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后现代语境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当代文论的启迪，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语境论文,启迪论文,后现代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化、发展，现代性和后现代语境也逐渐成为国内学者关注较多的话题，诸如后现代在当前中国存在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及其后现代与现代性的关系等问题，都是中国当下文论研究与文化研究的热点。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文论界几乎引进了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所有主流学者的作品，真可谓不胜枚举。值得注意的是，从2000年至2008年，围绕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关系等问题，我国学术界发表了不少有质量的文章。如吴琼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关系做了系统的梳理和回顾，指出：“20世纪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现代主义发生了三次重要的相遇，在这三次相遇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或文化批评呈现出了三种理论形态：现实主义的、现代主义的与后现代主义的，它们从各自的方面丰富和扩展了马克思主义本有的社会批判品质，使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成为今日西方文化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维。”[1]
在文学艺术领域，后现代也表现出一些与以往各种创作思潮迥然不同的特征。如：
1.不确定性的创作原则。如果说在现实主义那里，主题基本上是确定的，作者强调的就是突出主题；在现代主义那里，作者反对的是现实主义的主题，他们并不反对主题本身的话，在后现代主义那里，主题根本就不存在，因为意义不存在，中心不存在，质也不存在，后现代主义作家更强调创作的随意性、即兴性和拼凑性，并重视读者对文学作品的参与和创造。这种主题的不确定与后现代主义者理性、信仰、道德和日常生活准则的危机和失落是密不可分的。如果说在现实主义那里，人物即人，在现代主义那里，人物即人格的话；那么在后现代主义那里，人即人影，人物即影像。后现代主义在宣告主体死亡、作者死亡时，文学中的人物也自然死亡。这种“形象的不确定”还体现在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主人公已经从昔日的“非英雄”走向了“反英雄”。
后现代主义作家反对故事情节的逻辑性、连贯性和封闭性。他们认为，前现代主义的那种意义的连贯、人物行动的合乎逻辑、情节的完整统一是一种封闭性结构，是作家们一相情愿的想象，并非建立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因此必须打破这种封闭体，并用一种充满错位式的开放体情节结构取而代之。这样一来，后现代主义作家便终止情节的逻辑性和连贯性，将现实时间、历史时间和未来时间随意颠倒，将现在、过去和将来随意置换，将现实空间不断地分割切断，使得文学作品的情节呈现出多种或无限的可能性。新小说便一反传统小说情节的确定性，而精心建构一种迷宫式的情节结构。因为反对有计划地安排人物的命运和遭遇，反对将生活编写成连贯集中、惊心动魄的样子，反对塑造典型人物，因此新小说在写作手法上也都打破传统的时间概念，把过去、未来、现在混为一体，将现实、幻觉、回忆交织一团，从而构成了一些与传统小说完全不同的，表面上杂乱无章的场面，而这一切其实都是作者精心安排的。
后现代主义文学还表现在语言的不确定性上。语言是后现代主义的最重视的因素，它甚至都上升到了主体的位置。从某种意义上说，后现代主义的不确定性就是语言的不确定性。
2.创作方法的多元性。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不确定创作原则必然导致其创作方法的多元性。多元性也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又一基本特征。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世界局势的巨大变化，以“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为代表的文化绝对主义已成为众矢之的，世界各地的思想家都开始思考、关注如何建立起新的国际文化关系这一最新课题。在失去中心与绝对之后，全球人类共同处在同一水平线上，世界文化呈现出一派多元发展态势，人们所重视的，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交流和文化对话。后现代主义文学创作的多元性无疑同这种文化的多元性倾向有关。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这种多元性特征主要体现在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融合贯通之中。后现代主义精神虽然与现实主义相去甚远，但在表现手法上却有着许多相通之处。譬如魔幻现实主义就是后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神奇结合。魔幻现实主义是后现代文化的产物，其总体精神及创作方法都具有鲜明的后现代特征，但是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从来就没有远离过现实主义。
3.语言实验和话语游戏。人们通常认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现代主义是以“自我”为中心，一般来说，现代主义遵循以自我为中心的创作原则，将认识精神世界作为主要表现对象；而后现代主义则倡导以语言为中心的创作方法，高度关注语言的游戏和实验。前者通常将人的意识、潜意识作为文学作品的重要题材加以描绘，刻意揭示人物的内在真实和心灵的真实，进而反映出社会的“真貌”。而后者则热衷于开发语言的符号和代码功能，醉心于探索新的语言艺术，并试图通过语言自治的方式使作品成为一个独立的“自身指涉”和完全自足的语言体系。他们的意图不是表现世界、也不是抒发内心情感、揭示内心世界的隐秘，而是要用语言来制造一个新的世界，从而极大地淡化，甚至取消文学作品反映生活、描绘现实的基本功能。同样，在消解了“现实”的真实性后，后现代主义者便相信，语言本身就是意义，语言再无须依附在其他的“现实”基础上。既然语言能够制造“现实”，语言本身就是意义，那么后现代主义者只要沉溺于语言之中自由嬉戏，就能获得充分的意义和乐趣。于是后现代主义作家一方面对传统文学进行戏仿，在语言游戏中自得其乐；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作家又抹去了小说及其对象的差别，将小说的虚构与虚构的现实任意转换，混成一团。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这种叙述方式的游戏性，使得读者能够从阅读文本中获得极大的愉悦。后现代文本是一种“语言构造物”，是一个网状结构，读者可以从任何地方开始阅读，也可以在任何地方停止阅读。读者无须去探求或推敲隐藏在文本之后的内容，他只要关注自己每时每刻的体验和感觉就行。1968年英国小说家B.S.约翰逊别出心裁地发表了一部装在盒子内、封皮可以移动的散装活页小说，便将后现代主义的这种游戏精神发展到了极致。读者可以随心所欲地将全书松散的27章重新排列，任意组合，可以从任何一章开始阅读，开始自己的游戏。
在这些理论引进的过程中，哈贝马斯与詹姆逊理论的有关论述在中国知识界普及和引用率最高，由此，他们的学说也得到了比较深入的探讨。
有人从社会学角度提出，目前中国正处于以市场经济建构为目的社会转型时期。一方面，现代化的进程呼吁我们必须倡导一种以科学理性和人的主体性为内涵的现代性文化精神；另一方面，西方高度工业化过程所带来的人文精神失落、生活世界萎缩的消极后果和负面效应也清晰地层示在我们面前，要求我们对之进行审视和反思，以实现现代性的重构，从而超越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实现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相统一的发展，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学说对于启发我们如何兼顾这两方面因素，从社会一体化整合的角度来考察当代社会，建构合理和健全的社会关系，寻找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路径具有借鉴意义。有不少学者认为，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社会交往合理化理论对于中国文论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首先，“主体间性”理论突破了文学认识论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将文学看成是主体间的存在方式，是人这一自我主体与对象主体的自由交往、和谐共存。因而，对文艺的认识不但得到突围，而且使对话和交往成为文艺理论批评的中心课题。其次，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对不同理论传统的扬弃、沟通和综合，体现了宏大的包容性，这对处于多元格局的中国文论各文艺观念之间的沟通、融合很有启示意义。这样，中国文论通过跨域对话，通过与各学科的打通、融合，就能实现在操作层面上的建构。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后现代与中国存在着较强的亲和力，这不但表现在后现代使中国学者重新获得了关注社会的独特角度和知识话语权，而且还表现在中国文艺创作上也获得了较热烈的反应。不少人在他们的小说、诗歌、绘画中表现出他们所理解的后现代。但中国有自己独特的语境，中国的后现代与西方存在着相当大的文化差异。这种差异首先就是中国没有西方后现代反抗的哲学背景，其次就是当今的中国仍是一个农业大国，经济领域实际上是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商品经济乃至“金融—证券经济”的并存，而且中国人均购买力还很有限，中国的广大地区离产生后现代的那个消费社会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这就表明，现代性建构仍是中国当前最紧迫的任务。这在文学艺术上的表现就是，中国后现代主义仅仅是一个空间概念，它并不是在现代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所以中国知识分子所认同的只是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姿态，或者说形式框架，而并非其具体内涵和体验。除上述这些理论问题外，全球化问题也是中国学者近来关注的热点之一。有学者指出，全球化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必然，对此应从历史二重性角度辩证看待：一方面，全球化带来文化的融合；另一方面，它本身成为生产发展的阻碍。有学者认为，应将全球化放在特定的时代来谈，文化全球化是文化工业出现后的特有现象。更有学者认为，面对全球化语境，现实、人、文化、艺术受到冲击而发生巨变，后现代文化同样在悄然影响着国内文化发展，文化危机的因素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全球化正负面兼备，负面效应表现在人的价值观念的失衡和人的异化危机。为此，有学者强调文论与美学更应关怀现今的人，尤其是在全球化语境中人的精神的生存状态，使人得以诗意地栖居。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詹姆逊就进入了中国文论界、美学界的视野。他是以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和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家的双重身份出现在学术界的。尽管其学术研究领域多有转移，但马克思主义始终是他学术研究的重要思想资源，对西方后现代思想的开放态度使他一直尝试着调和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各种可能，这种学术经历使他的研究贯穿了非常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影响了他的后现代研究，同样也影响着他的现代性研究。詹姆逊没有像其他有些学者一样去抢夺现代性话语权，迅速占领制高点，而是表现出相当的低调，甚至有些为现代性研究泼冷水的味道，这是颇为值得我们玩味的。他说：“现代性不是一个概念，既不是哲学的概念也不是别的概念，它是一种叙事类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希望放弃对现代性进行概念陈述的徒劳努力，此外，我们要问：现代性影响也许不只是限于对过去时刻的改写，即，对过去已有的说法或者叙事进行的改写。放弃我们分析现在时所用的现代性，更不要说我们在预测未来时的情形，这样做无疑能够为推翻一些现代性（意识形态）叙事提供一种有效的手段。当然还有其他取得这一目的的方法。”[2]詹姆逊甚至提出：“在当前的语境中，‘现代性’这一个令人困惑的术语，恰恰是作为对于某种缺失的遮盖而被运用着，这种缺失指的是在社会主义丧失了人们的信任之后，不存在任何伟大的集体性的社会理想或目的。因为资本主义本身是没有任何社会目的的。宣扬‘现代性’一词，以取代资本主义，使政客、政府与政治科学家们得以混淆是非，面对如此可怕的缺失而依然可以蒙混过关。”[3]在詹姆逊看来，新的现代性研究是伴随着伦理学、政治学、美学等学科的复兴而出现的，仍然围绕着一些陈旧的话题——诸如宪政、公民权、代议制和责任等——展开，并没有提供多少新鲜的东西。新的现代性话语不仅掩盖了集体性的社会理想的“缺失”，包含了从根本上拒绝集体变革的立场，而且也不乏各种现实的考虑和策略，即为了否认西方世界面临的后现代境遇，拒绝正视资本主义出现的新变化和现实，无视资本主义进行的第三次全球性的扩张事实。如吉登斯就否认，现在所处的时代是后现代性时代。他认为，我们正处于晚期现代性时代，是现代性的后果极致化和普遍化了的时代，后现代性只是现代性的翻版。他重提现代性是为走通向自由市场的“第三条道路”服务，也是为了树立对中产阶级承担起实现现代性的信心，其现实目的是非常明显的。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詹姆逊的知识背景就不难发现，他不仅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同时也深受西方现当代哲学的影响。在80年代初西方学术界的理论争论中，“总体性”(totality)是一个被频繁使用的概念。利奥塔曾以总体性的消解作为后现代的标志，从而触发他与批判理论领袖人物哈贝马斯之间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论战。詹姆逊则视此为后结构主义向马克思主义挑战的本质所在，并以积极的姿态起而捍卫总体性。
我们知道，总体性概念的直接来源是黑格尔哲学。在本体论上，黑格尔认为，真正完整的实在只有一个，那就是总体，亦即绝对理念，除了依靠和总体的关系并最终包括在总体之中，没有任何有限事物是实在的；在历史哲学上，他认为整个人类历史也不过是绝对理念向外展开并向自身回归的过程，是一个有着单一目标、由不完善趋向完善的过程。由于黑格尔的巨大影响，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前期的众多重要思想家如弗洛伊德、杜尔凯姆、曼海姆、斯班、卢卡奇、葛兰西、柯尔施等人，以及结构主义、格式塔心理学、系统理论等诸多理论派别的思想都带有明显的总体性色彩。对此，新康德主义哲学家翁格曾说：“在现代思想史上，没有比构造一种可行的总体性的观念更为持久和更有影响力的思想倾向。”[4]
也正是总体性在现代思想史上的特殊地位，使之成为众多后结构主义理论家一致攻击的目标。后结构主义秉承基尔凯郭尔、尼采、巴塔耶、海德格尔、阿多诺一路以降的传统，并以极端反叛的姿态出现。他们认为，启蒙以来的现代思想往往以普遍真理自居，以人类全体之解放与福祉为允诺，事实上它非但没有兑现这一允诺，反而导向了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式共产主义的“总体恐怖”，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以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的名义来排斥矛盾和差异，强求一致。因此，他们反对把各种复杂的差异与独特性还原成某种基本范畴代码的做法，极力标举话语、断裂、差异、矛盾，而排斥任何可以想象的总体性形式。
詹姆逊对总体性的理解近似于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卢卡奇以总体性为支配观点，构造了一种黑格尔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他声称：“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重要地位，而是总体性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着决定性的区别。”“总体性范畴的统治地位，是科学中的革命原则的支柱。”[5]正是在此意义上，詹姆逊把后结构主义的反对总体性看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并试图以自身的后现代理论建构来表明，总体性仍是不可超越的理论视野。
在1985年的一次采访中，詹姆逊谈道：“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力量（它颇依赖于总体观念）正在于它坚持知识的总体观，并把所有对世界进行感知和认识的不同方式融会贯通，因为它的先决观念视整个社会生活为一体。”[6]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反对把后现代主义仅仅视为美学风格或文化现象，而力图联系社会经济基础结构的变迁，对之作出总体的说明。为此，他致力于把自己的后现代理论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声称其理论的“目的就是要提供一个能面向两方面的东西：分析文化文本特征的原则，同时该原则本身又是一个工作体系，即能说明这些特征的一般意识形态功能。”[7]
在奠定其理论的基本框架时，詹姆逊借助于曼德尔对资本主义的三阶段划分。在《晚期资本主义》一书中，这位比利时经济学家认为，经过马克思所说的“市场资本主义”和列宁所说的“垄断资本主义”以后，西方发达国家自二战以来已进入“晚期资本主义”。其特征是工业化的组织管理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到农业、商品流通领域，并进而渗透到文化生产、娱乐消费等领域。詹姆逊把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三种艺术（文化）风格同这三个阶段联系起来，认为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经济跨国性扩张在文化上的表现，是商品文化和物化逻辑彻底清除前资本主义“飞地”（自然和无意识）的产物。在《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一文中，他写道：“艺术生产今天已被整合进整个的商品生产中：经济的那种要以更快的转向速度掀起新而又新的商品浪潮（从飞机到服装）的疯狂般的迫切性赋予艺术创新的实验一个日益基本的结构功能和位置。形形色色的机构对于新艺术的支持，从基金和拨款到设立博物馆及其他形式的资助，其实就是对这种经济必要性的认可。”[8]
很显然，詹姆逊在后现代主义问题上坚持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这恰恰是后结构主义所要反对的。后结构主义的核心观念就是“去中心”(de-center)，认为社会的总体统一只是幻想，而强调社会的不同局部、不同层面之间的差异与异质性。与传统的总体性哲学相反，他们要把差异从“同一”的逻辑中解放出来。福柯说：“要差异地理解差异，而不是找出差异之下的共同因素，从而差异就不再让位于导致产生概念一般性的普遍特征，并将成为纯粹的事件（有差异的思想、对差异的思想），至于重现(repetition)，它将不再是作为同一的单调系列，而将成为被移置的差异。”[9]320对此，詹姆逊认为，恰恰是差异在表面上的无所不在，泄露了后现代的真正秘密。他写道：“对于差异的坚定捍卫，在大多数情况下理由自然很简单，就是自由和宽容。这一立场的无可辩驳是众所周知的。但它至少有一个好处，即提出了一个令人困惑的历史性问题：对于差异的宽容作为一个社会事实，是否属于社会同质化、标准化以及真正差异被取消的后果呢？”[10]341就后现代社会作为形态上更为纯粹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来看，很明显表现出走向同一、走向普遍性的趋势，这可以从资本主义大规模生产与消费、全球市场关系、大众媒介、广告宣传、心理从众等众多现象中看出。资本正在变得越来越总体化，它对文化、地理以及心理空间的渗透力与同化力变得日益强大。在此情形下，对差异与异质性的无限夸大，就只能掩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可怕后果，它比任何总体性观念都更为天真和更具有乌托邦色彩。就此而言，对差异的顶礼膜拜是非常容易与当代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实践互为表里的。
是否真的如后结构主义所言，一旦就后现代主义纷繁杂多的现象做出社会—文化的总体理论化，就必然要压制它们之间的差异、排斥其各自作为具体存在的独特性呢？詹姆逊认为，这里关键在于混淆了抽象的不同层次。首先，把思想当成事物，把关于世界的模式当成世界本身，这恰恰是资本主义物化逻辑无所不在的表现，即观念的物化，思想的物化。其次，“区分”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化的概念，它使差异的展开成为更抽象层次上的同一性。而对于总体性的后现代主义概念的反对，不过是传统的对于资本主义概念反对的老调重弹：“因为这些反对从本质上都以某种形式依赖于下述悖论，即：尽管各种各样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获得了以各种形式的协同性与凝聚力来再生产自身的能力，相反，资本主义的逻辑是分散的和原子式的，它与其说是一种社会不如说是一种反社会，其系统的结构，更不用说其再生产自身的方式，仍然是一个谜和一种措辞上的矛盾。”[10]343如果说系统化地生产差异这种看似悖论的现象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逻辑及其捉摸不透的本性的话，那么，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观提供了使之非神秘化的强有力武器。
一种总体性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有赖于社会—文化分期的假定。詹姆逊认为，分期并不意味着简约化或还原论。在1984年的《60年代作为时期》一文中，他对此作出了系统的解答。他写道：“这里所要讨论的时期不应被理解成某种无所不在或共同享有的风格或思想与行为方式，它更应被理解成对一种共同的客观情境的享有，对此情况可以有众多不同的反应和创造性革新，但总是受到其结构性限制。——从而，重要的不是某种60年代在其所有层次上有机统一命题，而是关于其基本情境的节奏与动力的一种假定；在这一情境中，那些不同层次遵照其自身的内在规则发展运作。”[11]在此，詹姆逊采纳了阿尔杜塞“多元决定论”的思想，即：坚持社会构成一个统一总体的同时，尽可能给其中的不同层次以相对的自律性。但是，马克思所讲的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最终决定关系”仍然存在，尽管并非机械的因果决定关系。以符号与后结构主义理论为例，詹姆逊指出，当资本主义达到日益抽象或物化了的存在方式时，语言也同样变得抽象，并最终抛弃了指涉外物的包袱而成为自我指涉的。结果是不再有意义稳定、所指明确的符号领域，而只剩下漂浮不定的能指。符号的变化促成了理论生产领域的变化，这就是后结构主义对意义、阐释系统和深度模式的弃绝。从表面上来看，后结构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朋克”之间也许并无任何联系，但它们都必须被理解成同一体系的一部分，这就是晚期资本主义经济及其极度抽象的商品化逻辑、无所不在的物化模式。詹姆逊把60年代种种社会现象（从革命政治、文化生产到哲学）最终同曼德尔所讲的晚期资本主义全球性扩张联系起来，把它们看成是后者所带来的“上层结构的信用透支”和“全球性能量释放。”
应该说，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理论建构及其为总体性辩护，的确表现出相当的洞察力和说服力。正如凯尔纳所言，“以一种黑格尔式马克思主义的方式，詹姆逊面对后现代的和后结构主义的进攻，有力地捍卫了表征和总体性的概念，并且提供了自己的关于现今时代的总体理论——这恰恰是黑格尔式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功能与重要贡献。”[12]就其所强调的总体性的最基本含义，即把那些表面上独立的现象置于一个更大的相互关联的语境中来加以认识而言，这也许是任何想要于人类实际生活有所裨益的理论都不可缺少的。但詹姆逊把总体性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念，并不意味着詹姆逊是在坚持与维护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立场。相反，他的理论广泛吸收了当代理论中的其他成分。即便是后结构主义，他也是力图在自身的理论建构中吸收和采纳其主要的理论创见。例如：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关系问题上引入阿尔杜塞的“多元决定论”，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对“去中心”思想的接受；对“生产方式”模式的共时性理解，也使得他的历史观在不知不觉中向福柯靠拢。尽管这无疑使得他的理论显得过于折中，不乏矛盾龃龉与含混暧昧之处，但较之对后结构主义持完全否定态度者，还是值得中国学者借鉴的。
我们知道，后结构主义者把总体性等同于恐怖和压抑，固然与他们对法西斯主义，以及他们所谓的斯大林式社会主义、60年代激进政治实践和70年代的红色高棉的反思有关，但也不乏偏激与片面之处。贝斯特的评说堪称公允：“如果总体性可以指暴虐、封闭、强制同一的反面乌托邦(distopian)梦魇，它同样可以指个人发展、社会与生态和谐的乌托邦梦想，可以指脑力与体力劳动、心与身之间有害无益的分裂的终结。每一种观点都讲出了某些真理，表述了这个概念的一个方面。总体性既可以通向瓦尔登湖，也可以通向斯大林的古拉格，而这只有通过具体的理论和政治运用才会实现。”[9]360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对总体性的偏爱，不可避免地也给詹姆逊理论带来了相当的局限与困境。由于他试图提出一个包容整个社会生活的时代分期概念，使得他实际上把后现代主义看成是现今第一世界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艺术（文化）风格或类型，过分强调了它与现代主义之间的断裂，夸大了它在文化整体及不同文化领域中的实际表现，而没有注意到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关系上的复杂性。比较而言，利奥塔把后现代主义说成是现代主义的早期状态，也许更合乎艺术发展的实践。另外，詹姆逊试图从经济基础的角度给予后现代主义以总体性的解释，但在这两个层面之间，他并没有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中介”模式。尽管他在诸多著述中都试图解决这一马克思主义美学难题，但总的来说，他给出的答案是过于含糊和令人难以捉摸的。
更为重要的是，总体分期的构想也使得詹姆逊过分拘泥于社会文化的实存层面，而较少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考察后现代问题。相比之下，对詹姆逊抱相当同情态度的凯尔纳和贝斯特就显得更能理解利奥塔、福柯等后结构主义思想家的精神实质。在《后现代理论：批判与质疑》一书中，他们把利奥塔等人与哈贝马斯所代表的批判理论同置于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这一传统中来考察，而称他们间的论争为“兄弟之争”。实际上，利奥塔本人在80年代也明确提出，后现代乃是对现代性的重写：“后现代不是一个新的时代，而是对现代性自称拥有的一些特征的重写，首先是对现代性将其合法性建立在通过科学和技术解放整个人类的事业的基础之上的宣言的重写。……这种重写在现代性本身里面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13]利奥塔对于后现代的这种理解，正为越来越多的理论家所认同。这使我们不能不看到，詹姆逊在其理论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上，确有某种刻板与守旧之处。
对后现代思想家对马克思的种种“解构”式解读，我们自然不必完全认同，却也不应简单拒斥。站在“现代”思维的立场来看，对于马克思的学说，后现代思想家强调其方法而非结论，重视其思路而非体系，赞赏其某些片断而非整体；更重要的是，一些后现代思想家对马克思哲学中某些成分的强调，意在对作为整体的马克思文本进行拆解，使其呈现内在的对抗性和自我消解性。因此，在后现代语境中，马克思的文本变得支离破碎，不再具有一以贯之的统一意义。而站在“后现代”的立场来看，这种“支离破碎”既标志了既有的马克思主义阐释模式面临危机的症候，也同时孕育了克服危机的萌芽，由此，正是在这种“支离破碎”中，马克思的文本重新获得鲜活的生命力。詹姆逊等人在马克思主义和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之间所做的互文性解读，至少给我们以下启示：文本内在的差异及异质性并不一定是灾难，相反，它可能为文本打开新的、无穷无尽的意义源泉；致力于构造完整的体系可能已不合时宜，在后现代知识状态中，面对不同的历史情势，可能产生不同研究路径的马克思主义，每一种研究路径都是值得考虑的；由此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就特别需要摈弃了。
收稿日期：2008-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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