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差异、企业投资与经济增长质量_固定资产投资论文

地区差异、企业投资与经济增长质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差异论文,质量论文,地区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资本投资一直是驱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核心动力。截止到2012年年末，中国的GDP总量达到51.9万亿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在庞大的经济体量背后，高投资—高增长模式日益凸显出投资路径依赖与经济增长质量堪忧的双重难题。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企业投资结构的调整滞后、重复建设与边际效率降低(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05；杨培鸿，2006)，直接困扰着经济增长的质量与结构升级。由此，立足于我国转型时期经济增长的地区非平衡性，阐释经济增长质量失衡的企业资源错配成因，将有助于从更深入的视角来理解经济发展的微观动力机制。

      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中，当资本要素积累较低时，企业资本的边际产出效率较高，增加资本投资将有利于企业的价值增量创造。但是当资本积累程度较高时，资本投资对经济价值的边际贡献将趋缓(Solow，1956；Arrow，1962)。随着企业投资在“资本深化”路径、方式与价值创造模式上的认识逐步深入，Aghion et al.(2007)和Jorgenson et al.(2008)的研究表明：在经济发展的较高阶段，由于固定资产与工程建设的重复性投资实现资本价值深化的程度较低，难以持续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此时，通过增加技术投资和R&D规模，对于推动经济持续高质量增长尤为重要。

      然而，企业的投资活动并不能在新古典的理想均衡下，自动实现边际价值的帕累托改进。因产权控制模式和公司治理机制的差异与演进，企业投资的取向与效率分布内生于相应的制度环境之中(Cull，2005；Mueller and Peev，2007)。一方面，由于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与权证资产的经济属性和价值创造方式差异(Corrado et al.，2009、2010)，使得不同投资取向的资产化过程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途径与时效性各异。企业在厂房、车间和普通设备上的资本投入，可以迅速对所在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产生直接贡献。相较而言，从R&D投入到形成技术资产，则需要持续的资本投入和更长的周期，但却可以通过提升技术要素的规模与效率，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另一方面，由于经济转型路径和制度演进的差异(Campos and Coricelli，2002；Assane and Grammy，2003)，企业投资推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很可能具有不同的禀赋效应和制度变迁特征。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粗放的物质资本投资，将很难在较高的产业发展平台上产生资本的深化效应，带来地区经济质量的提升。相反，在经济发展滞后的地区，资本稀缺性较高。即使是粗放的物质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依然具有较高的边际贡献水平，对经济质量也具有提升的作用(Jayasuriya and Wodon，2005)。

      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投资驱动模式，现有文献更多从宏观层面进行了研究(易纲、林明，2003；沈坤荣、孙文杰，2004；林毅夫、苏剑，2007；陆铭、欧海军，2011)，从企业微观视角的阐释与探究依然鲜见。与既有研究相比，本文将从企业微观层面来阐释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并结合地区差异与产权特征，为理解企业投资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微观传导路径提供制度性解释。本文将通过剖析不同投资取向(固定资产投资、技术资产投资和资源开采权证投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理，考察地区发展差异、制度环境和产权特征如何影响企业的投资类型选择与经济增长质量。本文对已有文献的贡献在于：第一，基于地区发展差异，从企业层面阐释不同投资取向影响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机制，廓清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关系背后的微观投资结构图景。第二，通过梳理政府与企业产权控制类型之间的关系，阐释企业投资影响经济质量的产权制度因素，有助于理解经济结构失衡和资源错配的制度成因。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与分析；第五部分是结论与启示。

      二、理论分析、制度背景与假说发展

      就经济学范畴而言，经济增长质量是经济增长的一系列固有特性满足经济发展特定要求的程度的反映。在数量扩张的基础上，经济增长从效率改进、结构优化和资源成本等特性规律方面规定着经济质量的优劣，并内涵于经济发展的进程之中。因此，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企业不同投资取向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机理，构成了企业投资活动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不同路径。进一步，由于地区发展的非平衡性与产权控制模式的多样性，导致了企业投资取向影响地区经济质量过程中的传导机制差异。

      (一)企业投资与经济增长质量：基于地区差异的分析

      1.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与地区经济增长质量

      作为投资领域中最普遍的形态，固定资产投资在资产购置或工程建成的同时，新增投资即可被当期的GDP增量所吸纳，具有驱动经济增长的较强时效性。因此，在资本相对稀缺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是刺激经济增长最直接、快速的资本投入方式(De Long et al.，1991)。然而，固定资产投资在货币流通与“资本—资产”交换过程中的资本深化层次较浅。随着地区经济总量的增加，简单的固定资产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越来越小。此时，继续增加对固定资产的投入，不仅将导致经济增长质量的异化，而且资本物化过程中的资源滥用很可能陷入粗放式增长的恶性循环。Kerry & Krutilla(1984)、Maddison(2009)的研究表明：由于地区经济规模的提升与工业化进程具有同步性，企业重复或无差异的固定资产投资在工业化水平较高的阶段将失去原先对GDP增长的较高弹性。如果仍然倚重企业固定资产的重复高投入来驱动较大经济体量的增长，将导致过高的能耗、物耗与环境成本，减损经济增长的质量。更甚者，在产业演进的潮汐式周期中，经济增长对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度依赖，将引发企业投资缩胀与经济增减波动的叠加效应，破坏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与内部调节机制，损害经济增长的质量(Fisher，2006；Justiniano et al.，2011)。

      对于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转型经济体而言，各地区在历史条件、经济地理、市场化程度和工业化阶段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了各个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并不平衡。东南沿海省份(江苏、浙江、广东、山东)的经济总量已超过3万亿，进入了工业化进程的中后期；而西南和西北省份(贵州、甘肃、宁夏、青海)的经济总量才突破5000亿门槛，发展水平还处于工业化的中前期。东西部之间的经济总量相差6倍，地区经济发展的极化现象依然明显。与地区经济体量的分布相异，近三年来，西部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达到27%，而东部地区年均增长为18%，低于同期西部地区9个百分点。结合前面的理论分析可见，在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不同的地区，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存在路径与传导机制的差异。

      2.企业技术投入、无形资产投资与地区经济增长质量

      与固定资产投资的即时性不同，技术资产投资需要经历资本、技术、资产到资产附加值的循环深化过程。因此，技术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通常有一个蓄势与储能的过程，这个过程一般大于R&D资产化的周期。Fukao et al.(2009)和Shapiro(2008)的研究表明：正是因为技术资本的积累过程与经济增长要素中的技术力量自然匹配，企业R&D投资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转变增长方式、降低资源消耗率，提高了经济增长的质量。尽管在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方面具有长效比较优势，但是R&D投资的不确定性较高、周期长，难以满足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的短期目标。因此，在经济与金融发展滞后的地区，企业更愿意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见效快、价值易判断的固定资产中。OECD(2009)的跨国分析表明：发达国家的技术性投资占GDP的比重显著高于发展中国家，但技术投资的边际收益率却是发展中国家较高。相反，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投资规模对企业收益与经济增长的弹性降低。通过增加R&D激发技术要素产出效率，不仅可以为资本的价值最大化寻找可持续的方向，而且对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Jorgenson，2001；黄先海、刘毅群，2008；Acemoglu，2009)。

      与国外企业无形资产的界定与构成不同，我国的无形资产除了技术型资产(专利权、软件、专有技术等)以外，主要还包括了各类使用权(土地使用权、采矿权等)(邵红霞、方军雄，2006)。因此，阐释土地使用权和矿产开采权的经济产出特质与方式，对于理解企业无形资产投资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机制尤为重要。在GDP计量标准中，土地使用权和采矿权证投资交易，其本身都不是生产活动，权证的出让金不是生产活动的成果，没有增加值产生，不能计算到GDP中去①(许宪春，2006、2010)。尽管具有较高的稀缺性与垄断价值，但鉴于权证资产创造GDP的间接性，只有通过配套或嵌入实际产品的生产过程，并内涵于价值创造的成果之中，权证资产投资才能转化为经济增量。而权证投资对经济质量的影响过程与效果，则取决于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与配套的制度环境(Daniele，2011)。正因如此，贵州、内蒙等资源大省并没有成为经济强省；浙江、江苏等资源小省也可以是经济大省。进一步，在资源丰富但经济发展滞后的地区，如果对权证资产的投资、开发与利用低效，不仅不能提高经济增速，而且容易导致生产能耗和环境成本攀升，阻碍经济质量的改善。

      (二)企业投资与经济增长质量：基于制度背景的分析

      作为转型时期的制度安排，我国的市场化改革伴随着分权化后的考核机制同步展开。长期以来，在以GDP增速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制下(周黎安，2007；徐现祥、李郇，2007)，GDP数量指标必然会在地方政府控制的国企投资活动中得以落实。因此，在转型经济的规模扩张阶段，企业的投资取向具有增速优先的特征，对经济质量的要求则处于次要地位。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后，我国已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贫穷落后的面貌。尽管经济发展仍存在显著的地区非平衡性，但从粗放向集约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从“又快又好”向“又好又快”的经济发展阶段转型(刘树成，2007)，已逐步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导向性理念。因此，基于当地的经济发展阶段、自然资源禀赋、劳动力状况和科技条件，地方政府将通过干预国有企业的投资取向来调整投资活动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机制。

      首先，地方国有企业通常与当地政府具有超产权的政治经济联系。地方政府会引导企业将资本投向有利于实现地方经济发展目标的领域。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市场规模较大、消费能力较强、对外贸易更为便捷，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力点和路径选择更多，对固定资产扩张拉动GDP的依赖程度较低。这客观上为地方政府加快经济结构转型提供了有利的时空条件。②地方政府将通过产业政策的升级，激发企业资金投向有利于改善经济增长质量的领域。相反，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通常受地域、交通和物流等因素的制约，市场的消费规模和外向型经济受限。经济发展不仅依赖于相邻发达地区的辐射，而且更需要当地国有企业给予支持。在以GDP增长的政绩考核体系下，地方政府更可能指引所属企业投资于见效快、能耗高、GDP增速显著的项目，却很难顾及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

      其次，就中央企业而言，尽管散布于全国各地，但与地方政府之间并没有产权隶属关系。地方政府的GDP增速目标对中央企业的投资活动影响轻微，或者央企可以凭借其权威性来规避当地政府的干预(方军雄，2008)。进一步，由于中央企业主要是涉及国家安全、新兴工业信息制造和新能源新技术的大型国有企业，在经济结构转型、推进创新型国家和中国企业走向海外的重大经济战略中处于中心地位。因此，国家层面的新兴产业投资计划和经济结构升级目标将率先在中央企业中实施。这些将对央企投资活动的技术竞争力、资源集约度和环境保护提出更高的要求，从而对投资活动的经济质量产生正面作用。

      最后，作为新兴的经济力量，民营企业的行业优势和经营实力依然偏弱。一方面，“先做大、后做强”的客观发展路径，决定了民营企业普遍具有规模扩张的冲动，原创型的R&D投资则较少，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技术贡献率较低。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处于国有经济与资源配置的系统之外，不仅在垄断和专营权资产上的投资机会可能较少，而且进入资本密集型产业的难度也高于国有企业。相反，更多投资活动聚焦于劳动和服务密集型的产业，民营企业可以弥补现阶段发展中资本要素与市场地位的不足。因此，民营企业的投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就业弹性和福利收入，有助于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

      基于以上理论与制度背景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1：企业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与当期GDP增长率显著正相关，但不具有推动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企业新增的技术资产投资对GDP的推动具有滞后效应，但增强了经济增长的持续性；鉴于权证投资的非生产性特征，企业权证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而存在差异。

      假说2：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企业固定资产与权证投资降低了经济增长的质量；企业的技术投资则提升了经济增长的质量，并且在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更为显著。

      假说3：相较于中央企业和民营企业，地方国企的固定资产与权证投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负面影响较大，尤其是在经济发展滞后的地区；相反，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民营企业的投资活动更多与市场机制和经济发展阶段相匹配，对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提升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地区差异与经济增长质量测度指标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将采用《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报告(2012)——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及省区排名》(任保平等，2012)中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实证研究企业投资取向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途径与机制。图1对2010年度GDP规模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地区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广东、江苏和山东的GDP总量位列前三，但经济增长质量的前三甲则是北京、上海和浙江。进一步从GDP规模与经济质量的比较趋势可见：随着地区GDP规模的减少，经济增长质量并未随之同步降低。具体而言：在河北、河南、湖南和四川这些GDP规模排名前十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都在十名以后。相反，在北京、天津和福建这些GDP规模排名十位以后的地区，经济质量则较高。③

      

      图1 GDP数量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地区差异比较

      (二)样本与数据

      从研究设计的严谨性考虑，要探究企业层面的投资活动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就必须仔细考量投资活动的类型和影响其投向分布的产权控制特征。因此，基于企业投资活动数据采集的详尽性、产权控制关系的明晰性与地区经济代表性的综合考虑，我们选择各省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和数据基础。(Date Base)。④进一步，我们通过查阅上市公司年报，分别对被统计省份上市公司在异地省区子公司的投资项目进行了扣除，对异地省区上市公司子公司在被统计省份的投资项目进行了加总。⑤由此，本文选择2001—2010年沪深两市的所有A股公司作为样本采集的对象，按省区和年度将属地企业的固定资产、技术资产和权证资产投资活动数据进行加总，形成以省区和年度为计量单元的企业层面观测值。在剔除了特殊的金融类公司后，企业投资活动的信息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和上市公司年报附注，具体而言：(1)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由固定资产科目与在建工程科目中的日常修理费、大修费用和房屋装修费用等构成。(2)技术资产投资包括在建工程中的技术改造、无形资产中的技术专利和R&D支出。(3)权证类资产投资包括无形资产中的土地使用权和矿产等资源开采权，以及投资性房地产中的使用权。最后得到省份—年度观测值300个(30个省份×10个年度)⑥。产权类型包括中央企业(CEC)、地方国有企业(LEC)与民营企业(PRC)三类，省份—年度—产权特征观测值900个(30个省份×10个年度×3类产权特征)。各地区GDP规模、增速、物质资本投资率、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数据来源于2001—2011《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网站和各省区年鉴。

      (三)研究模型、步骤与方法

      基于经济规模的地区差异，首先考察企业不同投资取向与经济增长持续性的关系。以各省当期的经济增长率(GDP)为被解释变量，以当期和滞后两期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FIX)、技术资产投资(TE)和权证类投资(RIG)增量为解释变量⑦，从动态视角考察企业不同投资取向在产生经济增量过程中的时效性与可持续性。在回归分析中，分别以企业不同投资取向与产权类型(TYPE)的交互项作为解释变量，研究不同产权类型的企业投资活动对经济增量持续性的影响差异。TYPE分别代表CEC、LEC和PRC三种产权特征。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将采用《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报告(2012)》中的经济增长质量评价体系，分别以2001—2010年30个省区的经济增长质量总指数(QIN)和环境资源成本(RCO)、福利收入效应(WEL)、增长结构(GST)、增长的效率(EFF)、增长的稳定性(STA)、国民经济素质(QUA)六个方面指数为被解释变量，探究企业投资取向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在经济增长质量的回归方程设立中，Y分别代表上述总指数和六个方面指数；企业各投资取向分别取t、t-1和t-2三个年度的均值。

      此外，参考Mankiw et al.(1992)、Grammy & Assane(1997、2003)、贾俊雪、郭庆旺(2008)的研究，本文引入了如下控制变量(X)：(1)物质资本投资率(MC)，即物质资本投资占GDP的比率；(2)人力资本投资水平(HC)，用中学以上的在校学生人数与劳动力总量的比值加以度量；(3)劳动力增长率(LF)，用各省的年度劳动就业人口增长率来衡量；(4)经济开放程度(OE)，用外商直接投资和本地出口额占GDP的比例加以度量；(5)财政收入比率(GR)，用各省财政收入占GDP的比率来衡量。据此，设立如下回归模型1和模型2。在回归方程中，

为控制变量，

为个体效应，

为时间效应，

为随机误差项。

      

      基于本文回归方程的变量关系和数据结构，我们将采用面板数据的GMM回归技术。由于经济发展是一个系统性过程，经济增长在各个质量维度上，不可避免地与物质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开放度等因素之间存在着内生性问题。为此，我们将依据单位根检验后的平稳阶数选择差分滞后项构造工具变量，进而克服内生性问题(endogenous problem)。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统计与参数检验

      1.经济规模分布与企业投资取向的统计检验

      

      首先，基于经济总量的地区差异，对企业的投资取向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和分析(表1)。从样本总体的结果来看(表1 Panel A)：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随地区经济规模的增加而整体下降。在GDP规模为0.1万亿～0.5万亿的地区，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达到了29.2%，而在GDP为2.5万亿～5万亿的地区，增长率为16.5%，下降了近77%。相反，随着地区GDP的增加，企业技术投资的增长率同步攀升。在GDP总量较高的地区达到了11.2%，较5.3%的低水平增长了近2.2倍。

      进一步，从产权类型的统计结果来看(表1)，一方面，地方国企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最大。在GDP规模小于1.5万亿的三个区间内，分别高于中央企业63%、25%和24%；高于民营企业30%、23%和22%。另一方面，随着地区经济体量的增加，中央企业的技术投资水平随地区经济规模增加而上升的趋势最为强劲。可见，经济发达地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需求与中央企业引导自主创新的发展战略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就民营企业(PRC)而言，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均低于地方国有企业，而技术投资增长率则均低于当地的中央企业。此外，地方国企的权证资产投资(RIG)增长率均高于辖区内的中央企业与民营企业。这表明：尽管土地和矿产等权证的投入对GDP增长没有直接的驱动作用，但其稀缺程度和经济价值更高。地方政府在权证资源的配置政策设计中，倾向于优先考虑地方所属的国有企业。最后，表1的非参数检验表明：企业各投资取向具有显著的地区差异与产权类型差异。

      2.经济规模与经济质量二维分布下的企业投资统计分析

      

      表2报告了GDP规模与质量两个维度下的企业投资分布与统计结果。首先，位于统计表格对角线上的地区是经济规模与经济质量同步提升型的地区，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下降，技术投资增长率则不断提升。青海、贵州和宁夏三个GDP规模与经济质量双低地区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高达28%，广东、江苏和浙江三个GDP规模与经济质量两高地区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14%，相差了近2倍。同时，广东、江苏和浙江的企业技术投资增长率达到了18%，青海、贵州和宁夏的企业技术投资增长率仅为4.8%，相差3.7倍。其次，位于统计表格对角线之上的地区，在横向的GDP规模指标不变的状态下，纵向的经济质量指标略高。以天津为例，尽管其GDP规模只在1万亿左右，但经济增长质量却处于第一梯队。相应地，天津地区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明显低于同类经济规模的省份，而技术投资增长水平则较高。相反，湖南、湖北和四川的GDP规模与上海的体量相当，但经济质量则显著较低。以湖南和上海的比较为例，湖南地区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21.5%，上海为8.2%，相差了2.6倍。

      综上可见，在GDP体量较小的地区，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相对滞后，经济增长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弹性和边际效率都较高。然而，过高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降低了资本产出的边际效率，挤占了技术性投入的资金，导致了经济增长质量的降低。在经济发展进程中，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关系及其较长的变迁过程，构成了转型经济地区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困境。那么，在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的地区，企业投资取向、经济增长速度与增长质量的关系如何？我们将通过进一步的回归分析，给出相应的经验证据。

      (二)回归分析

      1.企业投资取向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和总体增长质量的回归结果

      从表3的样本总体回归结果来看(Panel A)：企业新增的固定资产投资与当期的GDP增长率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达到了0.592，并且在控制开放程度、财政收入比率和行业等因素后依然显著。而企业前两期(t-1和t-2)的固定资产投资与当期GDP增长率的相关性不显著。与之相反，企业滞后两期的技术投资(t-1和t-2)与当期的GDP增长率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0.973和1.38)，而当年的技术投资则与当期的GDP增长率无显著相关性。可见，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并不具有推动经济增长的持续效应。相反，虽然企业技术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具有滞后效应，但却增强了经济增长的持续性。

      从GDP规模的分类回归结果来看(Panel B)：首先，随着地区经济体量的增加，GDP增长率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弹性逐步降低。在经济体量较小的地区，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对地区GDP增长的贡献率最高，两者的相关系数达到了1.298，而在经济体量较大的地区，两者的弹性仅为0.431，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水平减少了2倍。相反，随着地区经济规模的增加，地区GDP增长率对企业技术投资的敏感性逐步增加。由此可见，尽管企业技术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具有滞后效应，但却通过资本、技术、资产到资产附加值的循环深化过程，显著提高了经济增长的质量。进一步，从权证投资的回归结果来看(Panel B)，在GDP体量较小的地区，企业新增的权证资产投资(RIG)与当年的GDP增长率显著负相关；相反，在GDP体量较大的地区，滞后两年的权证资产投资(RIG)与当年的GDP增长率则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上述实证结果同权证资产的经济产出特性与方式密切相关。虽然权证资产具有较高的稀缺性与垄断价值，但只有通过配套或嵌入实际产品的生产过程，权证资产投资才能转化为GDP。在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企业利用权证资产的效率更高，前期的权证资产投入将更有效地陆续凝结到当期的产品和服务中，进而体现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上述经验结果从微观层面为“资源大省”并非“经济强省”、“资源小省”也可以是“经济大省”的现象提供了佐证。从产权类型(CEC、LEC和PRC)的回归结果来看，地方国企的固定资产投资对地区GDP的增长率具有一致的显著影响，影响程度高于中央企业和民营企业。但随着地区经济规模的增加，相关系数从5.132降低到2.325。

      进一步，表3报告了企业投资取向对地区经济综合质量的影响(Panel C)。总体而言，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权证投资与地区经济质量负相关，尤其是在经济规模较小的地区。同时，我们发现：尽管企业技术投入对GDP综合质量具有正向作用，但只有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才被显著地释放出来。此外，从产权类型的回归结果来看，在经济规模较小的地区，地方国有企业投资活动对地区经济质量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相反，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较充分的市场竞争更容易通过要素与价格的信息配置机制，引导民营企业的投资自发与经济发展的阶段相匹配，对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提升作用。

      

      2.企业投资取向对经济增长质量分项指标的回归结果⑨

      表4分别报告了企业投资活动对经济增长的资源利用率、福利收入分配和结构改善的影响。从资源利用率回归结果来看(Panel A)：首先，在3个分组区间中，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与资源利用率大多显著负相关。可见，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能耗与物耗不仅显著提升了资源环境成本，而且导致了资源利用率净值的降低。其次，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固定资产和权证投资所导致的资源环境代价持续降低。以权证投资为例，两者的相关系数从-7.88下降到-3.23。进一步从产权类型的回归结果来看，地方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和权证投资对资源利用率的负向作用显著最大，但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负向作用的程度显著降低。民营企业投资活动对资源利用率的负向作用相对轻微。

      

      从企业投资活动对地区经济增长的福利收入分配回归结果来看(Panel B)：在经济规模较小的区间内，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和权证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福利收入分配抑制程度显著更大。究其原因，在经济发展滞后的地区，GDP竞争的压力促使地方政府倾向于优先引进和推动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较难兼顾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这一目标。进一步从产权类型的回归结果来看，民营企业的投资活动对经济增长的福利收入分配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由于处于GDP的政绩考核系统之外，民营企业决策者将更多依据市场信息，自发利用当地的资源禀赋优势。在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劳动力具有价格比较优势，民营企业的投资活动通过吸纳就业与增加岗位，提高了经济增长的福利收入，丰富了收入分配的分配渠道。

      从经济增长结构改善的回归结果来看(Panel C)：一方面，在经济规模较小的地区，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结构改善(GST)为显著负相关；另一方面，在经济规模较大的地区，尽管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对结构改善的正向作用不显著，但整体表现出促进的趋势。回归结果的地区差异表明：在经济发展滞后的地区，由于市场竞争、消费容量与外向型经济发育程度不充分，经济增长过多倚重于固定资产的投入，导致了增长结构中投资与消费比例的失衡。进一步，从产权类型的回归结果来看，地方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和权证投资对结构改善的负向作用显著最大。

      3.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上述结论的稳健性，我们执行了如下的敏感性分析：

      (1)采用系统GMM回归方法(SYS-GMM)进行稳健性检验。即将原始水平方程和差分方程构成一个方程系统，以差分变量的滞后项作为水平方程的工具变量，以水平方程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差分方程的工具变量，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2)为了控制短期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回归中，我们以3年为一周期对经济增长率取移动平均值，规避短期经济周期的扰动，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3)分别采用期末的固定资产、技术资产和权证资产投资存量，替代相应的期初值，对各投资取向的度量指标进行标准化。上述稳健性检验的结果与前文的结论一致。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微观视角研究了企业投资活动对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并立足于地区发展差异与产权制度特征，阐释了经济增长质量失衡的企业资源错配成因。本文扩展了以往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率的简单研究范式，首先研究了企业不同投资取向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企业投资取向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地区差异与产权因素。研究表明：企业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与当期经济增长率正相关，但不具有推动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企业技术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具有滞后效应，但增强了增长的持续性。虽然权证资产具有较高的垄断价值，但鉴于非生产性特征，权证投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贡献具有间接性。在经济规模较小的地区，企业固定资产与权证投资降低了经济增长质量；企业的技术投资则提升了经济增长质量。相较于中央企业与民营企业，地方国企的投资活动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负面影响较大，尤其是在经济规模小的地区。相反，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民营企业的投资活动更多与市场机制和经济发展阶段相匹配，对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提升作用。进一步的检验表明，尽管企业技术投入对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正向作用，但只有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技术投资对经济质量的提升效果才被显著释放。

      本文从企业层面提供了不同投资取向影响地区GDP质量的经验证据，廓清了经济增长的微观投资结构图景。本文的研究发现不仅从企业投资的视角，解释了转型地区经济增长从“量”向“质”转化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而且为理解企业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微观传导路径提供了制度性解释。研究结论的启示在于：要通过企业投资活动的调整来实现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不仅需要通过市场机制引导企业的投资活动，而且也取决于制度环境的改善、地方政府考核体系的改进与公共治理机制的优化。

      特别感谢匿名审稿人极富价值的修改建议。当然，文责自负。

      ①尽管土地和矿权交易的资金收入和生产活动产生的现金一样，可以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固定资产和机器设备购置等。但是，不能因为具有相同的使用目的，就混淆了权证交易资金收益与生产成果在性质方面的区别。当然，将权证交易资金收入投入道路建设、房屋建设、工程项目和固定资产，这些活动是生产性活动，创造的增加值是应该计算到GDP之中的。

      ②例如，2012年5月，在中共上海市第十次党代会报告中，“创新”一词出现的频率达60余次，与此相对应的是，“GDP”的增速已不再被过多提及。报告中明确提出：“以创新驱动发展，在发展中加快转型，在转型中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③理论上，尽管经济增长的数量与质量存在阶段性差异，但经济增长的演进过程依然表现为两者的统一。

      ④就研究的可行性而言，上市公司样本总体需要同时满足经济规模代表性，以及与地区GDP总量的一致性。为此，我们对2001—2010年十个年度的数据进行了统计与回归分析。结果表明：首先，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市场价值、市场交易额分别占到了GDP总量的34%、65.2%和135.8%。上市公司的整体经济规模在GDP总量中占有较高比重，具有较好的代表性。然后，我们以各省GDP占全国GDP的比重为被解释变量，以各省上市公司数量占全国上市公司总数的比重为解释变量，进行了各年度的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表明：各省上市公司数量占全国总数的比重与各省GDP占全国GDP的比重，在各年度均显著正相关。各省的上市公司数量与当地的GDP规模具有一致性。限于篇幅，本文没有列出相应的统计与回归结果。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⑤由于国有资产管理架构的属地化、地方保护政策与GDP竞争下的区域经济分割(周业安，2003；周黎安，2007；郭庆旺、贾俊雪，2006)，多数上市公司的多数投资集中于母公司所在省区，尤其是地方国有上市公司。

      ⑥为了描述经济区划的方便，本文将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统一简称为省。由于数据问题，本文的研究样本没有考虑西藏。

      ⑦在分析企业投资取向对GDP增长持续性的影响中，我们采用分布滞后模型的特定估计方法(Ad Hoc Estimation)，通过试算比较后，统一取滞后两期的投资取向作为考察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窗口期。

      ⑧限于篇幅，表3中没有列出FIX、RIG滞后项、TE当期项、CEC投资和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⑨除了表4报告的经济增长质量分项指标回归结果外，我们还实证分析了企业投资活动对经济增长效率、稳定性和国民经济素质的影响。回归结果与本文的理论分析总体一致。限于篇幅，没有列出相应的回归结果，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⑩限于篇幅，表4没有列出CEC投资和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标签：固定资产投资论文;  央企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  经济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地区经济发展论文;  投资资本论文;  差异分析论文;  产权理论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江苏gdp论文;  投资论文;  企业资产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