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边境毗邻城市的功能互动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动论文,边境论文,中外论文,经济发展论文,少数民族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7.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922(2005)01-0027-05
我国沿边少数民族地区地域辽阔，地处偏远、地广人稀。由于受山川、江河、莽原等不利因素的阻隔，其经济区位处于较为不利的条件，远离内陆中心城市，远离主要交通干线，远离国内主要市场，加之基础设施薄弱，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等，因而其在资源市场与产品市场竞争方面都处于相对困难的境地。为此，沿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就应主要着眼于外部世界，着眼于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贸易往来上，尤其是着眼于与我国毗邻交界地带国家经济贸易往来的扩大和发展上。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为此专门制定并实施了沿边开放战略及各种具体政策。经验证明，这种战略的实施对于我国实现利国、富民、安边、睦邻等目标效益彰显。研究总结其成功的经验可以发现，其区域中的边境城市与毗邻他国边境城市间的有效功能互动，是取得这种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在一个城市区域中，城市作为区域的次级地域空间经济系统，同区域整体以及区域中非城市部分进行着各种物质与能量的交换，从而不断促进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城市自身也在不断发展壮大。对于城市与其所在区域间的关系，理论界存有不同的看法，其中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同的为非均衡发展的观点，即城市的发展要先于、好于、快于和复杂于区域中的其他部分。由于区域中的各种资源集中在城市中，因而其产出远远大于其他地区平均水平乃至其他地区总和的产出。这些产出并非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为满足本城市居民的需求，它们要向周围腹地和外区域输出，并以所获取的收入投入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在这一过程中，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大，城市中的财富不断积累，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同时，城市为腹地与区域整体所作出的各种经济贡献也不断增长。另一方面，作为腹地的非城市部分的各种产出通过区域市场体系进入城市，并通过以城市为中继与节点的交通网络输往外区域。它们所输入的外区域产品也往往是以城市为中转而实现的。因而城市的发展在区域发展中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它主导着区域经济发展的规模、结构、方向、速度等。区域的对外经济交往，可以集中体现为区域中城市与外区域城市间的交往。区际经济关系可以集中表现为城际经济关系。城市网络被视为是由多区域所组成的巨大经济体系的神经系统与循环系统。
以我国沿边少数民族地区为例，尽管我国的陆地边界线总长22000多千米，但沿边国际经济贸易交流的绝大部分都集中于数十个边境口岸城市，而其中在规模较大的边境城市中集中进行的又是其主要部分。据此我们可以达成这样的认识：沿边开放战略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边境城市的发展以及与之相关联的边境城市对外经贸交流成就的大小。抓好边境城市的发展与对外经贸工作，就抓住了沿边开放事业成败的关键。
二、中外边境城市存在着功能互动
1.城市功能与中外边境城市。依照城市科学中的有关原理，城市间必须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使其各自的发展有足够的空间。城市规模越大，功能越复杂，所需要的空间也就越大。相应的大城市之间的距离就应该大于小城镇间的距离。大大小小的城市因而构成了一定的空间组合与数量层次关系。然而，陆疆民族地区却存在着一种“例外”：地处中外交界处的隔界相望的中外城市却紧相毗邻。其各自的存在与发展不但没有由于距离十分接近而相互干扰、相互竞争而受到消极影响，相反，还展现出在不断扩大的沿边中外经济贸易交往过程中相互促进、共同繁荣的喜人景象。陆疆民族地区自然、经济、社会条件差异极大，这种现象无论在是北国还是在南疆都存在，并且彼此间的共性现象十分明显。在内蒙古有满洲里一外贝加尔斯克，二连浩特—扎门乌德；在云南有瑞丽—木姐，河口—老街；在广西有凭祥—谅山，东兴—芒街，等等。
城市的基本功能是为周围腹地及外区域生产和输出各种有形或无形的产品，并以此增加本城市的收入，为本城市居民提供就业机会与生活服务等。在一般条件下，如果两个规模相似的城市距离过近，在相似的自然、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中，二者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区位条件等往往会十分近似，从而造成彼此间的相对竞争优势不明显，从而加剧彼此间的市场竞争，严重的会造成彼此削弱甚至两败俱伤的局面。有鉴于此，作为人为规划或市场竞争自然选择的结果，相似规模城市间的距离往往相对较远。城市规模越大，彼此间的距离也越大。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免相对竞争优势趋同，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辐射范围的交叉重叠，造成互相争夺相同的资源与市场的局面。然而，在地处中外交界处特殊条件下的中外边境城市，它们毗邻而立，隔界相望，非但没有造成功能雷同重叠，并导致恶性竞争的局面，反而为对方城市功能的正常发挥、优化以及城市的相应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为沿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不断繁荣提供了必要的前提。这种双方城市的相互关系，我们称之为良性功能互动。
研究中外边境城市良性功能的互动关系，我们认为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从理论层面上看，尽管两个国家间边境城市毗邻而立、共生共荣的是一种普遍现象，而非我国沿边少数民族地区之特殊，但对于其理论解释分析却鲜见于有关文献。如果能够从理论上对这种现象加以概括，则可以进一步丰富区域经济学中关于城际经济联系的内容，丰富完善区域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此外，民族经济学作为我国新兴的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也急需有新的理论成果不断为之注入新的发展活力。从实践层面上看，它又可以通过总结既有成果，为沿边少数民族地区的对外开放的未来发展指明方向，提供可行的思路与对策。
2.中外边境毗邻城市存在着功能互动关系。所谓城市功能，是指城市为外区域或本城市居民提供各种产品与劳务的作用。为外区域居民提供产品与劳务为基本城市功能，是城市存在发展的根本价值所在；为本城市居民提供产品与劳务为非基本城市功能，是基本城市功能得以正常发挥的基础。城市由于其所具有的各种条件不同，其所承担的城市功能也各不相同。如果通过城市功能的发挥，使得城市本身得以不断成长——规模不断扩大，设施不断完善，居民收入不断提高，经济联系的深度与广度不断扩展，则可以认为城市功能的发挥处于良性状态中，反之亦然。而城市为实现功能的良性发挥，必须同其他城市实现合理的协调分工与合作，彼此为对方提供所需的资源与市场而不是相反。一方产品与劳务的输入即是另一方城市功能的成功发挥。这种城市间彼此提供发展所必需的资源与市场的现象可称为城市间的功能互动。良性的互动可以使其彼此得以共存共荣，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实现这种良性功能互动的根本力量是市场分工合作与良性竞争。政府或政府问通过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发展规划、相关政策措施等也可以对其形成巨大的影响。
沿边少数民族地区与毗邻的周边国家和地区，由于主权分属不同主体，致使空间经济联系无法实现畅通无阻，完全靠市场联系所决定。这一条件决定了中外边境城市的形成发展及其相互关系的特殊性质。
边境城市形成的最初原因，或曰其最初的基本城市功能是防御要塞与通关口岸。边境驻军及关税、边检、签证等部门人员及其活动的集中，引起了最初聚集现象的产生，相应地为其提供各种生活服务的人员及其活动也形成了在相同地域空间的集中。这些人员及其活动的集中，导致了城市设施——建筑物、街道、各种基础设施等的相应建立。这样，城市就逐步以与周围腹地不同的面貌出现了。它以在狭小的地域空间内大量聚集各种非农业人口、社会经济活动以及各种设施而显著地区别于周围腹地。而在边界的另一侧，同样由于防御和边境管理的需要，类似的城市聚集也会随之发生。这样，功能相似的城市就在国境线附近相互对应地形成和发展起来。这种“共生”与我们前面提到的功能互动是有所区别的：它们有时是相互对立、相互威胁或相互进行恶性竞争的。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地处云南、广西等少数民族地区的边境城市，由于受到来自邻国边境城市的军事威胁、武力攻击与渗透破坏等，城市经济的发展因而受到了极大的制约与破坏，城市功能无法正常发挥，城市经济因而趋于凋敝，城市规模因而萎缩。然而，就双方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是处于应付对方的需要这一点讲，它们的确在某种意义上是为对方提供了“市场”（即为之创造出特殊的“需求”），从而为对方城市功能的形成与发挥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三、中外边境毗邻城市良性功能互动与少数民族经济
沿边开放以来，尤其是“兴边富民”政策实施以来，我国陆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在以邻为友，以邻为伴的原则下，沿边少数民族地区以本区域边境城市为窗口与纽带，同邻国沿边地区进行了包括边贸、旅游、边境经济技术开发、劳务输出与输入等各种形式的国际经贸交往，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真正实现了双方边境城市良性功能的互动。例如，云南省的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由于实施了沿边开放，迅速摆脱了贫困落后状态，而与省会城市昆明，以及与以烟草工业驰名中外的玉溪地区并列成为全省仅有的三个未被列入贫困地区范围的地州级行政区划。在这一过程中，边境城市所发挥的重要城市功能功不可没。以云南省为例，沿边边贸过货总量与交易总额、边境出境旅游总人数与总收入等，90%以上都是集中在瑞丽、畹町等少数边境城市的狭小辖区内实现的。而边境城市自身，也在这一过程中取得了较之以往大得多的发展。
中外双方边境毗邻城市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沿边开放战略环境下所形成的良性功能互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双方互相为对方发挥边境口岸的城市功能提供必要的前提。国家为行使主权，对于本国居民和对方居民出入国境需要实施的有效管理，如签证、边检、海关、动植物检疫等，从事这类工作的人员及设施等的集中往往是边境城市形成的初始推动力。边境管理服务因而成为边境口岸城市主要的城市功能之一。然而，这种边境管理往往是双方国家都需要进行的。如果任何一方的管理服务跟不上沿边国境经贸文化交往的需要，比如一方由于设施、人员等条件所限，无法满足所有人员、货物等通关的需要，另一方的既有设施与人员等也会因此出现闲置浪费。相反，因一方条件的改善，引起人员、货物国境的规模与结构的增长与提高，则会促使另一方努力改善并提高本国的条件。这样在双方的相互促进、共同提高过程中，中外边境国际经贸文化交往就会大为受益，不断取得更大的成就。例如，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东兴市与一水之隔的越南芒街市就是如此。越方在边境管理设施的建设方面，是采取紧紧“盯住”中方的做法。一旦中方的某项设施如边检大楼落成，越方即兴建相同功能的设施，而且力求比中方的更大、更好、更美观。这种竞争的结果自然使双边国际经贸文化往来不断出现新的高潮。
2.双方互相为对方发挥边境贸易市场中心的城市功能提供必要的前提。国家主权的分隔，一方面使得中外边境城市彼此在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方面形成差异，从而造成对对方产品的巨大需求；另一方面也使得双方难以直接向互相毗邻的邻国沿边地区输出商品与劳务。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沿边开放战略之前，双方曾长期处于鸡犬相闻而往来甚少的状态。就此，中外边境毗邻城市双方可以为对方的商品与劳务进入本方市场提供中介性服务，先将对方的商品与劳务集中输入到本城市市场，再向周围腹地扩散或向内地转销。为发挥这种中转进口商品与劳务的城市功能，双方在有关的设施、人员、法规、服务等软硬件条件方面，都需要相互协调，否则沿边中外经贸文化交往的发展就会受到抑制。例如，由于中越、中缅双方的货币都是不可自由兑换货币，为双方的边贸结算造成了困难、由此一些专门从事双方货币半公开兑换业务的商贩在与中方交界的越南芒街与缅甸南坎等边境城镇中应运而生。其“生意”十分兴隆。在芒街，甚至形成了有数百种“金融商人”集中在一个摊棚市场进行交易的壮观场面。这样一来，城市功能发挥的三大物质要素：人员、设施、行为活动就都具备了。由于其存在发展符合双方经贸往来的需要，所以有关的执法部门对其采取了默许的态度。这种产业属于经济学中所谓的“非正规产业”(informal sector)。由于其存在与发展，使得中方与之相邻的边境城市东兴、瑞丽等输往对方的商品大为增加。
3.双方互相为对方发挥中外交通运输枢纽中心的城市功能提供必要的支持。由于主权的分隔，中外交界处往往成为国际交通运输线的终点站或中转站。而终点站或中转站城市功能的发挥，往往可以使边境城市获得存在与发展的聚集动力。在这种城市功能发挥的过程中，中外边境城市一方功能能否正常发挥，往往有赖于另一方的配合与支持。例如，中国与俄罗斯、蒙古的铁路轨距不同。中俄、中蒙铁路运输的所有列车都必须在双方接轨处进行换装，并进行必要的检修保养等工作。如果只有一方进行这些工作而另一方没有以相应的设施、人员与作业等进行相应的配合，则其成效就会大受影响，甚至徒劳无功。相反，双方密切配合，就可以使换装工作事半功倍。双方城市由于换装及相关作业活动而引起的设施、人员等的聚集又可使城市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内蒙古二连浩特市与蒙古国的扎门乌德市，满州里市与俄罗斯的外贝加尔斯克市之间就是这种功能互动关系的典型。在中蒙交界处，换装场位于中方境内；而在中俄交界处，换装场设在外方境内。但彼此间由于在换装及相关作业方面的相互支持与配合，使得双方边境城市的功能都得以正常有效的发挥。
4.双方互相为对方发挥边境旅游城市的城市功能提供必要的前提。异国风情是刺激旅游欲望十分有效的因素。因此，边境城市即使没有秀美山川、名胜古迹也会对对方居民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大力发展旅游业是边境城市的特殊优势所在。旅游涉及衣、食、住、行、游、购多方面，旅游业因而同多种产业存在关联关系。旅游业的发展，可以带动城市中诸多产业的共同发展。在旅游业的带动下，许多原本仅可以为本城市居民服务，发挥非具备城市功能的产业如零售、餐饮、公交、邮电等得以向外区域居民“出口”其产品与劳务，从而发挥出基本城市功能。然而如果对方居民来访，就离不开对方城市相应的接待、服务、管理等相应配套措施。对方游客来游首先要在对方城市落脚，办理各种必要手续，归去时也要经过对方城市中转回到其出发地。如果对方的条件不具备，本方城市的吸引力再大，也会使潜在的游客望而却步。另一方面，如果对方城市的各种设施与服务不断完善提高，对方游客到本方城市旅游就会更加方便舒适，游客的来访必然会相应增加。例如：在中越、中缅、中老、中蒙、中哈等沿边城市中，中方游客跨境到对方边境城市进行旅游往往由通过设在中方城市中的中方旅行社代办各种手续，并提供导游服务。如果没有这种服务的提供，对方城市的旅游资源就难以得到充分的开发利用。云南省边境沿线的景洪、瑞丽、河口、腾冲、麻栗坡等地充分利用与邻国边境城市接壤的优势，自1991年以来先后开始了边境两地的“一日游”，境外的“三日游”、“七日游”等。边境沿线旅游和境外旅游开始后，国内游客可以通过这些口岸城市办理旅游手续，到缅甸的密支那、八莫、南坎、木姐、九谷、勐拉、腊戌、曼德勒、仰光，越南的老街、古柳、孟康、河内、胡志明市，老挝的南塔、乌都姆塞、琅勃拉邦、万象等地旅游观光或商务洽谈。边境旅游开通后，每年从瑞丽、河口、景洪出境旅游的人数各地平均在10万人次以上，获得了独特的旅游效益。
5.双方互相为对方城市功能的扩充与升级提供了必要的前提与支持。城市功能的扩充与升级首先体现在城市向外地域空间提供的产品与劳务数量的增多、种类的增加、质量的提高、档次的上升等方面。其次，体现在城市本身在这一过程中规模的扩大、设施的完善、居民收入的增加与生活质量的提高，社会文化的更加丰富多姿和经济实力的日益增强等方面。要想实现这种发展，不断扩大的外部市场是必不可少的前提。而中外边境毗邻城市由于特殊的功能互动关系，往往可以在这一过程中相互为对方提供这种条件。同一国家中的城市间可能存在的竞争关系由于双方处于不同的主权范围内而相应减弱。向对方主权范围输出产品与劳务反而由于必须以对方城市为中介，而会给对方提供诸多发展的机会与空间。由此，协同取代了竞争。
此外，处于不同的国家，双方即使相临却差异明显，从而更易于形成和发挥相对优势而不至于由于功能趋同而形成恶性竞争态势。例如：我国最大的边境城市辽宁省丹东市（丹东虽不属于民族自治地方，但境内居住着众多满族、朝鲜族等少数民族居民，城市经济中的少数民族经济成分较高。此外，丹东的情况也与少数民族地区的许多边境城市相似，其发展也可资后者借鉴。）与朝鲜的边境城市新义州仅一水之隔。双方的边境国际经贸往来十分密切。同时，新义州有多达7所之多的本科大专院校。在双方友好交往过程中，这些院校纷纷表示希望与丹东的高校进行包括互派留学生与访问学者等在内的学术交流。而丹东截至2002年却没有一所本科层次的高校，难以满足对方的希望。正是在这种形势的推动下，丹东市政府下决心整合本城市的高等教育资源，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于2003年成立了本科层次的辽东学院。这样不仅使两城市间的高校学术交流得以实施，更重要的是可以在未来为丹东以及辽宁东南部地区的发展培养出大批经济社会发展亟需的各种高级专门人才。辽东学院的建立，大大改善了辽宁省的高等教育布局，使本科院校布局较为薄弱的东南部地区得到了相应的加强。同时丹东在区域城市网络中的地位也相应得到了提高。本科教育的发展使得丹东的城市功能结构得以在高级化与集约化程度方面越上了新的台阶。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沿边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地处边远，远离内地与城市网，交通不便，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在这种条件下，边境城市所能承担的城市功能已经超越了其在现有的规模与水平条件下所能够承担的极限。城市建设欠账较多，包括基础设施在内的各种设施条件较为薄弱；居民的科技文化素质较低，各种高水平人才严重缺乏。例如，除了前面提到的丹东市以外，我国众多实施沿边开放战略的城市中有本科层次高校的仅有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市和新疆的伊宁市。为了更好地发挥这些城市在沿边开放战略实施过程中的功能与作用，充分利用其与周边国家边境城市间的功能互动，推动沿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有必要给予这些城市以特别的照顾。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以往的各项沿边开放政策的优惠程度正在逐步减弱。为此更需要给它们以新的、更加优惠的政策，例如在关税、税收、进出口贸易往来与项目开放审批、边境出入境管理等方面更多、更大的自主权与自由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