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蔚[1]2002年在《青少年教育需求与意识问题的比较研究及启示》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80年代后，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经济的全球化、通讯媒体的网络化、国家国民意识的变更，特别是国际社会终身教育思潮的兴起，使各国青少年的教育模式、范畴、价值观发生了重大变革，以此为基础展开的青少年教育需求与教育意识亦发生质的变化。本文从典型国家青少年教育背景的分析入手，量化研究青少年对自己国家的社会教育环境、教育信息化等教育诸侧面的满意度。并以质的研究法探讨形成不同教育意识、需求和教育范畴的影响因素。最后通过典型国家与我国教育现状的对比分析，得出了对我国教育改革和教育发展的几点启示。 引言部分：从当前国际社会的变革、全球经济的一体化的现状入手，分析典型国家青少年教育背景的变化，并探讨了各国青少年不同层次的教育意识与教育需求。最后简要介绍了国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快速变化条件对青少年的影响。同时简述了本研究的设计与研究方法。 第一部分：典型国家青少年对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区教育等层面的满意度比较分析，得出4种不同的教育社会类型，并探讨了国际社会4种不同的教育社会类型形成的内外因。从青少年对自己国家教育环境的态度，对学校教育意义的不同认识，对雇佣流动的不同观点，以及对网络信息的处理方式，对本国社会的问题与褒扬点的不同意识，得出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青少年截然不同的教育意识与需求的结果。 第二部分：从教育与科技的投入，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入学率，国际留学与人才流动，教育信息化发展动态以及从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各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以探求造成国际青少年不同教育意识与需求的教育内部的因素，并以详实的数据与事实论述我国青少年教育现状。 第叁部分：通过对各国青少年教育背景的比较分析，对青少年不同教育意识与需求，教育内部的影响因素的研究探讨，对比我国青少年的教育现状，提出了依法治教、加大教育投入，发展与完善的基础上扩大教育对外开放，提高教育信息化水平，促进教育多样化、实现多元化高考制度，构建终身学习体系的几点对策和建议。
雷蕾[2]2016年在《当代俄罗斯爱国主义教育研究》文中提出俄国革命家、哲学家、批判家尼·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过:"一个人的历史意义是由其对祖国的贡献来衡量的,而优秀的本质是由是否具有深厚爱国主义情怀来衡量的"。作为俄罗斯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当代俄罗斯爱国主义集中体现为"一种社会情感"、"一种行为准则"、"一种大国情怀"和"一种价值导向",这既是对"第叁罗马"思想、"祖国之子"思想的继承发展,同时也从中折射出俄国知识分子和革命导师列宁等人关于爱国主义本质的思想认识。在当代俄罗斯社会,爱国主义被赋予了神圣的国家使命,成为俄罗斯在国家治理层面合法开展价值观整合,维护俄式民主化道路,引领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思想武器。正如普京所言,"我们找不到像苏联所选择的那样的东西。我认为,我们没必要向遥远的过去寻找这种东西,如果有一种能代替过去不错做法的东西,那就是全俄爱国主义"①。爱国主义是爱国情感的理性自觉,而爱国主义教育是促进个体掌握和获得此种理性自觉的必要途径。回视俄罗斯教育历程,爱国主义教育以其特有的价值规定和教育功能占据了重要的篇幅,是各个时期俄罗斯教育领域不可撼动的组成部分。特别在苏联时期,爱国主义教育高度服务于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滋养着苏联人民的社会生活,其传递的思想理念影响着一代代苏维埃人民的精神世界。时至今日,虽然国家体制已经发生变革,社会结构也已发生转型,但爱国主义教育所具有的强大思想力量和精神指向仍然焕发着极强的生命力和时代感。在今日俄罗斯,爱国主义教育所追求的价值观念是容纳社会多样价值观、多种政治思想和多元文化的最大公约数。在新的历史阶段,俄罗斯选择以爱国主义教育带动俄罗斯现代德育体系的全面复兴,并以爱国主义教育的强势回归作为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重要突破口,符合俄罗斯重建"社会统一的价值观和思想倾向"的道路选择,是俄罗斯追求"历史同脉性"、"民族继承性"和"文化兼容性"融合式发展道路的战略决策。我国与俄罗斯在历史上有着相似的教育背景,虽然在"特殊时期"经历过学术交流停滞,但正如朱小蔓教授曾经说过:"如果秉持多元的文化认同观和科学客观的态度,我们就不能、也不应该遗忘俄罗斯"②。当前,中俄两国都处于社会转型期,在青少年的教育问题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俄罗斯近些年在爱国主义教育领域所进行的探索与建设,所形成的理念与方法,是能够与我国教育现代化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建设和实践发展以及我国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进行对话和交流的。基于上述认识,本研究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与方法,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视角对当代俄罗斯爱国主义教育进行较为客观、系统的分析与研究,力图解决两个层面的基本问题:在理论层面,追溯俄罗斯爱国主义的历史文化根源,辨析"俄罗斯新思想"与当代俄罗斯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在关系,深入剖析俄罗斯爱国主义及爱国主义教育的当代价值,破解论文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在实践层面,全景式、整体式呈现当代俄罗斯爱国主义教育,对其现实经验与局限性进行客观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积极凝练我国在爱国主义教育领域应当给予的现实回应。正文总共包括五章。第一章主要研究俄罗斯爱国主义教育的当代释义,集中破解论文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一方面,重点阐释当代俄罗斯爱国主义的基本内涵,并对作为俄罗斯爱国主义思想溯源的"第叁罗马思想"、"祖国之子思想"、"19世纪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思想"、"列宁的爱国主义思想"进行追溯与分析,探寻爱国主义的民族文化基因,寻找爱国主义教育何以在当下承担国家重任的民族根源;另一方面,在当代俄罗斯德育体系框架下,阐释了其重要组成部分——当代俄罗斯爱国主义教育、精神道德教育、公民教育的基本内涵及内在关系。第二章主要研究当代俄罗斯爱国主义教育的强势回归。以历史为主线,结合俄罗斯不同历史阶段爱国主义的基本内涵,重点研究基辅罗斯时期、沙皇时期、苏联时期的俄罗斯爱国主义教育的核心内容与本质诉求。以现实为基础,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层面剖析爱国主义教育复归的社会背景,客观分析国家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等影响爱国主义教育回归的社会思潮,寻找爱国主义教育何以在当下承担国家重任的现实根源,探寻当代俄罗斯爱国主义教育模式构建的社会成因。以政策为参照,通过系统分析俄罗斯四部爱国主义教育国家纲要的目标任务、现实合力和配套资源等具体问题,透视国家层面对爱国主义教育提供的政策支持,从本质上把握当代俄罗斯爱国主义教育的未来发展趋势。第叁章主要研究当代俄罗斯爱国主义教育的思想基础、理论借鉴及现实主体。当代俄罗斯爱国主义教育复归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根源,那么,从现实俄罗斯社会审视爱国主义教育,其强大的精神力量或思想基础在何处?我们认为,普京提出的"俄罗斯新思想"恰是为当代俄罗斯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本部分重点辨析"俄罗斯新思想"与当代俄罗斯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在关系,在此基础上探讨当代俄罗斯爱国主义教育的理论借鉴,其中包括"个体中心取向教育理论"、"合作教育学理论"、"集体主义教育理论"。同时,本部分还从核心教育主体、战略导向主体、地区监督主体、地区执行主体、社会教育主体、宗教文化主体、校园文化主体层面,阐释了作为"全社会工程"爱国主义教育的"纵向联动、横向协作"立体式教育格局。第四章主要研究俄罗斯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课程设置及实践模式。本部分重点阐释了爱国主义教育主要内容,具体包括"基本民族价值观念教育"、"国家历史与宗教文化教育"、"军事强国意识教育"和"民族宽容意识教育"。在此基础上,系统分析了俄罗斯大中小学以人文社会科学类显性课程为主的课程爱国主义教育模式,分别对小学阶段"周围世界"、初高中阶段"社会知识"、大学阶段"人文、社会和经济类课程"的授课目标、内容、形式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立足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属性,总结了当代俄罗斯爱国主义教育的叁类重要实践教育模式,即"国家历史文化"认知模式"、"军事强国意识"激发模式和"公民爱国行动"践行模式。第五章重点围绕当代俄罗斯爱国主义教育开展理性思考。从问题反思角度,客观分析当代俄罗斯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经验,同时对俄罗斯爱国主义自身具有的狭隘性,俄罗斯爱国主义教育理论研究迟滞和发展不均衡等存在问题进行了反思。在此基础上,以当代俄罗斯爱国主义教育为参照,立足我国社会,提出牢固树立爱国主义教育永恒性,牢固树立爱党、爱国与爱社会主义有机统一,牢固树立爱国主义教育促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基本认识,以及努力探索爱国主义教育在当代中国社会时代进路,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制度建设和社会合力构建的理性回应。
贺新宇[3]2016年在《多元文化视域下的民族地区和谐教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典型的多民族国家,我国56个民族在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地域上长期共存、在大多数历史时期共生共荣、和谐共处,其经长期历史演化而形成的“多元一体”发展格局尤其是多样性发展特征表现在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教育等层面,为探寻全球化时代如何保持文化的多样性、促进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和谐发展与教育传承提供了难得的具有世界意义的样本。同时,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多元化对我国民族教育与国家安全的现实挑战与我国民族地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又对传承民族文化多样性特征基础上我国民族地区教育的和谐发展提出了客观要求。因此,论文试图从教育与文化两个纬度,围绕民族地区和谐教育的目标进行跨学科的民族教育问题的综合研究,认真厘清这些关系的特征及其内在的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力图构建一个充分体现多元文化时代特色、适应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需要的系统的民族地区和谐教育理论体系,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谐教育”理论。全文坚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元”与“教育和谐”的基本理念,在马克思主义文化发展理论和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指导下,充分汲取西方多元文化教育理论与和谐教育理论、我国古代“和合论”与当代多元一体化教育等理论的营养,比较、借鉴世界各国多元文化教育与和谐教育的经验与教训,借助国内文化学、社会学、教育学和民族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主要样本,在对民族地区多元文化教育现状和民族教育非均衡发展现状抽样调查的基础上,客观分析了我国民族地区教育非均衡发展等各种非和谐现象及其成因,指出了当前我国民族地区学校在课程设计与实施中所存在的文化多样性缺失、主流文化中心倾向和少数民族儿童失学、辍学与学业失败问题、文化认同迷失问题以及双语教学、教师队伍等方面存在的各种问题,并对上述问题进行了一定的客观分析和探讨,提出了多元文化背景下开展民族地区和谐教育的一系列实践策略和建议。作者认为,民族地区和谐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宏观的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到中观的和谐学校建设再到微观的学生全面和谐发展等多个层面去整体建构。就宏观层面而言,民族地区教育的和谐、均衡发展是构建和谐教育并进而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和前提,为此,需要从政策制定、教育立法、资源配置、教师交流、监测评价、优化布局等层面,以教育公平为基本价值取向努力实现;就中观层面而言,从民族地区学校和谐文化建设到和谐师生关系的构建,从基于文化理解的多元和谐的课程设计、实施到尊重差异、合作共享的课堂教学生态、切合民族地区实际的民汉双语教学的开展以及拥有跨文化理念与技能的专业教师队伍的建设,都是和谐学校建设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再从微观层面而言,人的全面、充分、自由、和谐发展是教育追求的终极理想目标,而基于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谐教育的具体目标是帮助不同民族的每一位学生在获得多元文化相应知识、拥有“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意识、培养跨文化适应能力的同时,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辩证取舍、美人之美、和而不同之观念和消除偏见、歧视的情感、态度以及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的文化价值观,获得相应的消解文化冲突的社会行为技能,从而在享受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的基础上和谐发展,最终实现各民族的普遍繁荣与和谐共处。为此,论文对立足多元民族文化以促进民族地区学生的全面和谐发展问题、从民族文化认同到中华文化认同的多层次文化认同的系统建构问题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谐教育的基本理念和培养目标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阐述。
朱志刚[4]2011年在《社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支持主体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面对本世纪的国际和国内经济、政治、文化发展背景,如何对青少年进行教育,特别是思想道德教育,使其健康成长,关系到家庭幸福和社会稳定,关系到国家富强和民族繁荣。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兴起、发展与社会环境变迁有着直接的联系。随着改革的深化,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单位人”日益向“社会人”转化,社区已成为青少年除学校之外接触最多的社会场所。作为青少年生活居住地的社区,是青少年的“第二课堂”。因此,社区便成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阵地。社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工作,不仅仅是教育部门的责任,而且需要全社会的关心和支持,改革开放以来,社区组织获得了繁荣和发展,社区中的机构与组织,比如学校、家庭、居委会和共青团、少先队、妇联、工会等,它们都非常重视社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一些新兴组织如志愿者组织、老年人活动组织、居民组织、民问团体、社区物业、中介服务组织等,在社区活动中越来越活跃,对社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具有日益重要的意义。我们可以借助以上组织与机构,开发对社区青少年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支持主体,以社区为阵地对青少年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只有各方面把加强社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社会责任切实担负起来,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充分有效地利用各种主体,有效整合各种类型的支持主体,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增强工作合力,提高整体效果,才能把社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真正落到实处,形成全党全社会共同关心社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良好局面。社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支持主体职能的履行水平将直接关系到社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成效,这也就使得社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支持主体开发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发达国家探索、反思及改进社区青少年教育的过程造就了比较完善的社区青少年教育支持主体体系。同时,港台地区的社区青少年教育支持主体服务也进入成熟阶段。与此对照,我国大陆社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支持主体体系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各类探讨性的研究和实践还相对薄弱。为此,应当借鉴发达国家与地区的宝贵经验,如何把这些机构、组织纳入社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体系当中,开发社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支持主体,有效发挥其作用,是目前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本文系统开展社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支持主体发展研究,全文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探讨社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支持主体发展的客观依据。包括社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支持主体发展的政策、法规依据以及社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支持主体发展的现实依据。第二部分,对当前社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支持主体发展的现状做出全面分析。社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支持主体的开发,反映了政府、社区、专业组织等支持主体对日益严峻的青少年思想道德状况的积极回应。当前,我国社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支持主体虽然发展较快,但由于一些历史原因,仍存在着许多问题,如从政府的角度看,缺乏对社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宏观调控,政府在推动社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不明确,责任不清,支持主体间权责划分不清,缺乏有效的整合等。这些问题严重阻碍了我国社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发展。因此,我们应该尽快从实际出发,建立合理的社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支持主体开发体系,促进我国社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健康发展。第叁部分,论述发达国家与地区社区青少年教育支持主体发展的经验借鉴。分别发达国家对社区青少年教育支持主体发展的社区“平台”建设、从发达国家政府参与社区青少年教育、发达国家与地区公益机构参与社区青少年教育、企业支持和参与社区青少年教育、非营利组织(社团)参与社区青少年教育等方面,探讨发达国家与地区在社区青少年教育支持主体发展方面的经验。通过对发达国家与地区和国内社区青少年教育支持主体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国内外的社区青少年教育支持主体存着很多的共性的地方,国外社区青少年教育支持主体发展工作有很多好的经验和做法值得我们借鉴。第四部分,论述我国社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支持主体发展的对策。一、提出我国社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支持主体发展的目标、指导思想、原则和发展策略。社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支持主体发展必须遵循党的领导、法治、社区本位、统筹协调等原则,目标是以社区为平台,建立党的领导,政府主导,形成以社区青少年教育委员会领导下、社区青少年教育服务站为中心,以国家机关、事业机构、社团组织、企业为重点开发对象的社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支持主体,形成类型多样的社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支持主体系统。二、论述如何促进社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支持主体的多元发展。从四个方面论述社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支持主体的多元发展：其一,国家机关参与社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是履行自身职责的需要；其二,事业机关参与社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建立灵活的基地体系；其叁,社团组织参与社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鼓励公民担当社会责任；其四,我国企业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在参与社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中提高企业美誉度。叁、探讨以机制建设保障社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支持主体发展。社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支持主体发展的机制问题,就是研究社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支持主体发展运作过程中各个组成部分之问的相互关系、工作方式以及相应的制度、机构、政策、法规等方面的保障体系,具体包括：领导机制和工作运行机制(党的组织领导机制,政府行政管理机制,市场机制,单位共建机制,社会参与机制)；激励机制(考评机制,精神激励和物质激励机制)；保障机制(物质保障机制,监督保障机制和约束机制)。由于社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还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完善社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支持主体发展必然会经历一个探索、波折、反思的漫长过程,培育社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支持主体非朝夕之功,需要通过多方的努力才能实现。本文的努力试图为缩短这一过程做出一点贡献。
张娣[5]2017年在《童年的“消逝”与“绽放”》文中提出本文对1958年至2015年"中国少儿电视"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梳理。着重讨论了近30年间中国少儿电视发展的基本情况和电视环境下中国少儿文化的基本状况,讨论了在中国电视体制和规制下,中国少儿电视与中国少儿文化重构的关系,以及中国少儿电视进入频道时代后的繁荣与危机,讨论了产业化和新媒体为少儿电视所带来的挑战与机遇。本文以"童年的绽放"为标题,在认真汲取波兹曼《童年的消逝》这一"儿童电视文化史"的经典之作的学术素养的同时,也依据中国少儿电视发展的实际情况,对"童年消逝"理论的普适性问题提出了讨论和修正。依据本文的研究,无论是就中国少儿电视发展的文化环境而言,还是就电视这一媒介平台所承载的中国儿童的话语权、选择权而言,中国少儿电视文化在近30年中都得到了积极健康的发展,童年的"绽放"是近30年中国少儿电视发展史的主流。全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除绪论外,正文共四章。第一章,简要梳理了中外少儿电视的历史。其基本材料和节点虽然来自《美国电视史》、《中外广播电视史》、《童年的消逝》等前人的着作,但在综合叙述的过程中,本文也尽可能地依据时代背景和技术发展,对不同时期少儿电视的特点进行归纳和提炼。其中,中国少儿电视"节目时代"、"频道时代"、"新媒体时代"叁个阶段的划分等,是前人所未曾明确言及的。第二章,通过对中外电视体制、媒介产权、电视规制的对比,讨论并肯定了了中国少儿电视发展的制度优势与道路优势。同时,依据学术界的分类研究和个人的理解,对新闻类、娱乐类、教育类、服务类等类型的少儿电视节目的发展特征、制作方式、运营特点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研究。第叁章,讨论了中国少儿电视进入"频道时代"的背景、历程及意义。通过分析研究我国现阶段少儿电视呈现出的时代特征,阐释了"儿童本位"为出发点的中国少儿电视对中国少儿文化的曲折重构及贡献。认为与西方电视语境中的"童年消逝"最大的不同是,中国电视媒体兴起之后,对中国儿童的影响、对儿童本位的确立起到了促进作用。中国文化传统中相对缺失的"儿童本位",包括儿童的选择权、自主权、话语权等等,都因电视这一媒介平台而渐次建构。第四章,讨论了我国少儿电视频道进入新媒体时代的发展特征,机遇与困境,探讨其所处的政策规制、市场竞争、受众需求、互联网冲击,以及人才制约等方面的问题,认为少儿电视的节目化、少儿电视频道以及少儿电视频道产业化,是中国少儿电视发展的叁大里程碑,也为中国少儿的健康成长,为他们的"童年绽放"搭建了最好的平台。同时以山东少儿频道产业化为案例,讨论了中国少儿频道产业化之路的可能性与可行性,提出少儿频道突破发展瓶颈的主要策略:内部架构的重建、节目品牌化的运作、构建节目之外的产业格局以及新媒体挑战下的媒体融合。下篇为《中国少儿电视大事年表》。《年表》以"条目纪年"的方式,尽可能清晰地"复现"近60年(1958-2016年)中国少儿电视绽放与发展的真实历程。《年表》中除了极少量的内容直接采自《1955-1983中央电视台大事记》外,其余的条目均来自网络主题检索和近百种《年鉴》、《年报》类纸质资料的逐页翻检,其中包含着大量的原始资料的首次辑录。这份《年表》也是一部微型的《中国少儿电视史》,多少可以填补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
孙建青[6]2014年在《当代中国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大学生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立德树人”是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面对世界多元走势下文化多元、价值观多元的发展,如何有效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大学生头脑,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核心工作之一。大学生的核心价值观是对理想、信仰、信念、道德、精神、品质、人格、人生目标等主要特征的反映,教育目标就是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导下,培养具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时代发展所需要的未来建设者和接班人。依靠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和功能,全方位对大学生进行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引领,能帮助大学生积极抵御落后、腐朽文化的侵蚀和错误思潮的影响,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代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求我们积极培育和塑造大学生的核心价值观。当前,大国博弈已经进入以核心价值观为支点的时代。加强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是新时期国际形势发展的需要,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社会稳定发展的要求,能否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特别是帮助、引导大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系到国家的长远发展问题,也关系到大学生成长的根本问题。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发展回顾,我们可以梳理、总结出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要做法和经验。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传统的价值观教育方法在不断创新,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把握保证了价值观教育的有序开展,高校师资队伍不断优化、教育形式不断创新,优秀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得到继承和发扬等,都是改革开放叁十多年来我们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要经验做法。当然,当代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也存在着突出的问题。没有向学生提供简单明了、易学易记的核心价值观内容、实践教学环节重视不够、教育方式还没有完全适应教育空间的变化、核心价值观教育主体素质有待提高等都是阻碍核心价值观教育发展的因素。究其原因,核心价值观教育理念滞后、当代社会存在的多样社会思潮、多元文化对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发展都有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师资队伍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社会道德问题和错误的社会价值导向等都是大学生错误的价值观产生的诱因。通过对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发展回顾和存在问题分析,我们试图从问题着手,解决问题,推动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改革和创新。分析、总结国外部分先进国家的核心价值观教育特点,可以对我国的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提供借鉴和建议。国外很多国家的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启动早于我国,并且经历了很多变革,有一些成功的基本经验,像政府重视核心价值观教育,重视学科教学中贯穿的核心价值观教育,重视本国传统价值观的继承和发展,重视发挥隐性课程的作用,重视发挥社会和家庭的作用,实现全员育人,尊重学生主体、鼓励主动参与等,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理念和方法。科学凝炼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是做好价值观教育工作的前提。大学生的核心价值观要重点体现两个层面：一是理想目标,包括政治、思想、理想、信念等方面的内容；二是生活目标,包括成才、个人发展、基本素质等方面的内容。通过对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凝炼的基本原则、基本理论的分析,我们认为当代大学生的核心价值观既要体现中华民族特色,具备时代精神,有统一的价值标准和道德规范,涵盖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的爱国主义情怀和艰苦奋斗精神,又要符合大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可以将其概括为“爱国爱党,自强自立,重德守信,求真向善。”大学生的核心价值观是适应大学生群体发展需求,体现大学生价值理想、价值追求的共识性观点,立足于现实又统领于未来,居于大学生价值观的主导地位。充分发挥核心价值观教育在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就要对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进行定位和概括,并提出教育方法、思路和举措。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包括理想信念教育、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美德教育等主要内容。大学生的核心价值观教育既要坚持抓住主渠道,发挥正面教育的有效方法,如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课程、校园文化、实践教育、榜样教育等,又要关注价值教育,将道德教育、公民教育、精神教育、人格教育等方面的内容纳入价值教育的范畴,开展文化价值教育、情感价值教育、生命价值教育、审美价值教育等一系列以具体载体为基础的价值教育活动,发挥价值观教育的综合性作用。在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工作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和培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大学生的核心价值观塑造是我们近期的重要工作和任务。要深刻挖掘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内核和精神实质,找准结合的切入点,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另外,还要重视隐性教育的潜在作用、使群体教育与个体教育互为补充、加强全媒体环境下的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自我建构引导,多管齐下,共同推动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构建的自发与自觉。当代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主体的素质是影响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实效性的关键因素。这里的主体不惟单指老师或学生,两个主体都关系到教育的实效性。论文主要以受教主体——学生作为主体素质提升的研究对象,一方面是因为作者的身份特征,更致力于对学生的研究和探讨；另一方面作者还是认为学生素质的形成和提高是更能显而易见的效果形式,因为论文探讨的核心价值观的主体是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对象和主体也是大学生,老师虽然也是主体,但老师、资源、环境等都是外力,外力终归只是推动力,能否实现核心价值观的成功塑造需要大学生的自我意识发展和自我价值建构。一定的教育方式需要通过学生的学习、活动和交往等,在自我建构中转化为学生的个性素质。因此,针对大学生主体素质提升的要求,论文提出六点建议：建立“以人为本”的新型师生关系,关注学生的主体需求；帮助大学生提升价值意识,提高价值选择的主体性和规范性；引导大学生在社会价值实现和自我价值发展中保持好张力和平衡；在学科教学中,帮助学生形成问题意识,为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能力、终身学习的理念服务；加强校园文化的主流导向,做好大学生的健全人格塑造和发展；搭建实践平台,提高主体的创新能力。大学教育仅是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一个主要渠道,大学生的成长离不开社会,社会环境、社会风气对大学生的核心价值观形成也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论文主要以大学生在校期间的核心价值观教育为主要议题来探讨、研究,而真正意义上的“全员育人”应该是全体社会成员联动参与,共同实现教育目标的过程。希望会有更多的人关注大学生的身心发展和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这一课题。
毛明明[7]2016年在《当代中国政府购买教育服务研究》文中提出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在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取得辉煌成就和明显进步的同时,公众对教育非均衡发展的批评、对教育质量和水平的追求、对教育公平和效益的期望也在与日俱增。其中,多元教育服务的供需矛盾和优质教育服务的供需矛盾在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发展过程中表现的尤为突出。但是由于政府自身的资源和能力有限,在这两对矛盾处理中不仅使政府供给教育服务的成本不断高涨,还给政府对教育领域的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因此,为了保持教育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提高教育服务的供给品质,改善教育服务的管理水平,政府必须改变传统的思维模式,通过优化自身职能结构,重新界定政府、社会和市场在教育服务领域中的关系,来建构一个多元主体参与的教育服务治理体系,这不仅是加快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也是破解政府如何有效供给教育服务难题的关键。而政府通过向社会力量购买的方式为公众提供教育服务则为公共教育治理体系的完善提供了一条实现路径,更为解决优质和多元化的教育服务供需矛盾开具了一剂“良方”。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教育服务,实质上是政府将教育服务的“生产过程”让渡给社会力量,通过教育服务“生产者”和“提供者”的分离,在以“契约”为纽带的商品交换关系上,来扩展教育服务的供给范围,以提升教育服务的效率和质量,从而不断满足社会公众对优质、高效、可选择的教育服务的需求。在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宏观发展的大背景下来研究政府购买教育服务活动,不仅是对深化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和购买教育服务理论空间的现实回应,也是探讨当代我国教育服务改革和政府教育职能转变的一个重要方向。本研究将沿循着“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以我国政府购买教育服务的理论逻辑和研究现状为思考起点,在综合运用公共治理理论、委托-代理理论、PPP理论的基础之上,通过选取管理学中的战略管理理论最为作为主要的理论工具,并借鉴政府战略管理“叁角模型”中的使命管理、政治管理和运营管理叁个分析维度,构建了当代中国政府购买教育服务研究的分析框架,同时划分出了本项研究的叁大主题模块：基于发生逻辑和价值目标的购买使命陈述、基于宏观环境和微观主体关系的外部购买环境衡量、基于政府资源和能力以及运行机制的内部购买环境审视。在该分析框架和研究主题内,通过运用文献法、访谈法以及比较研究法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以我国正在发生的政府购买教育服务现实实践为分析背景,以我国政府购买教育管理服务为研究聚焦点,以上海市浦东新区教育服务委托管理为研究载体,对我国政府购买教育服务活动的内外部战略环境进行了观察和测定,深入探究了购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症结和风险并提出了购买战略发展的策略选择。具体来看,本文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是第一个研究主题,解释了当代中国政府购买教育服务的历史演变逻辑和现实驱动因素,并对政府购买教育服务的价值取向和购买目标定位进行了基于价值理性的表述。第叁章和第四章是第二个研究主题,通过对政府购买教育服务外部宏观环境评估和微观主体关系的探析可以看出,当前我国政府购买教育服务活动在宏观的政策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中表现出机会和威胁并存的局面,而在微观的“叁元主体”互动中,由于责权配置不均、利益诉求存在价值偏差和信任危机而导致购买参与主体间则表现出应然和实然冲突的关系状态。第五章和第六章是第叁个研究主题,研究发现当前我国政府在购买教育服务活动中虽然具有相应的权力资源和技术资源优势,但在信息资源获取、人力资源建设、财力资源安排和权力资源使用上仍存在战略性的结构困境,同时表现在结构维度内的机构组织能力、技术维度内的合同管理能力和责任维度内的风险防控能力的叁大政府管理能力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另外,在教育服务需求调查机制、承接主体准入机制、招投标机制、绩效评估机制、退出机制的运行机制建设上则表现出与运行机理协同中的过程低吻合性和逻辑缺陷性。第七章从制度安排层次、手段技术层次和治理能力层次“叁层次治理”工具出发,对我国政府购买教育服务发展的路径选择方案进行了讨论,并指出只有不断完善购买规则,提高购买合法性；合理界定主体间责权利边界,厘清购买关系；优化政府内部战略资源,提升政府管理能力；积极培育服务承接主体,创新购买文化；健全购买运行机制,规避购买过程风险才是保证我国政府购买教育服务活动能够得以持久发展的应有之举。
杨婕[8]2016年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公民教育课程建构研究》文中提出新世纪以来,全球化的影响、经济的发展、新技术的兴起以及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我国社会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也对我国的公民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民教育作为未来国家教育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主题,是我国改革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学校公民教育是提高我国公民素质、推动现代化民主社会建设的重要途径。落实公民教育需要专门的、规范的学校公民教育课程,然而,我国目前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中没有一门课程可以承担公民教育的任务。建构学校公民教育课程是落实和深化公民教育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尽快实现公民教育课程化,建构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公民教育课程体系,是当前的重要任务,也是本研究的目的所在。本研究针对当前我国的义务教育阶段公民教育课程现状,清晰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公民教育课程的重要意义,阐明建构该课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明确建构公民教育课程的理论依据,力求在此基础上建构出公民教育课程体系,包括课程的地位、属性、目标、内容以及课程的组织形式。具体而言,本研究的内容如下:第一章建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公民教育课程的必要性。本章主要研究公民教育课程现状,诊断现实问题。首先,从历史背景和现实环境两个角度分析建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公民教育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必要性。其次,对学校公民教育课程现状及中小学教师对公民教育课程的认识进行调查研究、对品德课程标准以及教材中有关公民教育的内容课程做内容分析,调查发现我国当前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没有公民教育课程,教师对公民教育及公民教育课程的认识明显不足,在现有的德育课程框架中不利于公民教育的开展,限制了公民教育的进程和水平,建构学校公民教育课程的任务十分紧迫。第二章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公民教育课程建构的理论依据。本章主要梳理相关理论学说,为建构公民教育课程寻找理论依据,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建立结构合理、富有弹性和充满活力的公民教育课程体系。首先界定了本研究涉及的"公民"、"公民教育"、"课程"、"公民教育课程"、"课程建构"等核心概念,厘清了公民教育与德育之间的差异;梳理多元文化公民教育思想、多向度公民教育理论和世界公民教育理论叁种当代公民教育理论,并明确各理论对本研究的意义;总结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认知和道德发展特点的相关理论学说作为设计课程目标和内容的依据;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课程理论,即经验主义课程理论和人本主义课程理论作为课程建构的核心理念。第叁章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公民教育课程的地位、属性及建构原则。学校公民教育课程必须是必修课程和核心课程,课程具有教育性、公共性、体验性、开放性和时代性的特征。建构学校公民教育课程过程中必须遵循五点建构原则——目的性原则、针对性原则、科学性系统性原则、实践性原则和开放性原则。第四章和第五章是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公民教育课程目标的建构和内容的建构。公民教育课程的目标体系建构要遵循叁个原则:建构体系适应性原则、目标结构立体化原则和价值内涵动态平衡原则。具体目标分为四个维度,分别是知识维度、能力维度、情感态度价值观维度和公民行为维度,这四个维度是一个整体,公民的培养最终都需要落实到公民行动上。课程的内容包括公民知识、公民道德与价值观、公民认同和公民行为能力四个方面。第六章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公民教育课程的组织。是对公民教育课程组织形式的设计。学校公民教育课程应该以学科课程为主,结合活动课程,尤其是发挥公民教育的"服务-学习"活动课程对公民行为培养的重要作用,并重视发挥潜在课程的作用。第七章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公民教育课程走向实践的若干建议。公民教育课程要最终走向实践,必须要加强政府、学校、教师等各个层面对公民教育课程的重视,并分阶段逐步推进公民教育课程,从准备阶段到启动阶段,实现最后的常态化发展阶段。
牛国兴[9]2011年在《我国青少年的生死教育研究》文中指出目前,在我国青少年成长过程中,轻生、自杀现象屡见不鲜,伤人、他杀事件时有发生,另外,青少年群体中心理疾病患者以及有潜在心理问题者亦是数不胜数。这些令人担忧的现象和问题底下埋藏的是青少年生命品质低下、精神生活空虚、生存质量降低等深层次发展危机。因而,针对青少年恐惧死亡、曲解死亡、轻视生命以及其生存质量不断降低的现实,对其进行生死教育已迫在眉睫。生死教育又称死亡教育,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最初是为了消除死亡焦虑和死亡恐惧,随着其理论的不断发展和成熟,逐渐拓展到一些与生命和死亡相关的领域。我国学者于20世纪90年代将其引进,并与实际情况相结合,提出了“生死教育”这一说法。概括而言,生死教育是一种向人们传授生与死的相关知识,教人积极思考和正确处理与死亡相关的问题,帮助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促使人实现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的教育。如今在国外一些国家和地区,生死教育的发展已经相当成熟,业已建立了从小学到大学、从儿童到成人、从家庭到社区的死亡教育体系。几乎所有在学的青少年都要或多或少的接受一些与生命和死亡相关的教育。然而在我国,青少年的生死教育则多局限于理论研究层面,进入到具体实践层面的则是凤毛麟角。这种实践层面的缺位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因为它关涉到青少年的成长,关涉到祖国的未来和希望。正是基于以上的这些问题和背景,我对青少年生死教育这一课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大量收集资料和进行实际调查的基础上撰写了本文。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尝试构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青少年生死教育理论,并结合我国相关现状,提出一些具有针对性的青少年生死教育实施构想。以期引起部分研究者的共鸣,力求对我国青少年生存质量的改善和生命品质的提高做出一定的贡献。本文共由五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本文的引论。介绍了研究的缘起、目的、相关研究综述、研究的重点难点、研究的意义和方法。第二部分,从分析当前存在于青少年生存和发展中的问题入手,结合实地问卷调查和访谈所得结果,提出青少年生死教育实施的紧迫性和功能。第叁部分,以中西死亡学、生死学和中国传统生死智慧为理论来源,从价值取向、目标和内容等方面尝试建构青少年生死教育的理论。第四部分,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青少年生死教育实践发展进行了简要分析,并结合我国发展状况进行了比较,从中得出了一些借鉴和启示。第五部分,结合青少年发展中的问题,根据上文所构建的理论框架,从实施的原则、方法和渠道等方面对我国青少年生死教育的实施策略做了构想,并分析了实施过程中应当注意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青少年教育需求与意识问题的比较研究及启示[D]. 刘蔚. 西北师范大学. 2002
[2]. 当代俄罗斯爱国主义教育研究[D]. 雷蕾.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3]. 多元文化视域下的民族地区和谐教育研究[D]. 贺新宇. 西南大学. 2016
[4]. 社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支持主体发展研究[D]. 朱志刚. 华中师范大学. 2011
[5]. 童年的“消逝”与“绽放”[D]. 张娣. 山东大学. 2017
[6]. 当代中国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问题研究[D]. 孙建青. 山东大学. 2014
[7]. 当代中国政府购买教育服务研究[D]. 毛明明. 云南大学. 2016
[8].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公民教育课程建构研究[D]. 杨婕. 辽宁师范大学. 2016
[9]. 我国青少年的生死教育研究[D]. 牛国兴. 河南师范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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