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俄国的恐怖主义及其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国论文,恐怖主义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19世纪后期是俄国社会急剧变化的时期。这一时期，俄国国内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农奴制日益腐朽衰落，最终被迫废除；农奴主阶级竭力维护对农奴的压迫与剥削，为农奴制的废除设置重重障碍；农奴制废除后，农民不满意改革的结果，仇恨沙皇及其统治，反抗风潮迭起；贵族地主因失去往日特权而对改革者心存怨恨。与此同时，一起起由民粹派发起的针对沙皇及政府官吏的恐怖主义暗杀事件接连不断地发生，更使紧张动荡的俄国政治局势雪上加霜。
1866年4月发生了第一次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事件。1867年5月25日，又发生了第二次刺杀沙皇未遂事件。沙皇虽然安然无恙，但很久以后都心有余悸。
19世纪70年代，当民粹派组织“到民间去”的宣传活动屡遭失败后，他们错误地得出结论，认为俄国的问题不在人民，而在政府，而关键是统治阶级中的决策人物。所以，他们设想，只要能同时杀死政府中10至15个关键人物，就会使政府惊慌失措，丧失其行动的统一，同时还能唤起人民群众，这样就会创造进攻的“有利时机”。
从70年代末开始，采用恐怖主义手段已成为民粹派进行斗争的主要武器[1]（P268）。1878年他们组成了一个恐怖组织，鼓吹暴力，提倡用恐怖手段和刺杀行为解决问题。他们制造或参与各地的纵火事件和游行示威，俄国各地的恐怖事件一起接一起地发生。1878年1月24日，发生了薇拉·查苏里奇刺杀彼得堡市长特列波夫的事件。据说，“查苏里奇本人，从来也不是一个主张恐怖主义的人，但是她的行动却促进了民粹主义运动中恐怖主义倾向的加强；她的行动成了引起一连串暗杀事件的信号，而这些暗杀事件则证明：恐怖活动变成了一套惯技”[1]（P269）。半年多后，臭名昭著的第三厅头目梅津采夫将军被刺死，基辅大学校长马特维耶夫被刺身亡，哈尔科夫州州长克罗波特金被枪杀。不久，第三厅新头目德连捷林将军和基辅州州长切尔科夫将军遇刺，全国陷入一片恐怖之中。当人们还没有从这种情绪中清醒过来，又开始了对亚历山大二世的刺杀行动。
在民粹派恐怖主义集团的支持下，1879年1月4日，十四品文官索洛维耶夫朝正在冬宫广场散步的亚历山大二世连开5枪。也许是枪法太差，也许是枪本身就有问题，5枪都落空了。索洛维耶夫被当场抓住，不久即被绞死。5月，“土地与自由”社中的一部分人建立了“自由或死亡小组”，认为“必须进行政治恐怖活动，他们把‘自由或死亡’作为自己的响亮口号”[2]（P84）。这个小组还建立了专门用于制造炸弹的甘油炸药坊。他们对索洛维耶夫之死非常同情，复仇情绪十分强烈。6月15日至17日，部分民粹派成员在列别茨克开会，决议规定，“通过密谋活动进行暴力变革”，并认为恐怖活动“是党自卫的方法和对政府镇压革命者的报复手段”[2]（P89）。
紧接着“土地与自由”社在沃罗涅日召开代表大会，讨论行动路线问题。在这次大会上，“正统的”民粹派当中只有普列汉诺夫采取了反对实行个人恐怖主义的坚定主场，并终于被迫退出了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决议指出，除了继续“在人民中间工作”以外，还要“大力开展”反对政府的恐怖斗争[1]（P270）。
1879年8月至9月，在经过多次讨论后，“民意党”从“土地与自由”社中独立出来了。民意党人把全部力量集中到同沙皇政权的斗争上，并把个人恐怖活动作为主要的斗争手段[3]（P18）。11月，经过民意党执行委员会的部署，决定在沙皇从克里木返回彼得堡的途中炸毁沙皇的列车。他们派出了三个行动小组：第一组的М.福罗连科和Г.列别杰瓦依守候在奥得萨附近的铁路边，但沙皇的专列没有经过奥得萨，而是开往亚历山大罗夫斯克；第二行动小组的А.И.热廖勃夫正好在此等候，但沙皇的专列经过时炸弹没有爆炸；第三组接到任务，在距莫斯科7公里远的铁路基下挖地道，但是命运的天平再次倾向亚历山大二世，炸弹引爆后炸毁了另一辆列车。
岁末年初，民意党开始准备更大胆的刺杀沙皇的行动——在冬宫放置炸弹。民粹分子С.Н.哈尔图林装扮成木匠进冬宫做工，这样每天带进一点炸药。木工房恰好在亚历山大二世的专用餐厅下面。哈尔图林准备在沙皇全家一起用餐时引爆炸弹。1880年2月5日，正是沙皇平时进餐的时间，哈尔图林将准备已久的炸弹引爆了。然而，由于偶然的原因，沙皇及其家人没有准时到餐厅就餐，卫兵和仆人成了此次爆炸事件的牺牲品。
恐怖分子紧锣密鼓地继续准备袭击沙皇。他们曾在小花园街埋放炸弹，等待着沙皇从火车站返回冬宫时施爆，但因组织者热廖勃夫突然被捕，此次行动失败。热廖勃夫是民意党的领导人之一，他的被捕招致了民意党人的疯狂报复。一场新的刺杀沙皇的阴谋活动在热廖勃夫的妻子С.Л.彼罗夫斯卡娅的周密安排下进行。1881年3月13日，当亚历山大二世乘坐的马车从米哈依洛夫斯克返回冬宫时，死神在迎接着他[4]（P205—207）。
“亚历山大二世遇刺，是为恐怖主义之高潮”[5]（P277）。亚历山大二世死后，皇储亚历山大带着维护专制统治的顽固思想和对杀害父亲的凶手的刻骨仇恨登上了沙皇宝座。新沙皇下令彻底搜查整个彼得堡城，命令将所有嫌疑犯和有自由思想的人投入监牢。他发誓不仅要为父亲报仇雪恨，而且要将俄罗斯存在的勇敢的和具有独立思想能力的东西铲除净尽。彼得堡及全俄国陷入了宪兵统治的血惺恐怖之中。民意党的幸存者们试图恢复被破坏的组织，继续进行恐怖活动。1886年，以列宁的哥哥、民意党人乌里扬诺夫为首，在彼得堡大学生中建立了“民意党恐怖派”组织。1887年3月13日，该组织刺杀亚历山大三世失败，领导人被捕，乌里扬诺夫被处死。民意党的力量损失殆尽，恐怖主义活动亦就此基本停止。
二
19世纪中后期风行于俄国的恐怖主义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和非常荒谬的，而其结果则是有害的，应予批判。
支持这一时期的恐怖主义行为是基于民粹派的三种错误理论。
其一是拉甫罗夫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彼·拉·拉甫罗夫是俄国著名的政论家和社会学家，19世纪60年代起即卷入社会斗争。他认为创造历史的不是人民群众，而是“批判地思考的个人”，即知识分子。他说：“如果一个思想家相信自己的道德理想在目前或未来真正会实现，那么对他说来，为了实现这种思想而酝酿的那些事件就是全部历史的中心。”拉甫罗夫说，是“与众不同的，勇猛战斗的人物”，整个人类的进步“都依靠那些能批判地思考的人物”，他们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唯一的“工具”。“大多数人是必须为了别人的利益而从事千篇一律的、令人厌倦的和无休无止的和平工作，没有闲暇来进行思考，因此始终不会发挥自己的巨大力量，来替自己争取到提高文化程度和过真正人的生活的权利”[6]（P25—26）。
正是在这种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指导下，民粹派低估了和根本不了解人民群众在革命斗争中的真正作用。在民粹派的眼里，不是群众，而是“那些能批判地思考”的知识分子，即少数英雄人物才是革命的决定性的推动力，是创造俄国、创造世界的主要力量。这是一种典型的唯心主义英雄史观，它完全颠倒了个人和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随着70年代末“民意党”的出现，一种极不正确的思想倾向在政治运动中占了上风，即革命的知识分子即使在人民群众没有广泛和积极参与的情况下，似乎也可以战胜沙皇制度，系统地运用恐怖的策略迫使沙皇政府屈服，或者使民意党人夺取政权，以实现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然而，事实证明，这种思想和行为是极其荒谬和错误的。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群众摆脱压迫和专横的真正解放，不是这些群众自己进行独立、英勇、自觉斗争的结果”[7]（P72）。历史唯物主义者并不否认伟大人物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但伟大人物只有善于正确认识和改变他所处的客观条件，善于引导和动员人民群众投身正义的事业时，才能起卓越的作用。
其二是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米·亚·巴枯宁原是一个贵族军官，后来走上了同沙皇专制制度进行斗争的道路。巴枯宁认为，国家是主要的而且就实质来讲是唯一的敌人，不管它的阶级属性如何。他宣告说，立刻消灭任何形式的国家乃是“社会革命”的和首要的任务。基于此，巴枯宁还提出了一些冒险主义的策略口号。他以俄国农民极端贫困的生活状况为理由而断定说，“无需乎发动任何乡村”，就可以进行公开的斗争和实行“暴动”。他认为，人民实质上已经做好了实现“社会革命”的准备，而革命知识分子的任务仅仅就在于把各地农民的暴动联合起来，组织起来。巴枯宁的反国家的宣传，似乎是在号召人们消灭那令人痛恨的沙皇专制国家，而他的关于暴动的理论，则是告诉人民不需进行合法的争取民主自由的政治斗争。因此，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使民粹派受到了非常不利的影响。1876年，“土地与自由”社成立时，即在纲领中声称，“最终的政治和经济理想是无政府主义和集体主义”，奋斗目标是“要求将全部土地转交到农村劳动阶层手中并进行平均分配”，“争取最充分的信仰自由”[8]（P217—218）。列宁曾经批判无政府主义，说：“无政府主义是绝望的产物。它是失常的知识分子或游民的心理状态。”[9]（P218）这种失常的知识分子或游民的心理状态给民粹派的极端分子以感染和刺激，他们的恐怖暗杀行为即是这种心理的反映。不讲理性，不顾后果，以为把一个沙皇和政府中的几个要员消灭了，沙皇国家也就不存在了，他们的“社会革命”也将大功告成。实际上这是极其愚蠢的想法。因为老沙皇死了，新沙皇又上台了，沙皇制度依然存在。
其三是特卡乔夫关于进行恐怖斗争的策略思想。特卡乔夫是民粹派运动中的布朗基派思想家。和巴枯宁一样，特卡乔夫认为，“在俄国实行社会革命并无任何困难”，因为革命者所面对的是一个在俄国经济生活中没有“任何根基”、“悬在空中”的国家政治力量。所以，他主张由“革命的少数人”用阴谋手段夺取政权，而且认为只有革命知识分子组成的阴谋小组才能担负起社会变革的任务。在这方面，他与拉甫罗夫的理论如出一辙。特卡乔夫的理论和策略被民意党人所接受。列宁说：“在民意党人中间，布朗基主义即密谋主义的传统非常强烈，所以他认为政治斗争不过是政治密谋而已。”[9]（P107）最后他们甚至把恐怖活动看作是斗争的唯一手段。显然，特卡乔夫根本不懂得俄国社会革命的真实内容和条件，他对俄国社会经济关系的认识是非常肤浅的，他们根本就没有认识到当时资本主义正在俄国迅速发展的事实。因此，对特卡乔夫的谬论，恩格斯给予了尖锐的抨击。他说，与其说“俄罗斯国家悬在半空，不如说特卡乔夫先生本人悬在半空”[10]（P256）。
三
事实表明，民粹派所进行的恐怖活动是在错误理论指导下进行的错误的行动。列宁指出：“当时拥护这些少数英雄的社会阶层十分狭小，运动的旗帜也根本不是革命的理论。”[9]（P200）民意党人的“错误在于他们依靠着实质上并非革命的理论，不善于或者不能够把自己的运动同发展着的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密切联系起来”[9]（P344）。“恐怖手段是民粹派的软弱无力的表现，而他们的软弱无力却又是他们脱离广大群众而造成的”[11]（P268）。正因为如此，民粹派的恐怖主义活动是注定要失败的。然而，问题还不止于此，这些恐怖主义活动非但未能达到推翻沙皇专制政府的目的，相反带来了极其有害的结果。
首先，恐怖主义活动消耗了本应属于革命运动的力量。在当时的俄国，“甚至那些曾经在工人中进行宣传的人也几乎无一例外地被恐怖活动吸引走了”[11]（P506）。如前文提到的查苏里奇、哈尔图林等人，他们曾经是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优秀分子，但是都走上了错误的道路，有的还因此成了无谓的牺牲品。查苏里奇曾先后翻译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致〈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恩格斯对查苏里奇翻译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给予很高的评价，说：“我认为您译得好极了。”[12]（P123）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有理论素养的人也曾在刺杀彼得堡市长的事件中充当杀手。哈尔图林曾是著名的工人革命家，他是“俄国北方工人协会”的创建者和领导人。他因一手制造了冬宫爆炸事件而被沙皇当局处以绞刑。苏联著名历史学家涅奇金娜说，哈尔图林之“转入恐怖活动，是工人运动的重大损失”[1]（P269）。
其次，恐怖主义者矛头所指虽然只是沙皇或少数几个政府要员，但大多数恐怖活动的结果都要造成无辜者的牺牲以及大量财产的损失。如1879年11月的列车爆炸事件，1880年2月冬宫的爆炸事件，都带来了大量无辜者的伤亡和财产的巨大损失。而且在每次恐怖事件之后，随之而来的还有当局大规模残酷的镇压和反攻倒算，给人民、给革命带来更严重的危害。
最后，恐怖主义者虽然成功地暗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但这一事件的结果不但未达到推翻沙皇制度的目的，反而阻滞了俄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因为亚历山大二世是一个改革家，他一如既往地在努力实现由沙皇专制君主制向立宪君主制的转变。1880年，他撤销了其父尼古拉一世建立的、令人生畏的第三厅——秘密警察；允许出版物自由讨论大部分政治问题，并鼓励地方自治会也这样做。他还打算进一步加强公众代表与政府之间的联系。就在他被刺的当天，人们发现在他的办公桌里已签署了一份尚未来得及发出的敕令，准备成立两个全国范围的民选委员会，以在立法过程中参与咨询和参与国家管理[13]（P726—727）。然而，由于他被刺身亡，使这一重大改革推迟了24年（到1905年）才实现。继位的亚历山大三世立即放弃了民选委员会的方案，并在他整个统治时期恢复了对自由主义者和革命者的残酷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