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理论经济学发展的基本思路_经济学论文

中国理论经济学发展的基本思路_经济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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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中国经济学的命题,实际上是中国理论经济学在21世纪如何发展的问题。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研究一下理论经济学的“国别化”需要什么条件,根据这些条件,我们可以尝试提出一些发展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基本思路。

一、理论经济学“国别化”的若干启示

我国某些年轻的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是超越国界的,就象其它自然科学一样。然而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毕竟不是自然科学。社会的差异比自然的差异要大得多,各国经济运行与发展的差异也是很大的。所以,不同的经济条件产生不同的经济学理论,不同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学理论不能生搬硬套,相同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学理论才具有可借鉴性。经济学理论具有国别性并不奇怪。纵观经济学说史,在理论经济学的前面冠以国别名称并不鲜见。如奥地利学派、德国历史学派、德国新自由主义学派(亦称为弗莱堡学派)、瑞典学派等。不过,由于经济学家通常把经济学理论看作是超越国界、超越阶级、超越时空的普遍性理论,因而更多的是不在理论前面冠以国家名称,但并不是说他们的理论没有渗蕴着国别化的色彩。其实,我们在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中完全可以看到“大英帝国”的影子,也能够在李斯特的经济学中看到德国经济的发展要求,更可以在当代主流经济学的著作中见到美国经济的运行与发展。为什么理论经济学具有国别化的色彩?这个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基本思路。

1.各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决定了各国经济学研究的差异。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各国经济学家要解决的是不同的经济发展问题。在古典经济学中,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与德国李斯特的经济学,就属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国家的经济学。当时,英国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英国经济学家研究的重心在于怎样通过国际贸易把自己的工业品推销到全世界,并在经济自由和自由贸易中,使英国经济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甚至能够永远保持“世界第一”的地位。所以,英国古典经济学强调“价值”和“交换价值”,具有“世界主义经济学”特征。但德国经济比较落后,仅仅靠自由贸易未必能够摆脱经济落后的状况。所以,李斯特提出德国应该建立自己的国家经济学,即“研究如何使特定的国家凭工农商业取得富强、文化和力量”。为此,他进行了不懈努力,写了三本书,建立了以发展“生产力”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和以保护关税为特色的经济政策体系,从而在经济学说史上独树一帜。德国经济学家罗雪尔继承李斯特的传统,提出了不同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即对经济现象进行综合的、历史的、比较的研究,从而创立了德国历史学派。

2.各国不断变化与发展的经济实践是经济学发展的不竭源泉。一国经济学家只有不断解决本国经济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才能形成具有本国特色的经济学。各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难免出现矛盾和问题,经济学家的任务就是研究这些矛盾和问题的生成机理以及化解矛盾的对策。旧的矛盾和问题解决了,又会出现新的矛盾和问题,经济学家就是不断地研究问题,提出新的理论解释和新的解决办法,从而推动经济理论的发展。一部经济学说史,就是一部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不断地建构理论的历史。古典经济学是为解决英国等工业化国家产品的生产和市场问题而产生的,新古典经济学是为解决垄断出现之后的竞争均衡问题而形成的,凯恩斯经济学是为解决经济大危机之后的有效需求不足而诞生的。货币主义、供应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弗莱堡学派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以及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都是为解决发达国家一度出现的经济滞胀而产生的。由于各国具有不同的经济发展条件,即面临着不同的经济、社会、文化、自然等的条件,各国经济学家要解决本国经济问题,就会有不同的理论重心,甚至提出不同的经济理论。在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经济学家遇到的问题是不同的,提出的理论解释和解决问题的思路也会不同,从而形成不同的经济学流派。

3.一国只有形成独具个性的经济理论范式,才能使自己的经济学有别于其它国家。根据库恩的科学哲学,经济理论范式是指一群经济学家具有共同的理论信念,包括共同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基本方式,共同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框架,从而形成经济学的共同传统,并规定经济学发展的共同方向。经济学说史上能够自立为流派的经济理论,无一没有共同的理论范式。那些可以用国家名称冠以头衔的奥地利学派、德国新自由主义学派(亦称为弗莱堡学派)、瑞典学派等,也都是因为这些国家的一群经济学家具有共同的理论范式。例如,奥地利学派的个人主义、主观主义和边际主义的方法论框架,德国新自由主义学派的社会市场经济的自由主义理念,瑞典学派的以“事前估计与事后计算”区分经济参数和用过程分析代替均衡分析的动态经济学。他们以特有的理论个性,完全独立于其他的主流经济学。

二、中国经济的解释性理论与对策性理论

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如何发展?我认为一个可行的思路是: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中寻求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换句话说,就是从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入手,深入研究这些矛盾与问题产生的机理,寻求解决问题和矛盾的理论与对策。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是一个连续不断的链条,旧的矛盾解决了,又会出现新的矛盾;旧矛盾的解决思路又会影响新矛盾的解决思路;既要研究解决新矛盾的对策,又要研究旧矛盾解决的对与错。既要研究经济发展中以前的矛盾是如何形成、如何解决的,又要研究经济发展中当前矛盾的形成机理和解决方案。也就是说,既要建立关于中国经济“过去时”的解释性理论,又要建立关于中国经济“现在时”的对策性理论。

任何一种理论经济学都具有解释的功能。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全过程是建立中国理论经济学的生长点之一。中国经济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十分辉煌的过去,但是在近代却无可奈何地落后了,尔后中国经过了一个较为长期而曲折的工业化前期阶段,到本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至今又有了长达20年的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发展为什么有时走在世界前列,为什么有时落后于其它国家,为什么通过改革与开放又获得了新的发展,只有科学地解释了这些问题,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发展才会有希望。中国经济发展的起源、过程和政策演变,对于西方经济学家来说,一直是一个谜。正如“弗里德曼之谜”和“诺兰之谜”所表明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它。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起作用的参数、变量、因素,与西方发达国家并不完全相同。例如,中国资本主义和工业化早期的组织在13世纪就产生了,它为什么没有成为世界上最早一批的工业化国家?中国的市场经济从发生到发展已经有了数千年的历史,它为什么没有成为世界上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遵循主流经济学家的方案设计,为什么反而比按照主流经济学家方案改革的国家发展得快些?如何刻划中国的产权结构、法律框架、政府主导等制度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我们要通过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起源、过程和政策演变,形成中国的新经济史学、新制度经济学、新数量经济学(新的超制度经济学)、新发展经济学、新过渡经济学等新的理论经济学学科。

任何一种理论经济学都具有政策性功能。古典经济学影响了18、19世纪的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新古典经济学影响了19、20世纪上半叶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凯恩斯经济学影响了20世纪30年代之后许多国家的经济政策,德国新自由主义为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架构提供了理论指导。建立能够指导中国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理论经济学,是发展中国家理论经济学的必由之路。中国经济发展和其它国家的经济发展一样,也同样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充满各种各样的矛盾。研究这些矛盾和问题形成的机理,并从这些机理中推导出相应的解决办法或对策,这是中国理论经济学发展的重要途径。例如,国有企业深化改革问题,农村土地产权的优化配置问题,中国经济增长的长周期问题,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财政关系问题,建立科学与教育牵引整个国民经济的机制问题,内需增长与外需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国商业银行的预算约束问题等,都需要下大力研究其产生的机理和解决的对策。当然,这里指的不是简单地通过“拍脑袋”提出几条对策,而是指运用科学的方法经过艰苦的研究所形成的理论分析。

三、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整合和理论推介

在建立了中国经济运行与发展的解释性和对策性理论之后,还需要进行理论的整合。也就是说,要有一批真正掌握科学方法、具有很强综合能力的经济学大师,埋头苦干若干年,把人们所形成的关于中国经济的各个方面的解释性理论和对策性理论,在不同于以往的新的理论范式下统一起来。就象约翰·穆勒对古典经济学的综合,马歇尔对新古典主义的综合,萨缪尔森对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综合。当然,也可以走另外一条综合的道路。这就是有一批或多批志同道合的经济学家,他们在同样的新的理论范式下工作,共同为建立中国经济发展的解释性理论和对策性理论而努力。

发展中国的理论经济学,不能忽视向世界经济学家的理论推介工作。由于世界经济学家,尤其是那些著名的西方经济学家,不懂中文的很多。他们无法阅读中文文献,因而也就无法判断中国经济学家的工作价值。所以,这种理论推介工作可以“两条腿走路”,一是多用英文向国际上著名的经济学杂志投稿,二是把国内著名的经济学论文和著作译成英文在国外出版。我们现在翻译的国外经济学著作比较多,这是必要的;但同时我们要下大力把国内的著名的经济学理论翻译到国外去。出版社和大学以及研究机构应该联手做这件工作。

四、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及其创新

要发展中国理论经济学,我们必须具备一个条件,这就是要掌握科学的、独特的、新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舍此,我们不可能建立中国理论经济学。

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不一定是当代主流经济学方法。但是,当代主流经济学作为一种方法确实有值得借鉴之处。这里,我们还不是指贝克尔所归纳的由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所认同的最大化、均衡和偏好稳定等,而是指它所实际运用的抽象法、概念法、归纳法、演绎法、统计推断法、数理分析法和建立模型法等。不运用这些方法,我们恐怕永远无法形成科学的理论经济学。

但是,我们掌握了这些方法还只是最基本的要求。我们应记住科南特的话:在各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巨大的跃进几乎总是与一种新技术的提出或一个新概念的突然出现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必须在上述方法的基础上形成新的经济理论范式。我们如果只是照搬或模仿或检验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范式,我们恐怕永远无法建立中国理论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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