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融创新与货币供应量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供应量论文,货币论文,金融创新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金融创新与货币需求
鲍莫尔和托宾的货币需求模型采用的是库存理论方法。该理论认为人们的收入与支出是不同步的，存在时间间隔；同时认为除了存在货币之外，还存在能够生息的短期金融资产。时间间隔取决于社会的劳动分工的专业化程度，可选择资产的范围取决于金融体系的复杂与发展程度。因此，如果金融资产的收益足够高，交易成本足够低，就值得将部分原本准备用于支付的货币以资产形式持有。
根据该方法，货币需求是利率的函数，其相关的决定因素有：
1.货币与资产之间的相对利率；2.货币与资产相互转换的交易成本；3.支付期的时间长度；
根据鲍莫尔的模型，我们可以推导出货币需求函数：
二、金融创新对M[,1]的影响
70年代以来，美国在货币市场上开始了许多金融工具创新，其中主要有三种类型：一种是使现有的支票帐户能够享有利息，如隔夜回购协议，隔夜欧洲美元，提高了 r[,1]。第二种是方便了货币与货币替代之间的转换，即降低了实际转换成本（b），如ATS帐户。第三种是使得原来的货币替代——储蓄帐户有了直接的交易货币功能，如NOW帐户、 股金提款帐户等。
因此，如将上述种种形式的帐户计入M[,1]，则使 M[,1]里直接包含有储蓄的成份。
我们设定人们的储蓄函数主要受收入与储蓄的收益影响，所以有：S＝g（y，r[,2]）。且g[,1]＞0，g[,2]＞0；设函数有形式g＝y[m]（r[,2]）
设方程M[,1]/P＝f（y，r[,1]，r[,2]，b），有形式M[,1]/P＝y[n]f（r[,1]，r[,2]，b）。
总之，由于货币市场的金融创新，M[,1]大大增加了，而且变得更不稳定。作为测定货币交易需求的变量也变得更不准确、更不可靠了。同样，作为与货币需求变量相关的另一变量——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V， 变得不可捉摸。下面就V进行简单说明：创新前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
这一时期影响V的因素大大增加，有△r[,1]，△b， r[,2]及β，而且由于这些因素的变化而产生较大的变动。
从上面对货币需求的分析看，这一时期V相对较低； 当创新最为激烈时，V有可能急剧下降。在美国V在80年代初期急剧下降，并表现得极不稳定，这可能主要是由于1981 年1 月美国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使用NOW帐户和股金提取帐户，因而造成M[,1]中的储蓄成份大为提高，并使M[,1]或V的货币替代的利率弹性增加，M[,1]或V更易随着货币替代利率的波动而产生变动。
三、金融创新与金融体系的货币扩张
金融部门的主要支付体系是由银行完成的，银行的活期存款一般可视为支付工具。因此，银行能够创造银行存款。但是从上面的分析可知保险公司可创造保险契约（保险单），单位信托能够创造信托凭证。因此，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差异并不在于他们能否创造出各自的负债，而在于这种创造的倍数或潜能。
对私人部门来说，在财富及资产的其他特性确定下，愿意持有一资产的数量取决于该资产与其它资产的相对收益及流动性，无论是对银行存款还是其它资产。同时银行所能支付的利率，又取决于银行从其资产所能得到的收益及对资产流动性的要求。银行提高存款利率与提供更丰富的服务来扩大存款规模，必然导致成本提高；同时其资产相应扩张后回报率会降低。因此，在一定的外部制度制约下，存款会有一个稳定的平衡量。就这一点看，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是一样的。
但是，由于银行在支付体系中的地位，银行可以直接用它的存款及负债来支付资产购买，其他金融机构必须减少储备（即银行存款）才能增加资产。影响银行存款扩张或信用扩张的关键因素是再存款率，即用于支付资产购买的存款中又有多少回存到银行存款。同样，如上分析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金融扩张也决定于购买资产时，储备的减少又有多少的比例返回同类机构。非银行金融机构获得并持有资产的能力取决于他们所提供的资产相对其他部门的资产是否更具有竞争力。
因此，如果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不影响资金在公共部门或私人部门间的流动，银行部门的现金储备便不受其影响，而非银行金融机构储备则直接受到这种竞争的影响。如此看来，银行的再存款率要比非银行的高，因此，前者的资产扩张能力要比后者强。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析。
由于资产总是与负债相等，所以：
对公众（包括家庭及非金融企业），其流动性资产：L=D[,n]+D[,b]+C（1）
对非银行金融机构：D[,n]=D[,n]+C[,n]（2）
对银行：D[,a]+D[,b]=C[,b]+R（3）
其中L为公众的流动资产总量，D[,n]为公众持有的N、B、F、IS的负债，D[,b]为公众持有的银行负债，S[,a]为N、B、F、IS持有的银行负债，C[,b]为银行创造的信用，C[,n]为N、B、F、IS创造的信用，R为银行的现金储蓄，C为公众持有的现金量。
当k＝1/（β－α）时， 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信用创造能力相同，当k＜1/（β－α）时，银行的信用创造能力大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信用创造能力，当K＞1/（β－α）时， 银行的信用创造力小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信用创造能力。
可见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信用创造能力的大小，取决于公众的资产偏好，及各自的现金储备率。
由（1）、（2）、（3）可得公众的流动性金融资产：L=D[,b]+D[,n]+C=C[,a]+C[,b]+R （10）
即等于银行的信用，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信用、持有的现金及银行在中央银行的现金储备之和。
即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α越小，即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银行储备率越低，金融体系创造的金融资产就越大。
金融创新在货币供给、资产供给这一领域的表现是：1.金融业的证券化趋势，即在全社会公众持有的金融资产中，非银行存款的金融资产大大提高。2.非银行资产的货币性大大提高，这些非银行资产已能方便地转为银行存款。事实上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公众愿意持有这些资产的前提是他们在收益性和流动性上与银行存款具有竞争力。先进的科学技术在金融业的广泛应用大大降低了其他金融资产与银行存款之间转换的成本，提高了前者的流动性，使它更具有吸引力。非银行资产在金融资产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在经济中的影响越来越明显。正是鉴于这样的事实，英格兰银行于1987年提出了新的货币总量目标M[,4]和M[,5]，充分考虑了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负债在经济中的作用，并用M[,4]和M[,5]取代了过去的流动性资产总量PSL[,1]和PSL[,2]。
正如货币的交易需要与储蓄需要界限日益模糊之现象一样，金融创新造成M[,1]、M[,2]、M[,3]、M[,4]、 M[,5]各货币总量的内容相互交叠，与基础货币的关系变得不稳定了。为了与传统货币乘数相比较，将（11）式改写为：M＝K·Q
另外，基础货币降低引起的银行与非银行机构之间的竞争必然带来利率的波动。
因此，布赖恩特总结道：“倒金字塔形的货币结构并不是刚性的，而是灵活的。即使联储控制的小小底部不变化，它的形状与大小也会因情况不同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推崇控制基础货币的经济学家认为，因为基础货币是由中央银行的负债构成，因此，它是中央银行易于控制的外生变量。就货币理论来说，货币的供给决定于有效货币需求，货币需求实际上在一定条件下完全取决于信贷需求。
从更宽广的角度看，中央银行除了稳定币值外，还有许多其他职能，包括中央银行对中央政府的债务融资，维持金融市场稳定，保持合理的汇率等。金融创新的不断涌现，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增加了利率与汇率对货币政策的敏感性。所有这些都限制中央银行控制基础货币的能力。
弗里德曼认为：“货币总量是目前最佳的可行的中间目标或货币政策标准。”但是，关于M的定义与确定， 实践证明是一个最为棘手的问题。中央银行在确定与控制中间目标所经历的困难已使弗里德曼改变了他的初始观点，而建议直接控制无利息的基础货币，尽管它与名义收入的相关性不及M[,1]、M[,2]或其它货币总量。
近年来，有些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些改进的货币测定方法，以取代将债务的简单加总。这一领域的研究者主要有巴尼特。他设计出一种货币测定方法，对每一层次的M给一货币权数，将权数乘以该M，然后加总，形成一加权的货币总量，也称为“分割总量”。尽管货币乘数的这种测定方法在理论上有其合理性，根据不同层次货币对经济的影响程度不同，确定不同的货币权数，但却增加了货币测定的难度。特别在金融创新层出不穷的时代，货币的层次划分已相当困难，而且很不稳定，更不用说权数的确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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