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人学与现代西方人学的分水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学论文,分水岭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人学，从文艺复兴开始讲了二百年的人性，转入近代后又讲了二百年的人权。这两个时代，人学思潮基本上是沿着同一条河床流动的，那就是理性主义人学。到了19世纪下半叶，黑格尔之后，人学开始分流。在德国，理性人学经过费尔巴哈的初步批判和马克思的彻底批判，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揭示人的现实本质和现实解放道路的科学人学出现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人学。与此同时，叔本华和尼采对德国的思辩理性作了唯意志论的批判，这实际上是西方哲学史上本体论以及认识论的主题转换，把哲学引向现代人本主义，开了现代非理性主义人学的先河。此后，柏格森创立的生命主义人学，弗洛伊德开创的无意识主义人学，克尔凯郭尔和萨特代表的存在主义人学，汇成了20世纪西方人学的主流，统称为非理性主义人学。
马克思主义人学是唯物的、辩证的和实践的理性人学，它与非理性主义人学有着根本的区别。这主要表现在对人学的基本问题即人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双方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回答。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非理性主义则认为人的本质在于人的意志、本能、欲望、情感、无意识等非理性因素。这个差异反映了双方各自构建的人学逻辑模式是不同的。在马克思看来，人首先是具有自然属性的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人们首先必须能够生活，即首先需要吃、喝、住、穿等自然保障，这是人的自然本质。自然本质以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方式驱使人类去设法使它们自身得到满足，因此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活动，即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它是人的历史本质，人类生存的历史本质上就是生产的历史，因此人类生存的第二个前提就是生产活动。而生产活动一开始就是社会的，即必然处在群体关系之中的，这些社会关系源于生产活动，又反过来影响和作用于生产活动，所以社会关系又是人类生存的第三个前提，它是人的现实本质。总起来看，人的自然需求、生产活动和社会关系这三个前提或三个方面的本质就构成了考察人类必不可少的三个基本要素。马克思主义人学就是从这三个基本生存要素的相互关系来构建人学模式的。这种相互关系形成如下三个辩证矛盾：
1、生产活动与自然需求的矛盾。 这是人类生存过程的内在矛盾，即供需矛盾，它表明生产力本身为什么总具有向前发展的客观要求。
2、生产活动与社会关系的矛盾。 它主要表现为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它是推动和决定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
3、社会关系与自然需求的矛盾。 这是人类自身属性的内在矛盾，也即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的矛盾，它表明人的发展不论怎样进步都丝毫不能改变人与动物的区别既有绝对性又有相对性。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人学的人是处在上述三重矛盾关系中的人。这三重矛盾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模式及其操作机制。由于生产活动与社会关系的矛盾对于另外两对矛盾来说具有根本性和决定性的意义，所以马克思把毕生的创造都集中在解决这一矛盾上了，而在其他人学问题上几乎没有来得及多说什么。这也附带地表明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基础部分，而不是它的全部。
现代西方人学一反马克思主义人学这种从人类生存所依赖的基本关系中去寻找“人”和人的本质的做法，它们抛开人的一切现实的社会关系，把人类的生产活动简单归结为人的“行为”，从而把人学的视角拉回到人与动物刚刚区别开的层面上去。在那里它们看到了人只具有三种刚好能与动物区别开来的精神属性，即理性、非理性和行为，于是它们就用这三种属性来构建人学的逻辑模式，并按照动物性先于人性的法则，得出了非理性高于理性的结论，从而把人的本质确定为某种非理性因素。唯意志论者说人的“意志”是人和万物的本质，是人性深处最根本的东西，理性是受意志支配的。生命主义者提出“生命之流”是人和万物的本质，它决定着一切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东西。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无意识即本能欲望是人的本质，意识和无意识的关系就象海面上的冰山，水面上的部分为意识，水面下的部分为无意识，无意识是意识的根本所在。存在主义者认为“存在先于本质”，即个人的主观心理体验是比世界的本质更为根本的东西。纵观现代西方人学思潮，其基调都是把人的本质归于某种非理性因素，非理性因素既决定理性，又决定人的行为。这种非理性主义人学，把人的理性和非理性绝对对立起来，非常生硬地把非理性因素放在理性的前面，并把理性降低到与行为同等规格的水平上，从而把理性和人的行为一同说成是非理性的仆从，理性对行为的指导作用就被大大地淡化了。这使得西方人学乍看上去象是在为人的行为寻找比理性更深刻的原因，而实际上却是在为人的本质寻找更深刻的本质，于是就只能找到动物那里去了。现代西方人学家莫不声称他们所找到的那种非理性本质因素是“心理体验”，正反映了这个问题，因为“心理体验”是人和动物的最后分界，它既可以是动物的，也可以是人的。所以，人的本质究竟是在人类生存的现实关系上寻找，还是在人与动物的逻辑联系上去寻找，这才是马克思主义人学与现代西方人学的根本分歧。
这一根本分歧导致了一系列其他分歧。在认识人的本质的方法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人的本质的方法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人学主张用理性的即矛盾分析的辩证方法去认识和把握人的本质，而现代西方人学则普遍推崇直觉的方法和体验的方法。
在人的解放道路或发展途径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人学从人的现实社会关系出发，强调通过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途径来实践人的解放。这一点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人学把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当作社会关系的首要内容，把人的解放首先放在经济解放的基础上，贯彻了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而西方人学则从人的非理性本质出发，把人的解放看成是能在人的主观意识或心理体验的范围内完成的事业，叔本华说，个人应当认清意志的内在冲突及其本质上的虚无性，自觉地否定生命意志，进入类似印度教的“归入焚天”、佛教的“涅槃”那样的解脱境界。尼采则号召人们通过精神上的自我超越达到一种理想人格即“超人”，在上帝已经死去的世界上探求一种全新的生活意义。萨特主张人生应该不断实践自己的自由本质，即通过不断的自由选择和行动，创造自己特有的本质，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弗洛伊德主张运用科学和理性的力量有节制地控制人的本能欲望，增强人对社会压力的适应性。马尔库塞则主张解放人的爱欲，建立一种爱欲文明。这一切表明现代西方人学在人的解放途径问题上只能流于空谈，是一种不结果实的花朵，它不能象文艺复兴和近代的人学那样带来人的巨大解放。
但是，非理性主义人学在现代西方形成一股巨大思潮，是有其实际意义的：
第一，非理性主义人学是西方人学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西方人学从古代到近代，素有忽视人的非理性因素的倾向，仅从感性和理性两个角度去观照人，几乎没有注意到人的本能欲望、情感、意志、无意识等非理性因素在人的认识和实践活动中的作用，哲学和人学都不约而同地把非理性因素当作无意义的东西丢开了。现代西方人学则弥补了这个不足，这是理论上的一个重要补充和完善。遗憾的是现代非理性主义人学夸大了非理性因素的作用，把它们说成是人和万物的最终决定因素，走向另一个极端。非理性的作用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的薄弱环节，因此，批判地吸收非理性主义人学的理论成果，对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人学，也是很有价值的。
第二，非理性主义人学思潮是对西方世界社会没落和文化危机的深刻反映。两次世界大战把整个西方世界抛入灾难与痛若的深渊，资本主义用三百年理性建立起来的理想王国在非理性战争的枪炮声中倾刻之间崩溃了，人们深感理性是如此脆弱而不堪一击。在资本主义世界的重建过程中，科学技术给西方社会带来了经济复苏和物质繁荣，但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负面效应，如人性异化、人格裂变、人情淡化、人伦倒退、环境污染等等，这些文明病给人们带来了严重的心理压抑和精神恐惧，这时一贯宣称“科学万能”的科学主义思潮不能再自圆其说，人们进一步加深了对理性的怀疑，整个观念世界需要重建，非理性主义就是由此而生的。从中也可看出，现代非理性主义人学的产生有其广阔的历史背景和深刻的社会根源，那种认为现代非理性主义是为了马克思主义才产生的观点是不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