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的个人：历史唯物主义的开端——论施蒂纳哲学对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史观论文,马克思论文,历史唯物主义论文,开端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费尔巴哈戴上了曾授予黑格尔的桂冠
1845～1846年，是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关键时期。创立学说之艰难，莫过于开端。黑格尔深谙这一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所以，《逻辑学》开篇就提出：“必须用什么作科学的开端？”黑格尔的“科学”，即指哲学。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开门见山就说：“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并不是任意想出的，它们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加以抛开的现实的前提。”〔1 〕这个前提就是“现实的个人”。历史唯物主义前提的提出，是马克思伟大发现的第一个发现。它为历史唯物主义找到了逻辑起点。
德国哲学都是从黑格尔体系出发的。唯独费尔巴哈才是从黑格尔出发，而“结束和批判”了黑格尔哲学。黑格尔以自我意识代替人，纷繁复杂的人类现实都变成了自我意识的特定形式。黑格尔的哲学是“最保守的哲学”。1844年9月，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说：“费尔巴哈把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从而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2〕在神的统治终止的地方， 正是现实的人创造历史的开端。费尔巴哈的“类”和“人”，当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
但一当历史引导我们进入《德意志意识形态》，哥白尼式的革命发生了，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类”和“人”的认识有了质的转变。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等人的哲学没有研究过自己的一般哲学前提，起初他们企图以黑格尔的范畴为前提，比如“纯粹的、未加伪造的黑格尔的范畴，如‘实体’和‘自我意识’，但是后来却用一些世俗的名称如‘类’、‘唯一者’、‘人’等等亵渎了这些范畴”〔3〕。 费尔巴哈的“类”，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它从黑格尔体系出发，并未“结束和批判”黑格尔，反而是对黑格尔范畴的“亵渎”。因为它缺乏黑格尔的“实体”和“自然意识”等范畴，在思辨中所包含的一切历史要素为客观内容的那样丰富的内涵。现实的人应是一定社会历史中的活动的主体，但费尔巴哈却局限于单纯的直观。他的人，是远离社会关系的感性存在物。因此，费尔巴哈的人，只是“一般人”，不是现实历史的人。他一旦接触现实中具体的人，“便不得不求助于‘最高的直观’和理想的‘类的平等化’，这就是说，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他却重新陷入唯心主义”〔4〕。于是， 鲍威尔的“无限的自我意识”，费尔巴哈的“人”，施蒂纳的“唯一者”，相互争吵起来。鲍威尔认为，费尔巴哈同施蒂纳“就像爱尔兰的基尔肯尼的两只猫那样，它们彼此把对方吃得精光，结果只剩下了两条尾巴。”“它们是‘实体’”〔5〕。的确，在论战中， 费尔巴哈的“类”和“人”，陷入尴尬困境。此时，“费尔巴哈是多么错误，他竟借助于‘共同人’这一规定宣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把这一规定变成‘人’的宾词，认为这样一来又可以把表达现存世界中特定革命政党的拥护者的‘共产主义者’一词变成一个纯范畴”〔6〕。所以，马克思说， 费尔巴哈和青年黑格尔派思想家们一样，“既承认现在的东西”，“又不了解现存的东西”，“尽管满口讲的都是所谓‘震撼世界的’词句，却是最大的保守分子。”〔7〕费尔巴哈戴上了过去曾是黑格尔的桂冠。 费尔巴哈的人是“一般人”。“一般人＝‘思维着的人的精神’”〔8〕。 它仍是黑格尔用自我意识代替人的思辨哲学的影子。因此，如果从“类”和“人”出发，“就是对历史的莫大侮辱”〔9〕。可见， 马克思在论述科学是如何开端的过程中，不仅没有提到费尔巴哈的“类”和“人”是否有其合理性，而且排除了它们作为科学开端的可能性。
费尔巴哈的那个最有希望的“人”，现在变成最没希望的“人”，它是常人心理难以接受和不可想象的。这不能不说是理论前提悬搁的内在原因。尽管激情是那样的合情合理，但科学也不能把它作为根据。科学不住地追问：开端究竟从何而来？它是先验设定的？马克思一开头就说：“不是任意想出的”。无疑，它有自己的现实前提（本文不论及）和理论前提。它需要我们以探索者的精神去探索。其实，如果把科学开端比作马克思理论宝库的大门，那么，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类”和“人”的态度的前后转变就可以作为我们敲开这一大门的钥匙。麦克莱伦也提出了这个问题。但为什么，他未能深入。他说：马克思写作《神圣家族》时，对费尔巴哈是肯定的，但是，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时，“马克思与恩格斯以前所未有的一种方式将他们自己与费尔巴哈区别开来。”〔10〕这期间，被人们长期忽略的是1844年10月麦克斯·施蒂纳出版的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不难看出，在《神圣家庭》中，马克思之所以肯定费尔巴哈的“类”和“人”，是因为缺少也未提及施蒂纳提供的活资料。马克思之所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把自己提出的前提同费尔巴哈的“类”和“人”区别开来，无疑是因为施蒂纳那本“深奥”而晦涩的著作的启发。1844年11月，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第一次提到施蒂纳的著作，并说：当施蒂纳摈弃了费尔巴哈的“人”时，他就是对的。因为，“他的‘人’无疑还戴着抽象概念的神学光轮。达到‘人’的真正道路是与此相反的。我们必须从‘我’，从经验的、肉体的个人出发。”〔11〕这里的“我”就是施蒂纳哲学中的基本概念。因而，从施蒂纳哲学得到的启发是，“摒弃”费尔巴哈的“人”是对的。科学应走同费尔巴哈相反的道路，从“我”，从经验的、肉体的个人出发。但从“我”出发，是何以成为可能的呢？恩格斯尚未论及。看来，要发现“唯一者”逻各斯中的合理内核，并非简单的指定就可以完事，还须剥掉它的神秘的外壳。
“唯一者”是词句世界的最后一块砖
所谓“唯一者”，即“我”，现实存在的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活生生的有形体的个人”施蒂纳的“惊世之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我”，“唯一者”是其始初范畴，也是其最高的范畴。他的历史大厦，就是从“我”开始的，“我”经过自我发现、自我完善和自我消融、自我归附的独自创造，从“无”到有，从存在到本质，从形体不完全到完全的形体等，这样一些词句的逻辑虚构，最后上升为最高的范畴，登上了中国天梯的最高级，“唯一者”，“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
施蒂纳一登台，就开始吞噬费尔巴哈的“人”。他认为，费尔巴哈唯一的力量是把人从天国降到地上。费尔巴哈的命题是“人的本质是人的最高本质”。“最高本质”，过去曾是被宗教客观化为神的本质，在这里虽然规定为人的本质，但它仍不是“我”自身，“我”的本质。它仍在人的彼岸。因而，费尔巴哈的伟大历史转折的意义在于，过去是“神作为神”，现在应是“人作为神”。施蒂纳确是抓住了费尔巴哈的要害。反其道而行之，他把“我”作为世界历史的原点，开始了人生哲学的历史漫游。
1.“我”从“无”开始了创世纪。“‘我’把无当作自己事业的基础”。忆往昔，唯有我的事从来就不该是我的事。一切对于我只是无。但我研究了数千年的历史，洞悉神的奥秘，耳濡目睹人间善恶，发现神的事，人的事，都只关心自己的事，纯粹利己的事。〔12〕所以，人生在世，只是为我自己。我，利己主义，一当呱呱坠地，就开始了自我发现的人生旅行。首先是儿童，儿童只会玩乐，沉浸在眼前的物欲之中。儿童是依赖于事物的现实主义者，儿童即古代人。儿童虽不知与自己打交道，但他心爱事物的本性（即利己主义的本性）更甚于他的玩具。于是儿童成了青年，近代人。青年比儿童完善。青年成了精神。他为思想所鼓舞，他是依赖于思想的理想主义者。理想充满了青年的心灵，他又把对象搁在一边。刚才发现的我，即精神的我，立即又丧失了我。我向完善的精神屈膝，我上升为成人或近代人。成人摆脱了物质和思想的束缚，他只按自己的利益来把握世界。于是，我将世界作为我心目中的世界，作为我的所有物。我把一切都归于我。这就是完善的利己主义，现代人。如果把历史比作一个圆圈，我就是这个圆圈的圆心。世界历史就是以“我”为圆心在意识中自我发现的历史。即便是意识关系本身，在施蒂纳那里，也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解。因此，施蒂纳只是生硬地抄袭了黑格尔《哲学全书》关于人生阶段的虚构模型。
2.“我”是世界历史的独创者。 “我集创作者和被造者于一身”〔13〕。我之所以具有创造特性，在于我的独自性。独自性第一含义相当于自由。但自由仅仅是一种“解脱”。而独自性不同，它高于自由。它不仅“要摆脱你所不欲的东西”，而且“也要拥有你所意欲的东西”。这就等于“皇帝的新衣”，首先要把存在的衣服“脱得精光”，然后穿上那些本不存在，但是你意欲的衣服，并把它看作是“自有的”衣服。用施蒂纳的话说，你不仅要是个自由者，你也应是个所有者。作为所有者的第一个含义就是权力。我的权力是我的所有物，我的权力给予我所有物，比如，人的权力、交往、财产、国家、家庭、道德、宗教等。世界就成了我的所有物。我成了“万能的我”。如果有人追问，世界是谁创造的？唯一者有权回答：我。你是依靠什么在创造？唯一者会说：我之所以是“创造者”，只不过我拥有“意志”。施蒂纳开了唯意志论的先河，它是现代西方生命哲学、存在主义最早的思想来源。
3.“我”的目标是“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自我一致”，乃是与自我不一致相比较而言。资产者一心为己，自私自利，他只能是“通常理解的利己主义”。共产主义，在理想、使命等方面，均与利己主义背道而驰。社会是圣物，必须烧毁它，它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在那里，个人变成了零。利己主义者则不同，它建立以利己主义个人为核心的联盟，实行“部落采邑制度”。它不再像社会那样，掠夺我，统治我，吞噬我，它是利己主义谋取私利的手段和工具。这位不要社会、国家、义务，只要权力，天马行空，唯我独尊的德国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施蒂纳，就是恩格斯称谓的“现代无政府主义的先知”〔14〕。
建立利己主义联盟是“自我一致”的外部条件，它的内在要求是现象和本质的一致。利己主义现象和本质的统一，就逻辑地达到利己主义概念，即“我”。“我”是利己主义逻辑发展的顶峰。在那里，我终于发现了唯一者的形体。古代人沉湎于物欲，不具有“自我一致”意义上的形体。近代人依赖于思想，虽不是“我”意义上的形体，但也是其希望。基督是近代人的化身。基督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了摆脱肉体的束缚。但这不是完全的摆脱，因为基督追求一个最高的目标，仍是精神统治。所以，其形体性也是不完全的。完全的形体性，既要摆脱物质的也要摆脱精神的束缚；又要把这些物质和精神的东西看作是自有的东西。基督教仅仅走完了第一步的上半阕，其他的都是“我”独自完成的。但基督教这种形体性的观念有其合理性。“如果把基督教的观念变成‘我，这个唯一者是人’这样的命题的话，那么‘人’这一理想就实现了”〔15〕。“我”成为了“唯一者”、“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活生生的有形体的个人”。“我”，利己主义以“无”开端，经过词句的自我发现和神奇的创造力，终于建成了“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的历史大厦。“唯一者”是我们词句世界的第一块砖，也是最后一块砖。
人之光——马克思的伟大发现
麦克莱伦说：“施蒂纳的书在很大程度上是各种流行的陈词监调大杂烩，因此要指出他对马克思的影响就更加困难了。”〔16〕在这里，麦克莱伦的确揭示了国内外有关施蒂纳哲学对历史唯物主义形成的影响，迄今尚未获得重大突破和进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既然如此，那为什么《德意志意识形态》全书正文678页，专论施蒂纳的就有453页，竟占全书三分之二以上呢？如果说其中缺乏金子、宝石，连闪光的东西也没有的话，那么这不等于说，马克思是用哲学的词句在对抗词句的哲学吗？这正是马克思论敌对马克思的判词。恰好相反，尽管唯一者哲学是“大杂烩”，马克思、恩格斯仍用慧眼认出其合理因素。
1.唯一者的“圣物世界归根结底集中于‘人’。”〔17〕世界历史离不开人。在施蒂纳那里，这种人，已不是费尔巴哈的“类”和“一般人”。那是“最高本质”的存在物，无法进入人的生活，用爱的神光笼罩的宗教人。施蒂纳用思辨方式表达的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他是生活于当下世俗世界，从宗教的幕纱里走出来的，现实存在的，以德国小资产阶级为原型的个人。
2.在创世说中，唯一者“把‘人’当作全部过去历史的积极的主体”〔18〕。“我”的创造，虽然是意识的创造，但是，“自我意识”与“我”，不再是一回事。意识是“我”的意识，“我”是意识的绝对主体。黑格尔用自我意识代替人，人是精神自我异化的产物。鲍威尔把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绝对化，人成了纯粹的精神。费尔巴哈“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是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9〕人仅仅是一个被动的感性存在物。施蒂纳把世界历史从古代人、近代人上升到现代人的进程，说成是“我”、利己主义的自我发现、自我完善和独自创造。虽然，它是一种“逻辑虚构”，但是，“唯一者”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以骑士般的勇气，依仗其堂吉诃德式的精神，跨上“一匹灰色的驴子”，他立誓夺得了曼布里诺的头盔——人。因此，人成了一定历史阶段具体存在的创造历史的积极的主体。
3.在现时代，“我”把人的统治“扩展到全部现存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扩展到现存个人的一切特性。一切都是属于‘人’的，因此世界就变成了‘人的世界’。”〔20〕“我”，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不是“通常理解的利己主义”。在“我”那里，存在和本质是一致的。我通过独自性的自我消融和自我归附，从物质和精神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又把这些物质的和精神的东西看作是自有的东西。它包括财产、社会、国家、宗教、法律、道德等等。这样，人就有了物质的和精神的特性。我又把基督教形体性的观点看作是自有的观点。现存个人具有的一切特性，我都具有。因而，这样的人，就是现实存在的具体可感的“活生生的有形体的个人”。
不难发现，“唯一者”，完全可以被看作是现实存在的一定历史阶段具体可感的“肉体的”、“活生生的有形体的个人”。这种“个人”，在马克思看来，就是“现实的个人”。然而，保守的施蒂纳还羞羞答答地不肯承认。马克思一语道破机关，指出：“施蒂纳为了掩饰自己，说什么他在这里写的是自己的死敌‘人’的传记，而不是‘唯一者’或‘现实的个人’的传记。”〔21〕毫无疑问，“唯一者”的传记实际上就是“现实的个人”的传记。原来被施蒂纳掩饰的东西，正是他哲学中闪光的东西。“唯一者”就是“现实的个人”，它是“唯一者”逻各斯中的合理因素。但是，马克思又认为，施蒂纳哲学的合理因素是“现实的个人”，但他“必然不是以现实的个人”为基础。这是因为，由“现实的个人”上升为历史唯物主义前提的“现实中的个人”，不能理所当然地先验地设定就认为可以满足开端方法的前提条件，更重要的是，首先必须用科学世界观加以改造。马克思说：在施蒂纳那里，“‘人’只是概念、观念的另一个名称而已。人们的这个脱离了现实事物的观念和思想，必然不是以现实的个人……为其基础。”〔22〕所以，“唯一者或现实的个人”，仍然是以“人”的概念为基础的人。因此，把“唯一者或现实的个人”改造成现实中的个人，第一步就是要用实践的唯物主义，把那个头足倒置的人“翻转过来”，然后，“在它上面继续地进行建设。”〔23〕马克思说：“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24〕因此，在实践的唯物主义看来，以人的概念为基础的存在，最多只能是人们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不是现实个人的存在。现实个人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因而，我们不能从想象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现实中的个人”。换言之，“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25〕以这样一些“现实中的个人”为基础的开端，就是科学的开端。因为：
首先，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就是从最简单最基本的东西出发。“圣物世界归根到底集中于‘人’”，现实的个人是方法的开端。但施蒂纳以“唯一者”或现实的个人作为开端，仅仅以“无”为基础。恩格斯说：我们“必须从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出发；我们必须从个别物中引伸出普遍物而不要从本身中或者像黑格尔那样从虚无中去引伸。”〔26〕显然，施蒂纳从“我”、“本身中”引伸的方法，是抄袭了黑格尔。黑格尔的《逻辑学》就是以“无”（纯有）作为开端。因为它是概念的自我运动，因而黑格尔从概念自我运动中引伸的开端，就是“虚无”。但是，黑格尔的开端是“绝对的”开端，这正是黑格尔方法的合理性。正如后来列宁所阐释的：科学就是“从最简单的基本的东西出发（存在、无、变易）”，“在这些基本东西那里，‘全部发展就在这个萌芽中’”〔27〕。可见，所谓“绝对的”，是指它们最简单最基本的，如《资本论》的商品，而不是“虚无”。由此看来，施蒂纳只抄袭了黑格尔方法的形式。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人出发，而不是从费尔巴哈的“一般人”出发。现实的个人是社会中最简单最基本的细胞。这些细胞包含着全部发展的萌芽。
其次，现实的个人是以他们自身的活动为前提。“我”的创造，虽然是词句的创造，但现实的个人能动地以自身为前提，这一点无疑是合理的。马克思的现实的个人不是这种幻想中的个人，而是“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由于这种“活动”是一种感性活动，因而，它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活动。由于“个人创造世界的活动和个人从世界获得的推动力”即能动性和受动性是辩证统一的，因而，现实的个人不以任何意识为前提，他自身的活动就是他的前提，他就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他没有任何根据，他自身的活动就是他的根据，也无需任何中介。
再次，现实的个人是直接的东西。在“我”的哲学中，“人”的统治“扩展到全部现存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扩展到现存个人的一切特性。”这种扩展，虽然是意识的扩展，但它是“直接的”。由于现实的个人的存在，直接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这些以一定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个人，就是他们，在一定的现实生活过程中，“发生了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从而形成一定的社会结构和国家，等等。所以，现实的个人作为直接的东西，像种子一样，它是最简单最基本的细胞。它作为植物的生命开端，包含在种子里的胚胎就是这一切的根据。在发展过程中，它不是“摆脱”“消灭”这些根据，或把它们“脱得精光”，也不只是把它看成自有的规定，它本身就是这一切的根据，并在发展过程中，获得越来越丰富的规定，最后当然不能只成为一个词，而是获得实际的圆满的结果。一言以蔽之，科学不仅“是”，而且“应当”从现实的个人开端。
黑格尔说：“开端必须是绝对的”，“它于是不可以任何东西为前提，必须不以任何东西为中介，也没有根据；不如说它本身倒应当是全部科学的根据。因此，它必须直接了当地是一个直接的东西，或者不如说，只是直接的东西本身。”〔28〕黑格尔那里的开端，是唯心的思辨的。与之相反，马克思的现实的个人，是把实践的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基础。一当马克思把现实的个人作为科学的开端，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就开始从这里生长和萌发出来。
马克思说：“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29〕。因此，个人的历史首先是个人生存方式，即人们满足其需要的方式的历史。因为人类生存的第一需要就是要满足吃、穿、住等，因而个人首先要从事生产活动来生产满足这种需要的生活资料。尽管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但是物质生活资料、生产方式总是这样那样地把他们联系起来。而且，他们都是“处在生产力和需要的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个人而发生交往的”。这就是说，不同历史阶段的个人的区分，是由以不同生产力为基础的交往方式决定的，不同的生产力就有不同的交往方式和不同的个人与个人的结合。因而，从人的生存方式出发，全部人类历史可以界定为古代的，以“人的依赖关系”为特征的交往方式下的古代个人；现代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交往方式下的现代个人；和未来社会，既摆脱了人的依赖关系，又摆脱物的依赖关系，以人的独立性和自由联合为特征的“全面发展的个人”〔30〕。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体系是：以现实的个人为开端，其结果或目标是“全面发展的个人”，联结这两端的是个人的生存方式即生产方式全部发展的逻辑进程。由此可见，历史唯物主义，不仅要把生产方式作为全部人类历史的动力，而且要始终关注和建设物质的和精神的“全面发展的个人”。这就是我们准确理解科学开端的全部的现实意义。
注释：
〔1〕〔5〕〔17〕〔18〕〔20〕〔21〕〔22〕〔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3、102、332、332、332、119、332、23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77页。
〔3〕〔4〕〔6〕〔7〕〔8〕〔9〕〔19〕〔24〕〔25〕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22、41、9、48、 65、83、15、15页。
〔10〕〔16〕[英]戴·麦克米伦：《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38、143～144页。
〔11〕〔23〕〔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3、12、 13页。
〔12〕〔13〕〔15〕[德]麦克斯·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5、164、407～408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13页。
〔27〕列宁：《哲学笔记》，第92页。
〔28〕黑格尔：《逻辑学》（上），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 第54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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