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致力于国强民富——世纪之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层思考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经济体制改革论文,国强民富论文,世纪之交论文,之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50年前，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光辉论著——《共产党宣言》问世，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将近70年后，资本主义链条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俄国崩溃了，人类社会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诞生了。在此后的30～40年间，资本主义体系及其所属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的无产阶级革命相继成功，一个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然而，当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刚刚跃过古稀之年，似乎再也无法支撑其乏力的身躯而骤然倒地，并在欧洲的社会主义阵营中产生了强大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而革命导师们早已预言“腐朽”、“垂死”了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在世纪之交再现生机。导致两大制度这种逆向运动的原因固然错综复杂，但起决定作用的却是经济因素，即近几十年来两大阵营经济发展状况上的明显差距，以及经济实力和人民富裕水平相对差距的拉大。
中国凭借改革开放的特殊优势，创造出来了前所未有（纵向比较）和举世瞩目（横向比较）的巨大成就，从而有效地抵御了“东欧剧变”的影响，高攀了社会主义的大旗。然而，这对于一个人均GDP仅有700余美元的大国来讲，仍然没有摘掉贫穷落后的帽子，从而在世纪之交的经济竞争中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摆脱这种压力的唯一出路是：国强民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惟有致力于国强民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一、“苏东剧变”的最大教训
“苏东剧变”是本世纪内发生的重大事件之一，它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国家和一切向往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教训和启迪。只有对这一剧变的根本原因作出正确的回答，才能有效地防止这种悲剧在其他幸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中重演。然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人们的认识和解释是极其浅薄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和平演变论”和“领袖个人责任论”。
所谓“和平演变论”，就是把“苏东剧变”的根本原因归结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结果，因此，社会主义国家要防止剧变发生，就要把主要精力置于抵御和防止西方发达国家的“和平演变”上，而不是认真研究和解决自己内部的问题。笔者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既不是“苏东剧变”的根本原因，也不是主要原因。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是截然对立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二者在理论上的斗争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之日起就存在了，军事斗争自“十月革命”后就开始了，“和平演变”则成为二战后斗争的主要形式。无论是“温和”的“和平演变”，还是流血的军事斗争，实质上都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对抗和斗争的不同形式。当军事斗争难以摧毁对方或使双方的生存都会受到威胁时，世界出现了“冷战”时代，“和平演变”成为两大制度相互斗争和对抗的主要形式。虽然“和平演变”是西方国家首先提出的斗争策略，但它事实上已成为当今世界两大制度对抗和斗争的共同策略。社会主义国家认为资本主义一定要灭亡，社会主义一定要取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则宣称本世纪内产生的社会主义将会在本世纪内消失，这不都是在“和平演变”吗？既然“和平演变”是两大阵营共同采取的斗争形式和策略，那么，问题的关键就不是西方国家“演变”了苏东国家，而是苏东国家为什么被西方国家“演变”了，而不是“演变”了西方国家？在战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苏联不仅推行“和平演变”的策略，而且对一些国家进行军事干预，但最后自己却遭到了被“演变”和分裂的下场，这不能不令人深思？其次，这种观点也无法说明，同是受到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为什么苏联和东欧国家垮掉了，而中国和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却没有垮。难道是西方国家忽略了对这些国家的演变或减小了演变的力度吗？再次，我们把“苏东剧变”的原因归结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却对“苏东剧变”感到“震惊”，他本人都没想到那么多的社会主义国家会在一夜之间迅速垮台和分裂。马克思过去设想的社会主义只能在若干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胜利未能实现，而若干个最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却同时垮台，这不能不令人深思。把西方国家推行“和平演变”策略视为“苏东剧变”的主要原因，不管其主观愿望如何，客观上都会夸大和美化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的作用，误导社会主义国家抵制“和平演变”的着力点
，这在认识上是浅薄的，实践中是有害的。
所谓“领袖个人责任论”，就是把“苏东剧变”的发生归罪于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和俄罗斯领导人叶利钦等领袖人物，认为他们分裂了苏联，葬送了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这也是一种极其乏力的解释。我们不否定领袖个人在“苏东剧变”中的重要影响和作用，但把“苏东剧变”这一震惊世界的大事视为领袖个人的意志和行为，未免过于简单。第一，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我们不仅不应该简单地用领袖个人的动机和行为来解释“苏东剧变”，相反，应该在东欧国家发生剧变前所存在的各种矛盾冲突中去寻找领袖个人行为与动机的根源。第二，戈尔巴乔夫等领导人不同于前苏联历史上的其他领导人，他们既没有列宁那种声望和权威，也没有斯大林那种铁的手腕，怎么能够设想他们个人的意志和行为就能左右整个东欧国家的局面，就能轻而易举地毁掉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呢？第三，戈尔巴乔夫等作为“十月革命”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领导人，长期接受的是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教育，戈本人又登上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最高宝座，如果仅从其个人意愿去解释，他有什么理由和必要把自己领导的大国搞成四分五裂，让自己统帅的共产党失去法定的领导地位，他本人亦由领袖沦为平民呢？在某种意义上讲，戈尔巴乔夫不仅不是“苏东剧变”的罪魁祸首，而且也是计划经济体制及其经济长期失误的牺牲品。
可见，“苏东剧变”的根本原因既不是来自外部的“和平演变”，也不在于其内部某个领导人的“新思维”，而是它内部所面临的一系列异常尖锐、深刻、复杂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的必然结果。这些矛盾集中到一点，就是经济发展的滞缓和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应有的改善。苏联在“十月革命”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在世界范围即属中等，此后，虽然宇宙飞船上了天，航空母舰下了海，各种核武器也应有尽有，可在军事大国的躯壳内裹藏的几乎是一个经济侏儒，人民长期为日常生活消费品的严重匮乏所困扰。自60、70年代起，苏东国家的经济发展基本上处于停滞徘徊状态，这与日、德等资本主义国家的迅速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苏东经济的停滞，预示着计划经济体制走到了尽头，但“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的思维定式束缚着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使他们只能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各式各样的修补和完善，而不敢从根本上放弃计划经济体制。从赫鲁晓夫的“工业管理体制改革”到勃列日涅夫的“新经济刺激”，无一不是如此。不敢跨越计划经济的雷池，当然也就无法根除计划经济体制的顽症，使死水般的经济生活展现生机。这种名为“改革”实为改良的屡屡失败，使大多数民众对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由失望走到绝望，最后只好也循着政治家、理论家们设计的“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思维定势，为取市场经济之花，而弃社会主义之木。这也正是戈氏主张和叶氏改革在前苏联和俄罗斯有着广泛社会基础的根本原因。
“苏东剧变”终于以其惨重的代价，向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和人民昭示了一个既极其深刻而又非常粗浅的道理：共产党执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也不过是使国家迅速强大、人民更加富裕的工具和手段，而不是终极目的；如果共产党及其所选择的社会主义制度做不到这一点，也就丧失了其存在的必要性。对“牛奶”和“面包”的渴望与追求，构成了苏联人民在本世纪20年代选择社会主义和80年代放弃社会主义的同一动因。放弃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最佳的选择，转向资本主义也不等于是最好的出路，但是，当僵死的计划经济制度长期不能给广大人民带来更多的“牛奶”和“面包”时，人民群众能够容忍这种体制并拥护维持这种体制的执政党吗？苏东国家的共产党能不认真反思自己而对老百姓的觉悟品头论足吗？其他幸存的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执政党能不引以为戒而去指责这些国家的政党、领袖和广大民众吗？
别国交学费，中国长见识。“苏东剧变”给予我们的最大的启示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必须致力于国强民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致力于国强民富。
二、世界大潮的深刻启示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但是，和平并非意味着风平浪静，两大制度斗争的重点虽由军事对抗转向经济竞赛，但其威力并不亚于军事战争，甚至远远超过军事战争。军事战争直接推毁的是国家的领土和人的肉体，而经济战争则可从根本上毁掉社会制度和人们的理念。由此可见，在发展这一主题中，经济发展仍然居于首要和核心的地位。在和平与发展的国际大环境下，二战后的人类世界呈现出三大潮流，并对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着愈来愈大的影响。立足于世纪之交，俯瞰于世界大潮，沉思于中国改革的攻坚之战，将会使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思路更为清晰。
大潮之一：国家追求经济增长。
两次世界大战、战后两大体系的对抗及世界局部冲突的不断发生，使愈来愈多的国家在一次又一次的血腥味中感受到了落后就被动、受气乃至挨打的气氛，从而愈来愈重视经济发展，并使追求经济增长拓展一种世界潮流。许多国家为了追求经济增长，甚至“不择手段”，进而在全球范围又衍生出了改革的大潮。美、日、西欧是全球最发达、最富有的国家和地区，但为了追求经济增长，二战后仍要对传统的资本主义进行“革新”，为其注入活力。例如，在微观经济组织内，不少资本家放弃了对企业财产所有权的独自垄断或联合垄断，千方百计鼓励员工入股，甚至向员工奖励股份或分享利润，试图以此构建劳资双方的利益共同体，缓解劳资矛盾。在宏观经济调节体系中，发达国家普遍放弃了“自由放任”的政策，实行各种形式的国家干预，甚至借鉴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管理的经验，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引入了计划调节或指导，并且收到了较好的成效。作为重要的宏观调控力量的国有经济，发达国家也未采取“一成不变”的僵化态度，而是“视其利弊，为我所用”，时而扩张，时而收缩，甚至将铁路、航空、电信等过去认为必须由政府掌管或垄断的行业，也推向了“私有化”的轨道。社会主义国家中经济最发达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由于近30年来经济发展的滞缓，拉大了与西方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加之数次改革不见成效，竟然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饥不择食地转向了资本主义。苏东国家走什么路别国无权指责，其成败得失最终亦要由实践来检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们也不是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而转向资本主义制度，而是为了把本国的经济搞上去。这一点恰恰为许多人所忽视。第三世界的国家也在变，许多国家已经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改革，但总的取向是“万变皆为求发展”，即更快、更好地发展本国经济，使自己与当今世界的这一大潮合拍。
40余年来，在这个世界性的大潮面前，有些国家浮起，有些国家沉去，也有些国家时起时伏，从而以其骄傲的成就或惨痛的教训向世界展示了一个伟大的真理：顺者昌，逆者衰，久逆则亡。反思我国的历程，何尝不是如此。中国自1957至1976长达20年间的逆潮流而动，几乎把整个国民经济推向崩溃。70年代末期，邓小平带领全国人民拨乱反正，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实行了改革开放，终于使世纪之交的中国开始由人口大国向经济大国迈进，人民由温饱跨入小康。尽管中国的经济发展在这20年间取得了前所未有和举世瞩目的显著成就，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仍然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解放思想和改革也并非中国一国在进行，为了加快发展，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都在程度不同地解放思想和进行各种各样的改革；特别是面对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中国在世纪之交所面临的压力、困难和挑战仍然远远大于其机遇。在这紧迫的国际环境和汹涌澎湃的世界大潮面前，中国的经济改革惟有以国强民富为取向，大胆解放思想，不断突破创新，才有可能使我们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大潮之二：人民追求物质利益。
在国家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世界各国人民都在追求自己的物质利益，从而成为当今世界只能顺应而不能阻止的又一大潮流。劳动者追求物质利益，就是追求更好的工作条件和更高的劳动报酬。社会主义国家过去只讲国家利益和群体利益，不允许强调个人利益，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一的公有制经济更是剥夺了劳动者个人进行选择的权利和起码的外部条件，现在则从根本上得到了改变。中国有句俗语：“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导致了人们跨地区、跨行业的流动，在开放的条件下甚至出现了各种形式的跨国流动。优秀人才的跨国流动，既可给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快速发展带来机遇，也可带来压力。一般说来，经济发展水平愈高的国家和地区愈易于吸引人才，经济发展水平愈低的国家和地区愈易于流失人才。各种非经济手段的实施虽然可以使人才流动的“马太效应”受到某些抑制，但却难以根本奏效。例如，当年的东德为了阻止老百姓流向西德，费尽心机地修筑了柏林墙，可是，一些东德人为了流动，甚至不惜打起了“地道战”，玩起了“撑杆跳”，最终则仍以柏林墙的垮塌而告终。又如，在60、70年代中，中国大陆政治动荡，经济困难，广东、福建的一些老百姓以各种形式逃往台湾、香港，被抓后往往要以“投敌叛国”论处，本人乃至全家人都要享受“无产阶级专政”的待遇，但仍有不少人冒死逃了出去。而改革开放之后，大陆政治稳定，经济欣欣向荣，这些地区的人民群众率先致富，虽与台湾省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相比仍有一定的经济差距，但绝大多数人安居乐业，非法外流现象已大大减少。再如，50年代中，我国与苏联的经济差距大，人们羡慕苏联人的“土豆烧牛肉”，真诚地“学习苏联老大哥”，并以到苏联学习和工作为荣。然而，30多年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却吸引了一部分俄罗斯人到中国作“打工仔”。这些都充分说明，因追求物质利益而引起的这种跨地区、跨国家的流动，最终只能用物质利益的满足来解决。
世纪之交，当中国正在向知识经济时代迈进并急需大量人才的关键时刻，却面临着知识人才、特别是青年知识人才严重外流的巨大压力。2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和提高，但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这种经济差距，诱导着我国知识界、体育界等领域中的不少优秀人才流向了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使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受到了不利的影响。要使这种流动得到抑制，单靠思想政治工作和爱国主义教育是远远不够的，行政控制手段的效果也是极其有限的，关闭开放的大门更是行不通的，因此，唯一治本的办法是：加快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缓小同发达国家间的经济差距。这也就再一次说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致力于国强民富。
大潮之三：用经济手段调节民族矛盾。
无论是在不同的国家之间还是在一个国家的内部，几乎都存在着不同民族、种族或群体之间的矛盾与摩擦。从海湾战争、波黑战火、苏联解体、北非枪声、洛杉矶黑人暴力事件，到近期印尼的骚乱，无一不显示出这种矛盾与摩擦。对战后、特别是近10年来发生的这些重大矛盾与事件进行透视，似乎有三大特点更令人深思。一是导致这些矛盾的原因十分复杂，往往是由历史与现实的、政治与经济的、文化与信仰的等多方面因素汇集而成，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经济利益上的差异与冲突起到了主要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二是不发达国家和地区中出现的这些矛盾及其激化的程度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和地区。三是在欧洲的原社会主义国家中，由于过去长时期的高压政治统治和经济停滞不前，使得其内部沉积的矛盾太多、太深、太久，在“苏东剧变”后出现了总爆发，国家与民族发生分裂，战火纷飞，从而与西欧诸国经济上的日趋一体化及欧元的即将问世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经济利益上诸种矛盾的形成，普遍有两个原因：一是国家整体经济发展状况不佳，“蛋糕”没有做大，影响了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间经济利益的协调能力；二是在既定的“蛋糕”规模中，“切割”的不合理，引起了一些地区和一部分人的不满。因此，缓解这些矛盾的根本途径，一是全力以赴地发展经济，千方百计把“蛋糕”做大，二是“蛋糕”尽可能切割的合理，注意对落后地区和少数民族进行适当的倾斜。在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下，经济利益上的矛盾最好用经济的办法去协调，以免激化矛盾甚至导致内战内乱。在这方面，有两大范例堪称为本世纪最为成功的典型。一是“两个德国”的统一。即西德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以对东德进行大量的、长期的“输血”为条件，换取了两个德国的和平统一。二是香港顺利回归中国。香港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高于大陆，中国没有必要也不可能用大“输血”的办法解决香港回归后的稳定与繁荣问题，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的方针，妥善地处理了大陆与香港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实现了香港的顺利回归。实行“一国两制”，实质上就是承认经济差距和生活方式的差距，不让发达地区和生活水平高的人吃亏，这也就为台湾和澳门的回归提供了成功的样板。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中国的陆疆边境，居住着的几乎都是少数民族。建国近50年来，中国的民族关系是处理得比较好的。究其主要原因，一是党和政府政治上的开明，即一贯主张和维护各民族的平等与团结，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民族歧视，提高了少数民族的政治地位；二是经济上舍得花钱，即党和政府大力支持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改善他们的交通、生产、生活、居住、文化、教育、卫生等各个方面的条件，特别是在国家还很贫穷的条件下，在民族地区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超常规发展。但是，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我们的周边国家也在变，我们只有让少数民族地区较毗邻国家和地区发展得更快更好，中国各民族之间长期、稳固的团结与和谐才有坚实的基础。而民族地区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全国的支持和帮助。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惟有致力于国强民富，国民经济快速发展，才能给广大少数民族地区予更多、更好的支持。同样，台湾省回归祖国在岛内遇到了各个方面和各种各样的阻力，原因极其复杂，但一个不容回避的基本事实就是，台湾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在很大程度上高于大陆而不是相反。能否设想：如果大陆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高于台湾省，情形又是如何呢？能否再作这样的设想：如果今后大陆经济发展的速度不是继续超过而是落后于台湾省，两岸和平统一的阻力是会增大还是减少呢？
三、中国共产党的神圣使命
国强民富不仅是我们从“苏东剧变”中获知的最大的经验教训，二战后国际大潮中得到的深刻启示，而且也是时代和中华民族赋予中国共产党的神圣使命。能否尽快把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也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严峻考验。
1840年，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史耻辱的一页。在此后的100余年中，几乎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都打过中国。包括葡萄牙、西班牙等资本主义的小国，都曾经远道重洋来打我们。旧中国为什么挨打？毛泽东同志曾经作过极为深刻而又精辟的剖析，总结出两大原因：即社会制度的腐败和经济上的落后，而归根到底则是经济上的落后。当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光荣诞生，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的时候，这位世界巨人深知，从政治上来讲，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翻了身，作了主，建立了自己政权，的确是站立起来了，但从经济上来看，中国人面临的仍然是一个贫穷落后的烂摊子，这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中是站立不稳的。为此，他反复告诫全党：“落后就要挨打”，长期落后就要被“开除球籍”。为了尽快摆脱经济落后的局面，毛泽东在领导全国人民成功地进行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之后，又相继为我们党制定了“一化三改”的总路线，“赶美超英”的发展战略，以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甚至发动了“大跃进”。这些过急、过快，不切实际，甚至完全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政策主张和实际做法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重大损失是众所周知的，但是，透过这些失误，我们所看到的不正是一个伟大领袖亟待国家强大和人民富裕的焦躁心理和良苦用心吗？
从50年代末期开始直到“文革”结束的近20年间，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毛泽东本人及我们的党都偏离了“八大”确立的发展轨道，工作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致力于国强民富，而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接二连三地大搞政治运动，直到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果，不仅使我们的经济建设耽误了20年的时间，拉大了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经济差距，以致于中国人民在新中国成立后近30年的时间内不能真正解决温饱问题，而且，使绝大多数中国人留下了严重的“内伤”；即思想僵化，思维公式化，遇事先要问个“姓氏”。
1978年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的逐步确立，使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中国共产党重新开始向她的人民履行自己的使命。经过20年的努力，当新的世纪来临之际，中国共产党终于向全中国人民和世界上一切关心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们递交了一份令人鼓舞的答卷：国家的经济实力（ GDP总量，未包括港、澳、台）跃居世界第7位（1997年），人民生活达到了小康水平。
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的使命还远远没有完结，在某种意义上讲也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仍然是当今世界较为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比较低，国家的实力也不那么强大，因此，中国共产党的近期使命就是：在下个世纪中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100周年之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使10多亿中国人民真正从经济上“站立起来”。只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共产党只有领导中国人民尽快完成了现代化大大业，把社会主义制度真正建立在现代化的坚实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得到巩固。一句话：惟有致力于国家的强大和人民的富裕，中国共产党才有希望，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才有希望，全世界最大的中华民族才有希望。
把“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致力于国强民富”作为一个重要的命题提出并在此着力论述，似乎是在浪费笔墨和读者的精力，因为任何一个政党和民族只要头脑正常，都会致力于国强民富，何况是自诞生之日起就受难于危命之际的中国共产党和历史上曾在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遥遥领先于世界的中国人民？然而，由于过去长时期受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束缚和极“左”思潮的禁锢，许多干部和群众的头脑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凡事先问姓“社”姓“资”或姓“公”姓“私”的思维定式，并依“姓氏”决定取舍，“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中国至今仍然是一个人均GDP只有700多美元的贫穷落后国家，全世界最大的人口大国在经济上却达不到自己应有的位置，军事上也是当今世界唯一没有航空母舰的大国，可见，强国富民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来讲是何等的紧迫！难道中国还有比这更为重要、更为紧迫的事情吗？难到贫穷的社会主义不是比富裕的资本主义更可怕而是更荣耀吗？马克思开创了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它只是给我们开辟了一条社会加快发展和人类真正获得幸福的通道，而不是给了我们一个自我欣赏的宝物，更不是让我们把它当作教条。中国的革命者用鲜血换取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伟大真理，是让人民懂得，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我们国强民富。在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主义也只是让中国强大和人民富裕的途径和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也就是说，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生命力如何，归根到底就看它能否尽快达到这一目标。脱离这一目标来奢谈什么“主义”，离开“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去评判什么“主义”，实际上就是把过去那种僵化、教条、缺乏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模式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以此为标准去评判改革开放后创建的具有中国特色而又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岂能不阻止我们快速前进的步伐，中国何以能兴旺发达，最终岂不是要亡党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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