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编辑出版研究述评_编辑出版学论文

世纪之交编辑出版研究述评_编辑出版学论文

世纪之交关于编辑出版学研究的几点注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几点论文,编辑出版论文,注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074(2000)04-0108-03

编辑出版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80年代在我国兴起,在“有学”与“无学”的争鸣中度过了它的起始草创阶段,初步确立了它自己的学术地位。80年代末期,编辑出版学研究引起社会各界广泛重视,其研究队伍壮大,论题广泛,研究成果增多,基本切入了学科本质,局面较为繁荣。从90年代起,编辑出版学进入学科建设阶段,学派出现,观点交锋,推进研究深入,成绩卓然,奠定了编辑出版学的学科基础[1]。在即将迈向21世纪之际,编辑出版学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和新的特点,萌发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向,这些特点和趋向虽然不是很明显,或者说,尚未取得具有重大理论突破意义,对我国编辑出版业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新成果,但是,这些新变化又的确会对我国的编辑出版学走向21世纪的健康发展之路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

一、问题意识增强

科学研究是从问题出发的,能否正确地提出问题历来是能否正确地解决问题进而推动理论不断向前发展的关键。马克思说过:每个时代总有属于自己的问题,而所谓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2]。世纪之交,面对知识经济时代编辑出版学汹涌而来的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笔者认为,要彻底改变当前的编辑出版学的理论研究、理论思维的不丰厚、不坚挺,实践研究不深入、低水平重复、应用性不强和科学程度不高状况[3],必须着力强化编辑出版学研究的问题意识。

强化编辑出版学研究的问题意识,使编辑出版界达成一个基本共识:即编辑出版学在理论上的发展,它的生命力所在,从根本上说,决定于它能否把握、说明和解决所在时代关于编辑出版学重大课题的程度和水平。走向21世纪的编辑出版学必须紧紧抓住世纪之交乃至下个世纪前期编辑出版实践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在对编辑出版学的有关重大课题的敏锐反映、准确把握和科学指导中,开创编辑出版学研究的新境界。

强化编辑出版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就要改变过去较长一段时间内编辑出版学研究中居支配地位的“解经注经”式研究方式,编辑出版学理论的建构方式必须作相应的转变,即改变那种从概念到概念,从范畴到范畴进行单纯的逻辑推演的体系化建构方式。体系是问题研究的结果,而不是问题研究的前提。

强化编辑出版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就要格外重视关于编辑出版的现实问题研究与基础理论研究的关系问题,以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带动和促进编辑出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以基础理论研究深化对编辑出版学现实问题的研究,应是编辑出版学在未来的发展中所遵循的方法论原则。笔者认为,这一原则所要强调的是两个方面:第一,在对编辑出版现实问题的研究中避免简单化,强化其探索性,要深入仔细地研究编辑出版的实践活动,认真归纳编辑出版的实践所提出的各种课题,力求给予理论性的解答。在当今的文化缔构过程与知识传播中,存在着大量的、多方面的、各种层次的而又各具智能特点和技术特点的编辑出版实践,如此丰富的编辑出版实践内容给编辑出版学研究提出了各式各样的课题:如社会文化知识结构的总体建构问题,编辑出版方针决策问题,编辑出版机构设置问题,编辑出版工作质量问题,编辑出版效益问题,编辑出版价值问题,编辑出版管理问题等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我们去考察、去研究,进而提出解决实际问题的思想方针和原则方法。研究现实的编辑出版实践,既是缔构文化大厦进行知识传播的现实需要,又是编辑出版学学科建设的目标要求。在编辑出版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要避免或克服学究化,强化其现实感,要进一步深入编辑出版实践活动,正确认识编辑出版活动的性质和特点,揭示编辑出版现象的本质,探究编辑出版活动的规律,抓住编辑出版实践中一些最基本、最普通的东西,拓宽研究的理论视野,将编辑出版的群体活动置于人类文化缔构和知识传播的历史进程中,借鉴其它学科的经验和方法,使编辑出版活动的现实问题研究与基础理论研究真正实现动态互补,互相融合。

二、注重专业教育,加强教材建设

近年来,我国的编辑出版事业虽然实现了大发展,但编辑出版专业教育却相对滞后,编辑出版学的理论研究远远落后于编辑出版实践,以至出现否认编辑出版学的学科性质,影响编辑出版组织机构的整体效率和专业质量,影响编辑主体的自我发展等倾向,进而影响了编辑出版的可持续发展。为了达到知识经济时代对编辑出版业提出的新要求,我们不仅需要大量培养高级的编辑出版专业技术人才,直接从事编辑出版实践活动,也需要批量造就编辑出版学的理论研究者去开拓编辑出版学,发展编辑出版学。目前,编辑出版界已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关注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提出了要重视编辑出版教育这一重大课题,认为大力发展编辑出版专业教育,以教学推进科研,以科研的新成果提高编辑出版专业教育水平,进而整体推进编辑出版事业向前发展,目前条件已经成熟,时机已经到来。

目前我国在一些高等院校设置了编辑出版专业本科教育点,少数编辑出版学研究推进得比较好的院校还设立了硕士学位点,但其教育内容、教育方式、教育结构层次、基本设施以及全社会重视编辑教育的程度等还远不能适应编辑出版事业蓬勃发展的客观需要。为了使编辑出版教育系统化、专业化、正规化,新闻出版署组织编辑出版学的专家为编辑出版专业教育撰写统一教材,初步建立编辑出版学教科书体系,教育部也于1998年正式将编辑出版学作为新闻传播学的二级学科,“编辑无学论”已不攻自破。但是笔者认为这套教科书体系已相对滞后。

第一,现行的编辑出版学教科书体系基本上是仿照传统经典学科的教科书体系移植过来的,它整体缺乏对这一体系的反思、批判与突破,很难说它准确地反映了编辑出版学的理念及其思想发展实际,编辑主体、编辑客体和编辑受体几大块分割,削弱了编辑出版学的有机整体性和理论彻底性,对体系的过度推崇以及严重的教条化倾向也大大地削弱了编辑出版学的应有活力,使得该体系及其所阐发的理论在急剧变化的编辑出版实践面前常常显得手足无措。受这一教科书体系所代表的思维方式的影响,编辑出版界习惯于采取解经注经式的思考路径,惯于拿教科书所阐述的原理来裁定编辑出版实践,按照这种思维方式,编辑出版学在理论上的新发展变成了只有少数权威才有权或有能力染指的事情,其开放性、批判性大打折扣,编辑出版学在理论上随着当代编辑出版实践不断发展而发展丰富的可能性也大打折扣。

第二,未能充分反映、回答当代科技革命的新变化、新成果、新问题。在社会历史上,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中所讲: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都使马克思感到喜悦,而一旦有了立即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性影响的时候,他的喜悦就完全不同了。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文明特别是人类在发展科学技术方面的成果的吸取工作对其它学科的创立和发展树立了榜样。但是在编辑出版学的教科书体系中这样的吸取工作不能说做得是十分出色的,相反,人们看到更多的是“原理+论证”这样的吸取方式,似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仅仅只是为编辑出版学的具体运作提供先进技术手段,并未对编辑出版学在理论上提出什么新的问题和挑战,从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并未对编辑出版学在理论建构中贡献出多少积极成果。这种把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实际与编辑出版学的学科建设隔离开来的做法,势必制约编辑出版学的理论建构与发展,削弱它应有的作用和影响。

实践表明,编辑出版学教科书体系虽然曾经也正在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在目前,在编辑出版学的理论建构、教学和宣传中,已经逐渐不能适应时代的新发展对编辑出版学应有的期望,特别是在编辑出版学的教学中,已经客观上造成了教师不愿讲、学生不愿学的尴尬境地。编辑出版业是知识经济链条上的重要环节[4],它起着文化缔构和知识传播的作用,为顺应知识经济时代的潮流,编辑出版学研究必须有一个大的发展,但发展什么,怎样发展,目前还很难说有一个比较成熟的总体方案。无论如何,有关这方面的思考将是21世纪前期编辑出版学的研究者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这一点是丝毫没有疑问的。

三、打破学科壁垒,加强学科集成

编辑出版学研究自它创立以来,受传统学科界划分的影响,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自我封闭的倾向,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其它人文学科的交流很少,这种学科划分过细,壁垒重重,严重滞碍了编辑出版学的发展。21世纪的编辑出版学要真正有所作为,真正屹立于学科之林,就必须打破狭隘的学科界限,大力推进不同学科之间的比较、对话与合作,在跨学科交流中寻求编辑出版学研究新的生长点。对21世纪编辑出版学的发展来说,跨学科交流之所以重要,一方面,这符合当代科学发展的综合化趋势;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代的编辑出版学所面对的问题是高度综合性的。编辑出版学科学体系、科学化水平的提高,需要倡导编辑出版学与不同学科之间的比较、对话与合作。

尽管对中国的编辑出版学在21世纪前期的发展走向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但是有一点却是广大编辑出版学研究者的共识,即必须打破传统学科界限,实现多学科的交流与合作,这是当代编辑出版学在21世纪的新发展的必由之路。

收稿日期:2000-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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