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民间伦理与近代化之比较——对19世纪中叶上海和长崎社会风尚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崎论文,上海论文,风尚论文,伦理论文,中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日两国在近代化起步时，同奉儒家伦理为正统，但近代化的命运却截然不同。本文通过对19世纪中叶上海和长崎社会风尚的考察，谈了作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作者认为，中日两国由于社会基础不同，民间伦理具有各自不同的结构和内涵，这就导致了上海和长崎民间社会在与西方文明接触时，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社会风习和伦理结构的变化。
在关于东亚传统文化与近代化的讨论中，一些学者基于东亚某些地区经济崛起的事实，提出东亚汉文化圈的儒家民间世俗伦理，与韦伯所说的近代资本主义精神有内在的一致性，因而对于同化资本主义有较多的正面作用。然而，如果考察一下东亚各国近代化的实际进程，就会发现，各国以儒教为主导的民间伦理不仅内涵有许多不同，而且在近代化中的作用也差异极大，这一点特别在与近代西方接触的早期更为显明。如在日本，民间儒家伦理对于同化资本主义可以说是相当成功的，相比之下，在中国则不能说成功。那么，为什么中国和日本在近代化起步时，同奉儒家伦理为正统，而其命运却如此不同呢？下面就通过对19世纪中叶上海和长崎这两个中日早期通商城市的不同的社会风尚——这一民众群体性的行为方式，及由此反映的民间伦理的不同结构及其变化作一番考察比较，大概会加深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一、19世纪中叶的上海与长崎
上海和长崎都是在19世纪40和50年代以后，分别作为中国和日本最早开放的通商口岸，随着通商贸易的急剧增长，而迅速发展为以对外贸易为中心的商务繁盛的近代商业性城市。两个城市的发展背景和格局有所不同：从历史背景看，上海虽然在清初以前曾经有海上的对外贸易，但海禁以后即断绝了与外国的来往，只是在1842年辟为通商口岸后，才开始与西方文明接触；长崎作为锁国时期日本唯一仅存的通商口岸，一直与中国和荷兰保持着少量的贸易往来，因而与西方文明一直有着有限但又毕竟未断的一点联系。到正式开港后，上海发展成以移民为主，华洋混居，以外国人控制的租界为中心的城市格局；长崎仍然是土著居民为主，虽然有外国商馆、居留地，但本地社会仍然处于官方的有效控制之下。除了上述不同点外，两处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它们都是普通民众与西方近代商业文明最早接触，并首先开始商业化的地区。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社会变化，对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了冲击，人们的观念和行为方式都发生了某些变化。由于两地都距离首都——即国家政治中心较远，故而能够较为独立地发展，更能体现民众社会及民间伦理发生变化的自然状态。
但是，在上海和长崎，这种变化从形式到内容都有很大的差异。中国和日本都尊奉儒家伦理为正统，但由于社会基础不同，即在中国是基于小农经济、家族主义和官僚专制制度，而在日本则是基于幕藩体制下的封建领主等级身份制度之上，这就使民间伦理具有不同的内在结构，导致了两地民众在与西方文明接触、开始近代商业化的过程中有截然不同的行为选择，民间社会出现了不同的风气和时尚，由此反映了中日民间伦理在近代化过程中的一些内在差别。
在上海，由于以对外贸易为中心的开放性商业代替了传统封闭性的城镇商业，个人流动和社会化联系代替了以往的血缘为核心的家族、乡邻关系，再加上租界地区官方控制和约束力的松弛，使正统儒家伦理的社会基础受到根本性动摇，其约束力的效能大为减弱，出现了一些背离正统伦理的社会风尚。而在长崎，原来的社会等级制和民间正统伦理，最初并未同商业化形成正面冲突，所以民间社会在适应新变化的同时，形成了一些在传统伦理基础上的新风气，这些又是与上海截然不同的。下面就从职业结构、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几方面，对上海和长崎通商初期的民间新风习作一比较分析，以探讨中日两国民间伦理的内在差别。
二、职业结构上的四民趋商与职业分化
中国和日本传统的社会职业结构都区分为“四民”，即士、农、工、商，与此相应的是儒家的四民等级职业伦理观。在中国，四民身份和职业并非固定，可以互相流动，而在日本则是世袭继承，不能随意改变的。这种制度的不同及所形成的不同的职业伦理观念，导致两地民间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同的职业变动趋向，使社会职业结构发生了不同的变化。
在上海，随着商业的发展及外地人的大量流入，出现了人争经商、群趋从商的风尚。虽然正统观念中商为“四民之末”，素有“轻商”、“贱商”的传统，民间传统择业顺序也是把从商列于读书为士和务农之后的，明清时期的童蒙读物中多有“人生世间，耕读当先”，“无田无地学买卖”等关于择业方面的内容即为例证。但是这时期来上海的人们，由于商业机会的增多和有利可图，无论士庶农工，皆群趋而从商，或自开店铺，或受雇于商家，四民皆向商业性行业流动，导致商业的骤兴。5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人办的各种商号店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当时记载多有“店铺林立”、“商贾云集”之谓，这并非夸张。此地绝大多数居民都是靠商业为生的，许多人离乡背井，弃学弃农，来到这里，就是要寻找从商谋生的职业。
这种明显背离正统择业观念的风气，一方面促进了新商业的发展，使商业成为传统社会接纳西方文明的突破口，对近代化具有一定的正面作用。同时，也产生了负面的效果：第一是导致商业的畸形发展，人才过于向商业集中，而其他有关的行业，特别是对于近代化具有重要意义的近代科技知识的引进和传播及新式制造业，在民间并未得到相应的发展。在这一时期的上海，只有少数人士接受西学，在西人事业或江南制造局中，担任新式文化职业，他们还由于学西学而受到士林的鄙视，而民间士人则大多改业从商。民间工匠则因缺乏职业性传统，文化素质低下，难以向新式制造业转换。这种择业趋向的单一性，使社会缺乏必要的分工，在与外来资本主义经济因素接触时，缺乏与商业发展相应的近代科技和民间工业的协调发展。第二是从商人本身来看，由于大量行业外人员加入，使原有的商人职业伦理传统被削弱，商人的素质低劣化，导致投机性商业活动泛滥，这十分不利于近代商业的健康发展。
再来比较一下日本长崎的情况。在世袭等级身份制度的制约下，日本士农工商四民的正统身份观念是有制度保证的，特别是食俸的武士与庶民之间的界线很分明，不能随意流动。人们因此也形成了对本身职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所以，商业化的发展及与西方文明的接触，在长崎并没有发生如上海那样四民集中流向商业的择业风尚，这里的变化最初是在武士、商人和手工业者（即所谓“町人”）各职业的内部发生的。
从商人来看，由于对外贸易的商务往往由拥有独占权的商人世家控制，所以虽然伴随对外贸易的增加，外地来此经商的商人也有所增多，但其他行业的人却不可能大量地流入商业。只是更多的商人由原来的传统国内贸易扩展到对外贸易的代理、经销、转运等业务，与洋商及外国商馆打交道，商务活动的范围和规模扩大，由传统型商人向近代开放型商人转变。
在民间手工制造业，长崎的町人承继了锁国时期形成的仿造外国制品的风气，出现了许多“舶来物和国产”——即以仿造“舶来品”而形成的“特产”行业。除了仿自中国的不少手工制品外，仿自西洋的也有不少，如眼镜业、玻璃制品、钟表、医学外科器具、天文器具及西洋食品如南蛮果子、南蛮渍等。在长崎，这些特产的制作往往是世家传承的，这些“长崎特产”以其独特的外国风格而闻名全国，行销于各地。
在武士阶层，则出现了争相学习“洋学”——即西方科技文化知识的风气。首先是“兵学”，即西洋兵法和军器制造。早在30—40年代之交，在西洋船舰开始叩关、中国传来鸦片战争的消息时，长崎得风气之先，武士中即已兴起加强“海防”的议论，出现了著名兵学家高岛秋帆，研习西方兵学，有一百多名弟子从学其门下，练习西洋兵法，讲求兵器制造，其门生还建造了反射炉铸造大炮。1841年他曾受幕府之召，率一百余名学生，带着枪炮到江户去传授兵学。他的“高岛流炮术”闻名全国，许多其他地方的武士到长崎从学于其门下。其次是“语学”，即外国语言文字。许多武士向居于洋馆的西洋人或懂外语的“通事”求学外语，出现了不少懂外语的人才，有的被官方任为翻译，有的为洋商或民间服务，有的则自行研习西学或翻译西书。再次是医学，这是从早就有的“兰医”（即荷兰医学）发展起来的，主要是西医外科，出现许多“兰医塾”，长崎的西医外科是全国著名的。许多武士不只学习一种洋学，往往是多学并习，如这时的医学塾不少已从医学扩展到一般性科学的学习。在风行学习洋学的长崎武士中，出现了许多擅长兵学、语学、医学和科技等各类洋学的专门家，闻名于全国。民间开办了许多专门学习兵学、语学、医学等的“洋学塾”，比较著名的如：兵学方面的“秋帆塾”，医学方面的“精得馆”及语学方面的“致远馆”等。这些学塾除了本地人争相从学之外，还吸引了许多其他地方的武士来此地“游学”。1855年，官方在长崎开办了“海军传习所”，第一期学员中，即有幕府和其他各藩派来的166人从学。〔1〕长崎很快成为全国的洋学中心。由于学习洋学的风行，武士身分也发生了职业分化，出现了军人、科学者（包括医生）、外语专门家等新职业，一些武士还为了富国而经商。随着武士的职业分化，武士和庶民的业务界线已变得不明确了，原有的社会职业结构发生了变化。
由此可见，在商业化的冲击下，上海出现了背离传统择业观，四民趋商，造成社会职业集中于商业的单一性趋向，而长崎的市民则仍在传统职业观的支配下，适应新的社会需要，其职业的变化是先从各职业的内部开始，由职业的分化而后引起职业结构的变化，这种与实际需要相随而形成的新的职业分工，对接纳西方近代文明，向近代化发展较为有利。
三、生活方式上的奢华之风与节俭传统
儒家伦理提倡节约、勤俭、节制人生欲望，这种传统深深扎根于中日民间的生活伦理之中，所以，中国和日本人民均以生活节俭而著称。然而，在这时期的上海居民中，却出现了无论贫富而争趋奢华、生活靡费的风尚。在六七十年代上海的报刊、笔记等记载中，到处可见奢糜之风盛行的记述，上至富商大贾，下到士庶仆役，人们群趋奢华，逞豪斗富，争逐糜费，追求享乐，此风之盛常令初来上海之人吃惊不已。当时上海的报纸《上海新报》和《申报》上，常连篇累牍地刊登描述上海洋场繁华奢糜的文字，特别是这一时期出自民间文人之手的大量通俗竹枝词，大多是描述这方面的内容。这种奢华享乐风气的盛行，造成该地娱乐消遣业的大盛，烟馆、妓馆、酒楼、戏馆、赌馆等不计其数。如妓馆，据1869年10月23日《上海新报》报道，上海较大的妓馆，即所谓“堂名”就有数千家，加上较小的无名号的“花烟间”等，妓女不下万余人。再如烟馆，据1872年5月25日《申报》报道， 当时上海共有烟馆1700余家。故而有人把上海这些娱乐业称为“销金窟”。有人撰文列举人们的这种追求奢华的风尚：“不分贵贱，出必乘舆，有家中无米为炊，而犹高坐蓝呢之轿者。”“一入酒家，争尝者燕窝鱼翅。……徒慕贵重之虚名，而不求饮食之真味。”〔2〕许多人无论有钱无钱， 为了炫耀摆阔，衣服争穿华贵的，出门不坐独轮车而必要乘轿，甚至狎妓争狎高等的，看戏必要坐上座。这种习尚与正统伦理所提倡的“节俭”观念背道而驰。
这种风气产生的主要原因是，随着社会流动，家族关系的解体和商业化生活的盛行，人们为家族创基业的责任感随之淡化，受家族伦理约束的机制松弛，因此产生了“知足”和及时行乐的生活观念。而随着商业化，人们的价值观发生变化，原来基于封建特权之上的等级身份价值观被金钱所取代，金钱的多少成为衡量一个人社会价值的标准，遂出现炫耀式的消费风气。特别是那些原来出身贫贱、如今新富起来的商人，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份，显示自己的成功，而不惜一掷千金，进行炫耀式消费。风气所向，使一些原非有钱之人，一旦稍有积蓄，也便为了虚荣和体面而逞意挥霍，导致这种奢华风习弥漫于民间生活。这种非理性的消费态度，显然是十分不利于资本的积累和增殖，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的。
在长崎，却没有出现这种全民奢华的风气。虽然由于商业的发达，这里居民的生活消费比其他地方显得奢侈一些，特别是一些富商大贾中，也存在着某些过于奢侈和炫耀外观的现象，但到这一时期，民间却出现了抑制奢侈消费，提倡节俭生活的风气。
其原因大致有三：第一，由于社会职业结构的稳定性继承，使原来的传统道德得以维系。武士由于海防负担的加重，由原来流于奢靡的倾向转而重归提倡节俭，武士阶层的节俭之风对庶民具有榜样的作用。即使在商人内部，由于维持着正常的商业活动和竞争机制，包括节俭在内的传统伦理，在中小商人中仍然有效地发挥着作用。第二，从社会环境看，由于30年代以后，日本发生了多次大灾荒和大饥馑，民间兴起“备荒论”和“救荒论”，同时，城市居民中的奢侈消费也被人们作为造成饥荒的一个因素而受到批评，这些对城市居民的生活态度都有一定的影响。此外，由于伴随对外贸易的发展，输出农产品增加，导致生活资料物价腾贵，也促使人们更加节俭地安排生活开支。第三，自海防问题日益严重以后，官方更感节约资财以充实海防的必要，也加强了对民众生活消费的约束。幕府曾多次发布“俭约令”，命令“全国严守节俭素质，专力尽于国防”〔3〕。长崎地方官在40年代以后， 也曾多次通令禁止居民在生活消费方面的种种过奢风习，禁令对人们的衣食住行和娱乐都作了具体规定，从妇女的头饰、鞋袜不许用天鹅绒等高档质料起，到不许使用银制器具，不许在婚姻、继嗣、送葬及宗教活动时大事铺张，直至禁止赌博、骨牌、斗鸡等娱乐活动，可谓具体而详备〔4〕。 这一时期长崎市民中重新提倡和恢复节俭传统的风气，无疑有利于资本的积累和工商业的发展。
四、社会人际关系上的欺诈之风与忠义道德的重振
中国和日本都遵奉儒家强调的人际关系上的道德伦理，提倡君臣父子朋友间的“忠孝信义”。但在两国维系这种伦理关系的社会基础和纽带有所不同，因此各自强调的内容和涵义也有所不同，并在与西方文明接触过程中也发生了不同的变化。
在中国，“三纲六纪”等一套道德伦理准则，是一种以家族关系为核心的层层外推的人际伦理关系，亲缘主义是维系这种关系的主要纽带，因此更加强调对父母家长的孝，对家族的责任，及亲族、同乡、师生、同学等亲缘关系圈内的互惠互助的道德义务。商人之间也以亲缘业缘为基础，形成了讲诚信、重信义的商人伦理。然而，这样一种基于亲缘关系之上的义务伦理，只在亲缘关系网中的确定范围内有其效能。而在通商后的上海，由于社会流动造成的个人独立交往取代亲缘关系而成为社会关系的主轴，使原有的“诚信”等人际交往准则的道德约束丧失了效力，同时，在伦理传统中又缺乏作为独立社会人的个人伦理，因此，人际交往中出现了没有道德约束、不择手段以谋私利的“欺诈奸伪”之风盛行的局面。无论是作买卖还是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不讲诚信，多行欺诈，巧伪诳骗的现象非常普遍，甚至不再顾及亲情、友情，当时报纸上多有各种坑蒙拐骗事件的报道，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初来此地者，往往上当受骗，甚至亲朋之间也不免。时人有言：“往来于洋泾浜者，大抵皆利徒耳，贪、争、诈三者，无一不备，目中所见言端行信之人，卒未一遇。……利之所在，则不知有友谊矣。”〔5〕一人戏作《孔方兄传》以讽刺上海人的弄钱之道云：“孔方兄之所最恶者，仁义廉耻也；最喜者，奸刁巨滑也。”〔6〕有人记上海商业欺伪之风的种种表现道：“遇有顾客，遂百出其计以欺之，搀售低货也，高抬价值也，混用伪币也，种种伎俩，匪夷所思。至礼貌疏脱，语言侮慢之怪状，则尤数见不鲜。”〔7〕这种人际交往和商业活动中“诚信”道德的失落，导致商业中的投机性因素大为增加，显然不利于商业的正常发展。
再来看长崎。日本的社会关系伦理，是以身份等级和上下义务关系为基础的，强调社会阶层之间的纵向伦理关系，即下对上的“忠”及“报恩”的本分和义务。被尊为“四民之首”、作为道德伦理表率的武士，靠“公家”（主家）——即幕府、藩主等发给的俸禄为生，他们一般不能从事其他庶民的职业，而保持对“公家”的义务，武士的“本分”即是：“忠孝第一，体节义，重廉耻，励弓马剑枪之武艺，以备有事之秋课以义务，并以此保持其地位，为其责任。庶民若行非礼之事，有可当即一刀斩杀之特权。”〔8〕然而，到江户中叶以后， 由于长期无战事，及下级武士的贫困化，武士对“公家”的义务关系有所减弱，义务伦理、节义观念也日渐淡薄，出现了所谓“纲纪废弛”、“士风颓废”、武士道德下降的情况。此外，长崎作为以商业著称、商人云集之地，虽然也有一些如“长于交际，巧于辞令”〔9〕等商业性的交往习惯， 但由于商人均为世家，一般都保持着基本的商业道德，并未因商业的发展而出现明显的道德衰坏。在武士中间，则随着“海防论”的兴起，出现了重振“忠义”伦理和武士道德的趋向。西人叩关对国家安全形成的威胁，重新唤起了武士们对保护国家的义务责任感，正是在这种义务感的驱使下，才出现了武士们自觉争相习兵法、学洋学的风气。首先带头学习西洋兵法的高岛秋帆，就称自己率先习炮术的动机是“酬报国恩于万分之一”，认为是自身作为“皇国神武之羽翼”应尽的义务。这样，就使为国家强兵富国而习兵法、学洋学及干实业等新的事业，通过“报恩”、“忠义”观念的重振，而上升为作为武士的“本分”的地位。〔10〕由此，在长崎武士集团中，兴起了以学习掌握对国家有用的实际军事、科学技术、外语技能等作为向国家“尽忠”，实现自身义务的责任伦理观念。正是由于武士阶层一直有对国尽“忠”，对上（即公家）尽义务的责任伦理传统，所以才在西方侵略威胁之际，国家的“海防”需要成为重振武士道德的新基点，对于近代化产生了强大的推动力。这种以社会阶层间的纵向义务关系为基础的个人社会责任伦理，为日本人同化资本主义文明提供了良好的先期条件。
五、结语
由以上对上海和长崎社会风尚与民间伦理的分析比较，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中国和日本的民间伦理虽然都是以儒家伦理为主的，但由于两者的社会基础不同，而具有各自不同的结构和内涵，这就导致了上海和长崎民间社会在与西方文明接触时，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社会风习和伦理结构的变化。
第二，长崎的社会结构关系及传统民间伦理体系，在职业的使命感、理性化的职业伦理和作为社会人的个人伦理方面，与韦伯所说的近代资本主义精神有较多的内在一致性，因此在与西方接触时发生了有利的转化，对于同化资本主义产生了较多的正面作用。
第三，与长崎不同的是，上海在近代商业化的冲击下，原来以家族关系为基础的传统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因此基于其上的正统儒家伦理不能有效地进行积极转化，导致非正统、非理性、非道德的泛滥，这使民间伦理状况与近代商业化所需要的资本主义精神缺乏内在的一致性，无法促使引进的近代商业因素健康地成长。由此可见，上海城市的近代化，只是依靠对传统伦理的继承是难以健康发展的，尚需要进行创新，建立适合于新的社会结构关系的伦理体系。
注释：
〔1〕沼田次郎：《洋学传来の历史》，岩波书店1960年版，第168页。
〔2〕《申江陋习》，见1873年4月18日《申报》。
〔3〕长崎市役所编：《长崎と海外文化》，1926年版， 第139 页。
〔4〕《幕府时代の长崎》，长崎市役所1903年版，第143页。
〔5〕《王韬日记》1858年12月29日。
〔6〕1872年12月20日《申报》。
〔7〕徐珂：《清稗类钞》第5册，中华书局版，第2320页。
〔8〕斋藤隆三：《江户时代の风俗》，岩波书店1934年版，第7页。
〔9〕《幕府时代の长崎》第252页。
〔10〕林屋辰三郎：《幕末文化の研究》，岩波书店1978年版，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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