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分化与社会整合的不平衡：改革中期危机的根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平衡论文,根源论文,化与论文,利益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是一种利益再分配。在改革初期，社会利益的分化和再分配迅速进行，使得我国社会获得了巨大的改革收益；比经济繁荣更为重要的是，个人有了经济自由，整个社会有了发展的动力。但是中国的利益分化过程中也存在隐患，尤其是在改革中期。
第一，利益主体行为缺乏规范
各个利益主体对于利益的追求，采取“公开博弈”的公平、法制化竞争形式少且不规范，而非规范化的、不正当的方式则随处可见，除了“寻租”，向政府寻求特殊保护和优惠之外，还有：垄断，欺诈以牟取暴利，膨胀投资，集团消费，地区封锁，走私，逃税，转移成本，侵蚀国有资产，损害消费者利益，非正当的交易，股票、金融投机等等。双重体制长期并存，腐败难免成为联系新旧体制的一条纽带。在非规范化的利益转移中，“官”与“商”相结合的部分，获得了惊人的改革收益，形成了改革中期的“既得利益集团”。
第二，中央政府难以承担改革成本
在改革初期，各个社会集团或多或少都分享到改革的利益。这不仅是由于改革收益十分巨大，也是由于中央政府承担了改革成本：先吃计划经济的老本，再砍未来的投资；先举1000亿美元外债，再借数千亿人民币内债。中央政府的财权和事权，已经降到最低限度，相应付出的是农业、环境、资源、教育、道德和安全的代价。当中央政府再也无力承担改革成本，就只能向社会转嫁，这是改革中期一个重要的特点。
第三，利益整合存在制度障碍
中国社会各个利益集团，能否公平分配改革收益，共同承担改革成本，将是改革中期政策调整的重大内容。如果能够及时进行政治社会改革，造就公开化法制化的利益整合机制，使得各个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能够遵循公平原则，按照其在改革中的收益，承担改革成本，那么中国的改革将健康发展。具体方法是：整顿税收，精简机构，打击腐败，推进民主与法制建设等等。但是的确存在少数既得利益集团利用其政治经济优势，侵吞改革收益，向全社会转嫁改革风险的危险。如果政府不能通过行政改革解决自身的失效问题，不能通过财政手段（主要是通过向富人收税）分转改革成本，而是被动承受改革成本，将其通过货币政策向社会转嫁，那么将出现恶性通货膨胀或计划经济的复归；在治理恶性通货膨胀的过程中，会出现经济的绝对下降和失业问题的总爆发，中国改革的成本将突升狂涨而超过改革收益。如此，中国的改革将在中期遭受重大的挫折而反复。
第四，利益分化不均并有可能继续发展
在改革中期如果出现少数利益集团吞占改革收益，而向全社会转嫁改革成本的问题，那么在改革初期已经出现的利益分化不公平的问题，将会恶性膨胀起来：在行政系统内部中央与地方之间，在中西部地区之间，在各个社会阶层之间，在贫富之间，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分配不公。
工人的利益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在计划体制下，政府经过财政扣除了工资中的养老、医疗、住房、保险和子女教育费用，用于国有资产的投资，同时向工人和干部承诺了终身保障的义务。在改革中要把国家保障变为社会保障，需要足够的补偿。
农民由公社社员到长期的土地承包者，获得了生产资料的使用权。但是近几年来，工农业价格的剪刀差重新扩大，农民负担沉重，增产不能增加收入；农业投资连年减少，水利失修，农业基础仍旧脆弱；人口剧增，目前农村劳动力供给为5.36 亿， 闲置9028 万， 外出民工达到6000万人。几亿农民几十年来，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积累付出了沉重的贡献而所得很少；在改革中，他们利益不容忽视，农村的稳定需要国家的支持。
离退休阶层和工薪收入者，在连续3年物价上升13—20 %的情况下，受到了严重的打击，特别是8000万贫困者，需要政府的救济。
上述三个社会阶层，构成改革中期可能受到绝对损失的阶层。
企业家将继续获得巨大的利益而发展起来。当然这种发展是在国内外激烈的竞争和兼并之中实现的。作为新兴的社会阶层，企业家一方面由于其代表社会新生的生产方式而具有历史进步，一方面由于其经营方式、生活方式的特殊性，特别是部分暴富者的腐化行为，而带来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与工农方面由于利益受损而可能出现的激进态度相反，知识分子趋于保守化。在改革初期他们从先进的价值观念出发，要求改革开放。在改革中期，他们宁肯进入各个既得利益集团去发财致富。
可以看出，改革中期政策调整的关键是限制“官商结合”的既得利益，而保障工农的基本利益。墨西哥危机的发生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训：一个国家原始积累所依赖的对象，正是容易爆发危机的所在。墨西哥的经济起飞依赖外资，其危机的爆发亦出在外资。我国主要依赖内部积累，如果在改革中因少数人暴富而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那么危机就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