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流动人口空间集聚的特征、形成机制及调控对策[1]_城乡结合部论文](https://www.lw33.cn/thumb/5baf34e90426ba36bc30b9db.webp)
北京市外来人口空间集聚特点、形成机制及其调控对策[1]，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京市论文,对策论文,外来人口论文,机制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大批外来人口冲击大城市的现象，这对大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以及居民日常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北京是我国的首都，对外来人口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当前是我国吸引外来人口最多的城市。研究北京外来人口空间集聚的特点、机制及其调控，不仅对首都的健康发展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国内其它大城市对外来人口的管理也有借鉴意义。
1 外来人口空间集聚的特点
根据1994年11月10日北京市流动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北京市有外来人口329.5万人，其中来自外省市的283.3万人，占85.9%，主要来源地是河北、浙江、河南、安徽、四川、江苏和山东等省；农民占78.8%；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的占85.1%；务工经商比例为75%；大多数居住在城市边缘区的城乡结合部。另据北京市公安局外来人口管理处的统计资料，1995年10月份北京市暂住人口有115万人，其中来自外省市的113.2万人，占98.4%，其地区分布是：城区（东城、西城、崇文、 宣武）28.7万人，占25%；近郊区（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65.2万人，占56.7%；远郊区县（房山、门头沟、昌平、顺义、通县、大兴、延庆、怀柔、密云、平谷）21.1万人，占18.3%，暂住人口主要从事建筑施工、临时工合同工和个体经营，其比例分别是30.8%、39.9 %和19.6%。这两种资料的来源不同，前者来源于抽样调查，包括了许多过境的流动人口；后者来源于公安部门的登记和逐级上报，估计等级比例只有50%左右，因而在外来人口总数上出入较大是正常的，但基本上可以粗略地反映出北京外来人口空间集聚的特点。
为更深入地了解北京外来人口的集聚特点，笔者在面上调查的基础上，进行来点上的抽象调查，分别在城区、近郊区城乡结合部、郊县选取了三个样本点（各发卷100份），调查结果如下（见表1）。
综合以上面上和点上的调查资料，可得出北京外来人口的空间集聚具有以下特点：①数量多，与本市居民之比大约1∶4；②外省市人所占比例大；③农民多；④文化素质低；⑤青壮年比例大；⑥务工经商比例高；⑦流动性大；⑧群体来京多；⑨空间分布不均匀，主要集中在近郊区的城乡结合部。
2 外来人口集聚的机制
按照成因，可以将上述外来人口集聚的特点分成两种类型：前八个特点是由国家大环境决定的；第九个特点则是由北京自身的发展决定的。下面分别论述这两种特点的形成机制。
表1 北京市外来暂住人口的抽样调查
东四派出所
六里屯派出所
空间区位老城区近郊城乡结合部
调查时间 1996年1月 1996年3月
发放问卷(份) 100100
有效回收(份) 100 86
来自外省市比例% 82.0
90.7
农业户口比例%
75.0
81.4
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比例% 76.0
83.7
青壮年(19—40岁)比例%
92.0
88.3
务工经商比例%
89.0
87.0
携带家口比例%
74.0
82.6
居住半年以内比例%
50.0
65.2
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之比1∶7.2 1∶2.3
昌平派出所
空间区位 远郊县城
调查时间1995年12月
发放问卷(份)100
有效回收(份)100
来自外省市比例%99.0
农业户口比例% 80.0
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比例%75.0
青壮年(19—40岁)比例% 92.0
务工经商比例% 94.0
携带家口比例% 41.0
居住半年以内比例% 41.0
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之比
1∶5.9
2.1 国家大环境决定了外来人口向北京的集聚
外来人口向北京集聚，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2.1.1 农村体制改革和农业生产率提高
改革开放前，国家执行牺牲农民和农业的利益，尽快完成工业化的发展战略，将农民牢牢地捆绑在土地上，农民外出务工经商是难以想象的。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农村体制改革，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率显著提高，由此产生了大量过剩的农业劳动力，急待向非农产业转移。我国的国情是农民多，文化素质低，当前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阶段，因而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急待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是惊人的。
2.1.2 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明显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将经济建设的重点放在东部沿海地区，沿海地区发展很快，与中、西部的差距明显扩大。北京依靠首都的特殊优势，更取得了惊人的经济成就，是三个中央直辖市中发展最快的一个城市。加之，北京是我国最大的管理中心、最大的科技文化中心、最大的交通通讯信息中心、最大的国际事务与国际交流中心、最大的旅游中心、全国第二大经济中心和环渤海地区最大的经济中心，并且正在向国际性大都市迈进，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就业机会，因而对外来人口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事实已经证明：哪个地方发展快，哪个地方就业机会多，哪个地方外来人口就多。当前，我国仍然处于空间集聚阶段，东、中、西差距扩大在所难免。在当地缺乏就业机会的条件下，中、西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北京转移是不可避免的。
2.1.3 城市开启大门，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
改革开放前，国家执行城乡隔离政策，不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改革开放后，国家开启了城市的大门，这为大批农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一条转移的途径。
上述第一个条件是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产生的基础：第二个条件是向北京转移的动力；第三个条件则是这种转移得以最终完成的条件。这三个条件一环紧扣一环，缺一不可。如果没有第一个条件，就不会有可供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如果没有第二个条件，农村剩余劳动力也没有必要向北京转移；如果没有第三个条件，则这种转移根本不可能实现。我国的国情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为这三个条件的同时产生提供了现实的条件，因此大量外来人口向北京的集聚是不可避免的。正是由于第一个条件的出现，才使文化素质较低的农民成了外来人口的主体；而第二个条件的存在则使外来人口具备了数量多、青壮年比例大、务工经商人数多、外省市人口所占比重大等特点。
2.2
北京城市的近域扩展使外来人口主要向近郊区的城乡结合部聚居
外来人口来京主要以务工经商为目的，外来人口在城乡结合部聚居，与北京城市的近域扩展有很大的相关关系，这是因为：
2.2.1 城区工业的近域扩散为城乡结合部创造了较多的就业机会
80年代以前，北京市实施重点发展工业的战略，在三环路以内居民稠密区建立了1500多个工厂和生产点，其中有近800 家属污染扰民的企业。过去采取了“治、改、并、转、迁、停，以治为主”的方针，解决了部分企业的污染问题。然而，由于场地限制，企业难以扩大规模，无力进行技术改造和治理污染，更没有经费向外搬迁。80年代中期以后，北京市加速了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城区主要发展第三产业，工业则向外搬迁扩散。在土地利用实行商品化以后，占据老城区黄金地段的企业有能力通过土地使用权的交易获得可观的报酬去异地谋求新的发展。
在搬迁区位的选择上，这些企业多数选择了近郊区城乡结合部位于乡村的一侧，一方面是因为这里城市基础设施相对良好，与市区联系比较方便；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职工在心理上比较容易接受。由于这些搬迁扩散出去的企业多数技术含量低、用工多、费体力，因而整厂搬迁（设备和职工一起搬迁）出去的并不多见，多数只是将生产车间搬迁出去，而将管理机关和销售部门留在城里，因此在郊区招收农民工的现象非常普遍。其中包括了大量外地民工。
2.2.2
郊区乡镇企业发展的不平衡使城乡结合部成了吸引外地民工的热点地区
北京郊区乡镇企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城区企事业单位在技术、人才、设备等方面的支持，这些乡镇企业绝大多数与市区企事业单位之间存在着广泛的经济技术协作关系，这就决定了乡镇企业发展水平的极端不平衡：越靠近市区的部位，乡镇企业越发达，对劳动力的需求也越大。朝阳区、海淀区、石景山区等近郊区从事乡镇企业的劳动力人数已超过了当地乡村劳动力拥有数，其中雇佣了大量外地民工。位于城乡结合部的朝阳区大屯乡铸造厂，除管理工作由本乡人担任外，重体力活几乎全部依赖山东、河南等外省市的农民工，占了全厂职工数的2／3以上。
2.2.3
近郊区的住宅建设使城乡结合部成了外地建筑民工的就业场所
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居民的住房由国家负担。由于国家资金投入有限，加以受“重生产，轻生活”思想的影响，城市住宅建设速度十分缓慢。从1949年到1979年底，北京市共建住宅3044.1万m[2]，年均仅98万m[2]，新建住宅的速度赶不上人口的增长对住宅的需求。1979年底，城市人均居住面积仅4.57m[2]。80年代以来，随着城镇住房制度的改革，特别是住房逐步实行商品化以后，城镇住房建设的资金来源实现了多元化，由国家、集体、个人三方共同集资，加快了住宅的建设速度。从1980—1994年底，累计完成住宅建设8490.1万m[2]，年均566万m[2]，远远高于70年代前年均98万m[2]的水平。 北京市住宅建设在地区布局上主要集中在近郊区，占了住宅建设总面积的67.5%，其中又主要集中在近郊区的城乡结合部。这一方面是因为这里可满足开发商降低城市基础设施配套建设费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里可满足以自行车和公共汽车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工薪阶层不愿离市区太远、尽可能接近工作单位居住的心理，总而言之，大量住宅区在城乡结合部开工，吸引了大批外地建筑民工在此地就业。
2.2.4
外来人口在城乡结合部聚居进一步吸引了更多的外来人口在此谋生
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外来人口在城乡结合部聚居，也需要为其提供生活方面的服务，这就刺激了为外来人口服务的行业的产生，出现了外来人口为外来人口提供服务的现象。例如，朝阳区大屯乡的建筑工地上出现了由外地人经营的为外来人口提供服务的餐饮、零售、理发、娱乐等行业；而丰台区大红门的“浙江村”则更出现了外来人口为外来人口提供教育、医疗等方面服务的行业。
2.2.5
城乡结合部乡村一侧大量的农民空闲住房为外来人口提供了居住场所
位于城乡结合部的乡村农民很富裕，多数建有私房，专供外来人口居住，这也是当地农民的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由于价格相对低廉，外来人口可以承受得起，并且接近工作场所。所以外来人口很乐意在此居留。以位于城乡结合部的朝阳区洼里乡洼里村为例，该村有人口807 户2100人，几乎家家户户都出租房屋，吸引外来人口多达1500人，高峰时可达2000人左右。在城乡结合部，象洼里村这样大量为外来人口提供空闲住房的村庄不在少数。
上述五种因素共同发挥了促使外来人口在城乡结合部聚居的作用，但是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城区工业和居住区的近域扩散。正是这两个起主导作用的因素的存在，才出现了其它三种因素。因此，外来人口在城乡结合部聚居的真正原因在于北京市自身的近域扩展。
3 外来人口对北京发展的影响
3.1 积极作用
大批外来人口涌入北京，促进了首都的社会经济发展，保障了城市生产、生活的正常运行。
3.1.1 支持了首都的城市建设， 保证了大批重点建设工程的顺利完成。
3.1.2 补充了劳动力资源，缓解了部分劳动力强度大、 工作条件差、经济效益低的行业劳动力匮乏的矛盾。
3.1.3 繁荣了首都市场，促进了商品流通， 丰富了市民的菜蓝子。
3.1.4 满足了人民日常生活及家庭服务的需要。
3.1.5 外来人口在京学到了技能，增长了才干，增加了收入， 为发展故乡经济也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
3.2 消极后果
可以认为，离开了外来人口，北京的生产和生活很难正常运转，但是，外来人口的特点是群体来京多、文化素质差，流动性大，短期行为严重，加以城乡结合部管理比较薄弱，带来的消极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3.2.1 加剧了城市基础设施不足的矛盾。 北京作为一个特大城市，市政基础设施的负担已经很沉重，交通也比较拥挤，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加剧了这一矛盾。
3.2.2 导致了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质量的下降。 在外来人口聚居的城乡结合部，出现了许多违章的简易棚屋，环境卫生状况十分恶劣，水电供应不能保证，火灾隐患十分严重，这和首都的城市风貌极不相称。
3.2.3 对社会治安有不良影响，超计划生育的问题也很严重。
4 加强对外来人口空间集聚的调控
为了充分发挥外来人口对城市发展的积极作用，避免其消极影响，加强对外来人口的空间集聚的调控是非常必要的。在此，笔者只提出以下两点粗浅的调控思路：
4.1 当前大量外来人口向北京集聚， 是现阶段国家经济发展大环境的产物
只要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会源源不断地进京务工经商。我们不可能再象过去那样将农民牢牢地捆绑在土地上，也不可能关起城市大门不让农民入城，更不能采取行政办法堵截驱赶，因为这只治标不治本，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是在地区协调发展和减少城乡差距上做文章。当这又牵涉到国家，省区、城市、乡村等方方面面，不是北京市自己可以解决的，也不是一朝一夕解决得了。因此，外来人口冲击北京将是一个长期的问题，是我国现阶段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北京市自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的问题。但通过采取有限的调控对策，如有针对性地采取对口支援，加强横向经济技术协作交流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缓减外来人口压力的作用。
4.2
北京工业和居住区的近域扩散为外来人口在城乡结合部聚居创造了就业机会
在不可能以较短时间解决外来人口冲击北京的情况下，还有一个可以减少外来人口直接冲击北京城区的补救措施，即制定适当的空间政策（包括住房政策、户籍政策、就业政策、教育政策、工厂搬迁政策、税收政策等）来促使工业和居住区向远郊区扩散。通过就业机会远距离的空间扩散吸引外来人口向北京周围的卫星城镇集聚。这样，一方面可以发挥外来人口的积极作用，避免其对城市中心区的直接冲击；另一方面也可以促进卫星城镇的发展，从而促使北京由单中心向多极、多中心的空间结构演变。这一点是北京市自己可以解决的。
总之，外来人口冲击北京将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也是现阶段无法根本解决的问题。但采取适当的空间扩散政策，一方面可以缓解外来人口对城市中心区的直接冲击，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远郊区县卫星城镇的发展。具有一举两得之功效。与此同时，有针对性地采取对口支援政策，以此促进不发达地区和乡村地区的发展，对缓解外来人口的冲击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1]收稿日期：1997—0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