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乡土小说的共同文化背景及异质话语的解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乡土论文,两岸论文,文化背景论文,话语论文,异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近代化过程是以一个节奏非常缓慢的渐进过程向前推进的，在漫长的静态农业社会运行中，任何外部力量的介入和冲击都不能改变和逆转中国乡土社会的历史轨迹。和欧洲的近代文明相比，中国的近代文明可能要比西方晚近两个世纪。17世纪中叶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标志着资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揭开了欧洲和北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序幕，从此开始了世界近代史的进程。而用坚船利炮轰开了19世纪中国大门的大英帝国，虽然用鸦片征服了中国的口岸和城市，但是它始终不能以它的人权意识取代中国的封建王权意识。近代以来，中国汲取西方的“鸦片”多于思维方法和意识形态，和与自己毗邻的弹丸小国日本相比，“中体西用”的历史脚步究竟落在了“明治维新”的历史变革之后。进入20世纪以来，实以为“五四”新文化的狂飙能够带来西方文明的圣火，彻底扭转中国封建农业文明的状况，却未料到军阀混战把中国社会送进了一个畸变的绞索中。
1911年武昌起义的枪声并没有完全将中国的资产阶级推上历史舞台，“如果根据更严格的定义，将城市资产阶级限定为和现代工商业相联系的阶级，那么它显然在1911年的事件中只起了次要的作用。这第一次革命——地方精英们所领导的武装起义和暴动，越出了资产阶级并脱离了它的控制。”（注：M.克莱尔·贝热尔：“资产阶级的作用”，载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30年》，第229-295页。转引自《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819页。）“在这次革命成功之后，资产阶级曾企图利用这一局势为自己谋取好处，但只获得了一半的成功。它成功地取得了对它的基本利益的尊重，但除了在局部地区以外，却未能夺取到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说，“1911年的革命不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注：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19页。）由此可见，中国的资产阶级在试图登上中国历史舞台时就带着它的天生的软弱性，因而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那一场中国究竟走没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大辩论，终于在一片庆幸声中丧失了知识分子促进社会进步的价值和立场。在漫漫的半个世纪里，中国广袤的国土均沉静在稳态宁静的农业文明的古典阳光笼罩之下，隔窗窥视着东渐的欧风美雨，等待着文化的“渐变”。而80年代（台湾稍早十多年）开始的中国社会的转型，绝不是以“渐进”的历史方式缓行的，而是以经济结构的“突变”带来了社会文化结构的“突转”，于是，农业文明和现代文明的大碰撞所带来的文化裂变给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以及思想观念都造成了根本性的篡改和颠覆。从“渐变”到“突变”，无疑给20世纪的中国乡土小说创作平添了一道迷人的风景线。
从整个世界的格局来看，欧美的资本主义全面工业化过程几乎要比中国早一个世纪，“摩登时代”不仅改变了人的生活节奏和生活观念，而且也破坏了静态的田园牧歌式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就以美国为例，亨利·纳什·史密斯在其《作为象征与神话的美国西部》一书中，就明晰地阐释了资本主义在其原始积累过程中残酷演进的事实，并对当时美国著名的乡土文学理论家和小说家哈姆林·加兰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和立场进行了褒扬：“19世纪初农业理论家总是煞费苦心地将美国农民与被残酷蹂躏的欧洲农民区分开，而‘荷锄人’的遭遇却和欧洲农民没有什么不同。一度曾是自豪的自耕农在加兰的小说和马卡姆的诗歌中却只不过是个田间劳动者，他象征着：‘被出卖、被掠夺、被侮辱、被剥夺了权利的人……’”（注：HENRY NASH SMLTH著：《处女地》《美国文学史论译丛》薛蕃康费翰章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1版。）由此可见，在全球性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历史的进化必然带来了污秽和血，打破静态的农业文明秩序，对农民的剥削和对大自然的破坏一样的残酷无情。于是，作为一个有着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目光的作家，无疑是要将批判资本主义的非人道性和回到乌托邦的精神家园作为自己的写作立场和视角。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自19世纪到20世纪的乡土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批判精神和理想主义的乌托邦精神几乎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母题。或许，我们在解析任何空间意义上的乡土文学时，这可能是最重要的文化解码符号。
综观20世纪中国大陆与台湾乡土小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随着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的日益逼近，中国稳态的农业社会结构在70、80年代已经开始面临着解体，一个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幻化出的乡土文明与城市文明严重对立与猛烈冲撞的社会景观和人文景观呈现在人们面前。亦如上一世纪西方社会所面临的那一场工业革命后的人文思想裂变一样，中国海峡两岸社会的意识形态在不断渐进的现代物质文明侵袭之中面临着一个跨世纪的文化两难选择。
然而，在20世纪的中国资本主义文化的接受过程中，几次错过了与资本主义的大的对撞，因此，在整个世纪的一多半的时间内，中国大陆和台湾都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封建宗法式的农业社会之中。“五四”新文化的先驱者们从西方取来了精神的圣火，然而，与西方社会所面临的大工业灾难不同，20世纪初的中国仍旧处在黑暗的封建统治之下，“五四”新文化虽然有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中坚力量，但是，由于脆弱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那个特定时期根本就不可能把握自己的命运，而导致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悲壮沉沦。正如茅盾在长篇小说《子夜》中所塑造的那个失败了的资产阶级英雄吴荪甫一样，作者要告诉我们的是中国并没有走上资本主义的事实，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那种庆幸欢呼的价值立场无疑是社会进化论的误判。因此，从“五四”新文学运动一直到80年代（其中台湾略有不同），中国的乡土小说仍处于一个描写静态乡土社会的状态，无论是悲凉的乡愁，抑或浪漫的田园牧歌，都绝无那种现代工业物质文明冲击的巨大压迫感作为作家创作哲学感悟的逻辑起点。而近20年来的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风潮以及大陆和台湾风起云涌的经济与社会的变革，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给整个社会，尤其是曾为一体化的农业社会带来了空前的重创。在大量的土地流失下，农业人口的巨大流动和迁徙；在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阴影的笼罩下，遮蔽着的城乡两种文化心态的激烈碰撞；传统的乡土文化以它优美而悲悯的孱弱身影落寞沉沦于雄强的现行物化世界之中；现代的都市文明以它丑陋而诱人的狰狞面目蓬勃雄起于转型的异化而实用的社会意识形态之中……凡此种种，我们终于看到了本世纪两种文化在中国这块最古老的农耕土地上殊死交战的悲壮一幕。
毋庸置疑，“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一次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模拟，带有浓郁乌托邦色彩的一代知识分子采撷的是以人性和人道为本位的西方人文主义之花，因此，这种普泛的人文主义精神仍能给处于封建黑暗一隅的中国大地带来一簇光明的圣火。就中国20世纪的文学而言，我以为一代“五四”的先驱者们之所以把目光滞留于灾难深重的中国乡土，正是缘于他们对于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的本质认识和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中的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强烈渴求。然而，亦有一批知识分子从封建乡土走向资本主义文化色彩较为浓郁的都市后，深感着资本主义文化的负面效应带来了具有美的形态和特质的原始文化和人性的溃灭。因而，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中始终存在着这样一个悖反的两难命题：乡土与都市，传统与现代，已经成为中国作家难以廓清的两难主题内涵。当然这也是世界文化的两难命题，一方面社会的进化需要物质的极大丰富；另一方面人的精神更需要原始和自然的庇护，因此，在不同国度和不同时期，人们的价值取向是完全不同的，往往是一个矛盾掩盖着另一个矛盾。
以鲁迅为旗帜的乡土小说流派高擎着从西方借来的人文主义的圣火，企图用它来烧毁封建的“铁屋子”，在忧愤甚广的悲悯中，他们的笔触刺破了中国封建统治美如乳酪的脓疮，以强大的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力量去拯救那些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乡土国民的灵魂。因此，作为一个20世纪恒久的乡土小说命题，它的悲剧性的魅力就在于西方资产阶级所确定的人性和人道主义的文化目标是文学永恒的命题和必须遵循的目标。如今用它来对付资本主义文化弊端也同样适用。因此，这个发韧于“五四”新文学大潮之中的创作思想和流派成为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创作的主潮和主流也就不足为奇了。无疑，20世纪的台湾文学亦发端于乡土小说，而其乡土小说又是亦步亦趋地踏着鲁迅先生的创作路径向前迈进的。
也许，那种长期生活在原始的农业文明氛围中的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文化的非人性非自然的物欲本位思想有着最敏感和最深切的体察，像沈从文这样的乡土小说作家则对资本主义文化熏染下的都市文明抱以最刻毒的仇恨，他们那种试图回到原始的农耕文明，回到原始的人性，回到原始的和谐人际关系之中的“恋美”情结，足以使他们对其笔下静态的农业社会报以田园牧歌式的诗意描绘。正如沈从文所说：“我是个乡下人，走到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秤，和普通社会总是不合。一切来到我命运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我用不着你们名叫‘社会’代为制定的那个东西。我讨厌一般标准。尤其是什么思想家为扭曲蠹蚀人性而定下的乡愿蠢事。”（注：《沈从文文集》，第10卷，花城出版社，读书、新知、三联香港分店，1982年版。）无疑，以废名和沈从文为代表的“田园诗风”的创作风格俨然形成了与以鲁迅为代表的“为人生”、为人性的乡土小说流派相抗衡的另一支潜流。沈从文们就是要“把这点近乎于历史陈迹的社会人事风景，用文字好好的保留下来，与‘当前’崭新局面对照，似乎也很可以帮助我们对社会多有一点新的认识。”（注：沈从文：《〈长河〉题记》，开明书店，1948年版。）从反现代文明和反现代文化这个角度出发，沈从文们在找不到人性的最后归属时，难免会走入对原始农业文明深刻眷恋的文化魔圈。这种精神皈依的乡土美学情结深深地植入了大陆乡土小说作家的心灵深处，一直到80年代才面临着资本主义文化的深刻挑战。
这种本能的反抗同时也灌注在台湾乡土文学的发展之中，深刻的乡土眷恋作为一种凝固了的审美心态笼罩着台湾乡土小说作家的描写视野。从台湾小说之父赖和到日据时期、光复时期、50年代的许多乡土小说作家作品，无一不浸润着这种希望遁入世外桃源的色彩。
这种文化上的二律背反现象一直缠绕在20世纪的文学创作之中，正是这种对立而胶着的创作形态，才充分展示了中国乡土小说在20世纪的无限灿烂色彩，才使得乡土小说有其更加丰厚的历史的、美学的、文化的、心理的、社会的……人文底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大陆与台湾的乡土小说才显现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同时，也为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原始素材。
大陆自80年代进入一个与世界经济接轨的转型期后，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乡土小说作家已深深地感到了社会的物质化过程不仅破坏了自然生态的平衡，而且摧毁着农耕时代和谐的人际关系，无形地解构着原始道德种种美的形态。这种世界末日心态使得一大批乡土小说作家终于在困兽犹斗中抒写出一幕幕悲壮沉沦的乡土小说图景。
台湾的进入全球化过程要比大陆早20年，60年代以后，台湾进入了一个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阶段，一个全面起飞的时代把台湾带入了一个经济内涵上的资本主义时代，虽然，有人认为台湾当时的情形“和中心国资本主义在发展水平、构造和性质上仍有巨大落差，内包着诸多复杂的问题所造成的后进性”，只能“规定为‘半资本主义’”（注：陈映真：“台湾现当代文艺思潮之演变”，《文艺理论与批评》1993年第3期。）。但是，洪水般资本主义经济的侵袭使得台湾社会迅速转型，无可置疑的事实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必然带来资本主义文化的空前高涨，经济腾飞带来的物化副产品是精神的颓废。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风暴连同它的文化思潮一起席卷着这个岛屿，一场文化的撕杀当然是不可避免的。从60年代的新诗批判运动到终于爆发的70年代的“乡土文学论战”，就是以文学为战场的一次中西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乃至后工业文明的搏战。我以为“乡土”和“现代”的激战，其意义所在并不在于谁胜谁负，因为任何一种体制和文化都像一枚镍币那样有其正负两面，问题就在于这个社会怎样去克服它的弊端，资本主义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同样存在着许多甚至更多须待解决的文化垢病。我以为许多论著在评价“乡土文学论战”时，往往陷入了这种文化悖论的怪圈之中。作为一个作家，时代为他提供的是一个摹写这种文化风景线的最好契机，当然，因着各个作家世界观的差异，我们不能苛求作家不在他的作品中抒写自身的文化价值判断。然而，重要的是，作家对现实世界的摹写是大于理念的流露与阐释的，唯此，他的作品才有生命的活力。
作为一部作品，作家首先寻求的是其艺术的含金量，然后才是其文化的内涵。然而，大陆和台湾的许多作家过分追求小说创作的“启蒙话语”乃至政治化倾向，便使得20世纪的中国乡土小说在20、30年代到70、80年代间呈现出了更加复杂的景观。且不论前期，就后期而言，作为两岸时代和政治的分水岭，1949年后的两岸文学都陷入了为政治服务的泥淖。尤其是大陆1949到1979年的文学创作，几近成为政治的附庸与奴仆，文学的艺术性降低到了历史的最低点，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而台湾的文学创作也同样是走过了一段与政治搏战的曲折道路，在政治的高压下，台湾反而出现了一大批与之抗争的文学猛士。但是，一旦进入了一个相对自由的文化话语时空，一些以前相对趋向自由的作家和理论家却又回到了皈依政治的怪圈之中去了。乡土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一条支脉，它无疑须表现地域文化色彩，但是，它与“台湾文学国家化”和台湾独立的政治概念无涉，而过分强调台湾文学的本土化，以乡土文学的地域性特征为幌子来演绎其政治目的，这显然是不可取的。叶石涛是台湾著名的作家和理论家，他在总结“乡土文学论战”时的许多论点都是很中肯的，但是，他在1977年5月发表的《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就明显地有其偏颇的地方。他所提出的“台湾意识”和“台湾为中心”如果仅仅是从文学创作的角度出发，那是无可厚非的，然而，他所倡导的“它应该是站在台湾的立场上来透视整个世界的作品”却暗含着一种政治倾向。这一点到了80年代就愈加明晰了，叶石涛在强调了台湾与大陆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思考形态差异后，提出了“应整合传统的、本土的外来的各种文化价值系统，发展富于自主性的小说。”（注：叶石涛：“台湾小说的远景”，《文学界》季刊1982年创刊号。）这种论调遭到了陈映真、尉天聪等人的反驳，从而导致了台湾乡土文学阵营内部的分裂，即以叶石涛为代表的“台湾意识”的“南派”和以陈映真为代表的“中国意识”的“北派”之间的对垒。直到1992年叶石涛还打出了“台湾文学国家化”的旗号，提出“建立一个独立于日本、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台湾文学。”（注：此话是叶石涛在1992年4月27日接受台湾《自立晚报》记者采访时所说。）这种言论带动了一批作家和理论家倾向于“台独”，彭瑞金的“台湾民族文学是等同台湾国家文学”的论调，林双又的“誓愿做滋养台湾新国家的肥料”（注：林双又：“混乱的小说，需要混乱的秩序”，《自立晚报》1992年3月31日。）的誓言，可谓甚嚣尘上。我以为，* 果单从乡土文学这一艺术的角度来考量，台湾乡土小说的创作愈有地方色彩和异域情调就愈有生命的活力，文学的生命就在于它的个性与独立性，因此，从文学角度来倡导台湾地域文化的独立特征是无可非议的。但是，硬将文学的独特性与政治问题混淆在一起，恐怕首先是作家和文学理论家的角色定位的根本错误。从这个意义出发，我以为发生于台湾乡土文学内部的这一长达近20年的论争是没有文学意义的，因为它越出了文学本身的范畴与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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