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米尔斯海默对结构理论的修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米尔论文,理论论文,结构论文,斯海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489(2009)04-0009-06
芝加哥大学政治系教授米尔斯海默作为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在其代表作《大国政治的悲剧》中继承发展了现实主义及新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吸收了沃尔兹的防御性现实主义的结构思想，并很好地结合了原教旨式的霍布斯政治现实主义。[1](P.20)所谓进攻性现实主义是相对于防御性现实主义而言的，同为结构理论，米尔斯海默继承了沃尔兹结构理论的一些观点，但是对其作了修正。本文着力从米尔斯海默对于沃尔兹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中的“结构因素”所做的修正进行评析。
一、对无政府的国际结构和单元动机的修正
首先，针对无政府的国际结构的看法，沃尔兹为寻求建构一种科学化的理论，摒弃了现实主义对于战争起源的人性本源类比，其对于结构的偏好使得他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无政府决定论或者结构决定论的意味。因此对于战争爆发的根源，沃尔兹也试图从无政府的结构中去寻找。在对结构作用的判断上，沃尔兹认为国家具有以牺牲对手而获取权力的动机，“但国家很少能够负担得起以实现权力最大化为目标所带来的代价，国际政治环境如此险恶，以至于国家不敢以此来作为目标”[2](P.168)在沃尔兹看来，无政府的国际社会结构是国家间争端的根源，安全的保障在于维系均势体系结构，国家的政策应为防御性的。
就米尔斯海默而言，他开宗明义的将自己所建构的理论视为“结构理论”，也承认沃尔兹关于无政府状态的理论假设。他将国际体系的重要特征总结为五大命题，在他的第一个命题中，即提出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1](P.46)同时，米尔斯海默对战争根源的分析也是以第三种基本概念为基础的。但是，他指出无政府状态本身并不能解释战争爆发的原因，因为“无政府状态是常态——体系总是无政府状态的——而战争并非必然”。“他认为战争的主要原因在于国际体系的结构，而最关键的是大国的数目及各方控制有多少的权力。”[1](P.479-480)米尔斯海默将无政府社会里国家的自助状态作为各个国家恐惧的初始原因，认为“国家总是会按照自己的私利行动，不会为了其他国家的利益而出卖自己的国家利益，也不会为了所谓的国际共同体而牺牲自己的利益。”[1](P.46-48)因此，国家极其关注权力如何在它们之中得以分配，并尽力使自己占有的世界权力最大化。而且他认为对于大国来说，保证自己安全的最佳办法就是争取成为霸主。这样一来，进攻性现实主义便可避免结构现实主义所遭受的指责。一方面，从理论上讲，因为大国不满足于现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总要突破原先体系的限制而成为体系中的霸主(当然，这在历史上从来没出现过)的愿望促使大国采取武力行为来改变体系的现状，而大国不必担心其他国家可能组成联盟反对它，因为受威胁国常常会采用推卸责任而非均势战略，因此国际体系的结构并不能限制大国的欲望。这就较为合理地解释了历史上一些国际冲突的出现和各种国际体系转变。另一方面，历史上的大部分国际体系的转变确实是通过大国战争完成的。这也是米尔斯海默论证的历史基础。[3](P.93)
换言之，在一个没有机构来保护国家相互安全的世界里，大国主要考虑如何生存。而且它们很快就意识到，权力是其生存的关键。从而使得进攻性现实主义在国家需要多少权力的问题上与防御性现实主义分道扬镳了。所以米尔斯海默也看重“结构”因素，但是他将国家的安全视为夺得霸权地位之后的绝对权力状态，并认为在获得权力的过程中不会受到来自其他国家的联盟反抗。
图1 米尔斯海默与沃尔兹国际政治结构理论基本逻辑比较
其次，米氏继承了现实主义以国家为中心的分析单位，但是他又进一步将结构理论中的分析单位定义为“大国”，因为“大国对国际政治所发生的变故影响最大。所有国家——不管是大国还是次大国——其命运都从根本上取决于那些最具实力国家的决策和行为。”[1](P.4)在对权力概念作出新的诠释的基础上，以权力为标准来辨别哪些国家具备大国资格，忽略了其他一切国内政治因素，它把国家当作黑匣子或者是按权力大小标注的球体，从而描绘出其建构的体系理论架构。先不论米氏在这一点上所遭受的批判。事实上，米氏对于理论的理解是非常透彻的，他开篇即认为任何理论的解释力都是有限的，“原因在于它们把现实简单化了，只重视某些因素而忽视了其他变数。”否则在米氏随后的理论检验中，不仅无法完成所有国家的所有案例验证，更可能会因为解释力有限的问题而自相矛盾、不知所云。米氏曾言“我的理论从不以国家的经济体系为依据，进而把它们划分为侵略性强或者弱的国家。进攻性现实主义只为大国设立了大量的命题，这些命题同样适用于所有大国。除了在每一国家控制多少权力问题上的差异外，该理论对所有国家一视同仁。”[1](P.66)
再次，沃尔兹认为均势的形成是必然的，因为均势是无政府状态中的各国为追求生存而导致的必然结果，这种必然结果可能同大多数甚至是所有国家的主观动机不相吻合，即“不论一些国家还是所有国家是否有意地去寻求建立和维持一种均势状态，或者不论一些国家还是所有国家是否想追求普世的统治，均势最终都必然是倾向于形成。”[4](P.15)同时结构还会导致单元行为的趋同或者联盟。一般来说，沃尔兹理论的“决定论倾向”并不是表现为排斥单元层次因素的作用，而是在于它认为无论单元发生什么变化，它们都不可能超越无政府状态的制约性影响，有鉴于此，沃尔兹的理论实际上应该是一种“无政府状态决定论”，而这点也正是造成了华尔兹的理论不断地遭受批评的一个主要原因。[5](P.256-258)相反，米尔斯海默对于作为分析单位的国家给予了远远超过沃尔兹的重视，他认为沃尔兹忽视了国家行为中紧密相关的两个方面，这些行为使国际政治超出了他所允许的范围，更具进攻性和危险倾向。一方面国家不但仿效成功的均势行为，而且仿效成功的侵略行为；另外，大国不但效仿彼此的成功实践，同时也重视创新。另一方面国家会通过发展新式武器、创新均势思想或聪明战略，寻找新办法获取比对手更多的优势。[1](P.228-229)
此外，对于国家追求的目标，即单元行为的动机，沃尔兹认为“国家的首要关切不是谋求权力最大化，而是维护它们在体系中的地位。”[2](P.168)在他看来，权力的核心是力量结构和力量平衡，换言之，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中，均势即达到相对的权力的平衡。所以“系统鼓励国家追求的目标是安全。权力的增加也许会，也许不会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2](P.167)一旦结构发生变化，均势被打破或存在被打破的可能性，战争就有可能会爆发。在沃尔兹看来，国际无政府状态是导致国家间开战的关键结构因素，战争的根源应从结构性因素中寻找。
米氏则认为生存是大国的首要目标。国家的生存对于任何国家来说都是其最基本的要求，大国也不例外。大国的生存意味着大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不容遭受外部势力的干涉与侵犯，必须得到其他国家的尊重。生存是任何国家的根基，国家一旦被征服，丧失了主权、生存权，也就没法再去追求其他更高的目标了。[1](P.46)然而，在无政府状态下，对生存的渴望促使国家实施侵略行为。[1](P.66)国家的行为由此便具有进攻性潜质。
在米尔斯海默的理论里，大国谋求权力最大化的努力往往意味着四个具体目标：(1)争夺所处地区的霸权地位，并阻止出现别的地区霸权；(2)追求财富份额最大化，积累军事实力的社会经济基础；(3)建设地区内最强大、有足够海空力量支持的地面力量；(4)寻求核优势，即便相互确保摧毁的现实使核战争不大可能真正爆发，但毕竟还是存在遭到核攻击的潜在可能性，大国也会因此而忧虑自己的易受攻击性，从而萌生强大的动机去谋求超过对手的核优势，因为核霸权是排除遭到核攻击之可能性的最有效手段。[1](P.158)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霸权米氏做出了不同于以往的解释，即“霸权意味着对体系的控制”这一概念通常被理解为对整个世界的统治。不过，我们可以更狭义地使用体系中的这一概念，用它来描述一些特定地区，如欧洲、东北亚以及西半球等，因此，人们可以将支配世界的“全球霸主”和统治某特定地域的“地区霸主”区别开来。换言之，米氏认为，在一定时期，一国尽管不能成为全球霸权国，但是作为地区的霸权国家，并能够保持在世界上其他的地区没有出现具有能抗衡本国的国家也可视为实现了对于整个体系的控制。
二、对均势结构的修正及其影响
一般来讲，“在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理论中，均势和霸权是两个被频繁使用到的概念。它们都可以表达两种不同的含义，既可以被看作为对一种状态的描述，又可以被看作为一种工具性的手段。在同为一种状态或手段时，两者的含义是相反的，均势通常被认为是对霸权的否定。”[6](P.74)
沃尔兹对于现状的偏好使得在他看来，“国际体系并不是大国鲁莽行动获取权力的很好理由，无政府状态孤立国家采取防范措施，促使它们维持而不是打破均势。他说：‘国家的首要顾虑是维持它们在体系中的位置。’[2](P.126)”沃尔兹阐述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对国家行为的两种限制作用，实际上也就是那些生活在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为维持生存而必然采取的两种基本手段，即“内部制衡”和“外部制衡”，这两种手段实际上都指向同一种结果，即无政府状态中的均势必然会反复和自动地生成，[7](P.70)米氏则认为国家为了寻求霸权而试图利用均势来维持霸权，此时，均势就成为国家为霸权而借以利用的策略。国际政治中几乎看不到维持现状的国家，原因是国际体系为国家牺牲对手以获取权力创造了巨大的诱导因子，当利益超过成本时，它们就会抓住这一机会。一国的终极目标就是成为体系的霸主。[1](P.20)“国家何时倾向于追求均势，何时倾向于推卸责任。这种选择主要是国际体系结构作用的结果。”[1](P.387)即当一国获得地区霸权后，就将停止争夺权力，而设法进行防御，试图阻止另外一个地区的大国建立霸权，在其他地区采取均势的策略，达到“离岸平衡手”的效用，来防止国际体系范围内出现最能威胁到自身的大国。米氏将霸权与权力的最大化作为国家追逐的最终目标，并且将均势与霸权两个概念通过战略选择的过程联系在一起使其不再互相否定。
在米氏看来，国际体系会因为充满修正主义企图的大国发动战争而转变。国家通过成本利益核算，在其认为收益大于成本时，会发动侵略，从而改变均势甚至是国际体系。“虽然大国竞争的烈度时有消长，但它们总是提防对方彼此争夺权力。每个国家压倒一切的目标是最大化地占有世界权力……国际体系中没有维持现状的国家……大国很少对眼前的权力分配感到心满意足，相反，它们时刻怀着以自己利益为中心的求变动机。它们几乎总是拥有修正主义意图，倘能用合算的代价达到目的，它们会以武力改变均势。”有时，当大国认为改变均势的成本过于高昂时，它们不得不坐等更有利的形势，但猎取更多权力的欲望不会消隐，除非一国达到了最高的霸权目的。
与沃尔兹一样，米氏也认为两级体系最稳定，他从四个方面论证了两级是不同结构中最稳定的：(1)两级体系中冲突的机会相对更少，只有一种涉及大国的可能的冲突组合；(2)在两极体系中权力更可能在大国间公平分配，这是一个重要的稳定性的结构因素；(3)两级中误算可能性不大，这减少了大国遭遇冲突的可能性；(4)在世界政治中尽管害怕总是在起作用，但两级体系不会夸大萦绕在国家间的忧虑。[8](P.256)米氏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既考虑极的数量又考虑体系中主要国家间的均势，将多极体系又区分为平衡的多极和不平衡的多极，进而指出不平衡的多极是最危险的权力分配，也是最不稳定的；平衡的多极则处于两极和不平衡的多极之间，极的数目以及各方控制的权力与战争的频率紧密相连。米尔斯还默认为“两极体系最倾向于和平，而不平衡的多极体系最容易导致冲突，平衡的多极体系介于两者之间”。[1](P.489)在两极体系中，受威胁的大国不得不站出来抗衡对手，因为没有其他大国可以承担责任，正是对两极体系的钟爱，才使得米氏坚信我们会很快怀念冷战。
此外，米尔斯海默还分析了大国间的权力分配和地缘因素对大国选择均势战略还是“推卸责任”战略的影响。他认为，在多极体系中，被威胁国家更愿意采用推卸责任而不是均势战略，当国际体系不存在一个占据支配性地位的国家以及入侵者与受威胁国之间不存在缓冲带时，“推卸责任”战略更有可能被采用。总之，米尔斯海默将均势视为一种战略选择，而非自动生成的国际体系完美结构，对决定大国选择均势战略还是“推卸责任”战略的重要因素做了阐释和梳理，进行了较有说服力的分析，并将“均势”战略和“推卸责任”战略引入到传统的联盟形成理论当中，这丰富了我们对大国联盟方式的认识，对我们预测一国选择何种联盟战略模式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对“安全困境”的修正及其影响
在结构现实主义者看来，无政府状态的国际政治结构必然导致国家间的安全困境，从而导致国际权力竞争，这堪称国际关系的“公理”。从动机到理性的意义上说，安全困境的压力逻辑必然是安全最大化成为国家政策的终极目标。[9](P.130)这一点是沃尔兹和米尔斯海默共同的结构理论权力政治逻辑基础。但是因为对于国家最终追求的目标不同，二者产生了分歧。沃尔兹强调：“体系促使国家去追求的目标是安全。增加的权力也可能不服务于该目标。”[10](P.126)所以，在他看来，维护国家安全的最佳途径是获取适当的国家权力(首先是维持国家的现有权力地位)，既不能过多，也不能太少，过多或过少的权力都不利于国家安全。权力过多引发的恐惧容易激起其他国家的联合制衡；权力过少带来的虚弱则容易招致别国的攻击。[2](P.2)因此，他认为有效的国际制衡和防御比进攻更具优势，这样必然会防止某个大国单独通过进攻性战略来获得额外权力，进攻行为受到打击，进而使各大国都首先倾向于地位维持，即无政府的国际结构引发安全困境，安全困境导致安全最大化需求，安全最大化推动均势制衡。
米尔斯海默反对沃尔兹对于安全困境和权力要求之间的那种“地位维持”逻辑。他指出，如果这样去理解安全困境，则理性的国家间不会产生任何“安全困境”，因为试图获取超过对手的优势权力地位往往无果而终，甚至可能适得其反。[9](P.137)在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中，一个国家在无政府状态下生存下来的最佳途径是利用并通过牺牲别国的安全利益来维护本国安全的权力，即无政府的国际结构引发安全困境，安全困境导致对安全最大化的需求，安全最大化的途径是权力最大化，权力最大化最终通往寻求霸权之路。米尔斯海默对沃尔兹结构理论中有关安全困境的解释做了修正，将对“霸权的争夺”界定为大国间政治的本质，成为近年来美国对外政策的理论支撑，深刻地影响着大国关系的发展。
四、非结构因素影响的提出及反驳
毋庸置疑，结构性因素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于国家行为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自从国际关系结构理论诞生之后，国际现象的解释力大大增强。但是，极力强调结构对于单元的影响力使得结构理论备受批驳，米尔斯海默对于结构理论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试图去指出非结构性因素在国际现象中的作用。“结构理论，比如进攻性现实主义，最多是粗略地预见了安全竞争何时导致战争，还不能精确遇见战争何时爆发……这些局限性源于这种事实，即非结构因素有时在决定国家是否卷入战争中扮演者重要角色。国家通常不会仅仅因为安全原因而打仗。”[1](P.478)但是显然，米尔斯海默仍然坚持沃尔兹结构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设，视无政府的国际结构为其理论的基点。并认为在21世纪中，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秩序仍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世界仍是由在无政府状态下生活的国家所组成。无论是联合国还是其他国际组织，都没有针对大国的强制手段。”[1](P.508)
对于社会建构主义这所提出的“国家间相互交往的方式不是如现实主义者所说的由现实世界如何构成所决定，而大体上是由人们怎么认识和讨论国际政治决定的。”米氏认为现实主义已经存在并主导国际关系话语权达七个世纪或更久，社会建构主义者对于这样一种话语权的反驳是无力的，也无法解释用什么来替代这样一种话语体系。“为什么现实主义在世界政治中处于话语霸权地位如此长时段”“何以言及目前现实主义话语权终结的时机成熟”“为什么说现实主义有可能被更加和平性的共同体话语所替代”米尔斯海默认为，既然建构主义理论不能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就不能对现实主义提出真正意义上的逻辑的挑战。[11](P.125)
对于非传统问题的解决需要体系内所有主要国家的集体行动才能解决，这一观点也被米氏认为还不足以严重到威胁一个大国的生存问题。此外，米氏认为非传统问题虽然可能促使大国间采取集体行动来应对，但是也可能导致国家间战争。米尔斯海默将大国间的相互疑惧程度作为分析国际政治的重要参数，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大国间安全竞争的烈度和大国战争的可能性”。即使大国之间存在共同利益，但是大国之间某种程度的相互疑惧是国际政治现实的首要特征，也是大国在国际关系中权力——安全博弈的根本动力。其逻辑是：疑惧程度越高，彼此的安全感越弱，竞争烈度也就越强，冒险性安全政策越易于获得政府和公众的认可，战争可能性也就越大。[1](P.28)国家间的疑惧程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国际环境条件下往往变动不居，这主要取决于大国间互动的密切程度、共同利益的多寡和对外政策的性质。一般来讲，彼此隔绝的大国之间疑惧较少；共同利益愈多，相互疑惧愈少；对外政策的克制性越强，相互疑惧愈少，反之，国家间互动愈是密切，冲突导因就愈多，相互疑惧也就愈大；共同利益愈少，相互疑惧愈多；对外政策的扩张性愈强，相互疑惧愈多。[12](P.56)
综上，米尔斯海默对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中的结构因素做出了新的解释，他承认沃尔兹关于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理论假设，也看重“结构”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但是他将国家的安全视为夺得霸权地位之后的绝对权力状态，并认为在获得权力的过程中不会受到来自其他国家的联盟反抗，均势无法自动生成，而是作为国家政策的一种战略选择，并列举大量案例来进行实证研究和分析，试图完善结构理论，但由于年代久远一些历史记录和数据缺乏权威性，其论述中充斥着一些第二手的资料，而且引用的数据来源不一，这无疑会损害到其逻辑分析的严谨性。米氏在对国内政治因素、环境因素以及观念文化因素等国际社会新兴的研究视角对现实主义解释力的批驳上做出了回应，但是仍然坚持结构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设，这点也正是在沃尔兹之后，尽管理论流派日益纷繁复杂，却无法彻底否定结构理论的解释力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