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价值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力资本论文,价值论文,家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力资本是体现在人身上的技能和生产知识的存量，人力资本投资的目的在于提高个人知识水平和获利能力，提高社会经济决策的效率[1]。人力资本的投资主体可以分为政府、企业、家庭三类，三者追求的投资收益不同。政府投资往往追求社会和经济等方面的综合效益；企业投资是为了提高核心竞争力，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按照经济人假设，家庭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是为了追求个人价值最大化。本文研究的对象是家庭人力资本投资，考虑到我国城乡差别较大，本文中的家庭仅指城镇居民家庭。
一、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
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知识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大量的经验研究表明，个人良好的知识水平能减少未来不确定性风险，帮助人们把握机会，甚至创造机会。与之相适应，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教育投资逐年增加，教育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例不断加大[2]。但是，最近几年我国出现了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一方面，存在受过较多教育、拥有较高学历的人不能正常就业的知识失业（Educated Unemployment）现象；另一方面，产业工人的技术素质整体偏低，高技能工人的短缺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瓶颈。2004年4月，《人民日报》等在头版头条刊登了只有初中文化的青岛港桥吊队队长许振超的事迹，许振超的事迹及朴素的名言“一个人可以没有文凭，却不能没有知识；可以不进大学殿堂，却不能不学习。”被国内主要网站纷纷转载，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许振超给了我们一个强烈的提示：“文凭”不能等同于“知识”，家庭人力资本投资也绝非等同于狭义的教育投资。由于接受人力资本投资的只能是个人，所以长期以来家庭片面重视教育投资而忽视其他形式的人力资本投资，是造成知识失业和高技能工人短缺同时并存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教育投资究竟是不是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最优选择？如果不是，使作为经济人的家庭价值最大化的人力资本投资形式是什么？
二、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形式
1.知识的分类。
最常见的一种知识分类是联合国经合组织（OECD）在《1996年科学技术和产业展望》报告中提出的，将知识分为四种：（1）知道是什么的事实知识（know-what）；（2）知道为什么的原理知识（know-why）；（3）知道怎样做的技能知识（know-how）；（4）知道谁有知识的人际知识（know-who）。这四种知识又可以分为两类：前两种属于可言传的显性知识，后两种属于只可意会的隐性知识。根据野中郁次郎的观点[3]，隐性知识是“高度个人化的知识，具有难以规范化的特点，因此不易传递给他人。”此外隐性知识“深深地根植于行为本身，根植于个体受到的环境约束。”其实，C.I.巴纳德早在1938年就发现“技术应用上必需的、常识的、日常的、实际的知识”，有许多是难于用语言表述的，这些被巴纳德称之为“行动的知识”的隐性知识只能在具体环境中通过实践得到[4]。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二者可以相互转化， 巴纳德认为普遍的显性知识能够增加特殊的隐性知识的效力。也正是因为存在着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相互转化，知识才得以持续地传递、扩散、创新和增值。
2.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方式。
如果把人的知识体系比作一座冰山，那么显性知识只是露出海面的冰山一角，大量存在着的是必须在实践过程中“边干边学”隐性知识。因此， 旨在增加个人技能和知识存量的人力资本投资就绝不仅仅只有教育投资（这里所说的教育投资是指通过严格的正规学校教育增加显性知识积累从而提高人力资本）一种形式，大部分的人力资本投资是从实践经验中学习，包括经验、在职学习、在职培训等（在人力资本文献中大量使用的术语是广义的“在职培训”）。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正规的学校教育只是为掌握特殊技能和在职培训布置了舞台背景。正如人们常常忽视了隐性知识的重要性一样，在职培训的投资收益率也往往被低估，这有可能产生代价高昂、影响深远的后果。
家庭人力资本投资是家庭追求收益最大化的结果，家庭资本（包括货币和时间两方面）是有限的，为了实现有限资本收益最大化，家庭在投资前必须对于投资什么、投资多少以及投资结构等做出理性选择。在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中存在着明显的对隐性知识投资不足，具体表现在片面强调教育投资而忽视其他形式的人力资本投资。不论子女的禀赋、爱好、特长如何，考大学似乎是家庭惟一的选择，所以出现了“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现象。随着知识失业现象的出现，考研蔚然成风，有的学校甚至出现了整个班级集体考研的现象。最近几年，家庭对学历的需求更有水涨船高之势，旨在培养高级研究型人才的博士阶段教育出现了不正常的虚热。与此同时，社会上出现了明显的教育过度现象（高学历劳动者从事低学历劳动者能够胜任的工作）。为了验证教育投资是否是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最优选择，我们需要对不同投资形式的成本收益进行计算比较。
三、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价值分析
1.描述性统计。
我国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物价水平和工资水平相差非常大，不可能收集到具有普遍性的劳动力市场价格。但是，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对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不同形式进行投资价值比较，因此，对本文的研究有价值的不是具体的数字是多少，而是数字之间的关系和背后的规律。深圳市劳动局从1999年开始建立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公布制度，对深圳市各类职业（工种）的工资水平进行抽样调查，并通过对调查数据的汇总、分析，形成《深圳市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4年来，工资指导价位已逐步成为企业合理确定内部工资分配关系的重要参考依据，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尤其是劳动者的重视。考虑到深圳市劳动力市场市场化程度比较高，其工资水平基本能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因此本文中所有数据均来自深圳市劳动局公布的2003年《深圳市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5]，数据说明如下：
（1）如没有特殊说明，本文选取的工资数据均为年薪中位数。（2）不考虑工资收入的行业差别和性别差异。（3）专业人员是指会计师、政工师、工程师等，分为助理、中级、高级三个档次，数据为各行业专业人员年薪中位数的平均值。（4）技术工人分为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 技师、高级技师五个档次，数据为各行业技术工人年薪中位数的平均值。对数据进行初步整理，我们得到下面的图表（如不做特殊说明，单位均为元）：
图1 新就业人员年薪指导价位
从上图可以看出教育投资的意义就在于放弃目前较少的现金流以换取未来较多的现金流，通过计算几何平均数可以得出在不考虑成本的前提下，每新增一年教育年薪增长的百分比，如下表所示（以中专/高中毕业为起点计算）：
表1 新增一年教育年薪增长百分比
中专/高中 大专本科硕士博士
年薪增加额0 576086409600
18000
新增教育年数 0
2
2
2
4
教育年薪 0 12.55％ 14.71％ 12.55％ 8.67％
为了方便比较，将技术工人与专业人员的年薪指导价位列示在一张图上：
图2 技术工人和专业人员年薪指导价位
根据我国有关规定，本科毕业一年以后可以评初级职称（助理），获得初级职称三年以后可以考中级职称，所以在假设一次性通过的条件下，可以计算本科毕业生新增一年工作经验年薪增长的百分比（见表2）。考虑到高级职称评定的影响因素比较多，故在分析中将其剔除。
表2 新增加一年工作经验年薪增加百分比
大学本科 初级职称 中级职称
（助理）
年薪增加额
0 1800 8400
新增工作年限 0
13
新增一年工作经验年
0 5％ 6.92％
薪增加百分比
比较表1和表2，可以看出在不考虑成本的前提下，教育投资比在职培训有更高的回报率。但是，由于教育投资包含机会成本，要理性地评价不同投资形式的投资价值，需要进行成本收益计算。
2.内部收益率。
本文采用雅各布·明赛尔（Jacob Mincer）在1958年首次提出的模型[6]。模型的假设条件如下：
（1）不同家庭中的进行投资的个人具有相同的禀赋、学习能力、学习机会。（2）工资收入没有行业差别和性别差异。（3）除人力资本以外，不存在影响工资收入的其他因素（如行政级别等）；除工资收入外，不存在其他劳动收入。（4）所有家庭中进行投资的个人都已接受12 年教育（计算起点为中专/高中毕业），在职培训的机会成本为零。（5）不同教育程度和专业、技术级别的个人退休年龄相同，均为60岁；最早参加工作年龄为18岁（中专/高中毕业）。
其中，l＝工作期长度
a[，n]＝拥有n年教育量的个人的年收入
V[，n]＝拥有n年教育量的个人终生收入的现值
r＝贴现率（当V[，n]等于投资成本时为内在收益率）
d＝用年数表示的受教育量差别
t＝1，2，3……年
需要说明的是，教育投资的成本分为显性成本（C[，e]）和机会成本（C[，i]）两种，显性成本包括学杂费、书本费等，但不包括生活费。为了计算简便，根据我国高等教育一般收费标准，假设显性成本大专阶段为1万元、本科阶段为2万元，硕士阶段为3万元，博士阶段为4万元， 于期初一次性支付。机会成本是为了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而放弃的目前的收益，本文中计算的时间起点是中专/高中毕业，一般说来，个人受教育越多、年龄越大、放弃的收入越多，机会成本也就越高。机会成本需要分阶段计算，每阶段计算公式为：
当V[，n]＝C[，i]＋C[，e]时，计算出来的r就是内部收益率。根据上文数据，在不计显性成本的条件下计算出来的教育内部收益率用r[，1]表示，在计显性成本的条件下教育的内部收益率用r[，2]表示，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3
教育的内部收益率
中专/高中大专本科硕士 博士
受教育年限n 0 2
4
610
教育量差别d 0 2
2
24
新增显性成本 0 10000
20000
3000040000
年薪增加额
0 576086409600 18000
内部收益率r[，1] 0 10％10.6％ 8.44％
6.2％
内部收益率r[，2] 0 12.44％ 14.63％ 12.37％ 8.01％
由上表可以看出，教育的内部收益率与表1显示的新增加一年教育量年薪增加的百分比呈现同样规律，即本科阶段教育收益率最高，博士阶段收益率最低。值得注意的是，在各个国家和各种经济制度中都可以发现10％左右的教育投资收益率，我国各个阶段的教育投资收益率虽然不同，但是也符合以上规律（不计显性成本平均在12％左右，计显性成本平均在9％左右）。
3.终生工资收入的现值。
为了使教育投资与在职培训具有可类比性，我们采用10％的收益率（贴现率），对家庭不同的人力资本投资形式所形成的工资收入现金流进行贴现，求得其在同一初始点的现值。现金流构造说明如下：（1）以中专/高中毕业（18岁）为初始点，工资收入于每年年末一次性支付，退休年龄为60岁，总共42期现金流入。（2）“中专”是指中专毕业直接参加工作，1—42期现金流均按照中专毕业工资水平计算。同理，“本科”是指本科毕业后直接参加工作，1—4期现金流为0.5—42期现金流按照本科毕业工资水平计算，余者类推。（3）“专业人员”是指本科毕业后直接参加工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一年以后可以评定初级职称，获得初级职称3年后可以报考中级职称，假设考试一次通过。即1—4期现金流为0，第5期按照本科毕业工资水平计算，6—8期按初级职称计算，9—42按中级职称计算。（4）“技术工人”是指中专毕业后直接工作（初级工），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工龄满10年可以报考中级工，满20年可以报考高级工，获得高级工证书5年后可以聘技师，获得技师5年后可以聘高级技师。即1—10期现金流按照初级工计算，11—20期按中级工计算，21—25期按高级工计算，26—30期按技师计算，31—42期按高级技师计算。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工龄限制只是一般规定，有特殊技能、特殊贡献、以及在各种技术比赛中获奖的技术工人可以破格（详见国工考字[2003]4号文）。
计算结果如下：
表4 终生工资收入现值
初始参加工作年龄 工龄终身工资
收入现值
中专18
42 212055.78
大专20
40 221119.69
本科22
38 239311.15
硕士24
36 249073.43
博士28
32 233592.00
专业人员22
38 287811.80
技术工人18
42 251517.50
4.结论。
从上面的价值分析，可以得出下面几个结论：
（1）从一生看，在职培训比教育投资能够取得更多的货币收益。
（2）本科阶段教育的收益率最高，博士阶段教育的收益率最低，从投资回报率来看并不是学历越高越好。
（3）对已拥有本科学历的投资者，毕业后参加工作，通过在职培训获得专业职称货币收益最高，读硕士次之，读博士最次。
（4）由于个人禀赋不同，不存在绝对的最优人力资本投资形式。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对拥有较强专业技能的投资者，其技能特长产生的获利能力能够补充或替代正规学校教育。
四、影响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其他因素
显然，上面价值分析得出的结论与实际生活中人们的选择并不一致。在实际生活中大部分家庭倾向于选择教育投资，不管子女的爱好、能力和特长如何，望子成龙的父母们总是把“考大学”作为最好的选择。这说明一些非货币的因素在家庭人力资本投资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家庭的投资意愿受制于多重价值间的权衡。
制度经济学强调要将人类基本价值的思考纳入经济分析之中[7]，因为这些基本价值巩固着制度的根基。诺思首次把意识形态理论引入到经济学的分析中[8]，认为人们的行为依赖于经验学习，行为选择是靠习惯而不是简单地靠成本收益的计算。至于这种学习能力能进行到何种地步，受制于社会价值、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形成的所谓“信仰体系”，这一信仰体系来源一个社会的文化遗产。诺思指出，经济人的价值目标与财富目标存在所谓的替代关系，个人收益最大化包括价值和财富最大化，两者有替代作用。
用诺斯的意识形态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家庭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家庭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时，考验的不仅仅是货币收益最大化，更多的要受到“信仰体系”的影响。在我国，“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价值标准在人们的潜意识里存在了上千年。“学而优则仕”， 科举制决定了读书是贫寒家庭的子弟进入仕途从而改变其社会地位的惟一途径。“官本位”的社会价值体系导致了在我国的文化积淀中存在着显著的重视显性知识、轻视隐性知识的倾向，直到今天，这种倾向仍然是根深蒂固。家庭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往往更看重社会地位提高带来的价值最大化，而非单纯的货币收益最大化。尤其在我国还存在着一些人为将个人划分成不同身分，并对不同身分的个人给予区别对待和特殊保护的制度，如户籍制度、干部人事制度等等，教育投资带来的非货币性收益就更加显著。但意识形态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制度的变迁而改变。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后，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观点发生了很大改变。可以肯定，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劳动力市场的完善，以及户籍制和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货币收益在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决策中所占的比重将越来越大。隐性知识的重要性也会为更多的人所重视，家庭会根据子女的能力、爱好和特长选择最适合的人力资本投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