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S型曲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发展中国家论文,曲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就55个发展中国家在1970-1985年间主要宏观经济变量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一国人均GNP增长受到国内储蓄率、人力资本投资率、出口增长率、人口增长率、外债实际利率等经济结构性参数的影响。如果把国内储蓄率一次性提高10个百分点，通过把储蓄转化为生产性投资，就会使这一财政年度人均GNP提高1.2个百分点。
现阶段发展中国家总储蓄率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为经济建设提供了必要的投资资金。特别是东亚和东南亚几个主要国家和地区，总储蓄率通常在35%左右，与此相伴随，总投资率也在35%左右，居世界各国前列，成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高速增长的物质基础。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3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由百分之二十几上升到百分之三十几，而印度、菲律宾和巴基斯坦3国的总储蓄率和总投资率平均比上述国家（地区）低10-20个百分点。90年代菲律宾储蓄率和投资率进一步下降，由于国内资金形成窘困，经济增长自然受到限制，1992年经济增长率为零。
发展国民储蓄，把储蓄尽可能地转化为投资，推动国民经济稳定增长，在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是有差异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各国人均GNP差距很大。如1991年，香港和新加坡的人均GNP已超过1万美元，台湾省达8815美元，韩国达6253美元。而有些贫穷国家的人均GNP仍徘徊在500美元以下。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根据发展中国家人均GNP的不同水平，将它们划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1)高收入国家：人均GNP在1100美元以上；(2)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NP在560-1100美元之间；(3)低收入国家：人均GNP在560美元以下。
他们还通过研究显示，如果国内储蓄率一次性提高10个百分点，通过把储蓄转化为投资，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均GNP增长率就会提高1-2个百分点；在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均GNP增长率就会提高3-4个百点；但对低收入国家人均GNP增长率的影响却很小。
为什么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均GNP增长率提高幅度，不仅高于低收入国家，而且高于高收入国家的1倍呢？这一现象说明了什么？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又是什么？
一、增长阶段与人均GN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
实际观察和理论探讨都表现，增长阶段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美国经济学家克里斯滕森(Kristensen)在1974年曾经从理论上提出过这种关系。他认为，人均GNP的增长率取决于吸收现有的和未知的知识量的速度。吸收知识需要资本和熟练劳动力。那些同时拥有投资的资本和高质量教育的国家，是能够实现高速经济增长的。一般说来，这些就是中等收入的国家。高收入国家的增长一般要慢些，这主要是因为它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运用了现代知识。另一方面，低收入国家通常既缺乏资本，又缺乏训练有素的人员，因此增长率也是低的。这里，“现有的知识”是克里斯滕森的关键变量。如果现有知识水平是固定的，那么，人均产量会慢慢接近由它决定的极限。但如果新的知识出现，这种上限也随之提高，同样，知识扩散到经济欠发达的国家也会使它们赶上较发达的国家。对较发达的国家来说，这意味着对增长有一种抑制作用。所以，克里斯滕森得出结论，“如果存在某种能称之为典型的人均GNP增长曲线的话，它不会是一种指数曲线，而更可能是一种S型曲线，它也许能够、也许无法达到上限”①。
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的研究还表明，人力资源开发投资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出强烈的正相关关系。而人力资源开发投资率是按政府教育经费对GNP的比例来衡量的，一般占GNP的4%。从55个抽样国家统计数据得出，增加教育经费对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影响显著，贡献程度高。
早在6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T·W·舒尔茨就提出了“人力资本”的理论。他指出，采用和有效利用优越的生产技术所要求的知识和技术，是发展中国家最有价值的资源，也是它们最为缺乏的。通过增加常规资本也能得到一定的经济增长，但增长率必定是十分有限的，也不可能是持久的。更重要的是人力资本投资。新增长理论经济学家卢卡斯认为，两国之间的经济增长率和收入水平的差异，主要产生于它们在生产商品时投入的人力资本的差异，人力资本增长率高的国家其经济增长率也高。对此，著名发展经济学家W·W·罗斯托也指出，因为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需要大量人才，而这些人才在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最为紧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培养出来。
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与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的事实，是对人力资本、教育及“现有的知识”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的最好说明。二战后，日本经济几乎崩溃，依靠美国的援助勉强维持，在经济恢复时期和以后跻身世界强国的过程中，日本始终把教育作为根本，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优势，教育经费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5%以上。日本的人口识字率达100%，教育水平和专业技术、技能很高，高中的数学水平相当于美国一般大学的水平，中、小学教育水平高于除韩国以外的任何资本主义国家。而且，日本高质量的大学集中在技术领域，每17.6万人就拥有一所理工大学。日本经济发展的强大技术基础来源于大批训练有素的工程师。日本有吸取外国文化的传统，高度重视其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在技术上一直奉行“拿来主义”，不管来自何国的先进技术，都要认真学习掌握。30多年来，日本用数十亿美元购买和引进了美欧的先进技术与科研成果，经过消化、吸收和国产化，创造了数十倍于此的国民收入。从国外引进的技术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据官方的《科学技术白皮书》分析，至1960年左右为10%。战后20多年中，日本经济发展速度比美国快出许多，1951-1973年期间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速度，美国为3.9%，日本高达8.8%。现在，日本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号经济大国。日本发展高科技的步伐正在加速，从1982年起科研经费每年以超过经济增长幅度1倍的速度增长，在83项尖端技术中，日本已有一半接近或赶上了美国。亚洲“四小龙”积极效法日本，在大力引进外资的同时，也大幅度提高教育经费，加大智力投资，培养人才。通过正规教育和职业教育、职业训练，来改善人力资源素质。由于亚洲“四小龙”能扬长避短，把握住国际环境变化的各种机会，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积极利用西方国家的资金、先进技术和庞大的市场，发展外向型经济，并有效地进行结构转换和经济重组，获得“后发性利益”，在短短30年内实现了经济起飞，进入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行列，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经济群体。60年代，西方国家平均经济增长率为4.9%，“四小龙”则高达9%；70年代，西方国家深受两次石油提价的冲击，经济增长率减为3.2%，而“四小龙”取得了9.1%的高速增长；80年代，西方国家经历了战后最长的“滞胀时期”，“四小龙”虽受到波及，但仍取得了7.9%的经济增长率。
二、S型增长曲线隐含意义的分析
首先提出S型增长曲线的是法国社会学家加布里埃尔·塔尔德。1890年，他在《模仿的规律》一书中描述了每个创新活动必经的三个阶段，不管这种创新是一种新产品、一种新观念，或者是一种新信仰：“起初进展缓慢，接下来是迅速的和匀加速的发展，然后发展不断地减缓下来，直至最后停止。这些就是我们称之为发明或发现的真正社会机体的三个阶段……。若统计学家、社会学家以这个法则为指导的话，他们就可以避免许多假象的干扰。”这里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塔尔德特别将他的增长法则用来描述新事物是如何通过模仿得以扩散开来，即一种新思想、新产品等如何为公众所接受。开始公众不熟悉新颖的事物，它的增长自然缓慢。但是，一旦越过了最初的壁垒，创新就会迅速扩散，直至它的最终树立。然后增长逐渐放慢，如果原先的创新被新的创新替代，甚至还可能会出现负增长。
后来S型增长曲线在市场学中得到最广泛的应用，如众所周知的产品生命周期。一般教科书按四个阶段：即引进期、增长期、成熟期、衰退期来划分产品的生命周期。也有按五阶段划分的模型：即引进期、增长期、成熟期、饱和期和下降期。由于五阶段模型与罗斯托经济增长阶段的划分有某种对应性和相似性，所以将它们放在一起来加以分析。请看下图：
产品生命周期五阶段模型与经济增长阶段的对应图
说明：1960年，罗斯托曾把经济增长划分为五个阶段，后来又加上了第六个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由于传统社会(1)与产品生命周期无对应阶段，故不再作分析。
从上图可以看出，S型增长曲线上的每一段都有特定的经济含义。在阶段(2)，一个新产品处于引进期，即首次出现于市场时，销售量很小，且增长缓慢，其原因是新产品的性能还不稳定，且广大消费者还不熟悉。与此相似，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由于刚从传统社会脱离出来，经济基础薄弱，各方面的起飞条件均不成熟，因而经济呈缓慢发展状态。这一阶段的S型曲线走势，也呈现出缓慢上升的特点。
在阶段(3)，新产品进入增长期，随着产品性能的改进、广告宣传费用增加，消费者需求开始急剧上升，市场规模迅速扩展。与此相似，起飞阶段的经济增长开始加快，主要原因是投资率迅速上升和主导部门的影响。罗斯托认为在起飞阶段，有效投资应从占国民收入的5%增加到10%以上，并强调投资率提高对经济起飞和经济增长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主导产业增长率高，扩散效应强，成为起飞的主要推动力。因此，S型曲线出现快速上升的趋势。
在阶段(4)，产品进入成熟期，由于促销策略（4P[，s]）的有效改进，销售量继续大幅度增长。与此相似，经济增长进入向技术成熟推进阶段，由于投资进一步扩大，生产的技术密集程度增加，经济结构高度化，经济增长仍在继续加速。罗斯托认为应把国民收入的10-20%用作投资。罗斯托同意克里斯滕森对于技术扩散作用的估计，并把他的向技术成熟推进阶段、大众高额消费阶段后期与克里斯滕森的中等收入范围、高收入范围分别对应起来。按罗斯托的话来说，一旦起飞或现代增长阶段开始，增长就会向技术成熟推进阶段加速，并在那些早已进入大众高额消费阶段的国家中减慢下来。
在阶段(5)，产品进入饱和期，意味着需求水平平缓下来，当销售额达到极限后，接着发生滞销或转向减少。与此相似，一国经济进入大众高额消费阶段特别是后期，因“现有的知识”已被很大程度上运用，而“新的知识”尚未出现，经济增长会慢慢接近极限，尔后便开始低度负增长。
在阶段(6)，产品转向衰退期，因其对消费者失去吸引力而使销售量快速下降。与此相似，当经济步入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后，由于消费水平饱和，市场萎缩或转型（物质品下降，精神品上升），发展的原动力缺乏，经济呈现出负增长加速趋势。
既然经济增长是一条S型曲线，那末人均GNP的长期增长轨迹也呈S型，起飞阶段标志着现代增长的起步，大众高额消费阶段标志着现代增长向负面转折。在这条S型曲线上，起飞阶段和向技术成熟推进的阶段，实际上保持基本接近或近似同一的增长速度，就是说经济增长率大体是一样的。在产品生命周期的四阶段模型上体现得更明显：起飞阶段和向技术成熟推进阶段统一由“增长阶段”来表示，成熟阶段代替了饱和期阶段（即经济增长的大众高额消费阶段）。
假设上述起飞阶段和向技术成熟推进阶段保持大体一致的经济增长率这个前提能够成立，很容易推断出下面的结论：按照罗斯托的理论，在起飞阶段的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来自占国民收入5-10%以上的投资和主导部门的影响。在向技术成熟推进阶段的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来自占国民收入10-20%的投资和产业的技术密集程度提高。如果两个阶段分别代表两个不同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即起飞阶段代表中等收入国家，向技术成熟推进阶段代表高收入国家，当投资率统一提高10%时，就会出现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均GNP增长率提高幅度大于高收入国家近1倍的情况。这是因为，以前面的两阶段相差1倍的投资率取得了相同的增长率，现在反过来，以相同的投资率就必然会得到增长率倒置相差1倍的结果。这正是一开始提到的，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NP增长率提高3-4个百分点，而高收入国家仅提高1-2个百分点的情况。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是由于在起飞阶段（即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收入阶段），受主导部门的带动和扩散效应影响，给经济增长以巨大的促进力量。主导部门就是“现有的知识”的集中体现。在起飞阶段，主导部门初始建立，整个经济对这种“现有的知识”的吸收量和吸收速度都很大，因而产生很高增长率，而进入向技术成熟推进阶段，主导部门的扩散效应逐渐变弱，经济肌体对“现有的知识”的吸收量已不很大，吸收速度变缓，因而增长率的提高实际趋于下降，或称为“中度增长”状态。进入大众高额消费阶段的发达国家，“现有的知识”已经被使用，则只有靠获得“未来的知识”来维持经济增长。而“未来的知识”的获得总是很难的，科学技术的新发明对经济增长所起的推动作用一时还不很显著。只有等创新发展到一定阶段，新的主导部门出现，才能使经济再次得到大幅度增长。因此，近年来各发达国家投注大量资金、人力和物力，开发新技术，进行高科技竞争，以期产生新的突破，推动经济发展，摆脱停滞局面。例如，美国正在建立全国性的“信息高速公路”，通过光纤电缆，把全国的办公室、学校、家庭、商店、图书馆连接起来，将使美国人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也会带动很多工业部门发展，经济学家们预测，21世纪美国经济由此将会出现新的高涨。
需要指出，发展中国家的高收入和发达国家的高收入不是同一水平，经济增长处于两个阶段。如果说发达国家的高收入已进入大众高额消费阶段，那么发展中国家的高收入，只不过在向技术成熟推进阶段，虽然经济仍在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但已经失去了在起飞阶段那样高的增长势头。如进入90年代以来，由于劳工短缺、工资上涨、生产成本上升，国际市场占有率下降，出口萎缩，内部投资意愿不振，国际投资减少，等等，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增长率不再像以往30年那么高。1992年的增长率已由上年的7.3%降到5.6%，1993年的增长率回升到6.51%，其中韩国的增长率由上年的4.7%提高到5%，台湾的增长率由上年的6.2%降为6.03%，香港的增长率由上年的5%升到5.2%，只有新加坡增长率由上年的5.8%提高到9.8%。
与亚洲“四小龙”成为对比状况的是，中国1992年经济增长率达12.8%，1993年达13%；东盟国家（除新加坡与文莱）的经济年平均增长率由上年的6.2%上升为6.7%，其中马来西亚的增长率由上年的7.8%上升至8.3%，泰国由上年的7.4%上升为7.5%，印尼由上年的6.1%上升到7%。这些国家都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收入国家，在S型增长曲线上正处于经济起飞的阶段。
那些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还处在为起飞创造前提的阶段，一是由于国家贫穷，难以积累更多的发展资金。二是经济、技术基础都很薄弱，教育落后，人力资本素质差，难以吸收利用现代知识。三是体制和管理上的落后，致使经济效率低下。这些因素都导致低收入国家即使把储蓄率提高到与高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同样的高度，并把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仍然不能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人均GNP的有效提高。所以，反映在S型曲线上，这一段总是呈缓慢上升的趋势。
三、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局限性
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需要有足够的资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阶段，一些关键产业部门和重要基础设施要迅速建立起来，就必须筹集大量的资金。然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金短缺，在战后被普遍认为是影响经济起飞的主要障碍。因此，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运用哈罗德—多马模型来研究经济发展的问题。这个模型假定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都是次要的，只有资本积累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中心环节。如果以G表示国民收入增长率，S表示社会总储蓄率，V表示资本产出比，即单位国民收入增长所需要的货币资本投入量，按照哈罗德—多马模型则有
。这一经济含义是，当资本产出比V是一定时，储蓄率S愈高，国民收入G就愈大。显然，哈罗德—多马模型忽视了一些十分重要的增长因素：如技术进步、劳动力素质提高，国际贸易中的进出口波动影响等，忽视了“现有的知识”所起的作用。而这些因素的作用，恰恰推翻了资本产出的V是一定的假设。事实上，V在经济发展中始终是一个变量，凡是经济发展快、人均GNP增长快的国家，V值都有明显的下降。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收入国家，所以能够在投资率提高到同样幅度的情况下，取得比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人均GNP增长更快的绩效，根本原因在于V值下降得快，在于导致V值下降的技术进步、劳动力素质提高诸因素上升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在于“现有的知识”发挥作用。
R·哈罗德和E·多马实际上对经济增长这一长期问题采取了一种短期的处理方法。按照其理论，一个社会即使能够沿着一条均衡增长轨道向前发展，但这条轨道也是极其狭窄的，犹如一把刀的刃锋。一旦偏离这条轨道，就会出现危机。此外，经济学界还长期流传着这样的观点：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在于积累，积累得越多，增长速度就越快。
针对这种理论偏见，并为避免哈罗德—多马模型中的“刃锋效应”，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M·索洛在《经济增长理论：一种解说》一书中提出新的理论。索洛认为，包括哈罗德—多马模型在内的原有的理论，都将相互趋于平衡并使经济系统得以健康发展的诸因素忽略了。他指出，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不是资本的投入（积累）和劳动力的增加，而是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因素。索洛的理论，为我们进行上述S型增长曲线的分析进一步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在分析经济增长的原因时，应把劳动力与资本数量的增加同技术变化区分开来，以确定经济增长的速度及其不同要素对增长的贡献，弄清“现有的知识”在增长中的重要作用。
注释：
①［荷］范·杜因：《经济长波与创新》，上海译文出版社，第47、48页。
标签：经济增长率论文; 投资率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发展中国家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投资资本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储蓄率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