，国内关于中苏关系的讨论出现了高潮。原因是1950年2月14日签订的、4月11日生效的、为期3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年后就要到期，期满前1年，如无任何缔约方提出终止，条约自动延长5年。废除还是延续中苏条约？这是个牵动两国人民心弦和两国政府必须在近期作出政治决定的重大问题。在此历史时刻，国内上下，主要是学术界和外交界自发地展开讨论。我国驻苏联使馆对此事格外关心，曾在王幼平大使领导下进行多次讨论，并形成了如下观点：中苏条约的军事同盟性质已经过时，但考虑到它起过历史作用和具有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意义，最好不采取宣布废除的简单方式。如能以新代旧，既可解除军事同盟关系，又不致引起大的震动，对我稳定周边国际环境和加强我在大三角关系中的地位比较有利。具体做法是，中苏就国家关系问题举行谈判，视情况争取签订一个新的国家关系文件，为日后建立和发展两国睦邻友好关系创造条件。这个想法与当时国内舆论的普遍性意见是一致的。
当时我是驻苏使馆参赞，受王大使派遣回北京向外交部汇报，由于对国内态度不摸底，行前王大使嘱咐我，回国后要相机行事，当说则说不当说则不说。一到北京我就摸到了国内气候，便决定将使馆的意见和盘托出。余湛副部长听了我的陈述之后，立即领我去见黄华部长，黄听后说使馆的想法与国内基本一致，并要我看了有关文件以后再返馆。回到使馆我向全体外交官作了介绍，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苏联当局摆出了反对废约的姿态。早在1月初，勃列日涅夫即以答记者问的方式表示，“就我们的意志而言，我们任何时候都不会撕毁体现苏中两国人民友谊的文件”。苏方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在外交上争取主动。
经请示中央后，作出了不延长《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就两国关系问题同苏联举行谈判的决定。4月3日，黄华外长通知苏联驻华大使，中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期满后不延长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国政府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与苏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为此，中国政府建议，中苏双方就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的问题和改善两国关系举行谈判。5月5日，余湛副部长又将我方关于谈判的具体建议递交苏方，主要内容是：（一）确定两国关系的准则；（二）消除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障碍；（三）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贸易、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四）根据谈判的结果签订相应文件。
苏联官方和舆论抓住我关于不延长条约的决定进行了一阵子攻击，与此同时，葛罗米柯外长约见中国驻苏大使王幼平，通知我方苏联接受关于举行国家关系谈判的建议。接着，双方就举行政府特派代表级的谈判达成了协议。
中国代表团随即组成。王幼平大使从莫斯科奉调回国出任外交部副部长，并被任命为中国政府特派代表（团长），李汇川为副特别代表（副团长），两名代表（团员）是邵天任、马叙生。苏联代表团以伊利切夫特派代表和贾丕才副特别代表为首，前者是外交部副部长，后者是部务委员兼远东司司长。
我方的谈判总方针和策略是8月29日最后决定下来的，党中央政治局在这天召开了专门讨论同苏谈判问题的会议，我随王幼平列席。会议由华国锋主持，根据邓小平主旨发言确定的基本精神是：我方在谈判中必须坚持原则，即中国不能同意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同苏联改善关系，核心问题是要求压境的情况下同苏联改善关系，核心问题是要求苏从蒙古撤军，不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双方都应承担义务：不在对方邻国驻军和建立军事基地，不利用邻国威胁对方。会议结束后邓小平同志还向王幼平交待了谈判的策略思想：不要急于求成，谈不成没有关系，重要的是坚持原则，高屋建瓴，不能示弱。当然不要骂娘，要讲道理。他还说，灵活性是有的，同意谈判就是灵活性，将来如何，要等谈起来再看。可以看出，与原先的方案相比，这次会议决定的方针有所变化，不再把确定国家关系准则和签订文件放在首位。这是个重要的策略安排，因为我方谈判的首要目标是解除苏方对我的实际威胁，不消除威胁而搞几条空泛的原则正是苏方所希望的。
中苏国家关系谈判于1979年10月17日在莫斯科开始。争论极为激烈，光是谈判日程就举行了5次会议。我方提出先讨论和消除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障碍，然后根据谈判结果拟定两国关系的准则，制定相应的文件。苏方的反建议是，先讨论和制定苏中关系原则，然后讨论发展贸易、科技、文化交流。后来达成妥协性协议，即在谈判过程中，双方都可以提出各自认为有必要讨论的问题。实际上是个没有议程的议程。
苏方利用东道主地位，首先打出了苏中两国《相互关系原则的宣言》草案，其中罗列了关于互不使用武力、不谋求特权或霸权、领导人会见、增进贸易、经济、科技、文化交往等内容。其特点是只讲空原则，回避两国关系现实。紧接着我方提出了《关于改善中苏两国关系的建议》，主要内容是，苏方应首先把部署在中苏边界上的驻军减少到1964年的水平，撤走驻扎在蒙古的武装力量和拆除军事基地，停止支持越南对中国的武装挑衅和对柬埔寨的侵略（即消除三大障碍）。此外也提到推动边界谈判解决边界问题，扩大经贸等各领域的交流。
双方摆明了各自纲领之后，接下来就是针锋相对的辩论战。王幼平一再论证，我们的建议是从中苏关系的现实情况出发，如不能解决两国间妨碍正常化的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而只搞几条空泛的“宣言”，是不可能导致关系改善的，“这一点已被历史所证明”。王幼平特别强调了最后这句话。从表情上看，对方立即明白了，这里指的是，中苏间虽然签订过一个条约，但关系不还是恶化了吗？我方还指出，苏方拒绝消除障碍，企图在保持武力威胁的压力下谈关系正常化，只能表明其毫无诚意。苏方坚持拒绝讨论消除三大障碍问题，他们的主要论据是，中苏谈判不可超出双边范围，不能涉及第三国。对此王幼平进行了有力的反驳，他说，苏联利用与中国接壤的第三国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完全属于中苏双边关系范畴，事实上苏在别国驻军和建立军事基地，不止一次地成为苏同这些国家之外的第三国谈判的题目。此言一出，伊利切夫的脸刷地红到耳梢，他立即想到了美国迫使苏从古巴撤出导弹那件事。
中苏国家关系第一轮谈判没有结果。但它是中苏关系发展史上的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因为双方在经历了20年的紧张对峙之后，首次坐到一起，就改善两国关系问题进行高级别的正式对话，这标志着两大国的长期对抗于1979年10月开始发生转折，从此步入了走向正常化的过渡阶段。过渡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在对抗的同时也对话，对抗逐步降温，对话日益加强。
双方商定，1980年初在北京举行第二轮谈判，后因苏联出兵阿富汗而搁浅。虽然如此，凡事开头难，现在总算开了头，1982年的中苏磋商实际上是国家关系谈判的第二轮。
多条渠道向正常化过渡
苏军入侵阿富汗使开始松动的中苏关系再次停滞，但持续时间不长，已经起步的过渡进程并未因此而夭折，这个进程沿着好几条渠道向着缓和改善的方向一步步取得进展。
1.国家关系磋商 80年代初，国际形势又有新变化。入侵阿富汗后，苏的国际影响一蹶不振，与美争夺更显力不从心，不得不搞进一步的战略调整，缓和对华关系的需要更加迫切。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讲话，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表示愿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对此，钱其琛以我外交部发言人身份作出反应，说中国将“听其言，观其行”。在当时这个表态算是很积极的，蕴含着中国可能有所回应的暗示。果然在四个半月之后，遵照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外交部苏欧司司长于洪亮以视察使馆工作的名义于8月10日到了莫斯科，与苏方进行接触。他受权向苏方表示：双方应作出努力，使中苏关系走上正常轨道，并逐步建立起睦邻友好的关系，中国最高领导关心中苏关系的改善，只要双方都有诚意，从解决一两个问题入手，就可以打开一个新局面。中方最后表示愿就此同苏方交换意见。苏方接受我建议，10月中苏副外长级政治磋商在北京开始举行。
这次“磋商”实际上是1979年“谈判”的继续，也是副外长级的谈判，我方是钱其琛，对方仍是伊利切夫。内容上也无多大差别，只是我方要求排除的障碍中又增加了一条，即要求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同时将苏军撤出蒙古和减少中苏边界驻军这两条并为一条，再加上原来的关于停止支持越南侵柬反华一条，仍然是三大障碍。双方在磋商中的立场也无变化。我方继续主张先解决实际问题，排除关系正常化的障碍，有一点新意是，我方突出强调要求苏联劝说越南将军队撤出柬埔寨。苏方仍然是避实就虚，拒绝承认三大障碍的存在，坚持要制定没有实际措施作保证的国家关系原则，重复其关于停止敌对宣传、增进经贸合作、互派留学生等具体建议。对此中方不能同意。中苏都是大国，虽说双方恢复正常关系的诚意不容置疑，但在重大政治性问题上谁都不肯轻易后退一步。因此磋商仍旧是马拉松式的，7年间在北京和莫斯科进行了12轮。谈判本身是重要的，在两国关系不正常的情况下维持了一条权威性的对话渠道。但是靠折冲樽俎难以实现突破，消除三大障碍问题的僵局最终是在双方最高领导人的介入之后才打破的。
2.葬礼外交 从1982年到1985年，苏联的三位最高领导人相继逝世，中国曾三次派领导人赴莫斯科参加吊唁活动。和正式的政治谈判不同，在哀伤的气氛中人们总是容易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这样，连续的葬礼活动就成了一条特殊而有效的外交接触渠道。
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去世，中国人大常委会致电吊唁，黄华国务委员兼外长作为中国政府特使率团前往参加葬礼，我作为苏欧司司长是代表团首席团员。葛罗米柯与黄华会见，双方都强调了中苏关系的重要性。黄华讲了三句话：5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开始恶化（指赫鲁晓夫）；60年代后期以后达到了严重的地步（指勃列日涅夫，均未点名）；最后一句话说对勃列日涅夫不久前关于改善中苏关系的讲话表示赞赏（暗示寄希望于苏联新领导）。这三句话是邓小平在代表团启程之后提出、在代表团抵达莫斯科机场后由驻苏使馆转达给黄华的。黄华还表示，要使关系得到真实的改善，苏方必须采取实际步骤，两国间那些关键性问题（指三大障碍）如能先解决其中的一两个，就能使关系向前迈进一步。这是我方在消除三大障碍问题上首次表现的松动，这个姿态也是按邓小平的意见做出的，事先我曾陪同黄华去邓家请示过口径。中国对勃列日涅夫去世的吊唁安排当时被看作是非同寻常的外交举动。
安德罗波夫逝世时（1984年2月9日），中国对其吊唁安排提高了规格，由李先念主席致唁电，万里副总理率团赴苏致哀，首席团员是钱其琛副外长。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利耶夫同万副总理举行了较长时间会见。我方正式邀请另一个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访华（当年12月成行）。阿是50年代苏联援华专家组组长，我方巧妙地利用他与中国的特殊关系，在促成高层访问方面实现了突破。
对1年后（1985年3月）契尔年科的丧事，中国再次提高规格，由李先念主席和彭真委员长联名致电吊唁，参加葬礼的代表团由李鹏副总理率领。前两次，黄华、万里都是参加外国吊唁代表团长与苏新领导人的集体会见，这次戈尔巴乔夫破例单独会见李鹏，这是他期望与中国修好的第一个姿态。李鹏表示要全面发展中苏关系，戈尔巴乔夫表示希望中苏关系得到重大改善，并提出要提高对话级别。至此（1985年），两国关系中的敌对气氛基本消逝。葬礼外交这条渠道所起的特殊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3.纽约外长会见 除了治丧这种非正常的场合外，多年来中苏的高级官员即使在第三地也是不接触的，1984年这一僵局开始被突破。9月联大会议期间，两国外长吴学谦和葛罗米柯在纽约正式会见。我作为中国出席联大会议代表团的顾问参加了会见，分别在苏代表团驻地和我代表团驻地举行了两次，气氛轻松。从此每年都这么做，直到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这无疑是两国关系政治温度升高的表现，每次会见两位外长总是要全面地讨论双边关系和就国际问题交换看法，有时还达成某种协议，例如，关于恢复中苏边界谈判的协议，就是外长在纽约谈定的。
4.边界谈判 中断了9年之久的中苏边界谈判，于1987年得以重开。与1969～1987年没有结果的9年谈判不同，这一次终于导致了边界问题的基本解决，使中苏（俄）关系中这一久拖不决的悬案终将从历史上抹掉。4300余公里的现中俄边界（主要是原中苏边界东段），除了两小段之外，全部达成协议，签订了协定，并于1992年生效。现在实地勘界立桩的野外作业也已完成。这次谈判还为后来的中哈、中吉、中塔边界（原中苏边界西段）问题的解决打下基础。因此，1987年开始的中苏边界谈判成了导致两国关系通往正常化的又一条重要渠道。
5.各领域的交流 和政治关系步履蹒跚相比，两国间各业务领域交流的进展要快些。60年代两国间除了保留着各自在对方的大使馆外，几乎所有来往均已中断，以贸易为例，1969年仅为5千万卢布。进入80年代后，贸易、科技、文化、学术、友协等方面的交流逐步恢复并有发展。1984年，两国还签订了关于经济合作和科技合作的协定，成立了经济科技合作委员会，1985年重订了中苏领事条约。这一切均为日后关系的全面正常发展准备了条件。
按邓小平的设计实现了正常化
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3月成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后，苏联对外政策发生了转折，由对外扩张和对抗逐步转向收缩方针和和解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中苏关系的改善随之加快。应当看到，对中苏关系的恢复，戈尔巴乔夫是有重大贡献的，在他上台后4年时间就实现了正常化。
戈一上台，两国最高领导实际上就开始了对话。邓小平同志抓住这一历史时机，对戈希望改善中苏关系的积极倾向亲自出面作出反应。1985年4月17日他在答比利时记者问时说，如果同时消除三个障碍对苏联有困难，可以逐步来消除，可以先从解决其中一个问题做起。此后，戈尔巴乔夫几次表示希望中苏关系得到大的改善，强调发展政治关系，提高对话级别。10月9日邓小平会见来华访问的齐奥塞斯库时第一次提出了举行中苏最高级会晤的设想，他请齐奥塞斯库给戈尔巴乔夫带口信：如果能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他或胡耀邦愿同戈尔巴乔夫会见，他出国访问的使命虽已完成，但可以破例，他说我们等着答复。11月6日，苏方答复说口信收到了。23日戈会见访问东欧回国途经莫斯科的李鹏副总理，他表示，苏中举行高级会晤和恢复党的关系的时机已成熟，建议两国最高领导在远东地区的苏联或中国境内举行会晤，讨论苏中关系正常化问题。此后双方通过外交途径交涉了两个来回，我方认为苏方回避消除三大障碍因而缺乏举行高级会晤的政治基础。苏方说会晤不能有先决条件。
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发表讲话说，苏联愿意同中国讨论降低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水平问题，正式宣布苏将开始从阿富汗撤军，并表示正在讨论苏军撤出蒙古的问题。他还说苏联同意以主航道（中心线）为准划定沿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中苏边界。这个讲话与以往苏领导人谈中苏关系的言论形成鲜明对照，不是空头宣传，而对三大障碍中的两个以及边界问题有了前所未有的积极态度。这是戈氏的一篇表现诚意的对华政策声明。我方对其讲话作出了反应。先由吴学谦外长代表中国政府表示欢迎，并再次对讲话回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表示不满意。
不久，邓小平同志于9月2日发表讲话，肯定海参崴讲话有新的积极的东西，重申了如果苏能消除在越柬问题上的障碍他愿与戈尔巴乔夫会晤的思想。邓小平的这些非同寻常的外交举动，对苏联下决心加速解决中苏关系问题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后来戈尔巴乔夫也承认了这一点。
此后，两国间交往和合作的步伐明显加快，其中包括中苏分别在列宁格勒和上海设总领馆，恢复边界谈判并开始卓有成效地解决边界问题。
1988年底，钱其琛外长访苏，这是1958年以来中国外长首次正式访苏，所以邓小平同志说，这次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已开始“半正常化”。双方深入讨论了柬埔寨问题，就最高级会晤问题交换了意见。接着，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于1989年2月来到北京，同钱其琛外长会谈，中心议题仍旧是柬埔寨问题，经过艰苦谈判，终于取得一致意见，我方最关注的那一大障碍也已基本消除。戈尔巴乔夫访华前夕，苏联宣布从5月15日开始从蒙古撤军。至此，举行中苏最高级会晤的条件已全部具备。
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会晤，终于在1989年5月16日举行。两个社会主义大国激烈敌对了二三十年之后转而要搞关系正常化，这段历史要不要清理？大论战要不要分清是非？今后两国关系应如何定位？要谈正常化，这些问题是回避不了的，全世界都在注视着面对这些难题的中苏最高会晤。邓小平举重若轻地把一大堆复杂问题处理得非常高明。在与戈尔巴乔夫会晤中，他高度概括地总结了几十年错综复杂的中苏关系史，指出主要问题是苏联把中国摆错了位置，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关于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邓小平说，回过头来看，双方讲的都是空话，我们也不相信自己是全对的。又说，历史账讲过了，就一风吹了。戈尔巴乔夫喜出望外，对此欣表赞同，双方同意就这样“结束过去”。关于如何“开辟未来”，邓小平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指出，结盟、对抗都是不成功的，中苏关系还是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在双方发表的联合公报中说，中苏关系正常化不针对第三国，不损害第三国的利益，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两国关系的定位，即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新型友好合作的国家关系。
继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之后，中苏关系的这种根本性转变，是80年代中国对外政策的又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成就。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全面继承了邓小平、戈尔巴乔夫会晤所确定的新型关系，经过两国领导人的努力，现已发展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和互利合作等原则基础上的中俄新型关系已成为冷战后大国关系的典范。
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从起步到完成，全部过程都是在邓小平的直接指挥下进行的。他把苏联问题作为国家外交战略全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来处理，他说，要是这个战略问题处理得不成功，我们就会两头都丢掉。1979年决定与苏举行谈判，固然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到期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时机已经成熟。中国和其他大国都建立了正常关系，但由于中苏关系不好，中国在已形成的多角大国关系格局中处境相形见绌，及时调整中苏关系就可以弥补这一欠缺，加强中国在多角关系中的地位。在长期对抗之后，两国决定开始谈判本身就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谈判尚未开始，基辛格1979年4月即来到北京向邓小平摸底，邓小平表示，苏不会改变霸权主义政策，中苏关系也不会改变。因此，当时中苏关系的调整必须适度，如果操之过急，就会对已形成的对美关系等有利格局起破坏作用。当时中美虽已建交，但关系尚处在敏感阶段。所以邓小平同志强调同苏谈判必须坚持原则，采取高姿态。到了1982年夏，形势发生了有利于中国的新变化，中美关于解决美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的“8·17公报”即将签署。于是邓小平决定再次启动中苏关系谈判。这就是派人去苏传递信息这一“大行动”的历史背景。此后一直到中苏关系正常化实现，对苏所采取的所有举措也都是按邓小平的设想安排的。
用同甲国的关系调动同乙国的关系，再用同乙国的关系促进同甲国的关系——这就是邓小平的外交战略和策略运筹，追求的目标是：大国关系的平衡，国际局势的稳定和有利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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