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空间：基于移民生活史的空间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活史论文,空间论文,移民论文,个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一)研究背景 1.空间概念的发展。在空间思想发展史上，不同的学科拥有感知和描述空间的不同视角，各学科对空间的结构、空间的作用、意义的分析与评价也不甚一致。因而，空间概念一直被置于物质与抽象、自然与精神、具象与想象的讨论之中。鉴于各种科学模式和非科学模式下的空间概念的混杂，罗伯特·萨克(Robert Sack)建议：空间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是建立一个以“客观性—主观性”为横轴，以“物质—空间”为纵轴的认识框架来辨析它们。①在该框架所呈现的概念中，自然科学的空间观更加靠近“客观性”的一侧，其按照几何系统来勾画空间；文学艺术神话等更靠近“主观性”的一侧，主要负责想象虚拟空间；社会科学则部分采用了自然科学的空间概念，同时又引入了认识和感知上的空间形式，因而占据了该框架的中间地带。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对空间的理解更接近于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空间定义，即空间建立在物质空间的基础上，同时又具有社会和心理尺度。②哈维(David Harvey)进一步将空间诠释为基于自然空间基础之上的、通过人类活动而生产的、具有社会属性的空间。③ 传统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在很长一段时期曾处于一种“去空间化”的状态，④在历史决定论占主导的年代，空间被隐于时间和背景之中，并未作为独立存在的主体而被赋予研究意义。及至20世纪70年代，信息通讯和交通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给人们带来了截然不同的空间体验，出现了哈维言及的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⑤以及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提出的时空伸延(time-space distancication)等现象的并存。⑥学界开始对传统的普遍主义和客观主义空间观进行反思，指出空间并非一个永恒不变的静态的物质存在，也不是一个完全透明的无形的幻想。以列斐伏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等人为代表的学者们主张，空间形成于社会，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其形式乃是社会过程的结果。⑦这种过程包括社会实践在时空轴线上的互动。列斐伏尔进一步提出将空间的三个面向——物理的、精神的和社会的统一到社会实践的范畴中。他认为，通过人类的社会行动——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来观察空间，空间的物质属性、主观意义和社会作用实际上是一个整体，相互影响，不可分割。⑧空间的概念转向将空间从物理的客观实在和主体的感性经验——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的二元对立关系中抽离出来，成为联结了主体和客体、弥合了精神与物质、作为人与人及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的一种体现。换句话说，空间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它未脱离客观物质而存在，又和主体意识紧紧相连，产生自人类的社会实践。 2.空间与跨国移民。空间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因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而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全球化时代的重要特征是高科技带动下的人力、信息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和交换。显然，时空性在这种跨越国界的流动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尤其是对于跨国移民而言，他们不仅经历着外在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的频繁转换，同时也触发了心理层面和文化层面的调适与变更，改变了他们对空间存在以及政治疆域、族群差异和文化分隔的认识与体验。⑨及至20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学和人类学者开始提出用“跨国主义”来描述跨国移民借助于现代科技而建构的跨越地理、文化和政治领域的社会场域及身处其中的人类的空间实践，⑩并着手研究跨越地域空间分布的人群、组织和机构是如何建立跨域的网络关系，并通过该网络从事各种社会活动和资源交换。(11)他们使用跨国社会空间这一概念框架探寻移民、流动和空间之间的关系，研究居住于不同地区的人们如何通过跨国纽带联结形成跨国共同体。 跨国移民和空间之间最为密切的关联在于前者生动地代言了后者的“后现代性”演变。一百多年前，巨大的地理间隔让跨越大洋的移民很难再返回故乡。相应地，最早的移民研究将跨国移民理解为从母国迁往移居国的一次性的单向行为。但是，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频繁的跨国旅行及信息和资源的实时交换成为移民生活的常态。移民通过跨国社会空间的构建和维持获得了对空间这一事物的新的感知和认识。空间形态已经不必受束缚于疆域和领土，遥远的地理间隔被压缩，此岸和彼岸、缺场和在场被紧紧连结在一起。(12)空间的传统定义亦发生改变，去领土化成为空间现代性演变的重要特征。(13)移民借助于跨国网络和跨国实践而建构的跨国空间成为空间的新形态。这种空间具有前所未有的共时性、自如的跨空间性和强大的连通、整合诸空间的能力，这些都是传统空间概念所无力解释的。(14)然而，置身于其中的移民，通过切身的多种空间体验的叠加和整合，已经形成了他们自己的对空间的理解。因此，对跨国移民展开空间问题研究是必要的，也是急需的。 3.空间与个体。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视角，空间是物质和观念的混合体。(15)空间的存在本体是人的实践的主体性构建。正是人类的空间实践打破了空间的物质和精神的对立分隔，产生了实践的空间性和空间的社会性。有关个体在空间构成中的作用问题，空间理论家们略有述及。例如，厄里(John Urry)从实在论科学观出发，认为空间是实体之间的一系列关系，这个实体由有特定地点占据者和使用者的个体所组成的。空间把个人经验结构化。这些自主的、独立的、有各自社会经验的个体，作为特定时空下的主体在场，具有空间的分布，也受空间的限制。(16)他在分析市民社会的空间结构化时，进一步提到了“单个行动者”，认为在市民社会内部，由单个行动者构成的群体，其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高度相互依赖、认同和参与构成了集体行动的条件。(17)列斐伏尔在研究城市空间时，也提出，人类主体自身就是一种独特的空间性单元。(18)但是，在这些论述中，个体通常被视为群体活动或者空间的基本组成单元来加以理解。具体到纯粹从个体的视角和范畴来理解空间，目前还鲜有研究者涉及。空间之于单个个体以及单个个体之于空间之间的互动关系，或许因其过于微观，充满了多变性，而被研究者们所忽略。 但是，作为空间结构内的最基本，也是最小的单位——个体是如何感知、影响并建构空间的，这是空间理论研究中不可缺失的一环。个体的实践活动就是空间性的在场。(19)如果说，目前的空间研究仍然未能清楚揭示人类社会中的各种新的空间形态如何产生，部分原因在于缺乏对人类实践活动之于空间形成意义的反思，那么，个体实践活动对于空间建构的意义就具有其独特的研究价值。 本研究特别选择跨国移民个体为研究对象，试图回答以下问题：跨国流动的个体，是如何在移民生活中感知并进行空间建构的？该建构空间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和作用？它对于移民个体有何意义？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进行一个立足于微观视角的空间解读，为移民研究提供新的理解框架，并尝试补充和丰富目前以中观和宏观研究为主的空间研究格局。 (二)研究方法 移民行为是个体微观层次的自主决策行为，与移民个人及其家庭状况，个体的社会和经济资本积累需求，以及实现自我价值诉求等息息相关。(20)这种跨国流动是复杂的、多面向的，时间跨度很长，隐含着大量可观察和不易观察的面向，(21)其生活事件和体验需要借助于移民自身的故事叙述、回忆、自传性文献资料，以及生活中那些富有隐喻的符号象征来加以回溯。(22)波特斯(Alejandro Portes)多次强调需要从每日生活的变化中加以观察和理解移民这种自下而上的草根现象。(23)基于研究对象的这种特殊性，本研究采用了生活史(life history)研究方法。 生活史被定义为一种着力于再现个体一生或者某一阶段生活经历，以及这种生活经历所反映出来的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个人、组织以及社会主题的研究方法。(24)它擅长于将研究现象置于一个长期的传记(自传)和家庭历史的背景之中来加以考察。(25)在强调个体性的同时，并没有失去对更为宏观的现实背景的关注。主张背景即历史，个体的生活经历离不开在既定背景下的故事重构，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主题也只有在个体的生活经历中才会得到更加真实的反映。(26)在研究过程中强调从文本中来，到文本中去，重视对故事文本中的本土概念、主题和故事线进行分析和建构，将生活故事脉络放在大的社会背景中进行还原和解读。 基于典型性和自愿性原则，本研究选择了三位40岁左右的中国大陆和加拿大之间来回流动的华人移民作为研究对象。他们两男一女，研究中用Tom、James和Helen来称呼他们，(27)他们在2000-2001年曾先后移民加拿大，在加拿大生活了5年左右，又陆续回流中国，目前在北京工作并定居。将研究对象定为三位，符合生活史研究对样本量的特殊要求和研究惯例。 本研究的数据收集方式以深度访谈为主，辅以电话和电子邮件采访。访谈主要对移民前、移民后、回流前和回流后四个阶段的个人生活经历进行了回顾和描述，并结合移民和回流的起因、动机、遭遇以及感受和反思进行了讨论。本研究从发现叙事文本中的本土概念入手，通过概念建立类属，通过类属关系形成主题，通过主题进行故事的重新呈现，建构内在逻辑和框架，最终实现更为抽象的理论升华。 二、个体空间的出现 通过访谈文本分析，研究者注意到，在三位研究对象的生活史叙述中，有关“空间”的语汇及其相关概念频繁出现。 首先，是“空间”这一本土概念的直接使用。例如，研究对象James在叙述他为什么离开定居近四年的加拿大魁北克回流中国时，解释道： ……在魁北克那个地方创业，空间是相当的狭小。我当初感觉魁北克这个城市很漂亮，安静，适合养老。(但是)不适合创业，是这么个概念。所以这个小环境呢，刚开始一年两年无所谓，但是两年之后，当我开始想做点事情的时候，这个环境就开始让我感到不满意了。……比如发展空间，(北京的)单位给的条件也比较好……相反，留在加拿大的企业里面(就职)，应该说，继续往上升的空间不是很大。 在另一位研究对象Tom的故事文本中，空间一词出现的频率更高。他说： 作为一个移民社会，加拿大给移民留的空间，并不是上层的。去了之后就想在金字塔的塔尖，这不可能。……社会对你预留的空间基本上就是底层的。你要想从底层进入到中层，需要有时间成本，需要有人力资源转化的投入，例如上学啊，参加Co-op(28)啊。……我感觉到我的专业，影视编导，在加拿大几乎没有发展空间。从最底层干起，社会给我预留的空间就这么大。 谈及在加拿大的社会融入时，他又说道： 你在国外，可以落地，甚至可以生根，但极难开花结果。那不是你的故乡，你的发展空间是受极大限制的。你不可能进入真正的主流社会，那是不可能的，你是个匆匆过客。你是个永远的外乡人。 显然，他们所提到的空间，富有多种层面的含义。当事者既用它来形容事业发展的前景，也用它来指代所处的社会地位，或者文化认同和社会融入的程度等等。 其次，是空间借代概念的使用。诸如“平台”、“层次”、“圈子”、“网络”、“舞台”等被研究对象频频借用，用于描述他们所感知到的空间状态。例如，Helen谈及新移民在加拿大的发展空间时，用“圈子”和“层次”来描述社会隔离现象。她说： 你要是不读书，你就接触不到这个(主流社会的)圈子，你就会只停留在打工的这个层面上。因为你的层次上不去。……有时间都是中国人自己在跟自己的人玩，在这个圈子里很熟悉，但是很难融入到(主流社会的)那个层次里。 同时，更为感性的空间感知词汇也出现在三位研究对象的访谈文本中。例如，Tom使用了“窒息”一词来形容自己在加拿大所感受到的空间压迫感。他说：我必须到主流文化的话语圈里去，那才行啊。否则，慢慢的我就会窒息的。又如，James在描述他在魁北克的求职遭遇时，提到“我被困住了……无法施展开我的手脚”等等。 再次，是若干空间隐喻(metaphor)的使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Tom的“井”和“盒子”的空间隐喻。在叙述自己选择移民加拿大的原因时，Tom认为社会是一口井，为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提供了特定的空间范畴。他说： 我觉得人一生下来就是一只青蛙，井底之蛙是肯定的。有局限。但是作为一只青蛙，你不能只在一口井里待着。那太局限了，就一片天空。即使作为一只井底之蛙，也要到不同的井里去体验不同的那片天。 同时，Tom认为，所有的陌生社会看起来都像是一只“黑盒子”，加拿大也曾经是这样一只黑盒子，他对其一无所知。这正是吸引他移民的重要原因。喜欢不断探索未知世界的他，要让“黑盒子……后来变成一个灰盒子，最终变成一个白盒子”。从黑盒子到白盒子，生动地表达了Tom在加拿大的空间探索过程。 从空间本土概念到空间借代概念再到空间隐喻，构成了一个非常丰富的空间概念类属。该概念类属的存在使空间成为一个突出的无法忽略的主题，跃然出现于本研究的文本分析之中。该空间概念与研究对象的职业发展状态息息相关，与文化融合紧紧相连，又与社会地位和政治参与等紧密相关。更多时候，空间被研究对象描述为一种笼统的、不具体的、但又切实存在的对陌生社会的整体感知。它说明了研究对象进入一个陌生社会之后所面临的各种来自外在空间的束缚、障碍和压抑，也显示着当事者在社会融入过程中，他们积极寻求自我定位和突破束缚的各种尝试，以及在文化碰撞过程中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调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研究对象的社会融入遭遇困难(例如遭遇失业、事业发展不顺利或者文化冲突)时，他们的空间感知也就越强烈，故事文本中空间概念出现的频率也就越高。这种空间概念，应该如何加以理解？ 苏贾(Edward Soja)在谈论空间的本体论时提到：多种层次的空间“以不同规模存在于游移不定的人类私人空间和人类居住地更加固定的公共场所周围。这种本体论的空间性使人类主体永远处于一种具有塑造能力的地理位置，并激发了对认识论、理论构建以及经验性分析进行一种激进的重新概念化的需要”。(29)如果就本研究中的空间概念进行重新概念化的话，它和列斐伏尔等空间理论家们所探讨的空间形式，无论是都市空间还是全球化空间，显然还是有所区别的。三位研究对象所提出的空间不是社会行动者们的集体建构，而是和微观层面的个体行为紧密关联，体现为集体构建在个体世界里的重叠和融入。从主位视角来观察该空间，不难发现，集体构建的空间已被隐入背景，成为空间的客体，而集体建构过程中被忽略的单个的自我，被推移至前台，成为该空间的主体。它也无法等同于列斐伏尔所定义的亲历空间(lived space，即日常生活的空间)，尽管二者均拥有建构性的力量，具有生成性和反思性。(30)从研究对象的故事叙述中，不难发现，它以个人的空间实践和空间位置为出发点，向更为广阔的社会空间和物理空间延伸，共存于时空的立体轴线上。因此，我们不妨特别称之为“个体空间”。 三、个体空间的解析 带着空间这一概念类属返回到故事文本进行进一步的主题分析时，研究者发现，三位研究对象借助于各自的空间实践，通过个体空间的建构，实现了与外在的社会空间的多点连接和生产的参与，也进行着对自我价值和身份归属的重新定义。 (一)空间实践 Tom在移居加拿大最初几年的主要空间实践可以归纳为“回炉”这一主题。他解释道： 你这个零件如果是在中国制造的，Made in China，(那么)加拿大这台机器上不需要中国制造的零件。你要想上到这个机器上，怎么办？回炉，把你融合掉。这个过程非常漫长，可以说还带着痛苦。你要脱胎换骨。(之后)你在质量上，可能不如本地出产的那么好，疙疙瘩瘩的，但是你能鉾到那台机器上了。经过一段时间磨合以后，你能完全嵌进去了。 为了“嵌进”主流社会，作为新移民的Tom放弃了自己在影视传媒方面的专业特长，在加拿大开始了曲折的零件“回炉”过程：移民的第一年，他尝试开展中国工艺品进口贸易，经过一年的惨淡经营，血本无归；他不得不加入体力打工者的队伍——做过化工厂的清洁工、家具厂的流水线装配工、蛋糕店的装饰师和仓储公司的搬运工，挖过树坑，抓过蚯蚓等等，不下十多种工作，其中不少是高强度体力活；历尽艰辛之后，终于在移民的第三年成为某知名公司的签约推销员。随着销售业绩的蒸蒸日上，在回流中国之前他已拥有不错的收入。“回炉”最终帮助他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意义上的发展空间。 在中国获得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并拥有多年高校行政管理工作经验的Helen，移民到加拿大之后，则选择“学习”作为她在加拿大的空间实践主题。这种“学习”主题也出现在了James的故事中。对于学习，Helen说： 我(移民加拿大的)这几年觉得一方面是开拓视野，另一方面就是学习。就是抱着这么个目的。现在让我去哪个国家，不管干什么事情，我心里都很有底气。……很多移民出去不读学位，(但是)读学位和不读学位是大不一样的。……你要是不读书你就接触不到这个圈子，你就会只停留在打工的这个层面上。 从移民登陆多伦多的第一年开始，她边打工边参加政府资助的英语学习班。为了上学方便，又举家从多伦多搬迁到另一个城市。此后将近6年的移民时间，绝大部分用于修读职业资格证书和大学学位，并最终获得了工程硕士学位。作为一名新移民，她不仅在正规的教育机构里刻苦学习，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也不错过任何一个学习机会。例如，在谈及她就职的一家贸易公司的女老板时，她说： 跟她相处我觉得我也是一个学习的态度。在她那里好好干好好学嘛。……我始终把她当朋友，需要向她学习的地方向她学习。 苏贾在论述空间的本体论时指出，空间化的过程中必然有其“第一性”和“第二性”，前者是自然的、天赋的，而后者产生于人类劳动和知识的应用。(31)其中，社会生活中的实践，是空间生产过程的最为必要的媒介。对于三位研究对象而言，在一个陌生社会的“回炉”和“学习”成为他们参与空间生产的重要媒介。基于这些空间实践，他们和外在空间之间得以建立一种互动的空间关系，将自身所携带的教育背景、职业资质和语言能力等等资本通过这种互动关系在当地社会进行资源和价值的转换，力求获取本土社会的价值认可，尤其是来自就业市场的价值兑现。(32)在这个动态的社会互动进程中，外在的社会空间已非一个中立的客观背景，它借助于个体的空间实践，参与了个体空间的生产过程。社会空间中的知识、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等等这些来自于特定社会阶层的主观意识形态构建，通过空间关系进入到个体空间内部，成为影响并约束个体空间生产的客观要素，让生活于其中的实践主体不断审视并调整自己，做出契合主流社会规范的行为。 (二)空间的网络多点连接 空间实践使个体空间的物质维度得以构建，影响着并改变了空间的结构，又与空间结构相结合，从而形成实践的空间性。(33)不过，在全球化背景下，三位研究对象的实践的空间性在顺应本土规范的同时，又带有明显的跨国主义特征，使得移民的个体空间具有传统空间所不具备的新特点。 作为新移民，三位研究对象在跨国流动中与母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Tom和James都有过经营中国进口商品的创业举动，Helen则在一家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公司工作多年。通过各种通讯技术和交通运输手段与国内的亲友保持频繁联系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James说： 差不多在欧洲的时候，我待了十一年，但是每两年必回一次国，在国内待一个月左右。所以对国内怎么发展，前后情况我是非常的清楚。国内的朋友也是相当的多。然后在加拿大也会是经常回国转一转，看一看。……那个时候差不多每天都有国内的朋友通过MSN啊，Email啊，电话聊天啊。 Tom说： 我一直在关注中国的新闻，中国的网站天天都在上。你对中国也不是说天天沉浸在中间的那种感受，但毕竟信息时代啊，那个信息流动的速度啊，远远超出了原来。原来你在八几年的话，你要是出去待个五年的话，你对国内就完全不了解了。现在不一样了，你虽然和中国在地理上相差一万五千公里，但你并不陌生，随时打电话，随时上网。国内发生什么事你都知道，没这个距离感，陌生感。 Tom的这段话形象说明了移民的个体空间虽然需要依托所生活的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而得以建构，但又具有突出的“去地域化”色彩。他们身在异国，却和母国保持着密切的文化和经济联系。他们的实践的空间性既有依附于当地社会的一面，又有脱离于当地社会的另一面，从而使个体空间呈现出一定的悬浮性和流动性特征。跨国主义研究者们将移民借助于空间的跨国纽带，让居住于不同区域的人们联结在一起进行着信息和资源的交换而集体建构出来的空间称为跨国社会空间。(34)那么个体空间更像是游移在跨国社会空间这张网络上的一个个结点。 跨国生活方式进一步改变了个体空间与主流社会空间之间的简单的嵌入性关系，取而代之以一种网络化的多点连接：个体借助于跨国网络而开展空间实践，以多点连接的方式与本土社会、母国社会等多个社会空间建立起社会互动关系，形成与不同社会之间的张力结构——聚合与分散、此岸和彼岸、自我和非我、再造与被再造，(35)以及资本价值的转换或不被转换。(36)进而影响到个体和本土社会之间一种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的产生：既有顺应和融入，又有抗拒和抽离。前面提及的Tom的“窒息”感和James的“被困”感等等，正是研究对象在这种复杂关系下所产生的空间感知。 空间的跨地域网络多点连接关系也影响到了三位研究对象的身份归属感。在加拿大期间，Tom发现，无论他多么希望通过“回炉”顺利嵌入到主流社会的机器上，但是，非本土的文化身份和工作经历使他和主流社会之间总是存在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他具体地描述了对此的感受： (即使)你在加拿大生活二十几年，你还是个中国人，而不会是个加拿大人。……我没有文化归属感，没有政治参与感。没有一种社会发展继承的同步感。说到对社会的影响力，那就更弱了，不可能的，你永远是一个边缘人。……我(原来)干的职业是一个与社会的意识形态、历史文化、社会地位太密切相关的一个职业。所以我根本就进不去(主流社会)。 Tom在前面提到的对中国没有“距离感”和“陌生感”与他在当地社会感受到的“边缘人”身份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再次说明了空间关系脱离了地域距离的制约。移民与输出、输入国之间所保持的社会联系的强度和共时性，成为影响空间存在状态的重要因素。(37)正如前文所引学者冯雷的观点，跨国空间的跨地域性以及对多空间的连通和整合能力，超越了传统空间概念所能解释的范畴。 (三)空间的自我建构 故事文本还显示，在复杂的、动态的社会关系之下，个体空间建构的不变的核心是实现自我的建构。James便是典型的例子。在魁北克的三年博士后研究工作结束后，James原本打算在当地的大型企业或者大学里找到一个研发席位。然而，经过了一年多的求职努力，他只得到了为数不多的面试机会，且均无下文。他反省道： 可能和我的要求太高有关系，如果(我)是本科的话，可能就留在加拿大了。企业里的质量管理经理啊，生产管理经理啊，往往需要有本科的学历。但我起点太高了，(我)去(求职)的时候就是博士后了，空间太小了。 “空间”一词在这里被再次提及。James之所以感觉到“空间太小”，是因为市场所能提供的位置和他的期待相距甚远。显然，他对这种求职遭遇是不满意的： 我不是为了谋生，我是为了求发展。……如果光从就业的角度看，(食品加工行业)那里的工作都属于低层次的工作。主要是硕士往下的，适合硕士的工作已经很少了。这一行，(需要)本科(的职位)有一些，但更多是属于专科，而这些工作我是肯定不会去做的。 “谋生”还是“发展”代表了James的自我价值期待和社会现状之间存在着矛盾。“谋生”意味着立足于外界社会现实的基础上的客观性，而“发展”意味着个体基于自我价值判断的主观性。二者的冲突最终导致了他选择再次跨国流动——回流中国去北京某大学就职，为个体空间寻找新的建构平台。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Tom的自我的文化归属诉求上。 从马斯洛的个人需求层次(38)上看，自我价值期待、包括文化归属感，与个人需求的最高层次——实现自我密切相关，它为个体的空间实践提供了存在感和成就感，是个体社会生活的能动性的力量源泉。与空间实践构建了个体空间的物质维度不同，自我是个体空间的精神维度。由于空间是物质属性、主观意义和社会作用共同影响下的不可分割的社会过程，(39)因此，个体空间的自我建构需要通过空间实践来检验这种自我价值预期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当自我价值预期通过空间实践获得来自社会的正向肯定时，这种期待进一步被强化。反之，当遭到否定或者制约时(例如James在加拿大的求职受挫和Tom的文化边缘人状态)，那么，个体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坚持自我价值期待，去另一个社会空间寻找新的建构平台；要么调整自我价值期待，顺应来自本土空间的约束。 三位研究对象的故事文本显示，这种实现自我与顺应现实的冲突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加拿大一直存在，但跨国流动带来的物理空间的巨大转换让这种矛盾变得更加突出，空间作为场景化的个体社会存在的表征也体现得更加明显。移民或顺应，或协商，或博弈，或抗争，是个体基于社会现实之上不懈发挥其能动性的生动体现。 全球化时代跨国流动的便捷性大大增强，为个体空间的自我建构提供了更多的可选择途径。跨国流动成为移民突破地域禁锢、超越社会束缚的有效方式之一。换句话说，在全球化背景下，个体空间是流动的、可携带的、动态的，在流动中完成建构和重构。这是一个个体空间与其他空间之间进行利益协商、资源交换以及身份与文化互动的结果。正如苏贾所言，“空间性的存在从本体论的角度看是一种转换过程的产物，但在物质生活的各种语境中始终准备接受进一步的转换。空间性从来就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永远保持不变的”。(40) 四、个体空间的故事脉络 空间形成于人类的社会活动，是我们建构我们的生活之所在。(41)它包含地理关联、环境、象征意义以及日常生活，这些既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也产生社会关系，(42)个体空间这一概念的出现帮助研究者梳理了研究对象的生活故事脉络，从庞杂而繁多的生活史文本信息中发现隐藏于现象背后的本质。借助于空间视角，移民生活故事中一些更为隐蔽的故事线开始浮出水面，让交织于跨国移民身上的自我和他者、内心和外界、此岸和彼岸的社会关系得到更加清晰的体现。 1.Tom的故事线：我和社会。拥有传媒专业硕士学位的Tom辞掉了在中国的一流媒体的工作，带着探寻未知世界的好奇来到加拿大。在移民的第五年，因无法忘怀的媒体梦，他回到中国创办了自己的媒体公司。Tom的故事叙述充满了主体空间位置的频繁转换。他不断地试图跳出自我的视角，尝试从更为广阔的空间角度来审视、反思和总结自己的所有经历和表现。在他的访谈文本中，“时代”、“历史”、“社会”、“大环境”、“国际”等等大空间词汇不断出现。他始终将自己的经历和所处的时代背景紧密相连，不时从中总结出一些抽象的结论和富有推广意义的经验。当他在具体描述某一关键事件时，则喜欢忽略细节而去勾勒全局。 叙事者用以呈现生活的方式实际上也是他们用以呈现自我的方式。(43)在叙述中，Tom频繁地使用第二人称“你”和第三人称“他”来借代第一人称“我”。这令他保持了和自我的距离感，进而获得一个立足于外界来评价自我的“旁观者”立场。始终不脱离社会背景，着眼于社会来讲述自己的故事，这是Tom“我和社会”的空间关系，也说明了他作为一个社会人的存在意义。 2.Helen的故事线：我和他者。在中国某大学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Helen，抱着自己的学习计划和家人一起登陆多伦多，一年多后为了上学方便移居另一个城市。她在完成了英语课程学习之后，先后花了一年时间进修职业资格证书，花了两年时间攻读硕士学位。与此同时，在一家贸易公司长期兼职。硕士毕业之后，Helen顺从丈夫的回流决定和儿子一起回到中国，在一家公司获得高层管理职位。 Helen的故事叙述中出现了十多位的重要他者。这些人物，尤其是她就职公司的华人女老板Nancy，在故事中占据了相当篇幅。Helen详细讲述了Nancy的故事，其间夹杂着对Nancy的各种评论，大部分是积极的肯定和由衷的欣赏，例如，“人还是很不错的”、“有想法”、“学历比我高”、“英语相当好”、“特聪明”、“比较傲气”、“有资本”等等。显然，Helen把Nancy描绘为华人女性在西方社会的成功典范。当Helen在谈论Nancy等人时，她也同时在表达着她心目中的理想自我——一位完美的成功而自信的女性。她通过他者的故事叙事来展现对完美自我的理解和期待，也通过转述一些他者对她的评价来展现了她的自我。显然，和Tom不同，Helen是借用了“我和他者”的空间关系，在故事中再现了她的自我。 3.James的故事线：我和自我。James毕业于中国某名牌大学的政治系，在瑞士获得了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之后，他和妻子移民加拿大，在魁北克的某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此后，在魁北克经历了一年的求职无果的失业状态，通过全球人才竞聘在北京某大学获得教职，举家迁回。 和其他两位研究对象的文本相比，在James的故事中，时代背景和相关的他者都被有意淡化。他只专注于谈“我”而避谈涉及他人的故事，对于访谈中提出的有关社会和政治话题，他基本上也不做太多回应。正是James用于呈现他的故事的态度和方式，提醒了研究者，在构建个体空间的过程中，实现自我是核心因素。他的移民故事主线是对实现自我价值的不懈追求，是“社会的我”和“理想的我”的不断协商。 社会生活具有一种不可或缺的空间性，而个体又是这种空间性的最直接的体验者。尽管赛雅(Andrew Sayer)认为普通人的意识是由特定的具体生活环境和场所所塑造，其对空间的理解和理论家对空间的理解存在差异，(44)但这并不能抹杀普通人的空间视角的研究意义。本研究将目光聚焦到了社会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个体，对空间在个体的世界里进行了解读。作为一项经验研究，试图从个体的视角，将苏贾所谓的空间的“模糊的幻想”(空间被还原为物质的可衡量的客体和形式)以及“透明的幻想”(空间被还原为心理构想、思维和观念)(45)放在个体的世界里来观察空间的关系以及空间的产生。不妨想象，空间研究中的社会空间由无数个个体空间依照某种共存的秩序组成。这些个体空间之间相互依赖、互为结构。它们在流动中，作为空间结构的最小单位，和外在空间形成一种非嵌入性的多点联结的动态关系。 “个体空间”到底是什么？基于生活史研究分析，我们可以对这一来自移民生活故事的本土概念进行如下总结：个体空间是相对于外在社会空间而言的个体存在，是动态的而非静止的；它是研究对象在跨国迁徙过程中，基于自我期待，通过空间实践与外在社会空间进行持续互动过程中建构的一种微观生活状态。从本体论上看，个体空间是存在于社会行动中的具有自我意识的独立但不孤立的“我”。从认识论上看，它可以通过空间的实践行为与事件、在社会关系中的角色以及其对自我的相关定义和期待而加以分析。 个体拥有建构空间的主动权，但建构无法脱离既存的社会结构。它既不是虚幻的空想，也不是被动的赋予，而是宏大的时空社会内部存在着的各种持续和延续的结构的组成部分。(46)如果说空间性生产，可以被描述为“社会行为、社会关系和社会本身的手段和结果、预先假设和具体化”，(47)那么，个体空间同样也可以被描述为是个体的社会行为、社会关系和个体自身的交织的具体化。它和外界的空间结构共时存在，和全球化背景下的空间去地域化相适应，呈现出流动、悬浮和空间的多点连接等特点。 空间由对象构成，存在于对象之中，并只有通过构成它的对象和过程来加以理解，而不能被简单地还原成对象本身。(48)就本研究而言，构成个体空间的对象包含了具有自我意识的个体、实践及社会关系。但个体空间并未被还原为自我。自我作为个体空间的核心，正是在它与外界的互动、协商和适应过程中，个体的主体意识被强化，空间感增强，和外在空间的关系被明晰，空间的形式得以产生。而自我也得以通过个体空间的建构，来进一步定义自我的存在意义。因此，可以说，空间既是自我在社会关系下的产品，又制造了自我。 那么，个体空间具有什么样的研究意义呢？首先，个体空间的研究，将空间这个一直被作为抽象概念而加以理解和思考的研究对象，更加实际地和空间的构成对象——生存于空间并建构了该空间的个体——紧密联系起来加以考察；针对移民个体的研究显示，在个体的世界里，物质空间、心理空间和社会空间实现了自如的联结和统一，空间的“混沌的抽象”(49)得到更具体、明晰的呈现。这有助于我们反思个体实践对于空间形成的意义，并揭示空间新形态形成的原因。与此同时，通过移民的个体空间的建构过程，反过来也让研究者看到了在特定的时空框架下，个体的主体性是如何作为特定地点(place)占据者和使用者而在社会关系中被生产出来，(50)以及个体主体在地点转换过程中，又是如何得以延续其空间主体性的。 其次，个体空间的发现让个性化的、多变的、复杂的跨国流动过程变得可分析和可预测。跨国流动通常是移民个体的主观选择，其去留决策受个体与社会环境之关系的影响。(51)从空间视角分析，这种影响呈现为社会空间与个体空间之间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之博弈。尤其是全球化背景下的空间冲突、空间联结、空间跨越、空间融合等现象在个体的层面也有更加直接的展现和意义解读。由此，该空间给予了移民个体一种超越于传统的经济驱动、文化驱动和政治驱动之外的新的理解框架，可作为鉴别移民国家能够成功吸引并留住移民的试金石，并为跨国主义背景下的移民的双向流动和持续流动做出解释。原来的基于社会、国家、民族和群体等集体性框架上构建起来的知识体系，乃至于空间理论的本身，也有必要从个体层面上加以反思、检验和重新理解。个体空间喻示了现代化进程对个体，尤其是移民的影响和表征，也揭示了全球化时代人类生活正在发生着的最为深刻的、最为基础性的时空变革。 最后，作为一项基于移民个体的经验研究成果，“个体空间”如果能够得到来自其他研究者的进一步的证实和完善，以实现和既有的空间理论更好对话，那么，它将有利于空间研究从微观到宏观、从具体到抽象的完整画面的呈现，对目前以中观和宏观为主的空间理论研究将具有较大的贡献。 ①参见[美]罗伯特·戴维·萨克著、黄春芳译：《社会思想中的空间观—— 一种地理学的视角》，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8-29页。 ②参见吴宁：《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社会学理论及其中国意义》，《社会》2008年第2期。 ③参见章仁彪、李春敏：《大卫·哈维的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探析》，《福建论坛》2010年第1期。 ④[美]爱德华·苏贾著、王文斌译：《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6页。 ⑤参见[美]大卫·哈维著、阎嘉译：《后现代的状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6页。 ⑥参见[英]约翰·厄里著、李康译：《关于时间与空间的社会学》，[英]布赖恩·特纳主编：《Blackwell社会理论指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7页。 ⑦参见郑震：《空间：一个社会学的概念》，《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5期。 ⑧参见Henri Lefebvre,D.Nicholson-Smith,Trans.,The Production of Space,Oxford,UK:Basil Blackwell,1991,p.38。 ⑨参见丁月牙：《回流移民再融入的生活史研究——以加拿大回流北京的技术移民为例》，《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2年第4期。 ⑩参见丁月牙：《论跨国主义及其理论贡献》，《民族研究》2012年第3期。 (11)参见Thomas Faist,The Volume and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s,Oxford,U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191-198。 (12)参见Michael Peter Smith,Matt Bakker,Citizenship across Borders:The Political Transnationalism of El Migrante,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7,p.164。 (13)参见Thomas Faist,The Volume and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s,2000,p.40-42。 (14)参见冯雷：《当代空间批判理论的四个主题——后现代空间论的批判性重构》，《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15)(19)参见郑震：《空间：一个社会学的概念》，《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5期。 (16)参见[英]约翰·厄里：《社会关系、空间与时间》，[英]德雷克·格里高里、[英]约翰·厄里编，谢礼圣、吕增奎译：《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4-33页。 (17)参见[英]约翰·厄里：《社会关系、空间与时间》，[英]德雷克·格里高里、[英]约翰·厄里编，谢礼圣、吕增奎译：《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第47页。 (18)参见吴宁：《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社会学理论及其中国意义》，《社会》2008年第2期。 (20)参见Christian Dustmann and Yoram Weiss,"Return migration:Theory and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he UK,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Vol.45,No.2,2007。 (21)参见Russell King,"Generalizations from the history of return migration," In Ghosh,B.ed.,Return Migration:Journey of Hope or Despair? Geneva:IOM /UN,2000,pp.7-55。 (22)参见Steven Vertovec,Transnationalis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Taylor & Francis Group,2009。 (23)参见Alejandro Portes,Luis E.Guarnizo and Patricia Landolt,"The study of transnationalism:Pitfalls and promise of an emergent research field,"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Vol.22,No.2.,1999。 (24)参见Ivor F.Goodson,Studying Teacher's Lives,London:Routledge,1992,p.6。 (25)参见John W.Creswell,Qualitative Inquiry and Research Design:Choosing among Five Traditions,Thousand Oaks,CA:Sage,1998,pp.47-50。 (26)参见Ardra Cole and Gary Knowles,Lives in Context:The Art of Life History Research,New York:Altamira Press,2001,p.93-111。 (27)因保护研究对象的隐私需要，本文中出现的研究对象及其亲属的人名、就职单位均为假名或者代称。 (28)Co-op是Co-operative Education的简称，可翻译为“合作教育”。它是由教育机构和工作单位合作，为学生提供到工作单位进行实习的机会。实习期间可获得一定的薪水，其实习经历作为工作经验亦为当地就业市场所认可。为此，不少新移民选择参加各种Co-op班，以实习生的身份积累在当地的工作经验，以便顺利就业。笔者注。 (29)[美]爱德华·苏贾著、王文斌译：《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第12页。 (30)参见文军、黄锐：《“空间”的思想谱系与理想途径：一种开放性实践空间的建构》，《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2期。 (31)[美]参见爱德华·苏贾著、王文斌译：《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第183-184页。 (32)参见朱红：《转换·融合：中国技术移民在加拿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33)参见Henri Lefebvre,D.Nicholson-Smith,Trans.,The Production of Space,Oxford,UK:Basil Blackwell,1991,pp.68-168。 (34)参见Thomas Faist,The Volume and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s,p.191。 (35)(37)参见丁月牙，《论跨国主义及其理论贡献》，《民族研究》2012年第3期。 (36)参见Shibao Guo.,Difference,deficiency,and devaluation:Tracing the roots of non-recognition of foreign credentials for immigrant professionals in Canada,The Canadian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Adult Education,Vol.22,No.1,2009。 (38)参见Abraham Harold Maslow,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2nd ed.),New York:Harper & Row,1970。 (39)参见Henri Lefebvre,D.Nicholson-Smith,Trans.,The Production of Space,Oxford,UK:Basil Blackwell,1991,p.68-168。 (40)[美]爱德华·苏贾著、王文斌译：《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第185页。 (41)参见Henri Lefebvre,D.Nicholson-Smith,Trans.,The Production of Space,p.68-168。 (42)参见Harvey Molotch,"The space of Lefebvre," Theory and Society,22(6),1993。 (43)参见A.L.Cole & J.G.Knowles.,Lives in Context:The Art of Life History Research,New York:Altamira Press,2001,pp.70-92。 (44)参见[美]安德鲁·赛雅：《空间的重要作用》，[英]德雷克·格里高里、[英]约翰·厄里编，谢礼圣、吕增奎译：《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第50-66页。 (45)参见[美]爱德华·苏贾著、王文斌译：《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第118-137页。 (46)[英]约翰·厄里：《社会关系、空间与时间》，[英]德雷克·格里高里、[英]约翰·厄里编，谢礼圣、吕增奎译：《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第24页。 (47)[美]爱德华·苏贾著、王文斌译：《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第193页。 (48)参见[美]安德鲁·赛雅：《空间的重要作用》，[英]德雷克·格里高里、[英]约翰·厄里编，谢礼圣、吕增奎译：《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第53页。 (49)[美]安德鲁·赛雅：《空间的重要作用》，[英]德雷克·格里高里、[英]约翰·厄里编，谢礼圣、吕增奎译：《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第66页。 (50)参见[英]约翰·厄里：《社会关系、空间与时间》，[英]德雷克·格里高里、[英]约翰·厄里编，谢礼圣、吕增奎译：《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第22页。 (51)参见Russell King,"Generalizations from the history of return migration," In Ghosh,B.ed.,Return Migration:Journey of Hope or Despair? Geneva:IOM /UN,2000,pp.7-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