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数据的分析_企业工会论文

劳动力市场管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数据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银行论文,管制论文,中国论文,劳动力市场论文,企业技术创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提出

      劳动关系是最重要、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之一，劳动关系是否和谐，劳动制度是否完善，是关乎一国经济社会是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度性因素。由于在产业组织形态上，资本相对集中，而劳动相对分散，因此在完全市场化的劳资关系中，劳动总是处于谈判博弈中相对弱势的一方，这就为通过劳动力市场管制矫正劳资之间的价值分配格局提供了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合理性。然而，由于劳动力市场管制不仅会直接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而且会通过改变企业的治理机制影响资本在企业中的决策权，因此，劳动力市场管制制度的实施通常会遇到来自资本方的强烈抵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实施为例，在劳资双方进行充分博弈和《劳动合同法》是否只是对劳动者进行“单保护”的激烈争论之后，《劳动合同法》以“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构建与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为立法宗旨，使任意加班、工作条件恶劣、长期拖欠工资等一些长期困扰劳动者的问题从法律上得以纠正。然而，用人单位却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消极和恐慌，如华为员工集体辞职、沃尔玛突击裁员等事件。针对这种现象，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劳动力市场管制是否仅导致企业价值在劳资之间的重新分配？或者说，劳动力市场管制是否创造了新的企业价值？如果劳动力市场管制创造了新的企业价值，则资本对劳动力市场管制的抵制就只是资本在短期价值和长期价值之间的权衡，相应的，制度设计的基本逻辑是通过卡尔多福利补偿来消除短期利益损失对资本的抑制效应；而如果劳动力市场管制并没有创造新的企业价值，甚至导致企业价值的损失，则制度设计的基本逻辑应当是寻求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的最优平衡。遗憾的是，关于劳动力市场管制的社会福利效应这一关乎劳动制度取向的基本问题，国内学术界并没有给出一致的答案。反对者认为，《劳动合同法》带来的工人工资上升导致企业利润下降，增加了企业的成本压力，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过早丧失(张五常，2009)；赞成者认为，虽然立法因素导致劳动力成本提高，但增长幅度并没有超过平均工资增长的一般趋势，处于企业的可承受范围(蔡昉，2008)。

      总体上看，争辩双方的共同缺陷是从劳动力市场管制是否会增加企业运营成本这一静态的经济学视角出发来分析问题，没有从动态的、价值创造的角度来分析劳动力市场管制的社会福利效应。我们认为，技术创新是企业长期价值创造的主要和最终形式。因此，劳动力市场管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反映了劳动力市场管制对企业长期价值的影响。技术创新决定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一国的长期增长潜力(Aghion等，1992；Acemoglu等，2012)。如果劳动力市场管制可以促进企业创新，那么可以坚定劳动力市场管制的决心和信心，否则公共政策应该在劳资双方利益中间寻找权衡点或者出台相关的配套政策，以使资本利益不至严重受损。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试图回答在中国迫切需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今天，加强劳动力市场管制是否会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

      对于这个问题，既有的少数实证研究存在进一步拓展和改进的空间。例如，林炜(2013)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2007年的数据研究发现，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创新具有促进作用；李钢等(2009)基于对中国多个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实地调研发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在短期内会对劳动密集型企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长期则会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升级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刘媛媛、刘斌(2014)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04-2011年的数据发现，《劳动合同法》提高了人工成本粘性，进而增加了企业劳动力要素的投入风险，促使企业用机器设备替代人工，最终提升了人均装备水平。由于这些研究将分析视角锁定在“劳动成本”变动，而不是“资本劳动”关系转变，因而并不能真正在“制度变革”层面剖析劳动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此外，这些研究没有纳入更加丰富的类型化变量，因此未能揭示劳动对技术创新影响的结构性特征，如不同行业中劳动对技术创新的不同影响，劳动对不同类型技术创新影响的差异性等。本研究试图在梳理劳动力市场管制影响技术创新的理论机理的基础上，对二者相互关系的总体特征和结构性特征进行实证分析。

      二、理论分析

      目前学术界对于劳动力市场管制还没有严格、统一的定义。广义上讲，劳动力市场管制通常包括保护劳动者利益、保障就业稳定性、协调劳资双方利益3个方面。狭义上讲，劳动力市场管制是通过法律形式对雇主的用工行为进行制约，主要包括企业雇佣管制和解雇管制。雇佣管制包括劳动合同制定、薪酬福利、员工培训等；解雇管制包括解雇人数、遣散费用、提前通知等。本文在梳理以往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总结得出劳动力市场管制主要通过以下4种机制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影响。

      第一，劳动力市场管制通过“要素替代效应”影响技术创新。Hicks(1932)最早论述了工资上涨产生的要素替代效应，劳动力市场管制的增强直接表现为劳动要素价格的相对提高，边际技术替代率的变化使企业更愿意用技术和资本替代劳动。同时，劳动价格要素的提高会促进企业加大对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的研发和运用，这种要素之间的替代效应已经得到广泛证明。黄先海、徐圣(2009)计算了中国1990-2006年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部门的劳动边际产出弹性，发现除个别年份外，两类部门各年均发生了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姚毓春等(2014)使用生产函数下的三方程标准化系统法，估计了1985-2011年工业部门的要素替代弹性，发现制造业技术进步明显有利于提高资本生产率即偏向于资本。然而，技术和资本对劳动要素的替代程度取决于若干其他因素，一是技术和资本要素本身的供给弹性，不同产品和行业所使用的技术和资本要素存在差异，在其他条件一致的情况下，技术和资本的供给弹性越大，其对劳动的替代率越强；二是产品和行业特征，在给定资本水平的条件下，不同产品等产量曲线间的差异导致企业技术与劳动要素的替代弹性不同。

      第二，劳动力市场管制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效应”影响技术创新。对于人力资本投资效应，可以从员工和企业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方面，在没有实现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管制的增强，往往意味着员工工资水平等各方面福利待遇的提高。从“效率工资”理论看，企业支付的工资高于市场出清水平时，可以增加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忠诚度，激励员工提高自身技能水平以满足企业的需要，进而有益于创新。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管制水平的提高会增强企业对员工进行培训、在职学习等多种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提高员工的技术熟练程度及综合素质(Acemoglu等，1999)，从而促进创新。此外，企业对员工的在职培训通常兼具通用性培训和特定性培训的功能，很难将两类培训截然分开，因此，在培训过程中也容易产生道德风险，员工为了提高在外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会努力掌握通用技能而非企业的特定技能。劳动力市场管制的增强提高了员工的企业决策参与度和长期雇佣的可能性，使企业和员工的目标更为一致，进而能充分发挥培训的作用，最终有益于技术创新。

      第三，劳动力市场管制通过“创新租金分享效应”影响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可以为企业带来比较优势，并借此获取额外收益，即创新租金。一方面，员工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应该共享技术创新带来的收益。另一方面，创新作为一项前期资金投入大、成功存在较强不确定性且收益滞后的活动，企业承担了绝大部分风险，如果创新租金的分享比例过高，则会降低企业的创新投资激励，导致创新投入不足，阻碍企业创新。劳动力市场管制的增强，在一定程度上会提高员工在工资谈判中的能力，分享创新租金比例可能随之提高。此外，劳动力市场管制的增强也会提高工会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提高了员工获取企业创新租金的比例。周维(2014)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0-2007年制造业企业信息，发现企业员工参与了企业创新收益的分享，企业通过创新活动产生的超额收益增长1%，员工平均工资会上涨近0.3%。“创新租金分享效应”存在明显的行业差异，相比劳动密集型企业，技术、资本密集型企业员工技能水平更高，争取自身劳动权益的意识更为强烈，李明、徐建炜(2014)实证研究发现不同技能职工从工会中的获益不同，中等技能职工加入工会后的工资率溢价高于均值，低技能职工低于均值，因此，劳动力市场管制的增强可能会使技术、资本密集型企业员工工资增加的幅度更大，进而会影响创新。

      第四，劳动力市场管制通过“用工调整成本效应”影响技术创新。内部劳动力市场理论认为，企业用工调整的成本是影响劳动力市场运作的一个重要因素，调整成本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解雇和雇用劳动力带来的直接成本；二是由于企业老员工排斥新员工而产生的成本。这些成本的存在使大部分企业对于员工调整非常谨慎，企业在创新过程中可能会首先考虑通过加强对老员工的在职培训等来满足技术创新的需要。技术创新特别是开拓性的创新往往需要高研发能力的员工，企业内部的在职培训短期内难以奏效，在这样的情况下就需要借助外部劳动力市场雇用新的员工。劳动力市场管制的增强会增加企业的解雇成本(Bassanini等，2002)，使企业创新投入无法实现最佳的人力资本配置，进而会抑制技术创新。随着劳动力市场管制的增强，企业可以调动内部劳动力市场的范围在缩小(Cappelli，2000)，显然这也不利于技术创新。不同行业对高知识水平、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存在差异。一是相比劳动密集型企业，技术、资金密集型企业对于高研发能力员工的需求相对更多，对研发能力的要求更高，因此，技术、资金密集型企业的用工调整需求相对更多；二是企业资金约束，对于高研发能力员工的聘用和对老员工的解雇都需要企业有较强的资金实力。

      通过以上4种机制的分析，可以看出劳动力市场管制可能会通过“要素替代效应”和“人力资本投资效应”来促进技术创新，通过“创新租金分享效应”和“用工调整成本效应”来抑制技术创新。但各种效应会因企业特征、行业特征、员工构成、资金约束等因素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选取与处理

      本文选取世界银行2012年中国企业营商环境调查数据作为分析基础，主要原因有以下3个方面：一是该数据是目前可以获取的涉及劳动力市场管制与企业技术创新情况的唯一调查数据。二是进入21世纪后，特别是《劳动合同法》颁布以来，中国劳动力市场管制力度不断加大，该调查时间为2011年12月至2013年2月，时效性强，更接近当前的实际情况。三是该调查数据信息量大、质量高、代表性强。调查样本根据企业注册域名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获取。调查企业位于大连、北京、石家庄、郑州、深圳、成都等25个城市，涵盖中国东、中、西三大区域；调查对象为企业总经理、人力资源经理、会计师或者其他职员。调查涉及食品制造业、纺织业、服装业、基本金属制造业、电子工业、交通设备制造业等20多个行业；调查内容包括企业基本信息、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销售和供货、市场竞争程度、用地和行政许可、创新和技术、融资、政商关系、用工、商业环境及企业绩效等多个方面①。

      对于数据的处理，本文删除了服务业样本、信息缺失和未回答、不清楚的样本，最终获得1302个制造业企业数据，占原始制造业样本数据的48.8%。

      (二)模型设定

      本文借鉴Kleinknecht等(2014)的研究，计量模型为基于企业层面的Probit模型，假设企业的技术创新概率由以下方程决定：

      

      其中，

表示位于城市j、行业c的企业i是否有创新行为，如果有创新行为则赋值为1，否则为0；

为劳动力市场管制水平；D包括一系列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研发投入、企业规模、存续年限、出口状态、资金约束、市场竞争激烈程度、企业经济类型等企业特征。

用来控制城市间的差异如文化传统、地理位置等，

用来控制行业间的差异如创新强度、产业扶持政策等。

      (三)变量

      1.被解释变量：企业技术创新(inno)。既有文献中广泛采用研发投入或专利来衡量企业创新，然而，研发投入只能捕捉企业正式的创新活动，专利信息在2012年调查中也没有涉及。世界银行2012年的调查询问了企业过去是否进行了某类创新活动，本文借鉴Bonanno等(1998)、Cuijpers等(2011)的做法，用“推出了新的技术或服务”和“降低生产成本”来界定企业的创新行为，这基本上可以分别代表技术创新的两种形式，即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如果企业进行产品创新或工艺创新，赋值为1，否则为0。

      2.主要解释变量：劳动力市场管制水平(lg)。对于劳动力市场管制的测量主要有客观测量法和主观测量法。客观测量法通常对各类劳动力市场管制条款进行分类、量化和测算，这一方法的优点在于较为客观、说服力强，由于一国内部管制条款基本无异，因此主要适用于跨国研究；主观测量法主要通过对企业管理者的调查，就受访者对管制的严格程度认知来获取信息，调查可以通过电话、邮件等填写问卷，也可通过现场访谈进行，这一方法主要用于企业层面的研究。一般客观测量法旨在追求对各项管制条款量化准确性而无需考虑管制的实施情况，但问题在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现实中管制条款的制定与实施并非完全同步，经常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在此情况下若使用客观测量法会使数据的精确性受到影响，而主观测量法则从受访者的切身感受出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劳动力市场管制条款的执行力度，可以较好地反映劳动力市场管制的真实水平(Meyer等，2013)。世界银行企业调查设置了“劳动力市场管制在多大程度影响了企业当前的运行？”这一问题，要求在“没有、很小、中等、很大、非常严重”5个选项之间进行选择，影响越大，则意味着从受访者的主观感受来讲，劳动力市场管制的力度越大。本文分别进行“1～5”的整数赋值，数值越大，则意味着管制力度越大。

      3.控制变量。(1)企业研发投入(rd)，如果企业存在研发投入，则该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2)企业规模(size)，企业员工人数来衡量企业规模，取自然对数，Kugler等(2012)认为员工人数相比其他指标可以减少统计过程中的误差，有助于提高回归结果的准确性。(3)企业存续年限(age)，定义为2012减去企业成立年份。(4)企业出口状态(export)，如企业出口值为正，则该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5)资金约束(finance)，由于企业财务信息相对敏感，受访者很有可能隐瞒真实的财务情况，因此这里使用企业有无透支账户作为企业融资约束的代理变量。透支账户一般给予信誉良好，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管理规范的企业法人。因此，企业是否拥有透支账户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企业的资金约束状况。如果企业拥有透支账户，则赋值为1，否则为0。(6)市场竞争激烈程度(com)，某企业市场上的主要竞争对手少于10个，则该企业具有一定的市场垄断能力，本文用虚拟变量(com_1)表示，类似的，还分别定义了虚拟变量com_2和com_3，分别对应11～100个的竞争对手和100个以上的竞争对手。(7)企业经济类型(ownership)，在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企业因产权性质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行为特征，一些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在创新投入、创新效率和生产效率上存在显著差异。为此，本文将企业按经济类型分为国有企业(state)、民营企业(private)和外资企业(foreign)三类，分别设为虚拟变量，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四、实证研究

      (一)回归结果

      表2给出了企业技术创新概率的Probit模型结果，显示的数据为边际效应。模型1只在回归方程中放入劳动力市场管制水平，影响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模型2中，加入了企业的其他个体特征，此时影响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考虑到各城市在文化传统、地理位置及行业间的创新强度、产业扶持政策等方面的差异，在模型1、模型2的基础上，模型3、模型4加入了城市变量和行业变量，以控制城市因素、行业因素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加入后影响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由于模型4控制了其他个体特征、城市效应和行业效应，这里对实证结果的分析重点围绕其展开。

      

      从模型4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管制水平每增加1个单位，企业创新倾向约提高8%，这一估计结果首次在经验上说明劳动力市场管制水平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促进作用，其主要的正向来源可能是“要素替代效应”和“人力资本投资效应”。当然，理论上讲劳动力市场管制导致的创新租金分享比例的增加和用工调整成本的增加也是存在的。

      如果企业有研发投入，创新倾向则会大幅提高。企业规模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显著为正，这一结论支持了熊彼特关于创新需要企业具有一定规模的假说。企业存续年限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通常，企业存续年限对技术创新存在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新成立的企业管理灵活、创业热情高，更热衷于技术创新，且不会受旧有生产线的抵制；另一方面，创新活动需要充分利用过去积累下的创新知识和管理经验，因此老企业的研发效率可能更高。企业的出口行为显著提高了企业技术创新的概率，出口贸易往往会通过出口学习效应来提升企业技术水平，与国内市场相比，国际市场需求更为多样，质量要求更高，竞争也更为激烈，进而会倒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增加创新。资金约束越小，企业创新倾向越高。市场竞争越激烈，企业创新倾向越小，垄断企业风险承担能力更强，并且市场势力越大，就越可能占有创新带来的收益，较高的垄断利润刺激了企业的技术创新，并且进行技术创新通常需要较大的资金投入，处于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小企业显然无力支付创新费用。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显著为正，并且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倾向大于外资企业。

      

      (二)稳健性检验

      对于稳健性检验，本文从以下3个方面展开：(1)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极端值问题，删除了将劳动力市场管制作为企业运行最大障碍的企业，模型5给出了回归结果；(2)模型6给出了删除城市企业样本数目小于15的样本后的回归结果；(3)本文计算了城市平均劳动力市场管制水平，去除管制力度最大的南京市和管制力度最小的洛阳市②，表3模型7给出了估计结果。从中可以看出，无论使用何种稳健性检验方法，劳动力市场管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一定程度上表明本文的结论是稳健的。

      (三)内生性处理

      本文出现内生性问题的原因可能源于以下3个方面：一是反向因果问题。首先，技术创新在企业规模、研发投入、人力资本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门槛效应，进行技术创新的企业通常实力更为雄厚，对劳动力市场管制带来的不利影响应对起来可能更为得心应手，因此对于劳动力市场管制给企业运行带来的障碍程度也相对更小；其次，新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如果企业家认为某项政策会损害其利益，则会对政府部门进行游说以求改变政策。二是变量测评误差偏差问题。问卷中劳动力市场管制问题的设置可能使受访者以为调查员认为所调查的问题必然会影响企业运行，因此这种题目会诱导受访者选择某一个答案，进而导致管制力度的高估，最终导致系数估计有偏，这种偏差来源于自变量的度量误差，所以称为变量测评误差偏差(Stock等，2011)。三是遗漏变量问题，尽管本文控制了企业在城市和行业上的异质性，但估计模型中仍然有可能遗漏其他影响企业创新的变量，如企业家特征等。

      通常，假设内生性问题通常存在于个体层面，而非地区层面或行业层面，因此使用地区层面的数据对于企业微观数据来讲可以视为一个外生性变量(Card等，1994)。对于工具变量的选取，本文借鉴Besley等(2004)的思路，试图寻找各个城市某一年份的工会会员人数，但没有现成的统计数据可供使用。2004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包含了企业是否成立工会、工会人数和工会经费3项信息，借此可以将位于同一城市的企业数据进行加总。理论上，三者都可以较好地反映某一城市劳动力市场管制的水平，但由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存在样本错配、指标缺失、指标异常、样本选择和测度误差等诸多问题，经计算发现，某些城市(如深圳市)的工会会员人数超过了企业雇用人数，而工会经费信息则存在较多的缺失值，因此，若使用工会会员人数和工会经费会导致数据的可信度大打折扣。而使用企业是否成立工会这一变量缺失值则较少，企业在上报信息过程中由于只需要填写有无工会，内容明确、极易回答，因此有理由认为，使用成立工会企业的比例(union)这一指标能够更为有效地反映企业所在城市工会的发展情况。

      

      此外，本文还使用企业所在城市2011年的最低工资水平(mw)作为另一个工具变量。最低工资标准越高，意味着该地区劳动力市场管制水平也越高。需要说明的是，对于最低工资标准数据的选取，需要考虑以下3个方面：一是本文使用月最低工资标准，从数据查找的情况来看，大多数县区都使用月最低工资标准，这主要与中国习惯使用的工资支付时间有关。二是使用企业所在城市最低水平的最低工资标准，部分省份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并不是按照城市进行划分，如江苏省对于最低工资标准按照地区分为三类，这就可能导致同一城市不同县区最低工资标准存在差异，为此本文选取最低水平的最低工资标准。三是最低工资标准进行调整的时间也并无明确规定，本文使用加权平均法来进行计算。如江苏省2011年一类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自2月份开始从960元调整至1140元，那么一类地区的全年最低工资标准为1125元。

      表4给出了工具变量估计结果。从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无论使用2004年企业所在城市企业工会成立比例还是使用2011年各城市最低工资标准，对劳动力市场管制的影响均显著为正。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两个工具变量的合理性，这里计算了各个回归方程的Wald F统计量，发现F值都大于10，说明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不仅与劳动力市场管制相关，而且是强工具变量；Sargan统计量的相伴概率都在10%以上，这意味着无法拒绝工具变量为过度识别的原假设，因此工具变量为外生的。这两项检验综合表明，本文采用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在克服了内生性问题后，劳动力市场管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依然在1%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

      

      五、进一步讨论

      (一)劳动力市场管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类型：产品创新还是工艺创新

      根据创新形式，可以将技术创新分为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两种。产品创新更多地是从需求侧影响技术创新，而工艺创新则是从产品供给侧影响技术创新。

      本文推断，伴随劳动力市场管制的加强，用工成本上升将倒逼企业降低生产成本，更倾向于开展工艺创新。表5给出了劳动力市场管制对企业不同类型技术创新的影响，可以看出劳动力市场管制对于产品创新的影响系数虽然为正，但并不显著，而对于工艺创新的影响则显著为正，并且在1%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劳动力市场管制将会促使企业更多地进行工艺创新。

      (二)劳动力市场管制与企业技术创新：行业差异

      本文根据研发支出比重和固定资产比重，采用离差平方和法对所有行业进行聚类分析，将其划分为技术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三大类。

      研发支出比重=研发支出÷(企业应付工资+奖金+社会保险费用) (2)

      固定资产比重=固定资产净值÷总资产 (3)

      其中，式(2)用于区分企业研发支出在生产要素中的作用，比值越大，说明研发支出相比劳动者报酬更为重要，划分为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可能性就越大；式(3)用于区分固定资产在生产要素中的作用，比值越大，意味着该行业被划分为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可能性越大。分类结果如表6所示。

      下面本文以分组样本数据为依据进一步考察劳动力市场管制对不同要素密集度行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估计结果如表7所示，控制变量中不再包括行业因素。可以看出，劳动力市场管制对不同行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劳动力市场管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要素替代效应”和“人力资本投资效应”发挥了主要作用，劳动力密集型行业主要依靠使用大量劳动力，对于技术和设备的依赖程度较低，劳动力市场管制的增强使其用工成本增加，进行要素替代的压力更大。此外，在员工人数较多的情况下，“人力资本投资效应”可能会产生规模效应，进而促进企业创新。

      劳动力市场管制对资本密集型行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但影响系数小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可能的原因在于，与技术密集型行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相比，资本密集型行业投资量大、技术装备多、研发活动较少，显然“创新租金分享效应”和“用工成本调整效应”较小，存在一定程度的“人力资本投资效应”和“要素替代效应”，但用工较少，这两种效应均弱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因此对技术创新的负向影响小于劳动密集型行业。

      对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劳动力市场管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系数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对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劳动力市场管制带来的“用工调整成本效应”和因劳动者地位提高带来的“创新租金分享效应”相对占据主导地位，企业无法获得技术创新活动所需要的足够的高素质劳动力，同时也造成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不足，两方面的作用使影响系数不显著。

      (三)劳动力市场管制与企业技术创新：临时雇佣的调节作用

      根据前面的分析，劳动力市场管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主要通过“要素替代效应”和“人力资本投资效应”，这里将从“人力资本投资效应”的角度切入，分析临时雇佣的调节作用。

      临时雇佣是相对于长期雇佣而言的，指企业与员工建立短期的、任务特定的、有报酬的雇佣关系，判定某一劳资关系是否为临时雇佣的标准则是劳动合同期限的长短。由于临时员工大多学历较低、知识基础有限，企业很难对其进行较高层次的特定技能培训，主要是层次较低的通用性培训，而通用性培训使员工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在其他企业是同步的；为了避免由于临时员工较强的流动性所导致的培训浪费，企业对于临时员工进行一般性培训的激励很低。此外，由于企业对于临时员工的要求较低，因此工人付出较少的努力就可以避免被解雇。随着劳动力市场管制的增强，企业对临时员工的“忍耐”临界值提高，临时员工为避免解雇所付出的努力会相对更少，而长期雇佣关系则使企业与员工的利益更为一致，员工为了降低解雇风险将更注重人力资本投资，企业进行员工培训的预期收益相对更高。综合两个方面的分析可以推测，随着劳动力市场管制的加强，临时用工比例越高，“人力资本投资效应”会越小，越不利于技术创新。

      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就企业的临时用工人数进行了调查，本文计算了临时雇佣比例，临时雇佣比例=临时用工人数÷全部用工人数。在此基础上，我们根据临时雇佣比例将全样本等分为两组，以考察劳动力市场管制对不同临时雇佣比例组的创新影响差异。表8给出了回归结果，对于临时雇佣低比例组，劳动力市场管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而对高比例组则不显著。这意味着临时雇佣比例的提高将会弱化劳动力市场管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中国计划经济时期所形成的僵化的劳动力市场制度面临严峻的转型压力，公共政策对劳动力市场的保护模式由传统的就业保护转变为失业保护，劳动力市场体系初步形成。然而，经济体制转变的巨大代价是上千万的就业岗位被摧毁，正规就业部门工人下岗大幅增加。尽管中国在应对工人下岗的过程中开始建立和完善劳动力市场制度，但劳动力市场发展发育程度仍然较差，对于劳动力市场的保护模式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改革开放前僵化的中国劳动力市场带来的沉痛代价使相当多的人担心重蹈覆辙。在劳动力市场安全性与灵活性之间寻求平衡是所有国家面临的难题，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过去就业保护程度较高的国家(如德国、日本等)都在进行劳动力市场改革以增强其灵活性。到目前为止，所有现代国家都在追求灵活安全的劳动力市场，但没有一个国家找到灵活性与安全性的完美平衡点。当前，中国劳动关系进入矛盾凸显期和多发期，迫切需要加强劳动力市场管制、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维护好职工的切身利益。另外，中国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主要依赖进口。本文认为现阶段通过加强劳动力市场管制以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与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并行不悖。加强劳动力市场管制，非但不会抑制企业创新，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新动力，最终实现企业和劳动者利益的双赢。

      此外，本研究发现，结构性特征对于完善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管制还具有以下政策含义：一是促进技术创新不可寄过多希望于劳动力市场管制。虽然劳动力市场管制可以促进工艺创新，但并无益于产品创新。这意味着劳动力市场管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非万能，而是有局限性的。二是劳动力市场管制对不同行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公共政策的制定需要加强行业针对性。特别是针对技术密集型行业，由于劳动力市场管制的增强，企业可能无法获得创新活动所需要的足够多的高素质劳动力，同时更高的创新租金分享效应也可能使这类企业的创新激励不足。因此，有必要适当调整相关政策，对技术密集型企业进行一定的倾斜，以鼓励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活动。三是考虑到劳动合同期限的调节作用，应当鼓励企业与员工建立起稳定的劳动关系。虽然临时雇佣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长期用工合同有助于增强企业和劳动者对人力资本投资的信心，促进技术创新，特别是针对目前中国企业用工合同短期化较为严重的情况，应当鼓励和引导长期劳动合同的使用。

      需要说明的是，若对劳动力市场管制影响技术创新的最优值进行实证分析，低于该最优值，劳动力市场管制会促进技术创新，高于最优值则会抑制创新，根据这一研究得出的结论可能更具有建设性，但囿于数据的局限，目前这一设想还无法实现。然而，这并不影响本文的研究价值，本研究结论不是“为了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就可以无限制的加大劳动力市场管制力度”，而是根据2012年的数据得出并适用于当前劳动力市场制度和技术创新情境的。根据该调查数据，劳动力市场管制虽然对企业运行造成一定影响(实际上只要是劳动力市场管制都会造成障碍)，但大部分企业认为对企业运行造成的影响处于中等及以下的状况，这也符合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保护的基本情况。因此，当前加大劳动力市场管制力度仍然会有益于技术创新。

      ①需要说明的是，若要分析劳动力市场管制的长期影响、变化趋势，并克服截面数据带来的计量问题，还需要更长时间跨度的追踪调查数据，这可以作为未来重点研究的方向。

      ②南京市和洛阳市作为最大、最小值，这可能与我们的主观感知不符，但分析其背后的原因，并不是本文的关注点。当然，这一问题值得未来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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