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哲学笔谈——3.哲学的生活气息与大众风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众论文,哲学论文,笔谈论文,气息论文,风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哲学研究和宣传中，特别是在哲学发展遇到困境、尴尬或被边缘化时，我们常常会思考这样的问题：哲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如何？哲学与民众的关系如何？这是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问题。前一个问题直接关涉哲学的内容和生命力；后一个问题则直接涉及哲学的表达形态及对社会的影响力。当现实生活与民众切身利益联系在一起时，上述两个问题又合而为一，哲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就转换成哲学与民众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哲学是生活的哲学，是民众的哲学。从对哲学的理想诉求来看，这是应然的命题；从哲学的性质和社会功能看，这也是实然的判断。
哲学离生活既近又远。首先，哲学与现实生活有着密切联系。这是哲学这门最古老而又常青的学问之所以绵延数千年的根本原因。人们经常较多地谈论哲学“爱智慧”，而淡忘了哲学“爱生活”。哲学不是超然于人类社会现实生活之外的玄学。历史上哲学家们不乏对哲学与生活的关系有深刻洞见者。中国传统哲学强调哲学是对人生的思考。冯友兰先生在其《中国哲学简史》中认为，“哲学是对人生的系统反思”。这种反思也包括了对宇宙的思考。“宇宙是人类生存的背景，是人生戏剧演出的舞台”。黑格尔在《小逻辑》中用抽象的语言表达了哲学与生活的关系，认为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反对哲学沉溺于“日常生活中的琐屑兴趣”，强调要挖掘“内心生活”和“精神活动”。他重视哲学研究生活中的内在的东西的见解是深刻的，但却又因忽略或轻视生活中的物质利益而走向偏颇。马克思对哲学与生活关系的深刻理解使哲学发生了一场革命。马克思把真正的哲学视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文明的活的灵魂”。他超越前人之处在于，不是一般性地谈论时代或生活，而是强调实践的生活或生活的实践之于哲学的重要性。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之初的1845年写下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把社会生活的本质概括为实践，即认为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哲学必须植根于社会生活，植根于社会实践。只有贴近生活、贴近实践，哲学才有实际内容，才有生命力。
哲学的特点又使得哲学似乎远离生活。哲学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或观念形态不同。哲学不同于政治法律思想直接地反映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生活，不同于文学艺术形象地再现社会生活，不同于道德观念直接反映人们的行为规范，不同于宗教观念虚幻地反映现实和构造来世，不同于各门具体科学实证地研究经验事实或反映特定事物或领域的特殊规律。哲学方法或哲学最具抽象性或抽象概括性，它力图反映社会生活乃至与此关联的整个世界的本质和一般发展规律。哲学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思辨性。哲学以抽象思维的方式反映世界，但这决不意味着远离现实生活。有的学者误把哲学反映现实生活在形式上的间接性当做哲学内容上的空洞，把哲学的思辨特点或抽象性特点加以夸大或绝对化，把哲学变成了脱离生活的冷冰冰的逻辑体系或概念游戏，这就必然窒息了哲学。
真正的哲学反映现实生活，还突出地表现在它具有鲜明的人民性或大众风格。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方面，从哲学的内容和实质看，哲学要反映人民群众的实践和人民群众的智慧。马克思主义哲学主张，哲学及哲学家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是人民的产物，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哲学的源泉来自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哲学是否具有感召力和影响力，从根本上体现在哲学是否关注和如何关注包括民生问题在内的社会生活。马克思曾经强调过，理论只要彻底，就能打动群众、说服群众；而理论的彻底表现在要抓住人这个根本。当然，这里所说人，是具体的现实的人。例如，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就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以人民群众利益为根本，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
另一方面，从形式上看，哲学的人民性或大众风格表现为，哲学具有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具有言简意赅、能为一般读者所理解的表达方式，具有借鉴和吸收一定民族文化传统、具有一定民族特色的语言风格和思维特点。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邓小平的“精而管用”的哲学理论，都是这方面的典范。它们都既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紧密联系，又与中国人民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同时带有朴实无华的语言风格，不愧为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因出版了《大众哲学》、《生活与哲学》等著作，被后人誉为“人民的哲学家”、“哲学大众化第一人”的艾思奇。今年恰逢艾思奇《大众哲学》问世70周年，艾思奇去世40周年纪念。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我们应该在纪念艾思奇同志的同时，继承和发扬他在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生涯中表现出来的良好学风和治学精神，以促进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和科学发展观的学习、研究和宣传。艾思奇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撰写和发表的《大众哲学》，在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中产生强烈的反响，影响许多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当年曾经读过这本书的老一辈革命家对这本书和艾思奇寄予深切的怀念和敬仰。他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即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潜心钻研、坚忍不拔的科学精神，关注现实、贴近群众的良好学风。《大众哲学》在中国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先河。此书的问世立即受到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热烈欢迎。新中国成立前此书就出版了32版。为什么《大众哲学》如此受到读者群众的欢迎，如此具有影响力？我想，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艾思奇十分重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重视研究群众关心的社会现实生活中的问题，重视用中国化、生活化的语言通俗地表达深奥的哲理，重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同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结合起来。他经常强调理论通俗化工作的重要意义。他是毛泽东倡导的使哲学走出书斋、走向群众的积极而成功的实践者。今天，我们在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过程中，尤其要学习艾思奇的这种治学精神和理论风格，编写出广大学者喜爱的新大众哲学、新大众经济学等通俗易懂、为群众喜闻乐见的理论读物。
哲学不应是纯粹书斋的产物和象牙塔里的玩物，不应仅仅是只有少数哲学家才能欣赏的阳春白雪。当哲学疏远生活的时候，生活也就冷落了哲学；当哲学远离群众的时候，群众也就会对哲学不屑于顾。
我们的时代需要充满时代气息、生活气息并具有大众风格的哲学。哲学要贴近生活，要善于寻找生活中的问题，凝炼出相应的理论问题，并做出智慧的回答。哲学要贴近民众，要寻求用大众化、通俗化的形式来掌握群众。内容和形式是统一的。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不仅体现在内容上，而且体现在形式上。当哲学贴近生活且采取大众化或通俗形式来表达时，哲学就会成为受欢迎的大众哲学。当哲学成为一种远离生活的纯粹的思辨之学或玄学时，当哲学完全被艰难晦涩的形式包裹起来时，它就会在疏远民众的同时使自己受到冷落。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伟大的认识工具，是我们认识世界、观察事物、分析问题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当前，要增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效性和感召力，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社会生活、社会实践的关注，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风格。为此，我们应该自觉而明确地认识到以下几点。
首先，哲学理论创新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来自于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的发展。
要认真研究和回答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既深深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又强烈地呼唤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创新。科学发展观之所以实现了新形势下的哲学创新，就在于它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的观点，关于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观点，以及关于社会结构、社会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等观点，运用于考察当代世界与中国，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认真研究和回答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总结了实践经验并做出科学的理论概括，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
当代科学技术革命浪潮、经济全球化进程和社会主义改革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国际国内的形势的深刻变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也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积累了许多新经验，面临着一系列新任务、新情况、新问题。这些都需要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总结和概括新经验，研究和回答新问题。例如，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越来越受世人瞩目，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为与“西方模式”不同的并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模式”；社会的经济结构、社会阶层、利益关系、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都发生了较大变化，这些新情况都需要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加以分析和说明。
其次，要敢于正视和认真解决当前哲学理论研究和宣传中存在的问题。
毋庸讳言，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主要表现在：其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发展的客观要求仍然存在着差距。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成果累累，但精品力作不多，产生积极而重大的社会影响的成果不多，低水平重复的研究大量存在。这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主观原因是：忽视现实问题的研究，漠视实践发展提出的重大的或迫切的理论的和现实的问题；热衷于书斋式的研究，被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作风束缚了思想，研究脱离现实。客观原因是：我们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实践探索，社会矛盾的充分暴露有一个过程，理论探索也需要有一个过程；鼓励创新的社会环境和评价激励机制有待进一步形成和完善；其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在一定范围和某种程度上受到忽视。由于伴随市场经济发展而来的利益驱动，以及各种西方社会思潮的冲击等原因，不少人更多地关注应用研究，而忽视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从而使研究成果缺乏理论深度；热衷于西方社会思潮的译介而忽视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使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被淡化、边缘化；其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受到不良学风的影响。除了教条主义的学风之外，当前急功近利、浮躁的学风普遍存在；食洋不化、简单套用现代西方思潮话语解读马克思主义文本也屡屡出现；其四，由于研究不力或脱离实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和教育的针对性、说服力、感染力还不强，欠缺对意识形态领域新挑战的有效应对。这些状况说明了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和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三，必须把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同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研究结合起来，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结合起来。
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贡献在于：它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科学发展观是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要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涵、基本要求的认识，就必须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之“脉”，探寻理论源头或理论基础。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观点，关于人民群众的观点，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观点，关于人与自然和谐、人与社会统一的观点，都构成了科学发展观的哲学理论基础。在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分析和回答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种种复杂问题方面，仍然有大量工作可做，这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我们要努力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大众化、通俗化，让更多的人民群众了解、接受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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