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马异同评》研究三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异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6)01～0066～10 “马班异同”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传统话题，又称“史汉异同”或“马班优劣论”。自从《史记》与《汉书》两书问世以后，马班齐名，《史记》《汉书》并论，故马班异同的问题自然被提出来。尽管历代关于马班异同的专著不多，但研究《史记》的人大都要涉及这一话题，所以散论、笔记以及相关论说并不少。其中，《班马异同评》便是一部发轫名作。本文就《班马异同评》的作者、版本、体例及点评特点等几个问题做一些梳理，以求教于方家。 关于《班马异同评》的作者，旧本有些题做宋倪思撰，有些题做元刘辰翁撰。明代大学士杨士奇《班马异同》跋语曰： 右《史汉异同》，近从邹侍讲借录，凡三册。此书吾郡前辈家有之，相传作于须溪，而编内不载。观其评论批点，臻极精妙，信非须溪不能。然《文献通考》云：“倪思撰《班马异同》三十五卷。”思以班史仍《史记》之旧而多删改，务趣简严，或删而遗其事实，或改而失其本意，因其异可以知其优劣，所论政与今所录者合，而卷数亦同。岂非书作于倪，而评论批点出于须溪邪?永乐壬寅八月既望，庐陵杨士奇识。[1] 汪佃《序刻班马异同后》亦云： 倪思氏又合二书校其异同，凡迁盈辞固所刊落者竖抹其旁，窜定增益者细书于下，若仍旧文则起止以属之，以故简帙甚约。……相传出刘须溪氏，今亦无所考。或者即出思手，盖据其异同而附著所见云耳。[1] 杨士奇(1366～1444)认为《班马异同评》的评语“臻极精妙”，应该不会出自倪思之手。倪思(1147～1220)，字正甫，南宋湖州归安(今浙江湖州)人，乾道二年(1166)进士，著有《齐山甲乙稿》《兼山集》《经锄堂杂志》等。倪思虽然是南宋知名学者，但是并不擅长点评，故杨士奇猜测“岂非书作于倪，而评论批点出于须溪邪?”杨士奇的跋语作于永乐壬寅(1422)，汪佃(生卒年不详)序文作于嘉靖丁酉(1537)。尽管已过去一百余年，但明初人对此书的作者究竟是倪思抑或刘辰翁显然和汪佃一样更加模棱两可。那么，《班马异同评》的作者到底是谁?在讨论这一问题前，有必要对《班马异同》一书先做一介绍。 关于《班马异同》，目前最早的记载见于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14： 《马班异辞》三十五卷(卢文弨校本作《班马异辞》)：倪思撰。以班史仍《史记》之旧而多删改，大抵务趋简严，然或删而遗其事实，或改而失其本意。因其异，则可以知其笔力之优劣，而又知作史述史之法矣。[2]431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00也著录道： 《班马异同》三十五卷：陈氏曰倪思撰，以班史仍《史记》之旧，而多删改，大抵务趋简严，然或删而遗其事实，或改而失其本意。因其异，则可以知其笔力之优劣，而又知作史述史之法矣。[3]1675 显然，马端临的记载实出自陈振孙。除此二书外，明代彭大翼《山堂肆考》卷123、朱睦
《万卷堂书目》卷2、陈鸿墀《全唐文纪事》卷110、李培《(万历)秀水县志》卷7、罗炌《(崇祯)嘉兴县志》卷18、冯继科《(嘉靖)建阳县志》卷5、钱谦益《绛云楼书目》卷1、清代官修《清通志》卷111、嵆曾筠《(雍正)浙江通志》卷243、季振宜《季沧苇藏书目》、梁玉绳《史记志疑》卷6、刘毓崧《通义堂文集》卷5、钱曾《钱遵王述古堂藏书目录》卷3、王太岳《四库全书考证》卷25、祝文郁《(康熙)宁化县志》卷6、李亨特《(乾隆)绍兴府志》卷77、宗源瀚《(同治)湖州府志》卷57等，都明确记载《班马异同》35卷系南宋倪思所撰。 因此，倪思撰写《班马异同》35卷是毫无疑问之事。那么，包括杨士奇在内的后人为什么会对此发生疑问和误解呢?原因可能正如《四库全书总目》卷45“史部·正史类一”《班马异同》条所云： 旧本或题宋倪思撰，或题刘辰翁撰。杨士奇《跋》曰：“《班马异同》三十五卷，相传作于须溪。观其评泊批点，臻极精妙，信非须溪不能。而《文献通考》载为倪思所撰，岂作于倪，而评泊出于须溪耶?”其语亦两持不决。案《通考》之载是书，实据《直斋书录解题》，使果出于辰翁，则陈振孙时何得先为著录?是固可不辨而明矣。[4]620 四库馆臣道破实质。刘辰翁(1232～1297)，字会孟，庐陵人(今江西吉安)，宋亡以后隐居不仕，埋头著书，以此终老，其文集散佚，仅存《四景诗》及《须溪记钞》等。吴企明认为刘辰翁“卒于元成宗元贞三年(1297)”[5]56～73。陈振孙(1179～1262)，字伯玉，号直斋，南宋著名目录学家，何广棪考订其“卒于景定三年(1262)”。[6]158～161《文献通考》所据材料来自《直斋书录解题》。如果《班马异同》真的出自刘辰翁之手，比刘辰翁年长53岁的陈振孙又是如何未卜先知的?显然，这是杨士奇疏于考证。此外，《四库全书总目》卷46“史部·正史类”存目《班马异同评》条又著录道： 旧无专刻，仅附倪思书以行，然究为以辰翁之书乱思之书，故有疑《班马异同》即为辰翁作者。今各著录，俾两不相淆焉。[4]642～643 叶德辉《郋园读书志》卷3辨析得更清楚： 《文献通考》以为倪思撰者，明引陈氏曰，即《直斋书录解题》也。陈氏先于须溪，使果为须溪之书，《直斋》胡为著录?缘当时须溪评点诸书风行，坊肆刻是书者，但题须溪名，不题撰人名，故士奇未之深考，遂有此两可之词。亦足见须溪议论入人之深，故使读者数典而忘其祖矣。[7]270～271 至此，《班马异同评》一书的作者流变就十分清晰了：《班马异同》35卷，《直斋书录解题》题作倪思《马班异辞》(卢文弨《直斋书录解题》校本作《班马异辞》)。旧未有刻本，明代嘉靖十六年(1537)李元阳付梓时，据《文献通考》题作《班马异同》，明人又称《史汉异同》。元人刘辰翁所增五万余字的评语与之合刻，则称《班马异同评》。明清以来的许多目录书记载的就是这种合刻本，如《新编天一阁书目》著录道： 《史汉异同》三十五卷，宋倪思撰，元刘会孟评，明李元阳校。[8]99 明代祁承爜《澹生堂藏书目》记载道： 《班马异同》三十五卷，六册，宋倪思辑，元刘孟会评。[9]966 清代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6亦云： 《班马异同》三十五卷：明刊本，鲍氏知不足斋藏书，宋倪思编，刘辰翁评。[10] 钱泰吉(1791～1863)《甘泉乡人稿》卷8亦曰： 《班马异同》三十五卷，嘉靖丁酉福建刊本，盖刘须溪评点，倪文节公思之书也。道光癸巳，衎石兄赠余。倪公尝为迁史删改《古书异辞》十二卷，见《直斋书录解题》，今失传。《班马异同》，《书录解题》作《马班异辞》，谓因其异则可以知其笔力之优劣，而又知作史述史之法，可谓得倪公著书之大旨，然以入类书类，殊不协。《四库》著录正史类，亦称其有功史学。[11] 此外，丁仁《八千卷楼书目》卷4、嵇璜《续通志》卷158艺文略、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卷18史部、徐乾学《憺园文集》卷15、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45史部、许瑶光《(光绪)嘉兴府志》卷80等，都曾著录倪思撰、刘辰翁评《班马异同》一书。 综上，倪思所撰《班马异同》，《直斋书录解题》题作《马班异辞》，卢文弨《直斋书录解题》校本作《班马异辞》，《文献通考》改题倪思《班马异同》，明代亦作《史汉异同》，此书与刘辰翁评语合刻，则题为《班马异同评》，可谓一书五名。由于刘辰翁评语是《班马异同评》的重要组成部分，明初刘辰翁评点之书又十分流行，以至于人们忽略了《班马异同》的真正作者倪思，而认为此书出自刘辰翁之手，以致以讹传讹。 《班马异同评》的版本主要有两个系统：明嘉靖李元阳刻本和明万历韩敬序刻本。 明嘉靖十六(1537)李元阳刻本是《班马异同评》诸本祖本。汪佃《序刻班马异同后》云： 旧未有刻本，吉郡士大夫家多私相传写，予始获见于今少宰钟石费公所手录以归。丙戌秋，被命校书于建。将携刻焉，既中死不行，今复官于兹。[1] 可见，《班马异同评》在明代嘉靖以前没有刻本，只在士大夫之间互相传抄。汪佃是从费寀手中得到抄本，计划于嘉靖丙戌(1526)刊刻，但因故未能成刻。费寀(1483～1548)，字子和，号钟石，江西铅山人，正德六年(1511)进士，官至礼部尚书。此本经李元阳校，汪佃序，福建刊本，每页18行，每行19字，单鱼尾，左右双栏，刻工依次有张田、江逵、周道员、余本丘、詹弟、余员、王浩、华文辉、陈珪、官福郎、陈友、王仲元、余海、华福、华寿、刘俊、石伯胜、黄文利、元生、罗福胜、江盛、江仁、游文、刘福成、王景英、江茂、华来、黄福英、施元友、江长深、黄文、顺生、陈天禄、余农、石胜等。此本孙星衍《平津馆鉴藏书籍记》卷2有记载： 《班马异同》卅五卷，题宋倪思撰，元刘会孟评，明李元阳校，前有目录一卷，后有永乐壬寅杨士奇跋、嘉靖丁酉汪佃序。据杨、汪两跋，此书本名《史汉异同》，不题撰人姓名，旧未有刻本，李元阳付梓，据《文献通考》题作倪思，改名《班马异同》，每页十八行，行十九字。《史记》大字作正文，《汉书》小字注末。后有“嘉靖十六岁次丁酉山人高瀫覆校”十五字。收藏有“新安汪氏”朱文方印，“启淑信印”白文方印。[12] 李元阳(1497～1580)字仁甫，号中溪，大理太和人，白族，嘉靖丙戌(1526)进士。高瀫，生卒年不详，《明史》卷99志第75有其《石门集》2卷。孙星衍(1753～1818)所提到的“新安汪氏”和“启淑信印”均是清代藏书家汪启淑(1728～1799)的印章，可知此书原是“开万楼”藏品，后归孙星衍。《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卷4也著录有刘辰翁评点的《班马异同》，为嘉靖十六年李元阳刻本。现《史记考证文献汇编》所采用的底本即为明嘉靖十六年李元阳刻本。此刻本现国家图书馆和浙江大学图书馆有藏。 明万历韩敬序刻本是《班马异同评》的另一刻本，见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6记载： 旧有李元阳校，弋阳汪佃跋本。此则韩敬所序刊也。思字正甫，归安人，乾道二年进士，历官宝文阁学士，《宋史》有传。有“沈令闻印”“歙鲍氏知不足斋藏书”“鲍廷博印”三印。廷博，字以文，号渌饮，本歙人，寄居桐乡，嘉庆十八年特恩赏给举人。“知不足斋者”，其藏书处也。所刊丛书，多人间秘本。[10] 韩敬(1580—?)，浙江归安(今浙江湖州)人，字简与，号止修，明代状元。沈孚闻(1535～1583)，原名沈令闻，万历丁丑(1577)进士，明代藏书家。鲍廷博(1729～1814)，字以文，号渌饮，清代藏书家。可知此本曾先后经沈令闻和鲍廷博收藏。此本明天启甲子年(1624)曾经重新刊刻。此种明刻本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陕西师范大学也藏有一种明万历韩敬序刻本，2函12册，每页18行，行20字，单鱼尾，单边。 明嘉靖李元阳刻本和明万历韩敬序刻本的区别主要有二：一是次序不同。李元阳刻本卷33为《滑稽》，卷34为《日者》，卷35为《货殖》。韩敬序刻本卷33为《货殖》，卷34为《滑稽》，卷35为《日者》。其他各卷次序相同，只是叙述偶有异者，如嘉靖本卷2为《汉高》，万历本卷2称《高祖》；嘉靖本卷12为《张苍周昌赵尧任敖申屠嘉》，万历本卷12称《张苍周昌任敖申屠嘉》，题目缺少《赵尧》；嘉靖本卷31为《鲁朱家剧孟王孟郭解》，万历本卷31则称《鲁朱家剧孟郭解》，题目缺少《王孟》等。二是两本所附序跋不同，嘉靖本有杨士奇跋和汪佃序文，万历本附有韩敬序文和杨士奇跋文。对勘《四库全书》所收之《班马异同》，发现其次序与明万历韩敬序刻本完全相同，可以肯定四库本是据万历本抄录而成。 《班马异同评》的体例具有独创性。本书比较《史记》《汉书》两书对应的篇目，考其字句异同，以观二书得失。全书以《史记》原文为主干，用大字书写，《汉书》增加的文字则用细笔小写，凡是被《汉书》删去的文字，就在其旁画一墨线标识，凡是《汉书》移动《史记》文字的地方，即注明《汉书》“上连某文，下连某文”。如某文被《汉书》移入其他纪传，即注明“《汉书》见某传”。刘辰翁的评语，一一列于眉端，十分醒目。如此一来，《史记》《汉书》二书的同异，一目了然，不但为研究品评提供了方便，而且创造出一种新兴的史书研究方式，如明代著名目录学家、书法家张萱(约1553～1636)《西园汇史》200卷就采用了这一体例。见清刘溎年《(光绪)惠州府志》卷27记载： 故余汇史，凡《左氏传》《国语》《公》《谷》二传、《战国策》为司马迁所采，其间字句互异者，皆仿宋倪文节公思《班马异同》，以《史记》为正文，五书为小注，而互存之，汇之为一。若太史公所未采者，又别汇之为史。余别详义例，盖汇二十九史，非汇二十一史而已也。[13] 更重要的是，《班马异同》从文字入手比较《史记》《汉书》异同的体例，直接开创了马班异同比较学，为《史记》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如明人许相卿撰著的《史汉方驾》，就是对《班马异同》的直接继承和改造。清代吴广需对此书的行款和流变曾有细致的描述： 此书《书录解题》原作《班马异辞》，名似较正，不知何时乃易今名，其作俑于《文献通考》耶?国朝海昌许黄门相卿，苦其细书，文相连属，易于混淆，乃另为《史汉方驾》。同者从中大书，异者分左右行书，右史左汉。《四库提要》谓其条理井然，较思书为胜。此书曾校勘于乾嘉一代，顾从未获见者何欲?会当访求而并读之。[14] 清钱泰吉《甘泉乡人稿》卷8亦记叙了此书的流变及影响： 《班马异同》三十五卷，嘉靖丁酉福建刊本，盖刘须溪评点，倪文节公思之书也。……海昌许黄门相卿苦其细书，文相连属，但以字形广狭为分，不便疾读，别为《史汉方驾》。史汉同者从中大书，史汉异者分左右行书，右史左汉，《四库提要》谓其条理井然，较思书为胜。余得于郡城书肆，盖黄门既殁，而仲君长孺侍御校刊者，侍御为先太常公女，夫两世皆以直谏著，黄门与先太常为道义交，其遗集余亦得藏之。[11] 显然，仅从《班马异同》的表述形式来看，作者仍有甲马乙班的意味。不过，倪思只从字形大小入手区别《史记》《汉书》的方法，在实际阅读中显然容易混淆，故明人许相卿乃改进《班马异同评》的体例，别为《史汉方驾》，见《四库全书总目》卷45“史部·正史类一”《史汉方驾》条： 惟思书《史记》大书，《汉书》细书，文相连属，但以字形广狭为分，颇易混淆。又字旁钩勒，传写尤舛误。相卿变其体例，以《史》《汉》相同者直书行中，不同者分行夹注。凡《史记》有而《汉书》无者，偏列于右；《汉书》有而《史记》无者，偏列于左。条理井然，较思书为胜。所列评语，亦因刘辰翁之本稍为损益，颇不及旧文。又旧文皆标置简端，相卿意取便览，或移附句旁，如批点时文之例，反参错难观，则未免于不善变矣。[4]643 许相卿(1479～1557)，字伯台，海宁袁花人，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许氏将《史记》《汉书》相同的文字直书行中，不同者分行夹注；凡《史记》有而《汉书》无者，列于右；凡《汉书》有而《史记》无者，列于左。这样一来，《史记》《汉书》异同更为清楚，条理也更清晰，阅读速度大大增加，为览者节省了不少时间。同时，刘辰翁的评语不再书于眉端，而移附于正文之旁，如同批点，表现了明人习气，获得四库馆臣的较高评价。 遗憾的是，《班马异同评》虽然使用新颖的研究手法，但是局限于《史》《汉》对应篇目的文字比较，对历史的宏观把握还是不足，仍然是一种比较粗浅的比较，而且所考亦不周全，正如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15所质疑： 《四库全书》存目有《班马异同评》三十五卷，云宋倪思撰，刘辰翁评，知东里所言洵然。是本所题，不知何以不称名而称字也?且是书虽有三十五卷而考之不全，如《孝文》《孝景》二本纪，《天官》《封禅》《河渠》《平准》四书，《陈涉》《外戚》《楚元王》《荆燕》《齐悼惠王》《梁孝王》《五宗》《三王》八世家，《邹阳》《贾谊》《黥布》《韩王信》《卢绾》《田儋》《万石》《张叔》《田叔》《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儒林》《大宛》十五传及《太史公自序》，俱与《汉书》有异同详略处，而皆不及考，未知何意?岂倪之原本久佚，倪又有选史删改《古书异辞》十二卷，见《书录解题》《通考》，巳佚。今所传者，系刘氏评本。刘或选取一半而评之，故非倪之原本，而陈氏所著卷数又出后人依评本妄改耶?明许台仲相卿因倪之本稍为厘订，改为《史汉方驾》三十五卷，《四库存目》只顶入《陈胜》《英布》二传，而卷数不增，又不遍补倪氏所遗，莫测其意例之所在矣。聊附记于此不别著录。[15] 《班马异同评》所失考的篇目，周中孚指出有2纪、4书、8世家、15传及《大史公自序》，总计30篇。失考的原因，周中孚认为可能是倪思《班马异同》原本久佚。倪思又有选史删改《古书异辞》12卷。那么，《古书异辞》与《班马异同》之间是怎样的关系?许相卿《史汉方驾》旨在补倪思之作，为什么没有增补倪思失考的篇目?这些都尚待考证。至于“刘或选取一半而评之，故非倪之原本，而陈氏所著卷数又出后人依评本妄改耶”，应该是周氏的猜测之词。整体而言，还是四库馆臣对倪思的评价较为中肯： 是编大旨以班固《汉书》多因《史记》之旧，而增损其文，乃考其字句异同，以参观得失。其例以《史记》本文大书，凡《史记》无而《汉书》所加者，则以细字书之；《史记》有而《汉书》所删者，则以墨笔勒字旁。或《汉书》移其先后者，则注曰《汉书》上连某文，下连某文。或《汉书》移入别篇者，则注曰《汉书》见某传。二书互勘，长短较然，于史学颇为有功。昔欧阳棐编《集古录》跋尾，以真迹与集本并存，使读者寻删改之意，以见前人之用心。思撰是书，盖即此意。特棐所列者一人之异同，思所列者两人之异同，遂为创例耳。其中如“戮力”作“勠力”、“沉船”作“湛船”、“由是”作“繇是”、“无状”作“亡状”之类，“鈇质”作“斧质”、“数却”作“数卻”之类，特今古异文。“半菽”作“芋菽”、“蛟龙”作“交龙”之类，特传写讹舛。至于“秦军”作“秦卒”、“人言”作“人谓”、“三两人”作“两三人”之类，尤无关文义，皆非有意窜改。思一一赘列，似未免稍伤繁琐。然既以异同名书，则只字单词皆不容略，失之过密，终胜于失之过疏也。至英布、陈涉诸传，轶而未录，明许相卿作《史汉方驾》，始补入之，则诚千虑之一失矣。[4]620 尽管倪思撰述显得“稍伤繁琐”，但馆臣还是肯定其“失之过密，终胜于失之过疏”，对历史学的发展大有贡献。倪思创造出从文字入手比较《史记》《汉书》异同的体例，独立成著，开创了马班异同比较学，把马班优劣论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故其价值不容忽视。 刘辰翁评语是《班马异同评》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班马异同评》是一部史学著作，但却是刘辰翁散文评点的一个重要领地，在所有他评点的散文中，此书的评语最多。刘氏评语是建立在文字比较和审慎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应该说“功劳甚伟”，后人对此评语评价甚高，如明万历《班马异同》刻本所录韩敬《班马异同序》云： 乡先正宋倪文节公有《班马异同》一书，当时馆阁极贵重之，又得须溪先生评定，遂使龙门、兰台精神面目从故纸生动，真读史者一快助也。文节以直谏著光、宁时，重华之对，姜氏之讲，明大伦于天下，皆言人所不能言。当侂胄柄国，士大夫捐弃廉耻，匍匐私门，恩主、恩父之称遍于缙绅，谁感以骑虎不下面斥之者。既弥远拜相，制词僭错，公抗疏引董贤事折之，遂得罢归。其生平如此。归而逍遥兼山、霅水之间，读书谈道，自谓有十五乐而无一忧，有三十幸而无一败；意此其胸次洒洒，真足上下千古，宜乎为须溪先生所服膺也。余又尝见元人张浩赠须溪诗曰：“首阳饿夫甘一死，叩马何曾罪辛已。渊明头上漉酒巾，义熙以后全无人。”盖宋祀既移，终身不出，与《史记》之避纣、《汉书》之不事莽者，同一风致，岂独以赏鉴擅长耶?先生视文节为前辈，偶得其书，亲为品骘，条分缕析，比他秩更精；繇其姜桂性合，兰茝臭同，故于操觚之中，寓执鞭之意。不然，当日蓬山、风池之间，著述殊夥，岂无有作南园记，撰元龟策者，何足辱先生一唾哉?余既为文节乡人，而发先生遗书颇多，故尚论其世以告世之善读班马者。西吴后学韩敬题。[16] 作为湖州后学，韩敬对乡前辈倪思的人品十分仰慕，对刘辰翁评语也评价很高，认为体现出了刘辰翁高洁的性情和渊博的学识。无独有偶，叶德辉也高度认同刘辰翁评语，甚至认为刘辰翁评语太过精彩，导致读者数典忘祖，忘了《班马异同》的真正作者是倪思(《郋园读书志》卷3)。那么，刘辰翁的评语到底如何?不妨看看下面的统计数据： 《班马异同评》共涉及汉代人物106人(不包括第23卷《匈奴》)，刘辰翁点评85人，评点条数达到1171条，21人未点评。从卷数看，第1卷《项籍》55条，第2卷《汉高》114条，第3卷《萧何》8条，第4卷《曹参》16条，第5卷《张良》35条，第6卷《陈平》50条，第7卷《周勃》36条，第8卷《张耳陈余》34条，第9卷《魏豹彭越》13条，第10卷《韩信》63条，第11卷《樊哙郦商夏侯婴灌婴》58条，第12卷《张苍周昌赵尧任敖申屠嘉》25条，第13卷《郦食其陆贾朱建》29条，第14卷《傅宽靳歙周渫》4条，第15卷《刘敬叔孙通》24条，第16卷《季布栾布》23条，第17卷《袁盎晁错》37条，第18卷《张释之冯唐》31条，第19卷《吴王濞》68条，第20卷《窦婴田蚡灌夫》44条，第21卷《韩长孺》32条，第22卷《李广孙陵》32条，第23卷《匈奴》74条，第24卷《卫青霍去病公孙贺李息公孙敖李沮赵食其曹襄韩说郭昌荀彘李蔡张次公苏建赵信张骞路博德赵破奴》未点评，第25卷《公孙弘主父偃徐乐严安》未点评，第26卷《司马相如上》47条，第27卷《司马相如下》35条，第28卷《淮南厉王长淮南王安衡山王赐》6条，第29卷《汲黯郑当时》33条，第30卷《酷吏》81条，第31卷《游侠》14条，第32卷《佞幸》18条，第33卷《滑稽》6条，第34卷《日者》9条，第35卷《货殖》50条。 从条数看，刘辰翁点评次数最多的是汉高祖刘邦，达到114条7000余字；其次是司马相如，计82条4000余字；排第三的是酷吏(郅都、宁成、周阳田、赵禹、张汤、义纵、王温舒、尹齐、杨仆、减宣、杜周)11人计81条2000余字；排第四的是匈奴，计74条3000余字；排第五的是吴王濞，计68条2000余字；第六是韩信，计63条2000字；第七是樊哙、郦商、夏侯婴、灌婴4人，计58条近3000字；第八是项羽，计55条2000余字；第九是陈平，计50条1700余字；货殖13人计50条1500余字；第十是窦婴、田蚡、灌夫3人，计44条1100余字；第十一是袁盎、晁错，计37条2000字。 从单独人物看，刘辰翁点评最多的前10人依次是刘邦(114条)、司马相如(82条)、吴王濞(68条)、韩信(63条)、项羽(55条)、陈平(50条)、周勃(36条)、张良(35条)、韩长孺(32条)、汲黯(26条)。作为叱咤风云的一代帝王刘邦排在第一，自在情理之中。紧随其后的却是一代文宗司马相如。汉初三杰中，韩信和张良分别位列第4和第8，萧何的评语却只有8条，远远低于樊哙(25条)、张释之(19条)、季布(13条)、冯唐(12条)、栾布(10条)等人，显得极不平衡。尤其让人疑窦丛生的是，第24卷卫青等17人和第25卷公孙弘等4人刘辰翁居然未置一词!抛开刘辰翁的历史人物观，从中似乎也能窥探出他的某些点评倾向。现主要以《班马异同评》卷26《司马相如上》与卷27《司马相如下》的统计数据来说明其点评特点。 第一，虽然《班马异同》是历史著作，但是刘辰翁点评时却十分注重文学特征，尤其注重字词句的评析。这缘于倪思《班马异同》的出发点与宗旨便是比较《史记》《汉书》两书对应篇目的字句异同。因此，刘辰翁点评的重点自然也在字词句，很少涉及历史事实，正如四库馆臣所论： 辰翁人品颇高洁，而文章多涉僻涩。其点论古书，尤好为纤诡新颖之词，实于数百年前预开明末竟陵之派。此书据文义以评得失，尚较为切实。然于显然共见者，往往赘论，而笔削微意罕所发明。又倪思原书，本较其文之异同。辰翁所评，乃多及其事之是非，大抵以意断制，无所考证。既非论文，又非论古，未免两无所取。杨士奇《跋》，以为臻极精妙，过矣。[4]642 馆臣认为刘辰翁虽然一向好发“纤诡新颖之词”，但是《班马异同评》的语言却显得切实自然。不足之处是对大家熟悉的情节和已成定论处，却往往赘论，所论却并无新意，进而指出其“以意断制，无所考证”的评点倾向。通观全书，可以肯定这确实是刘辰翁评语的最大特色。 如《司马相如》的82条评语，就完全是从文学角度进行评价，没有一条涉及历史史料。其中，涉及字词的占绝大多数，达到58条：如第1条【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①，评曰：“‘犬子’必当时俗语，以为最黠灵识者。《汉书》以为爱也。师古曰：‘父母爱之，不欲称斥，故为此名也’。”第19条【[辚](蹵)卭卭，[蹵](辚)距虚，轶野马[而]騊駼】，评曰：“去‘而’字固健，存‘而’字又俊”。第25条【媻珊勃窣上金堤】，评曰：“‘媻珊’以下七字最有形容”。第29条【君未睹夫巨丽也，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评曰：“上林者即无是也。只‘左苍梧，右西极’而其诞著矣!丹水、紫渊若有若无，杂以霸、浐、泾、渭、酆、镐其间，使虚实相半，听者眩耳。八川分流者，犹言八面，非必上文众名也。‘潦、潏’对始终出入之语也，其骄异以此。楚虽云梦九百里，然语侈，诚不足道。无是友之，务出于淫靡，变态便不可知、不可穷，盖得其意有其气矣，而亦不足可多也。水变无尽而欲以偏旁，叠字如骈如丽，为尽文不知经营，相背之已足。彼云梦者，岂其少此?用其意则又欲包齐括楚，则入于上林，压以天子之盛，无可以争。故曰：经乎桂林之中，而配以过乎泱莽之野。‘言无是也’四字又有模写；‘奔扬’四字有商略；‘悠远长怀’、‘肆乎永归’极临流想象，情性之语，赋之善状者，鱼鸟飞潜岂可以名数哉?亦欲出于人之所不知，为传故时时异名者，若非包齐与楚，则未必彼所无也，其下草木亦然。”第31条【于是乎周览[泛](汜)(观)……日出东沼，入[于](乎)西陂】，评曰：“此‘周览泛观’与前‘泛淫蕙圃’类，间而出之，情性赋之，弛张已不得不然。惟‘日出东沼，入于西彼’，‘入’字忽见而止，最是有态，皆言南北之相反”。第34条【偓佺之伦暴于南荣，醴泉涌于清室】，评曰：“‘奔星’以下殊得赋体，‘暴’字尤佳，即负暄也”。第44条【于是乎乃解酒罢猎，而命有司曰：‘地可[以]垦辟】，评曰：“正要‘以’字”。第52条【寡廉鲜耻，而俗不长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评曰：“‘寡廉鲜耻，而俗不长厚’本似不切意者，其中必有利汉币而逃者，直难显责之耳，故谬微为深厚淑词以感切之，是谓能言。然读书檄者，今犹未喻也”。第65条【前有利兽之乐而内无存变之意，其为[祸](害)也不亦难矣】，评曰：“须是减一‘亦’字乃佳。”第66条【夫轻万乘之重不以为安，[而]乐出[于]万有一危之涂以为娱，臣窃为陛下不取[也]】，评曰：“‘而’、‘于’二字皆不可省。”第69条【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评曰：“‘人’字虽明，无之亦可。”第71条【排阊阖而入帝宫兮，载玉女而与之归】，评曰：“若无‘灵娲屏翳’等，便‘载玉女’，岂不突兀孤绝?”上述可见，刘辰翁评点的第1条、第25条、第29条、第31条、第34条、第52条、第71条，是《史记》原文，班固未改动。其他经班固删改过的9条，刘辰翁评语都充分肯定了司马迁，对班固的删减表示不满。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史记》《汉书》二书的得失和刘辰翁对马班的态度。除《司马相如》外，卷3《萧何》的8条评语全都是字词评价；卷4《曹参》的16条评语中，14条涉及字词；卷7《周勃》的36条评语中，31条涉及字词；卷9《魏豹彭越》的13条中，7条涉及字词；卷19《吴王濞》的68条，56条涉及字词；卷21《韩长孺》的32条中，27条涉及字词。因此，从字词等文学的基本要素入手点评，显然是刘辰翁评语的最大特色。 再如《班马异同评》卷2《高祖本纪》第50条“荥阳”一节，刘辰翁批云：“《汉书》‘劝羽攻荥阳，汉王患之’，较直；《史记》再出‘绝食’，愈窘，不是重出。《汉书》说‘食尽降楚’，是看得此时项王左右皆为汉金所饵，故呼‘万岁之城东观’，暮夜夹击，皆为子长叙事磊磊不可及处。”司马迁先叙“汉军乏食”，再说“汉军绝食”，刘辰翁认为比《汉书》“食尽降楚”的叙事更委婉。第51条【汉王[之]出荥阳，(至成皋，自成皋)入关，收兵欲复东】，批云：“当事后复出，如汉王之出关至陕，与汉王出荥阳入关，不止一二处，皆是创意，‘出’、‘入’，去一‘之’字，则不复有照应矣。”批评《汉书》删掉“之”字，生生割裂了前后文意。第101条【酒酣，[高祖](上)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批云：“‘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古人以为霸心之存，非也。自韩信死，彭越死，黥布反，同时诸将皆尽，于是四顾寂寥，有伤心者矣。语虽壮而意悲，而自是亦道病矣。或者其悔心之存乎?后之为史者曰‘还沛，置酒，召故人极欢云云’，足矣!看他发沛中儿教歌，酒酣击筑，歌呼起舞，展转泣下，缕缕不绝，俯仰具见。直至空县出献，已去复留，其中与诸母故人道旧又佳，对父老说丰根事又佳，古今文字淋漓，发粤言咲，有情少可及此。区区为之减一字两字，非也”。《汉书》删掉了“为”与“诗”两字。刘辰翁觉得减少区区一两个字，此处似乎没有必要。 又如《班马异同评》卷13郦食其评语第10条【齐王田广闻汉兵至，以为[郦生](食其)卖己，廼[曰]：“[汝能止汉军，我活汝；不然，我将亨汝!”郦生曰：“举大事不细谨，盛德不辞让。而公不为若更言]![齐王遂]亨[郦生](食其)，引兵[东]走】，批云：“直跌宕不疏，有志愿成，轻死生外身世者也。世尝有此人，类太史公笔力。想见《汉书》去此数语，大谬。遂觉郦生索然以终。”《汉书》删掉了郦生“举大事不细谨，盛德不辞让。而公不为若更言!”之语，显然不利于刻画郦食其刚直的个性。 第二，除字词外，刘辰翁批点也关注《史》《汉》二书的句法、文法等写作特点。如《司马相如》的82条评语中，除58条字词点评外，还有22条涉及句法与文法：如第12条【楚使子虚使于齐，齐王悉发[境内之士，备]车骑[之众]，与使者出田】，评曰：“赋欲其铺，不当节。”第32条【其南则隆冬生长，踊水跃波；(其)兽则[
](庸)旄獏牦，沈牛麈麋，赤首圜题，穷奇象犀。其北则盛夏含冻裂地，涉冰揭河；(其)兽则麒麟角[
](端)，騊駼槖駞，蛩蛩驒騱，駃騠驴[骡](
)】，评曰：“一句之物，或二三四，杂以此无端厓。若总二四，与二四则厌。”第39条【箭不苟害，解脰[陷]脑；弓不虚发，应声而倒。于是[乎]乘舆[弥](弭)节[裴回](徘徊)，翱翔往来，睨部曲之进退，览将帅之变态。然后﹝浸潭﹞(侵淫)促节，儵夐远去】，评曰：“渐合而忽去”。第42条【于是乎游戏懈怠，置酒乎[昊](颢)天之台，张乐乎轇輵之[宇](寓)】，评曰：“所谓丽句正不厌多，有余有尽，惟此缕缕”。第45条【于是历吉日以齐戒，袭朝[衣](服)，乘法驾，建华旗，鸣玉鸾，游乎六艺之囿，(驰)骛乎仁义之涂，览观《春秋》之林，射《狸首》，兼《驺虞》，弋玄鹤，建(舞)干戚，[载](戴)云
，揜群《雅》，悲《伐檀》，乐乐胥，修容乎《礼》园，翱翔[于](乎)《书》圃，述《易》道，放怪兽，登明堂，坐清庙，恣群臣，奏得失，四海之内，靡不受获】，评曰：“长卿壮语殊短，故六艺《春秋》《礼》《书》《易》又杂之，文鹤怪兽间，亦未易与儒者语之也。本欲为王道，以朴素而靡。‘愈甚’字多重出，谓夫鸟兽草木之名，不过此类也”。第49条【今闻其乃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擅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评曰：“语甚雅甚真，然于体未尽得。”第50条【夫边郡之士，闻[烽](烽)举燧燔，皆摄弓而驰，荷兵而走，流汗相属，惟恐居后，触白刃，冒流矢，[义](议)不反顾，计不旋踵，人怀怒心，如报私仇】，评曰：“甚有力量”。第56条【汉兴七十有八载，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纷[纭](云)，湛恩汪濊，群生[澍](沾)濡，洋[益](溢)乎方外】，评曰：“赋之俳体。”第60条【遐迩一体，中外[提](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于沉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迟](夷)】，评曰：“横出一语”。第67条【登陂陁之长阪兮，坌入曽宫之嵳峩。临曲江之隑州兮，望南山之参差。岩岩深山之谾谾兮，通谷豁兮谽[
](谺)。汨淢[噏习](靸)以永逝兮，注平皋之广衍】，评曰：“起的磊落悲慨，差协峩音嗟。赋有不当铺叙者，只此赋起语已极其铺叙。‘持身不谨’、‘信谗不寤’两语已足，更欲何如?是未喻赋体也。如此当筵叹息语，不欲多而感者，自难为情。班氏删后四语最工，可谓诗中绝句之体，而晦翁犹以为未及也。”第73条【回车朅来兮，绝道不周，会食幽都。呼吸沆瀣(兮)飱朝霞[兮]，噍咀芝英兮叽琼华】，评曰：“跌宕至此极”。上述第12条，刘辰翁认为赋的特征就是铺陈，班固不应该随意删减。其他9条都是司马相如的作品，涉及《子虚赋》《天子游猎赋》《大人赋》《哀秦二世赋》等，班固不可能改动。刘辰翁从司马相如写作的语言、手法、文笔、气势等各方面进行分析。 再如《班马异同评》卷1《项籍》巨鹿之战一节，刘辰翁批云：“叙巨鹿之战，踊跃震动，极羽平生。”鸿门宴一节，批云：“叙楚汉会鸿门宴事，历历目睹，去毫发渗流，非十分笔力，模写不出”。死葬项羽一节，批云：“其以鲁公葬，本未可伤，至‘泣之’而去，二字情辞俱塞结，传少得如此”。这三节刘辰翁都提到叙述方法与叙述效果，充分肯定了司马迁高超的叙事能力。正如清徐乾学《憺园文集》卷15《班马异同辨》所云：“司马迁《项羽本纪》载起兵时及鸿门事，千载以下，历历如见。班固多从裁省，似少脱略矣。《高祖本纪》亦然。垓下之战，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诸语勃勃气色，而班固删之。如此甚多。此班之不逮马者一也。”[17] 又如《班马异同评》卷2《高祖本纪》中，《汉书》比《史记》多载若干诏令，于史有补，刘辰翁批云：“《汉书》精神全在收拾诸诏，不知子长何故放佚?又不知班氏何从得之?”《史记》赞语从历史的发展角度，肯定“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重心是说汉兴符合人心的变化。《汉书》赞语，则强调“汉承尧运”“协于火德”而“得天统矣”，天命论的意味更浓重些。刘辰翁批云：“班氏述刘氏承尧，愈疏，以下取周市语、刘向颂，徒成曲说。以此得天统，与儿童无异。”显然，刘辰翁对班固是颇有微辞的，甚至讥笑他与“儿童无异”。从这一点看，班固史识似不及司马迁。 还如《班马异同评》卷11《樊哙郦商夏侯婴灌婴》评蒯通之事，刘辰翁批云：“观其言武陆已去，蒯通又来，此岂可以常法拘?其中有成安、广武，又有说龙且者，随事随笔，跋涉愈多，岂不能别为《蒯通传》《汉书》移此于彼，儿童之见也”。刘辰翁在这里再次批评班固，缘于《史记》叙述蒯通之事附于《张耳陈余传》中，这是按照故事情节发展的要求，自然生发出许多英雄人物。《汉书》则拘于史家之“常法”，单独为蒯通立传，刘辰翁认为班固不懂艺术创作，故讥讽《汉书》的作法为“儿童之见”。 第三，刘辰翁还能够运用评价小说的方法来点评历史人物。如《班马异同评》卷26《司马相如上》：“【[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相如得与诸生游士居数岁，乃著《子丘之赋》。会梁孝王卒(薨)，相如归而家贫，无以自业。素与临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长卿久宦游，不遂而困，来过我。’于是相如往舍都亭。”】刘辰翁批云：“赋成而王卒，而困，是临邛令哀古人之困。岂无他料理?顾相与设画，次第出此言，是一段小说耳。子长以奇著之，如闻如见，乃并与其精神意气，隐微曲折尽就，盖至理亵，而尤可观。使后人为之，则秽矣。”刘辰翁认为司马相如作赋，赋成梁孝王卒等情节太过奇特，有明显的虚构成分。卓文君一节，批云：“字字如尽，亦字字小说。”卓文君私奔相如之事，在后世也屡屡被视为传奇与小说。 再如《班马异同评》卷5《留侯世家》开篇，刘辰翁批云：“从沧海君得力士，已怪。百二十斤椎举于旷野之外，而正中副车，虽架砲不如也。如此大索而不能得良，非自免并隐力士，此大怪事。卒归圮上，老父又极从容，如同时亲见，乃今人以为小说不足信者，即子房时时自道，容有疑之者矣。此皆不可意测，不可语解，但觉古人如在目前，亦不足辨妙处正在‘履我’，又‘业’已如此，省此，顿失数倍意态。‘随目之’亦不可失，此去下‘曰’字换文目。盖如见其人，如闻其语。‘黄石’句‘常习诵读’，秃写得皆不偶然。试使子房自己或后人得传，必为不能知。子长之曲折具，略不少省，何也?”刘辰翁认为从沧海得大力士、为圮上老父取履，得兵书等情节都有类似小说的虚构成分，但是同时符合艺术的真实。 总之，刘辰翁评语是从文学的角度加以评判，很少从史实的真伪、史学的体例等方面加以考证，体现出“以意断制，无所考证”的评论特点。其评语“臻极精妙”，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仔细咀嚼与欣赏。早在20年前，召开“纪念司马迁诞辰214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时候，张新科先生就曾指出：采用对比分析法是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的一个特点，通过中外、古今等不同角度的对比，可以进一步认识司马迁与《史记》的价值。[18]164因此，倪思《班马异同》与许相卿《史汉方驾》的对比，刘辰翁《班马异同评》与他的其他散文评点著作，如《大戴礼记》《越绝书》《老子道德经》《荀子》《庄子》等之间的对比等，无疑是待开拓的研究领域。这里只是梳理出《班马异同评》一书的作者、版本、体例、评语等几个基本问题，以期对《史》《汉》的研究有所帮助。 注释： ①黑方括号内所引文句是《班马异同评》原书所载《史记》和《汉书》原文。《史记》本文今用宋体，凡《史记》无而《汉书》所加者原书以细字书之，今则按原书以楷体和圆括号标注；凡《史记》有而《汉书》所删者原书以墨笔勒字旁，今则以细方括号标注。两相对照，可以得知刘辰翁评点的特点。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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