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形成及其历史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体制论文,我国论文,计划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由来
建国头七年，我国逐步走上了计划经济体制的轨道。它的基本形成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年10月－1950年6月）是计划经济体制的萌生阶段。1949年底，我们没收了2858个官僚资本主义的工业企业，建立了国营工业（占全国工业资金的78.3%），掌握了国民经济命脉，开始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不久，对非公有制的私营工商业实行了调整，使私营企业初步纳入了计划生产的轨道。在组织机构方面，1949年10月建立了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以后，又相继成立了其他专门性的负责计划管理的中央机构。如全国编制委员会、全国仓库物资清理调配委员会，指定人民银行为国家现金调度的总机构等。通过这些机构，国家开始对经济活动实行行政指令的直接管理。1949年冬，中央确定实行全国财政经济统一管理的方针，并通过1950年2月召开的全国财政会议，以指令性方式提出了“六个统一”：财政收支统一、公粮统一、税收统一、编制统一、贸易统一、银行统一。这一时期已开始提出发展国民经济的某些计划和措施。如粮食、皮棉、煤炭等安排了1950年生产的计划指标。在此期间，还进行了某些年度计划的试编工作。如1949年年底编制出《1950年全国财政收入概算草案》，1950年5月又试编了包括农业、工业、文教卫生等20多项内容的《1950年国民经济计划概要》，为后来编制中、长期的国民经济计划摸索了经验。1950年6月举行的党的七届三中全会认为，这一时期在对旧的社会经济结构进行不同程度地重新改组的同时，老解放区“特别是东北，已经开始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但在新解放区“还没有获得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条件。”
第二阶段（1950年6月－1952年8月），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初步形成阶段。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创造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条件。1950年8月，中央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计划工作会议，讨论编制1951年计划和3年的奋斗目标。要求各部门先订出3年奋斗目标和1年计划，然后由中央综合拟出全国计划纲要。会后，3年奋斗目标虽然没有形成计划文件，但已初步形成了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决策等级结构的雏形。即决策权归国家，决策权力的分配采取行政方式形成条块分割的等级结构。以后，中央首先加强了对国营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计划管理。“在工厂内，以实行生产计划为中心，实行党政工团的统一领导”。在基本建设方面，把建设单位划分为“限额以上”和“限额以下”两种具体投资额，并确定把重点摆在交通运输的建设上。其次，在对农业、手工业的计划领导方面，在1951年9月召开的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上，提出在完成土改的地区，通过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克服农民分散经营中的困难，以保证国家农业生产计划的实现。并积极地推广生产互助组与供销合作社的“结合合同”制度的经验，使互助组有计划地生产和消费，供销社实现有计划地经营。对手工业生产，中央要求各地将组织和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计划，纳入地方工业计划，并以国家和上级合作社的订货作为发展手工业生产的关键。第三，在1950年调整私营工商业的基础上，要求私营工商业遵照执行政府制定的产销计划。当时开展的“五反”斗争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彻底查明私人工商业的情况，以利团结和控制资产阶级，进行国家的计划经济。情况不明，是无法进行计划经济的。”①第四，在市场管理方面，国家指令要求国营贸易公司正确地执行价格政策。总之，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以后初步形成了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决策结构，在国家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以制定指令性的经济发展计划的形式，对国民经济各方面开始实行全面的计划管理，计划经济体制已初步形成。到1952年8月，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任务已提前完成。毛泽东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上宣布：“经过两年半的奋斗，现在国民经济已经恢复，而且已经开始有计划的建设了。”②
第三阶段（1952年9月－1956年12月），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形成阶段。1952年9月，毛泽东提出了“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计划经济体制进一步健全并得到法律的确认，在已建立的各种专门性的计划管理机构的基础上，1952年11月成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1954年4月中央又成立了编制五年计划纲要草案的工作小组。该小组在1951年以来几次试编的基础上，以过渡时期总路线为指导，形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经过法定的审批程序之后，“一五”计划由国务院以命令形式颁布，要求各地各部门遵照执行。1954年我国制定和颁布了第一部宪法，其第十五条规定：“国家用经济计划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造，使生产力不断提高，以改进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巩固国家的独立和安全。”这表明，计划经济体制已成为我国法定的经济体制。
总之，建国初期在产权方面，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实现了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目标的追求；在对经济活动的管理形式方面，以行政命令方式制定颁布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于1956年底提前完成了“一五”计划中预定的大部分指标。在实际经济生活中运行的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已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确认为国家法定的经济体制。因此，到1956年底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已基本形成，并具有自己的若干特点。
二、建国初期计划经济体制的若干特点
有人认为，我党在建国头七年基本形成的新经济体制是完全照搬了苏联的模式。这种观点不完全符合历史的实际。
众所周知，毛泽东思想的主要特点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探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同时也在全党形成了反对教条地照抄照搬外国经验的思想传统。这种好的思想传统，加上中国的国情与苏联有很大的不同，就决定了我党在怎样搞社会主义建设、建立怎样的经济体制等问题上，不可能完全照搬苏联的模式。当然，在对苏联模式的认识上有一个过程。开始，毛泽东强调过以苏联为榜样，学习苏联的经验。然而，就毛泽东的一贯思想来说，他在强调学习苏联经验的同时仍然是重视结合中国实际的。在1953年4月中央颁布的《关于1953-1954年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中，就明确要求全党主要干部都应系统地了解苏联实现国家工业化、农业合作化和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以便在我国经济建设过程中根据我国具体条件正确地利用苏联的经验”。后来，针对党内以及学术界、经济界出现的盲目照搬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弊病，毛泽东于1956年4月进一步阐明了对苏联经验应取的正确态度。他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③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建立起一种以高度集权为基本特点的完全计划管理的经济体制。而建国头七年我党逐步探索和建立起来的经济体制，虽然在总体上依据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经济理论、基本参照苏联模式；但又明显地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自己的若干特点。
第一，在集中统一的原则下，强调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的结合。
1949年冬到1950年春，我党在提出并实行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的方针时，强调了高度的集中统一。这是在当时急需稳定物价，克服财政困难等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客观要求。到1950年6月财政经济状况初步好转后，中央肯定了华北局关于“除重工业和规模宏大的轻工业应归中央直接经营外，其余国营工业应委托省经营较为有利”④的建议。1951年4月陈云明确提出，“要分一点权给地方”。并具体提出工业方面中央和地方分管；贸易方面在中央规定的总价格水平上，地方可适当调整；税收方面，有几种税收地方可作调整。不久，中央即正式决定把“高度集中”的方针转变为“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方针⑤，首先实行了中央、大区和省市财政三级管理的体制。此后中央多次强调“必须在集中统一的原则下，发扬地方与群众的积极性。”1954年3月，中央又决定：“地方国营企业超额利润可以作为地方工业投资”。⑥根据几年来的实践经验，党对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作了初步总结。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象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⑦在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1956年国务院专门召开了全国体制会议，检查了中央集权过多的现象，具体划分了中央和地方的管理职权。明确规定了地方有一定范围的计划、财政、企业、事业、物资、人事的管理权。凡关系到国民经济带全局性、关键性的企事业由中央管理，其他企事业尽可能交地方管理；对企事业的管理，实行中央为主地方为辅或地方为主中央为辅的双重领导的管理方法；中央管理的主要计划和财务指标，由国务院统一下达，改变过去由各部门分头下达的办法；某些主要计划和人员的编制名额等，给地方留一定的调整幅度和机动权。党的“八大”也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决定。这样就形成了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特点之一——在集中统一原则下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相结合。
第二，以计划管理为主，同时重视市场管理。
建国之初，我党曾着力对经济实行完全的计划管理。然而，客观上始终存在着商品市场。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并没有完全取代价值规律，也就不可能用产品经济完全取代商品经济。我党在建立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同时，在实际工作中一直没有放松市场管理，而是努力运用价值规律，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如在几次稳定市场物价的斗争中，一方面采取通过国营贸易公司和供销合作社控制物资和市场价格，由银行控制货币、贷款等行政措施，严厉地打击投机倒把行为。同时，为保证财政收入和稳定市场，又采取了调整工农业产品税收政策和公、私营的税收政策以及发行公债等经济手段。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社会上出现了粮、棉、油及某些副食品严重短缺的现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党又多次采取了依据供求关系调整价格的措施。如1950年10月提高粮棉比价；1951年8月进行全国物价调整，调高棉纱、棉布价格；1953年10月实行粮、棉统购统销政策后，1954年再次提高棉粮比价；1956年又调低重工业产品调拨价格等等。此外，为了活跃农村市场，在农村集镇上设立了由国家管理的粮食市场，允许农民对完成统购统销后的多余产品进行自由买卖，对一般农产品更不加限制。为了活跃城市市场，以私营工商业公私合营后，仍提倡在商品品种、质量上的竞争，允许夫妻店、手工业者、摊贩等长期存在。1956年4月，中央指出：“小商店的形式，是我国商业中一种特别发达的形式。”并正式决定凡经营日用杂货、食品杂货、油盐酱醋、纸烟等行业的商店，不合并集中；饮食业小商店大部分不合并组织；“要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商店或小商店在经营上的优良特点”，⑧蔬菜一类的商品应提倡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见面，在价格上允许有一定的灵活性。
第三，在计划管理上实行多种计划类型。
建国头七年的计划管理，我党根据实践经验，曾划分了直接计划、间接计划和估算性计划等类型。1953年8月，中央在关于编制计划的指示中指出：“对于不同的经济成份有不同的计划。国营经济，实行直接计划，其它经济成份，实行间接计划。”“对中央各部所属的国营经济，要求作比较完整的全面的计划；对地方国营经济，只要求计划几项主要指标”。⑨1955年又进一步提出：“对于直接计划、间接计划和估算性计划，应加以区别，不能一律看待”。⑩这实际上已有划分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的思想。据统计，上海1956年按间接计划完成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70%左右，(11)这个比例还是相当大的。
第四，比较注重宏观调控，综合平衡。
这主要表现为在综合平衡上比较重视积累与消费，国家、集体与个人，重工业、轻工业与农业，沿海建设与内地建设，汉族与少数民族，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等等。对这些关系的处理，也与苏联的模式有较大的不同。在积累和消费的比例方面，“一五”计划期间，年平均积累率为24.1%。1956年11月，陈云在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时指出：“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12)毛泽东强调对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的利益也要予以兼顾，指出：“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13)1955年8月，中央规定国营企业超计划利润中的40%可留给企业主管部门使用。当时职工和干部的个人利益主要是通过“按劳付酬”原则领得的工资来实现的。1951年春我党就确定了统一全国工资制度的步骤。1953年调整了普通工人、技术工人和技术干部工资倒挂的现象，推行和改善计件工资制和计时奖励工资制度。1955年国家干部的包干制改为货币工资制度。1956年召开的全国工资会议，又对工资制度实行了进一步的改革。在建国头七年里，还逐步建立起失业救济、劳保、公费医疗、大学免费入学等社会福利制度。尽管在对个人收入的分配上实际上存在平均主义的倾向，但使人民群众从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中，体会到新社会的好处。在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方面，由于1950-1952年我国农业连年丰收，工业建设也随之有较快的发展，而1953-1954年农业的连年歉收又立即影响了工业的发展速度。正是根据这样一个基本国情，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把正确处理好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放在了首位。他强调必须重视调整这三者的投资比例，应更多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这既是保障人民生活的需要，也是更多更快地提高积累的有效途径，并使重工业的发展基础更加稳固。这表明我党已开始形成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的思路。在正确处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工业约有70%集中在沿海地区。建国后由于在一段时期内国际形势处于紧张状态等原因，我们注重了在内地发展工业。1956年又提出了也应克服对沿海工业发展不够注重的倾向，形成了“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14)的思路。此外，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问题，毛泽东也指出：“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15)在国防建设方面，“一五”计划中军政费用占国家预算全部支出的30%，中央考虑在“二五”计划中降到20%左右。毛泽东指出：“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16)很明显，当时我们在处理上述这些关系方面的原则、思路，同苏联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有着不同的特点。
三、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建国头七年在我国基本形成的这种具有某些中国特点的计划经济体制，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
首先，运用这种新的经济体制有助于在短期内医治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经济恶性波动，以顺利地渡过经济困难时期。建国伊始，面对国民党政府留下的财政枯竭、通货膨胀的局面，由于国家加强了集中管理，不出一年时间，就基本制止了通货膨胀，经济初步获得稳定。中财委在1949年关于稳定物价斗争的总结中曾指出：在市场物价问题上同资产阶级的较量，不但需要统一的指挥，而且要有保证实施这种统一指挥意图的能力。就是说，要能做到集中使用力量，灵活调度物资，全面指导物价。薄一波后来在总结这一条历史经验时说：“40年来，我们看过来看过去，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又还不富裕的大国里，要长期保持金融物价的基本稳定，经济的基本稳定，维护中央的权威，保证政治与经济必要的集中统一是不可缺少的，中央有力量，各个地区都会得到益处”。(17)
其次，在经济发展水平低，建设资金严重短缺，国力有限的条件下，运用这种行政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保证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到重点建设上，奠定了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的物质基础。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正是由于国家利用手中的行政力量对重点建设进行集中统一的管理，才建成了以苏联帮助我国建设的156项工程为中心的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和一些骨干企业，使我国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际工业体系的骨架，积累了经验，培养了干部，为国家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从而为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曾这样评价我国以往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说：“原有的经济体制有它的历史由来，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条件的变化，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因为，国家政权力量的作用有一定的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会产生负效应。
首先，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责，主要限于宏观经济领域；微观的经济活动应属于生产者的职责范围，而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最大弊端，在于限制和排斥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调节作用，包办或代替本属市场经济主体权力范围内的微观营运职责。
建国头七年，在经济生活中就已暴露出这种“统得过死”的弊病。
其次，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形成，还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上形成一种错觉，以为搞计划经济就是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就只有搞计划经济；搞市场经济就是搞资本主义，搞资本主义就只有搞市场经济。总之，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而把商品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并把指令性计划等同于计划经济。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邓小平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讲话中指出：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使我们对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的认识有了重大突破。建国头七年关于在集中统一原则下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的结合、在以计划管理为主的同时重视市场管理、在计划管理上实行多种计划类型、注意宏观调控、综合平衡等历史经验，为探索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好的思路。今天，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们又面临着如何把市场经济与宏观调控相结合的问题。对此，借鉴历史经验，去弊存利，进行大胆探索，以促进经济体制转换的顺利进行，是很必要的。
注释：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57、69页。
③⑦(13)(14)(15)(16)《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40-741、729、727、724、733、725页。
④⑤⑥⑧⑨⑩(12)《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第16、31、75、114、67、89、119页。
(11)《瞭望》（1990年7月）第31期，第10页。
(17)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第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