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边城》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边城论文,新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边城》是现代著名作家沈从文享誉中外的一部小说名作。它创作于1933年秋到1934年春。最初连载于天津《国闻周报》第1卷第1期至第16期，1934年9月上海书店出版了单行本。 曾先后收入作者自己的多种《选集》、《文集》以及现代作家的作品集中，并被翻译成多种外文文本流布于世界文坛。
小说刊行至今的六十年间，其评论一直不断，新时期以来国内外的评论文章不胜枚举。本文就近十年来，域内的沈从文研究者在各种期刊杂志上发表的关于《边城》的评论，加以爬梳、归纳与评骘，从而使读者对这部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成就、文学史地位以及作家的创作动机、意图等有一个更加完整的印象。
一
对于《边城》的思想意义、创作意图的探讨与研究，一直是评论者说不尽的一个话题，如果对众说纷纭的这一话题加以概括的话，那么，基本上可以归纳为如下几说，即“情爱—乡情”说、“现实批判”说、“文化——哲理——喻言”说和“双重悲剧”说等。这里首先以一定的篇幅对它们作概要式的评述。
1、“情爱——乡情”说
这是许多评论者，甚至包括某些对《边城》的思想意义持否定态度的评论者所强调的一个观点。早在八十年代初期，就有一批研究者指出，《边城》之所以获得“震动中外文坛”之誉，是因为作者以独特的个人风格为文苑提供了别人所未曾提供的反映湘西人民生活的艺术珍品。“作者怀着对家乡的深情，对乡亲的挚爱，写出了湘西淳厚朴实的人情世态，健美古朴的风俗习惯，新奇幽雅的山光水色。情调爽朗明快，色彩清新绚丽，是一幅秀美别致的乡土人情画卷。”〔1〕在这个总体评价的基础上，评论者首先论述了作品所描绘的“人情”美。认为青年男女的性爱，父子祖孙的亲爱，人民相互之间的友爱，以及这些爱中蕴蓄的美，构成了作品的基本内容。《边城》之所以不同于“五四”时期那些反映青年男女要求个性解放、争取恋爱自由的爱情小说以及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盛行的“革命加恋爱”的小说，就在于作者不是想借助于这个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批判封建制度，揭露封建礼教的罪恶，或是批判爱情至上，肯定革命战胜恋爱，而是只想借助它来表现“湘西人民朴质正值、互爱互助的德性，反映出一种作者所理想的优美、健康、自然的‘人生’形式”，反映出人与人之间真诚相爱的关系，即表达一种充满爱与美的人情世态。除了分析评论了作品的“人情”的内涵外。评论者还分析评论作品描绘的充满地方特色的“风俗美和风景美”，认为作者运用自然朴实的群众语言不仅叙人情，还“绘风景”，描景物，从而创造出一幅色彩纷呈，意境清雅，情调健康，富有浓郁诗情的画卷。
“人情美，风情美，自然风景美”，如果只是作品所直接描绘的生活内容，那么作者的创作意图，即把边城写得如此美好，如此令人神往的心灵动因又是什么呢？持这一说的评论者联系沈从文的生活经历，并通过其社会观、美学观的考查指出：1934年沈从文曾从北平返回故乡一趟，他对湘西的印象是“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最明显的，即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朴素的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来实际社会养成的一种唯利唯实庸俗的人生观”（《长河·题记》）因此，出于对被蹂躏、受摧残，一切“只能给人痛苦印象”的劳动人民的同情与挚爱，他不能不追溯既往，思考未来，写出他“记忆和理解中的湘西的人情世态”。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作者创作《边城》的意图“不是逃避现实，也不只是思古怀旧，而是痛感于当前现实的黑暗，企图将过去的生活的美对照现实的丑，让人们来鉴别真善美和假恶丑，从而启发人们弃恶向善，舍丑求美。”〔2〕因此“《边城》不是挽歌，而是希望之歌。”〔3〕
跟上述的“情与爱”说基本相同，但又稍有区别的是，有的研究者提出的“乡情”主题说。他们通过对湘西民元前后数十年的历史事实，湘西社会特有的风俗人情以及《边城》故事的发生地——现在还可以在湘西的版图上找到的一个真实的小山城——茶峒深入细致的考察，并且结合沈从文亲口讲述的触发他创作《边城》心理契机——1933年夏，就教于青岛大学的沈从文，一次在崂山风景区游览时，曾目睹了一位穿孝服的少女孤单悲戚的举止，心有所感，从而萌发强烈的创作动机的事实，精当地指出：促成《边城》诞生的，不是一般的泛泛而言的“情”与“爱”，而是沈从文独具的那份融合着对楚人爱美的天性与气质深深的悲悯与敬重的“乡情”。这种乡情不仅“推动了《边城》故事环境的大转移（即由崂山到湘西），同时决定了故事胚胎中悲剧特色的保留和充实”，不仅“促成了《边城》中风景和风俗的饱和描写，使作品成了‘东方风俗的文学化石’，同时这种描写又是构成作品深刻意蕴的一大支柱”；不仅“构成了《边城》主题思想，不是抽象概念的演绎，而是流动于全作品独具深度的情感旋律。”〔4〕“乡情”说的评论者们除坚持“科学实证”的原则，还十分注意从沈从文的有关言论中挖掘其创作主题和创作意图。比如关于《边城》沈从文就曾在他的一系列作品的题记和创作随笔中一再申明：“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桃源上行七百里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凡夫俗子，被一件人事牵连在一起时，各人应有的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用以表达自己“对于人类智慧与美的永远倾心，对健康诚实的赞歌，以及对愚蠢自私极憎恶的感情。”为了能把家乡人民的那种朴质、勤俭、正直的品格保留在作品中，他说：“我动手写他们时，为了使其更有人性，更近人情，自然便老老实实的写下去。”《边城》在他看来是“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故事中充满了五月中的斜风细雨，以及那点六月中夏雨欲来时闷人的热和闷热中的寂寞。”但是他希望读者能够“从一个乡下人的作品中，发现一种燃烧的感情，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的永远倾心，健康诚实的赞颂，以及对于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这种感情且居然能刺激你们，引起你们对人生向上的憧憬，对当前一切腐烂现实的怀疑。”因此，只要细心地阅读与体会沈从文的上述表述，那么关于《边城》的创作动机和作品的企望就不会感到神秘莫测了。〔5〕
2、“现实批判”说
同“情爱——乡情”说一样，持“现实批判”说的评论者也是早在新时期开始就提出了他们对《边城》主题的这一见解。他们多以现实主义的批评标准看待《边城》，并且多引据沈从文在《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的那段话：“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的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的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他们共同认为，《边城》若从文字的表面看来，一切充满着美好：就人物而言，不仅作为“自然之女”的翠翠是那样的聪明乖巧、善良纯情，老人们也是那样宽厚仁慈、慷慨豁达、与人为善，小辈更是勤劳朴实，惜弱怜贫、感情专一、有诺必践；就风土民情、自然景物来说，也是那样清新淳朴、烛照透明。但是透过这清澈明丽、冲淡和平的文字，却可以深深品尝到作者那隐伏着的悲痛与沉忧。《边城》的故事尽管发生在湘西相对平静、稳定的二十年代，而在讲述这一故事时，又掺入了作家对未经金钱、实利污染的自然朴质民风的赞颂与向往，但包括湘西在内的中国社会毕竟进入了“现代社会”，已经不再是《月下小景》式的原始洪荒的古代社会。因此“现代文明”的污染并非在作品中没有一点表现。尽管生活于此的人们，灵魂尚未被二十年后的“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所取代，连卖身的妓女也还保持着某种“生命的严肃感”，其行为也仅仅停留在“商务上”，但作为旧中国的三大腐朽制度之一的卖淫制，即商绅、水手、川贵客淫乐的寄食者——妓女毕竟已在充满原始寂静的小小河街上出现了。再以翠翠的爱情悲剧而言，表面看来象是发生在无冲突的和平之日，除了“误会”就是“不凑巧”，但细细品味，就可看出他原是深深地植根于现实的阶级对立的土壤之中：翠翠的爷爷老船夫不就是在自家的“破渡船”与王团总的“新碾坊”的角逐中，并在拉渡时听别人说二老傩送“出于会打算盘”，决定要“碾房”而不要“渡船”以后，赶往城里又从船总顺顺口中得到证实，感到希望破灭，爱愿难成、心力交瘁、瘁然而卒的吗？再就船总顺顺而言，的确长期的卒伍生活和水上作息，使他“明白出门人的甘苦，理解失意人的心情”，对“闻名求助的莫不尽力帮助”，从而养成了他慷慨洒脱、乐善好施、正直豁达的品德，但他在“渡船”与“碾房”的角逐中，却一心要跟王团总攀亲，并出面干预儿子的婚姻，他在牌桌上的那种以轻漫的态度与口吻回答老船夫问话的举动，也仍然表现出这种地位的悬殊、阶级的对立。正因为沈从文于看似平静的社会环境中，看出了这种隐存着的阶级对立的现实，所以才在《边城·题记》中热切地希望把它奉献给那些“极关心全个民族在空间与时间下所有的好处与坏处”，“很寂寞的从事民族复兴大业”的人们，使他们“从作品接触到另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发，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这里既包含着沈从文对过去和未来人生的留恋与企盼，也包含着对现代文明沾污的不合理的人生制度的忧郁与不平。这应该说是《边城》的思想倾向一个主要方面。〔6〕
有的评论者还将《边城》跟茅盾提出的“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象看一幅异域的图画……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这一极有见地的意见对照，指出《边城》并不是对湘西特殊的风土人情的猎奇，而是为生活在这块美丽的土地上的少数民族劳动群众的美丽心灵的歌唱，为他们的苦难生活而鸣不平。小说的主人公是如此地热爱生活，他们忠于职守，兢兢业业地为别人服务。他们相依为命，对未来的向往与要求也只是“每一只船总要有个码头，每一只雀儿总得有个窠，”翠翠今后应该交给那一个适宜于照顾她的人。但是现实对他们却是那样的冷酷，翠翠的父母当年为了追求爱情的自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如今翠翠又重演了这场悲剧，其根本原因，说到底仍然是翠翠的破渡船毕竟比不过王团总家“值大钱七百吊”的“新碾坊”。因此，《边城》围绕着翠翠的爱情悲剧，写出了“母女两代共同的命运”，祖孙三代令人心酸的遭遇，它“同鲁迅以浙东劳苦大众的生活为背景的许多作品一样，暴露着整个社会的黑暗。”而在故事的深处，寄寓着作者理想中的“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展现了理想与现实的深刻矛盾，严厉地抨击了这个处于腐烂状态中的社会的不合理。〔7〕有的评论者以现实主义的眼光，深入地剖析了翠翠的爱情悲剧的内涵，指出：《边城》开始写得确实象首优美的田园牧歌，祖孙二人身在青山秀水之中，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但当翠翠有可能重新陷入其母亲的不幸命运时，祖孙二人便被一条痛苦的无形的线连在一起。“假如说，老船夫是封建土地上生长的苦果，那么，翠翠则是企图冲破封建土地长出的甜瓜”，当祖父为她的事含恨九泉，她接过祖父手中的纤，守在祖父墓旁，她却只能“在希望和渺茫，在热情和孤寞中，渴望幸福美好生活的来临。”小说的那个寓意深长的结尾：“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既揭示了人物和作者燃烧的情感和对未来的热望，也反映了现实与理想的矛盾。〔8〕
3、“文化——哲理——喻言”说
坚持以这种观点解读《边城》分析其思想意蕴的评论者，多是受着80年代中后期在中国大陆兴起的“文化潮”和结构主义批评方法的影响。他们比较一致地认为，只有把《边城》放在更为宏观的文化背景和美学视野中，才能更加准确地把握住浸透和积淀于作品的深层的哲学意识和美学意识，从中窥探到作家通过作品所要表现的思想倾向与美学风格。
比如有的评论者从沈从文观察生活的视角出发，指出：沈从文虽然也是关注社会现实并且对人生怀着殷忧的，但他主要不是从社会政治经济的角度，而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观察社会和描写人生的。因而他总是企图用“爱与美来美化人生，净化道德，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因为如此，所以《边城》塑造了一系列古风朴朴，体现了民族传统美德的人物。《边城》要“为人类的‘爱’字做一确切的说明”，这里的“爱”主要表现为东方形态的人与人之间近乎伦理的意识的情感慰藉。在中国的现代文学史上，有关“爱与美”的歌诵与抒情并不少见，但与冰心、王统照、许地山、叶绍钧等人的主要来自基督教和西方资产阶级博爱思想的“爱”的哲学相比，《边城》中所表现的“爱”则是宗法制农村翁娼男女的仁爱宽厚，重义轻利，乐善好施。这种情感美、道德美，在我们民族生活中根子扎得更深、历史更久，存在更普遍。即使作为一种道德理想，也是深深打上了民族烙印的道德理想。因此，《边城》不仅是一曲真挚爱情的颂歌，而且是一种民族纯洁朴素道德美的颂歌。在翠翠的爱情中保持着一种道德的自尊，体现出了东方古典的道德美。〔9〕
有的评论者还运用结构主义的批评方法，通过对《边城》本文表层和深层两种主题结构的分析，指出：从《边城》所构建的表层结构看，这是一个爱情故事，一个爱情的悲剧，是一部对已逝去的“过去”的追忆，然而通过这个由一段往事构建起来的这个象征的框架，所容纳的真义则既在作品之中，又在作品之外，形成了一种哲理化的意念，或曰一个喻言。“它不仅象征作者意识中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及其无可挽回的必然衰落，而且暗示了作者一向追求的重塑民族形象，重铸民族精神的良好愿望的无可奈何的破灭，同时，它还隐含了作者本人为民族、为整个人类的未来而焦虑的忧患意识。”〔10〕有的研究者则直截了当地指出：“沈从文的长篇《边城》，则蕴蓄着较全书字面远为丰富的更深的意义，可以说是一种整体的象征。不但白塔的坍塌象征着原始、古老的湘西的终结，它的重修意味着重造人际关系的愿望，而翠翠、傩送的爱情挫折象征着湘西少数民族人民不能自主地掌握命运的历史悲剧。”〔11〕还有的评论者指出：沈从文的《边城》，使人读后总在获得美的感受的同时，“感到一种忧伤、悲凉和惆怅。总感受他所描绘的明丽景物和温暖人情，笼罩着一种似雨似雾，挥赶不去的阴湿与愁苦，总隐隐地感到作者在有点强作欢笑。”原因是他一方面“真诚地描绘着他心目中深藏已久的情感记忆对象，编织着一幅与现实人生完全不同的‘优美、自然而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但他同时又担负起一个思想家的担子，想为我们的民族寻找一条摆脱‘堕落趋势的路途，他感到力不从心，他感到痛苦，感到寂寞，感到前途的无测。他的这种心绪幅射到他笔下的人物身上时，于是就产生了老船夫的‘一切要来的都得来’的无奈心声，产生了少女翠翠‘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的不测的等待。”〔12〕
4、“双重悲剧”说
对于《边城》的爱情悲剧内涵，这是许多评论者都看到并且加以评论的。即便是“情爱—乡情”说、“现实批判”说和“哲学—喻言”说，也都首先从“爱情悲剧”立论，进而论述到作者的创作倾向和创作动机。“双重悲剧”说的不同处就在于，评论者们紧紧抓住小说文章中“误会”这一关键的字眼，作为解开这一“爱情悲剧”内涵的机枢。小说在写到二老傩送出走的情形时，有这样一段交待：
二老下桃源的事，原来还同他爸爸吵了一阵方走的。船总性情虽异常豪爽，可不愿意间接把第一个儿子弄死的女孩子，又来作第二个儿子的媳妇。若照当地风气，这些事认为只是小孩子的事，大人管不着，……但不知怎么的，老船夫的关心处，使二老父子对于老船夫皆有了一点误会。船总想起家庭间的近事，以为全与这老而好事的船夫有关。（——重点号为引者所加）
如果把这段话与沈从文在《水云》关于《边城》的表述：即“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朴素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结合起来看，则更加可以看作是把握《边城》悲剧意义的关键了。
诚然，在许多脍炙人口的悲剧中，人物常以善丑，乃至进步与反动组成对立的双方，他们相互冲突着、搏杀着，最终使许多有价值的生命付之牺牲。然而《边城》却并非如此，围绕着翠翠的爱情与婚姻，活动着走向悲剧结束的人们，都不构成正反对立的双方。这里无论是天保、傩送，还是老船夫，甚至船总，都深爱翠翠，且彼此间又都怀有亲切的感情，他们同属于美的、善的一方。那么究竟是什么使这场爱情最终走向悲剧的呢？评论者通过深入的分析，指出这是深深植根于旧的封建婚姻习俗和社会地位不平等基础上的一场看似偶然则必然的“误会”。
从“误会”的表层因果关系看，由于当地恋爱婚姻的方式存在“走车路”（请媒人提亲）和“走马路”（用山歌打动情人）两种方式，老船夫从女儿（翠翠的母亲）“走马路”的悲剧中接受了教训，因此，积极提议大老“走车路”，因为在诚实，质朴的老船夫看来，无论大老、二老都是翠翠今后的最好依靠，可是当大老依照老船夫的提议，两次托人提亲都未取得成功，最终酿成了大老在烦恼、悲哀、愤慨中“水鸭子反被水淹死”的悲剧。而老船夫之所以提议“走车路”后又一直不置可否的原因，是因为他对孙女翠翠爱得太深，他实在不愿意干涉翠翠“走马路”的选择与决心。然而这场“误会”经过媒人杨马兵再度“误会”——在杨马兵看来老船夫是完全可以主宰翠翠的婚姻大权的，因此大老的命运是捏在老船夫的手里的，可是老船夫出于对孙女的爱又不愿主宰这场婚姻——从而加速地导向了悲剧。上述的误会如果只是全部误会的第一个环节，而深爱翠翠同时又深爱哥哥的二老对老船夫“吞吞吐吐”行为的反感，则又直接影响到他的父亲船总的态度。船总和老船夫之间虽说一向和好友善，但是一个是社会上的头面人物，一个是处于社会低层的百姓，因此在他们的意识深处仍都存在着地位高下不同的牢固观念，正是这种观念，使老船夫在船总面前总是言语纡曲，自卑不安，不能直言相告，而船总对待老船夫时，又总是漫不经心，甚至以略粗的语气中止谈话。从而最终导制老船夫的努力归于失败，并在忧心如焚中猝然而卒。
尤为可悲的是，从整个小说的叙事情节看，翠翠本应处于悲剧的中心，可实际上她却一直处于悲剧之外。她不知道天保是因不能得到她的爱而忧愤出走后落水身亡的，她不知道傩送离乡远行也是因为不能得到她的爱，她甚至也不知道爷爷突然离世全是由于替自己的幸福思虑奔忙而心力交瘁！只有这一切都已发生，陪伴她的杨马兵向她说明了之后，她才如梦初醒“哭了一个夜晚”。
因此，《边城》在浓郁的抒情氛围中，实际上是冷峻地向人们揭示出：封建习俗的恢恢天网笼罩一切，它甚至不必通过某种物化的力量就已经渗入到人们的灵魂中，即使是那些禀性善良、心地纯洁的人们也不能免。至此，我们可以肯定地指出《边城》的全部悲剧意义就在于：它“不仅在于揭示封建习俗对于人的窒息与摧残，还表明了即使是善良的人们也需摆脱旧习俗而重建自我的人格。”作者真诚的生活与创作态度使《边城》的描写接近了生活的底蕴。《边城》是“一支充满忧伤的人类爱之歌。但它唤起的是对于欢乐的人类爱的希望！”〔13〕
二
《边城》所写的虽然是几个“愚夫俗子”在“爱”的纠葛中无可避免地走向悲剧结局的故事，但由于其意蕴的深邃，即在一种“健康、优美、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描绘中蕴含着作者丰富的却又是不易解索的人生感悟，因此人们在对作品的思想主题和创作意识进行探究的过程中，也必然地如同许多文学名著一样，引出了一场又一场的争论。新时期以来的十多年中，这种争论又较为集中的表现在八十年代的中期。如果把这场较近的争论围绕着“爱情悲剧”的主题加以概括的话，它基本上存在着三种看法：第一种看法大都持《边城》是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并且大都认为作品所表现的是“受过长期压迫而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的那一段沉忧的隐痛。”〔14〕因此既充分肯定了作品的艺术成就，也充分肯定了它的主题思想与倾向。第二种看法认为这部名著之所以“魅力不衰”，只不过是在艺术上取得了成功，而在思想上却存在着严重的缺欠与问题。它没能反映出三十年代激烈的阶级斗争及风云变幻的时代精神特征，因而算不上成功之作。第三种看法认为《边城》既有客观写实的成份，又具有浪漫主义的情绪渲染，是一部美学意蕴丰厚的具有象征意味的抒情杰作，它必将长久的流布于世。这里我们基本上按照时间的先后，爬梳一下这场论争的主要方面。
早在1984年第1期的《书林》杂志上， 有的评论者就曾指出：《边城》的确是一部风格独特的小说，它“格局较小，生活容量不大，但写得精致、灵巧、含蓄、隽永，充满了诗情画意。”但人们在肯定它的艺术成就的同时，也应看到它的明显的弱点，总的说，“《边城》不是一部革命现实主义的小说，它缺少深广的社会内容和深刻的社会主题。”尽管这个爱情故事以悲剧为结局，但是，这里的每个人物之间除了发生一系列的误会以外，他们几乎没有任何过失，也不存在任何的品质上的问题。他们之间虽有贫富之分，贵贱之别，阶级地位不同，但在他们身上看不到什么阶级的烙印，人物的各方也并未构成矛盾冲突，因此，作者所要刻画的“并不是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的错综复的社会关系，而是摒弃了一切阶级矛盾的‘君子国’里田园牧歌式的‘人性美’和‘人类之爱’。这种经过作者‘理想化’的小农社会人间关系，在当时战乱频繁、动乱不安的旧中国是很难找到的。”从故事情节看，这则爱情“悲剧”也没有跳出“三角恋爱”、“一见钟情”的窠臼，“既没有反对封建的内涵，又没有民主主义个性解放的要求，因而看不出深刻的社会内容。”而这一切都是作者“有意回避社会的阶级矛盾，用抽象的人性论来认识、理解、解释社会问题”的结果。〔15〕有的评论者则针对某些评论文章把《边城》看成是现实主义的，指出：“在阶级社会里，所有的社会环境无不打上阶级的和时代的烙印。那种超阶级、超时代的环境是不存在的。《边城》反映的是三十年代的社会生活，当时中国正处在尖锐激烈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之中。然而，小说描绘的却是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民平等，安居乐业，人与人之间充满着真诚的‘爱’的桃源仙境。”因此《边城》为我们提供的环境“是不真实的，也是不典型的”。作家为了表现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因此，给小说中人物赋予了许多优美的人性。但这种人性“是抽掉了具体的阶级和社会内容的，有的只是人的自然属性”，这些人物只能是作家主观头脑中的产物。因此，“《边城》中的人物也是不典型的。”〔16〕
上面的《边城》思想内容的否定论相接近，但又稍有区别的是，有的评论者虽然在总体上也认为《边城》的思想局限在于表现一种抽象的一般的人性，企图用“人性美”和“纯粹的人类感情”代替或掩盖人们的阶级性，但在具体的分析中又或多或少肯定了以老船夫和翠翠为代表的处于社会低层劳动人民身上的“人性美”。他们认为，“文学并不一般地反对表现人性美，而反对表现抽象的人性美，尤其反对歪曲和掏空了人物的阶级性来表现抽象的人性美。”因而沈从文在《边城》的创作中，当他不自觉地将人性美与人物的阶级性统一起来的时候，即在从老船夫和翠翠等劳动者的优秀品质上发掘人性美时，由于有真实的生活做依据，这种人性美就“具备了真实性”，并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净化道德的作用”。相反，当他脱离现实生活的依据，以欣羡的笔调描写船总顺顺身上的人性美，即一味地写他如何正直和平，乐善好施，公正无私，而对他作为地方权势者所必然具有的阶级性弃而不顾，或有意避开，这就表现了一种抽象的人性美。然而，由于写人性美，心造了一个桃源仙境，所以《边城》“不仅因其违背生活真实而不能发挥作品的道德净化作用，而且歪曲了现实的人的阶级本质，歪曲了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关系，尤其是作品写于三十年代阶级矛盾尖锐、激烈，中国人民正在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的时代，这种局限性更不能低估。”《边城》所流露的哲学意识，是一种“绝圣弃智，大盗乃止；剖斗折衡，而民朴鄙”的道家思想，一种小国寡民，归真返朴的道家理想。这种道家意识与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的时代精神是脱节甚至相悖的。所以，“许多人对《边城》评价过高，连其思想倾向也全盘肯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被《边城》精美的艺术形式所惑。”〔17〕
与以上的《边城》思想内容否定论的观点截然相反，首先是一些对《边城》反映的时代和湘西的区域文化十分熟悉并作了认真深入调查的沈从文研究者。他们认为否定论者“弄错了《边城》所反映的时代”，其次是“对《边城》故事发生地点过于陌生”，第三是“对《边城》人物性格的心理冲突的社会性和悲剧性缺乏必要的分析”，第四是“对沈从文创作《边城》的动机作了严重的曲解”。〔18〕他们通过对湘西历史的考查和对沈从文有关论述的对照，指出：早在1934年4 月写的《边城》题记中，沈从文就申明他在《边城》中所写的世界对读者来说也许是一个全然陌生的世界，但他“并不即此而止，还预备给他们一种对照的机会，将在另一作品里，来提及二十年来的内战；使一些首当其冲的农民，性格灵魂被大力所压，失去了原来朴质、勤劳、和平、正直的型范，成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这里的“另一作品”就是与《边城》写于同一时间的《湘行散记》，以及此后所写的长篇《长河》。而自1934年上溯到二十年则可推知《边城》所写的时代当是民元前后，这段时间则正是湘西腹地在地方统治者“安辑保守，处置得法并无特别变故”的相对沉寂安定的时代。至于《边城》故事的发生地——茶峒，实是酉水的一条小小支流末端的一个小山城，它所以小有名气，是因为其地理环境对监视业已退居深山更深处的苗民有利，于是清政府才在这里“凭水依山筑域”，成了一个绿营屯兵的处所。然而“既往协营，加以屯防，遂以百年无事，”不仅辛亥革命来时，这里没有打过仗，即便是后来军阀混战，这里也不是兵家必争之地。本来在文学创作中，作家是有权虚构的，但茶峒的这点由地理和历史造成的特殊性，致使沈从文即便坚持“老老实实”的写实主义态度，也自然充满了一种和平宁静的气氛。这就是《边城》写杨马兵平日除放马实无事可做，“除号兵每天上城吹号玩”，“其余兵士仿佛不存在”的原因。
正是基于上述历史与地理环境的考察，评论者指出：“对《边城》中茶峒的那点历史的真实性我们是用不着怀疑的，值得探究借鉴的倒是作家对这一环境的精心选择。”沈从文之所以看准茶峒这个地点与人情加以描绘，最为深刻的原因在于，只有这样的具体的历史环境，“才是老船夫、翠翠这类人物性格得以形成的土壤，才是使老船夫和翠翠悲剧命运得以用那种方式演进的客观因素。”而《边城》思想内容否定论者“之所以对《边城》作品的人物和事件理解失误，这与他们的思想方式有关系。他们见浅不见深，见静不见动，见单一而不见复杂。他们喜欢谈阶级斗争，但实际上只注意金戈铁马，如火如荼的方式；对于日常的，在人心理上进行的，也会静悄悄杀人的方式却近于视而不见。”殊不知《边城》的“爱情悲剧”也同样是深深植根于阶级差异和矛盾之中的。〔19〕
在《边城》的争论中，除从特殊的区域文化角度对否定论者提出商榷外，更多的是从文艺学的角度即从文学的创作规律和创作方法的角度对否定论者提出了批评。比如，有的评论者指出：文学的确是人类的社会生活的反映，但同时又是作家审美理想的物化形式，它渗透着作家的思想、感情，是作家感性和理性高度融合的产物。文学创作的艺术规律史学、社会科学所概括某一时代的“总特点、总规律、总趋势，总的革命斗争形势”去演绎作品、“绘制”生活。文学作为人学，所反映的是具体的活动着的全灵魂的人，“对于因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历史，不同出身经历和不同的文化、心理素质形成的个人除阶级之外的丰富复杂的性格、品质，用简单的划分阶级成份的分析方法是永远解释不清，说明不了的。这也是用庸俗社会学分析作品人物的一个根本弊端。”〔20〕这样一类批评商榷意见，我们在本文的第一部分多有涉及，故不再详述。
三
对于《边城》的艺术成就，这是包括对思想倾向持否定态度的人在内的绝大多数评论者都共同赞赏和推崇的。比如有的评论者从作品的宏观的深邃美学意蕴出发，指出：《边城》“在近似原态的人物故事中追求新的、健全的、理想的生命存在形态；在现实与‘梦’的结合寄寓了作者的社会理想；在理想人生与理想社会的描绘中寄托了作者改造民族精神性格的愿望；其忧郁色彩还让读者在诗意般的美感享受中感悟到人生的某些真谛。”〔21〕有的评论者从《边城》蕴含的浪漫主义创作特色出发，指出：“《边城》是一支动人的歌，一首美丽的诗。它把清新的自然美，雄强的原始美与朦胧的幻想美熔为一炉。这美既透彻明晰又朦胧神秘，既新鲜希罕又淳厚古朴”。它“在艺术上所创造的价值是不容忽视的。尤其对中国现代小说创作中始终处于次要地位的浪漫主义创作，《边城》的艺术成就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更为可贵。”〔22〕还有的评论者从“乡土文学”的角度，指出：《边城》作为乡土文学在题材和对题材的处理上是很有特色的。倘若说，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文学写农村的闭塞落后，意在揭出病痛，引起疗救的注意，是“战士”和思想家、革命家；那么，《边城》则写农村的原始淳朴，意在纵情抒发幽古之怀，主张返朴归真，可说是“诗人”和道德家、哲理家。它“代表了乡土文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的一种趋向，它努力描写农村特定地区的生活和世态，不啻是中国现代文学题材的一大开拓。”〔23〕
更多的评论者从文学创作的技巧上，论述了《边城》的艺术特色。比如有的评论文章不仅分析了作品的构思想象，而且分析了它的人物塑造，景物描写以及语言、结构方面的特色。认为《边城》尽管是作者“想”出来的，但丰富的生活经验，众多的印象积累，加上作者的思想、感情和才能，不仅使作品想象的很真实，甚至把创造变得象是“报导”。《边城》是写爱情的，写中国农村的爱情，“这种爱那样的纯粹，那样不俗，那样象空气里的小花、青草的香气，象风送来的小溪流水的声音，若有若无，不可捉摸，然而又是那样的实实在在，那样的真。”在景物描写方面，尽管沈从文从古人的山水诗和游记作品中吸收了众多的养分，但主要还是靠本人亲身的感受，养成了他对于“形体、颜色、声音，乃至气味的敏感，并有一种特殊的记忆力，能把各种印象保存在记忆里，要用时即可移到纸上。”沈从文十分善于将家乡话和普遍话，文言和口语配置在一起，十分调和，毫不“格生”，于是形成了他自己的“特殊文体”。“他的语言是朴实的，朴实而精致；流畅而清晰。”“他很注意语言的节奏感，注意色彩，也注意声音。”古人在论及戏曲的收尾时，认为有“度尾”和“煞尾”之分，“度尾”如画舫笙歌，从远地来，过近地，又向远地去；“煞尾”如骏马收缰，忽然停住，寸步不移，而“《边城》各章的收尾，两种兼见。”〔24〕有的评论者专门分析了《边城》的心理描写，认为“沈从文的心理描写手法，无疑是精细的。”而这种“精细”首先表现在能与作品流动着的气氛相渗透、相统一，从而讲究以画面入，以画面出。其次是精于捕捉人物心理的反常波动，使之紧紧联系着人物性格发展的层次。再次是注意无意识的心理的动作和情境化，从而使一个很简单、很自然的动作容纳下许多的潜台词，因此“作为‘隐蔽的心理学家’（屠格涅夫语），沈从文无疑是出色的。”〔25〕还有的评论者专门论述了《边城》成功的空白艺术。空白作为艺术，是指作品通过含蓄、暗示、悬念和伏笔等手法，唤起欣赏者的丰富想象和审美情趣。《边城》在情节处理、感情抒发和语言遣用上均使用了一系列的空白手段，从而使读者“不仅能欣赏人与自然风光感应交流的诗意，而更重要的是在透过诗意光亮进入叙事的隐语过程中，获得接受美感的自由联想。”〔26〕
当然，新时期以来，有关《边城》的评论不止于此。这篇综评只愿能在客观求实的原则下，使读者通过“一斑”而窥见近十几年来《边城》研究的“金豹”。随着沈人文研究的深入，《边城》的评论必将会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
注释：
〔1〕〔2〕何益民：《论沈从文的〈边城〉》，《湘潭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
〔3〕汪曾祺：《沈从文的寂寞》，《读书》，1983年第8期
〔4〕刘一友：《论沈从文的乡情及其〈边城〉创作》， 《吉首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5〕〔18〕〔19〕刘一友：《评一曲弹了五十年的老调》， 《吉首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
〔6〕〔20〕王继志：《论〈边城〉的真实及其思想倾向》， 《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
〔7〕陈越：《沈从文和他的〈边城〉浅论》， 《绍兴师专学报》，1981年第2期
〔8〕孙韬龙：《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读〈边城〉》， 《吉首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9〕刘西普：《〈边城〉新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1987年第3期
〔10〕丁兴标：《〈边城〉一段往事，一个喻言》，《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
〔11〕严家炎：《论京派小说的风貌和特征》，《湖北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12〕王继志：《〈边城〉的思想和艺术真实》，《沈从文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4月第1版
〔13〕陈永志：《论〈边城〉的悲剧特色及其意义》，《上海师大学报》，1991年第2期
〔14〕朱光潜：《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花城》，1980年第5期
〔15〕张德林：《怎样评价〈边城〉》，《书林》，1984年第1 期。
〔16〕徐葆煜：《〈边城〉不是现实主义作品》，《书林》， 1984年第1期
〔17〕孙昌熙、刘西普：《论〈边城〉的思想倾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1985年第4期
〔21〕黄文强：《论〈边城〉的美学意蕴》，《暨南学报》， 1993年7月第15卷第3期
〔22〕赵凌河：《自然美·原始美·幻想美——沈从文小说〈边城〉琐议》，《锦州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4期
〔23〕茅昕：《〈边城〉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电大语文》，1981年第2期
〔24〕汪曾祺：《沈从文和他的〈边城〉》，《芙蓉》，1981年第2期
〔25〕许子东：《我看〈边城〉的心理描写》，《书林》，1984年第1期
〔26〕唐野：《论沈从文〈边城〉的空白艺术》，《延边大学学报》，1986年（总第5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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