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制度变迁理论两种分析思路的互补性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补性论文,两种论文,思路论文,理论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1.3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3)04-0062-07
一、制度变迁分析中的演进理性主义
演进理性主义是一种以演变进化的理论解释经济现象的学说。近二十年来，它在西方经济学前沿领域形成了一支极为活跃而又迅速发展的学术思潮，产生和发展了众多的学术流派。（注：自80年代以来，在演进经济学的旗帜下，各学术派别纷纷发展起来。若按“演进经济学”的思想之源，可初步划分为：英国古典经济的演化经济学、新制度学的演化经济学、新熊比特主义的演化经济学、奥地利学派的演化经济学、正规的演化经济学等几派。尽管观点各异，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正统理念提出了挑战，并试图重构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从目前的各派的发展动向上看，已有走向融合的趋势。即运用现代动态的分析方法，来揭示经济发展的过程及制度变迁。）其中，奥地利学派和“正规”的演化经济学派对制度变迁这一经济现象有着较为深刻的理解与分析。
（一）演进经济分析的起源：从亚当·斯密到门格尔
西方经济学说史表明，奥地利学派有关制度演进的思想是源于亚当·斯密对制度演化分析并经哈耶克发扬光大的。亚当·斯密在其著名的《国富论》中，曾对欧洲中世纪的农业制度、城市和商业文明的起源以及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的演化等进行了分析。与此同时，他还主要分析了不同制度对财富生产的影响，指出自由贸易制度更有利于一国财富的增加。斯密认为，由于人“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种场合，像在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人想要达到的目标。……”。(Smith,A.,1974)不仅如此，斯密还曾指出：“在政府中掌权的人，容易自以为非常聪明，并且常常对自己所想象的政治计划的那种虚构的完美迷恋不已，以致不能容忍它的任何一部分稍有偏差。他不断全面地实施这个计划，并且在这个计划的各个部分中，对可能妨碍这个计划实施的重大利益或强烈偏见不作任何考虑。他似乎认为它能够像用手摆布一副棋盘中的各个棋子那样容易地摆布偌大一个社会中的各个成员；他并没有考虑到：棋盘上的棋子除了手摆布的作用外，不存在别的行动原则；但是，在人类社会这个大棋盘上，每个棋子都有它自己的行动原则……”(Smith,A.,1991)
从斯密上述有关“看不见的手”和“棋子”原理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人类社会的经济制度，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而不是人类理性构建或设计的产物。这一点正如Francis Jeffery指出的那样，斯密的理论“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被人们认为是极其有作用的种种实在制度，乃是某些显而易见的原则经由自生自发且不可抗拒的发展而形成的结果——并且表明，即使那些最为复杂、表面上看似乎出于人为设计的政府规划，亦几乎不是人为设计和政治智慧的结果”。(Francis Jeffery,1807)这也正是斯密制度演化思想的精髓所在。事实上，亚当·斯密上述制度演化的思想，就是当代新制度经济学的源头之一。
然而，自李嘉图以来，英国古典经济学已完全囿于既定制度下的经济运行机制，不再关心制度本身的演化问题。幸而斯密的制度演化分析在奥地利学派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弘扬和发展。作为奥地利学派开山门人的门格尔，早在19世纪后半叶就开始关注制度的起源和演化。并区分了“独断”和“有机”两种不同的起源。（注：门格尔认为：所谓“独断”的起源就是指有些制度是“人们都有建立这些制度的共同愿望（协议，明确的法律等）的结果。”“有机”的起源则指的另一些制度是“人们努力追求个人目标的无意识的后果。”(Menger,1883)）他认为：“理论社会科学，尤其是理论经济学的最重要的问题的解决，乃是与对‘有机’产生的社会制度起源与变迁的理论的理解密切相关的。”(Menger,1883)他以货币制度的起源为例，提供了关于制度“有机”起源的一个案例。这一案例似乎对哈耶克的“自发社会秩序”的演进理性主义产生了重大影响。因为哈耶克曾在晚年评述到门格尔的“有关制度之自生自发的观念，比我阅读过的任何其他著作都阐述得更加精彩”。(Kresge,1994)
（二）哈耶克的“自发社会秩序”理论
正是由于秉承了斯密、门格尔等关于社会制度起源与发展的演进理性主义的分析思路与取向，自20世纪40年代起，哈耶克历经数十年的不懈努力，逐渐构建了他的“自发社会秩序”的理论分析框架。并被人们称为“缔造了自由世界经纬”的大师。他所论证的“自发社会秩序”演化和内在秩序与外在秩序的对立统一恰是一个完整的制度变迁模型。
在哈耶克看来，所谓社会秩序就是“这样一种事态，其间，无数且各种各样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极为密切的，所以我们可以从对整体中的某个空间部分或某个时间部分所作的了解中学会对其余部分作出正确的预期，或者至少是学会作出颇有希望被证明为正确的预期。”基于此，“自发社会秩序”理念的提出，就是为了解决经济学中的一个难题，即人们在社会交往尤其是在市场活动中知识的运用和信息的利用问题，亦即解释整个经济活动的秩序是如何实现的。哈耶克认为：“在各种人际关系中，一系列具有明确目的的制度(institution)的生成，是极其复杂但却条理井然的，然而这既不是设计的结果，也不是发明的结果，而是产生于诸多未明确意识到其所为会有如此结果的人的各自行动”。(Hayeke,1960)然而，由于个人理性不仅在理解它自身的能力方面有一种逻辑上的局限，而且在认识社会生活方面也存在着极大的局限。因此，社会经济秩序也就只能是在运用大量知识的过程中来加以实现。但是，“这些知识不是集中在任何单个人脑中的知识，而仅仅是作为不计其数的不同的个人的分立知识而存在的。”(Hayek,1967)这就使得在人们社会交往的行动过程中必须经由“试错过程(trial and error procedure)”和“赢者生存(the survial of the successful)”的实践以及“积累性发展(cumulative growth)”的方式来逐渐形成“自发社会秩序”，那种“任何个人试图凭据理性而成功地构建出比经由社会逐渐演化出来的规则更具效力的规则，都是不可能的”，其结果只能是“致命的自负(Fatal conceit)”。
事实上，从门格尔的论货币和制度组织的进化理论到哈耶克的强调类似生物学中自然秩序的进化学说是一家之谈。他们的演化学说都包含着这样几个层次：首先是比较稳定地继承的社会性行为、态度和偏好；其次是人类的知识和精神产品的有效产生、传播和扩展；再次是其方法论核心的演化层次，即在本能与合理推断之间产生的文化养育的演化。这就是一种生而习得的行为习惯和传统，行为人自觉不自觉的遵守、甚至并不一定理解其内涵。
（三）正规的演化经济分析
“正规”的演化经济学始于熊比特的创新理论和赫伯特·西蒙关于人类行为和组织行为的理论，后经理查德·纳尔逊和悉尼·温特加以完善。他们声称继承了亚当·斯密、马克思以及马歇尔的演化思想，响应马歇尔关于“经济学家的圣地在经济生物学”的倡议，（注：马歇尔在完成了新古典经济学体系后，却指出经济学家的圣城在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然而，他只是留下了这一设想，大约在百年后的今天，纳尔逊和温特等人在演化经济学的发展方面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并借鉴熊比特的主要方法，致力于摆脱新古典经济力学的分析框架。他们的演化理论主要借用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中的“自然选择”思想，并接受了生物学中的拉马克主义——生物后天获得的特性也可以遗传这一特征，从技术和市场的动态过程来研究经济变迁的。他们不同意主流经济学关于经济人行为的假设，也不赞成以均衡分析为中心的静态分析方法。他们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所能够获得的信息却是分散的。在此前提假设下，他们强调对经济演化过程中的“惯例”、“搜寻”和“选择环境”的分析。在分析中，他们把正规表述和发出适当信息的活动看作组织的有关成员完成的一种惯例。由于这种“惯例”类似于生物的遗传基因，会不断地遗传下去，从而在经济变迁中起着基因在生物进化中的作用并具有有机体的持久不变的特点。他们控制、复制和模仿着经济演化的路径和范围；不仅如此，他们认为经济的演化过程还是一种随机的“搜寻”过程，当以往的“惯例”遇到竞争时，这种“搜寻”就会模仿其他成功的“惯例”，并可能导致对原有“惯例”的修改或变化，甚至取代“惯例”进行创新活动；至于“选择环境”则是影响组织扩张与否的全部考虑。
正是基于对“惯例”、“搜寻”和“选择环境”这一演化过程的分析，“正规”的演化理论认为经济的均衡只是短期的，企业行为和市场竞争机制势必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因此，他们注重研究企业行为规则在市场竞争过程中发生的变化和创新，研究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之间在变迁过程中发生的复杂的相互作用，认为经济演化是一种马尔可夫随机过程。（注：所谓马尔可夫随机过程就是用数学术语表达的“路径依赖”。）某一时期、某一行业或某种市场状况将决定它在下一时期状态的概率分布。这种动态演化的分析方法，充分体现了有关经济的历史、经验与具体市场制度的一致性。由此可见，这也恰是新古典经济学所强调的市场机制内在逻辑一致性的拓展。难怪纳尔逊和温特曾声称“我们的演化理论比当代正统理论更接近于原来的马歇尔学说”。
二、制度变迁分析中的工具理性主义
所谓“工具理性主义”是由西方学界从韦伯提出的“工具理性”这一概念引申出的词汇。其大意是用理性的的办法看什么工具或方法能更有效地达到人们的目的。从此角度来看，以凡勃仑、康芒斯为代表的旧制度经济学和以科斯、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他们对制度变迁的分析都是以工具理性主义为特征的。（注：一般认为，凡勃仑是美国制度经济学派的创始人。他所开创的制度分析学派，在康芒斯那里得到了继承和光大。从此，康芒斯也在30年代成了美国制度经济学派的一代宗师。纵观康芒斯对社会制度的经济分析，我们发现其潜隐着工具理性主义的思径取向。这也恰恰反映了当代美国制度经济学家Andrew Schotter(1981)把以康芒斯为代表的美国制度经济学家和以门格尔所首创的奥地利学派视作为社会制度的经济分析中的两条分析思路的意义所在。）
（一）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从凡勃伦到康芒斯
回顾经济学说史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在早期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凡勃仑、康芒斯和密契尔那里，就已经开始将制度和制度变迁作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并企图构建一套制度经济理论体系。早在20年代初，凡勃伦就指出，经济理论分析就应研究人类社会经济生活在其中得以实现的各种制度。他认为，制度的根源是人们的思想和习惯，而思想与习惯又是源自于人的本能，所以制度归根到底是受本能支配的。凡勃伦还认为，本能确立了人类行为的最终目的，因为个人和社会行动均是受人的本能支配和指导的，而理性只不过是为达到人之目的的一种手段。个人在社会活动中逐渐形成思想和习惯，进而形成制度。制度产生之后，就会对人类活动发生约束力，进而本能所产生的目的就在已形成了的制度中得以实现。凡勃伦对制度的这一分析曾在美国学界引起了广泛地重视，美国的许多经济学家都自奉为凡勃伦的信徒。其中，康芒斯较为成功地继承和光大了凡勃伦所开创的制度经济分析，并也成了美国制度经济学派的一代宗师。
康芒斯对制度的理解源于他对人类经济活动的划分。康芒斯认为，人类经济活动可以分为三种交易，即买卖交易、管理交易和限额交易。所谓“买卖交易是通过法律上平等的人们自愿地转移财富所有权。管理交易用法律上的上级命令来创造财富。限额交易则由法律上的上级指定、分派财富创造的负担和利益。”（Commons，康芒斯，1934）并且，这三种类型的交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经济研究中的“运行中的机构”。康芒斯还指出：“这种运行中的机构有业务规则使得它们运转不停；这种组织，从家庭、公司、工会、同业协会，直到国家本身，我们称之为‘制度’。”“有时候一种制度似乎可以比作一座建筑物，一种法律和规章的结构，正像房屋里的居住人那样个人在这个结构里活动，有时候它似乎意味着居住人本身的‘行为’。”由此出发，康芒斯归结道，制度就是“集体行动拟制、解放和扩张个体行动。”（康芒斯，1934）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意味着人类社会制度是某种集体的有目的的建构，从此也就凸现了其工具理性主义的思径取向。
50年代以来，以美国的加尔布雷斯、博尔丁、瓦尔德、海尔布罗纳、格鲁齐和艾克纳等，以及欧洲的缪尔达尔、W·凯普M·霍尔逊等为代表的制度学派，继承了所谓“凡勃仑”传统，运用静态结构分析和动态演化分析的方法，研究制度对社会生活的决定作用以及制度的演化过程，以及技术变化在制度演化过程中的作用，这一流派通常被称为后（现代）制度主义者。该学派否认经济人假说；并对现代资本主义以“批判者”的面目出现，因而被正统经济学者看作是离经叛道的“异端”。
（二）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
与此同时，以科斯、阿尔钦、德姆塞茨、诺斯等为代表新制度经济学派也逐渐形成。他们研究的内容涉及产权经济学、契约经济学、交易费用经济学、企业经济学及制度演化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坚持经济人假设，强调资源配置的最优问题与既定经济社会的激励结构不能分离。试图以新古典学派的基本假设为前提，建立分析制度特征和制度演化的抽象理论模型，并运用这些模型分析比较各种制度的特征和制度绩效，分析制度的演化。特别是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诺斯开始逐步整合西方新古典主义主流学派的分析精神与科斯的交易费用的理论成果，从其理论整合的制高点以审视的目光重写了西方经济史，并从翔实的经济史分析中升华出了气势恢弘的“制度变迁”理论。
在诺斯60-70年代的著作中，主要运用的是经济人概念，采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和均衡分析方法，提出了一个比较成形的制度变迁理论框架，确立了新经济史学。其后，受拉坦和速水以及和戴维·菲尼所提出的制度变迁供给——需求分析框架的影响，诺斯构建了制度变迁理论的基本模型即：在初始制度均衡中，由外部性、规模经济、风险和交易成本所引起的潜在收入增加时，就会使制度变迁的收益大于成本，形成了制度的非均衡，从而发生制度变迁，形成新的均衡。换句话说，只要制度变迁的潜在收益大于成本，就会出现制度变迁的需求。这个模型运用的正是典型的新古典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和均衡分析方法。
然而，由于建立在新古典分析方法上的早期制度变迁理论无法解释制度变迁中的集团行为、非理性行为，以及制度变迁的动态性这样三个问题。自80年代以来，诺斯等经济学家们逐渐意识到这三个问题，在其模型中纳入了国家、意识形态和路径依赖等更多的解释变量来丰富制度变迁理论，形成了国家理论、意识形态理论和路径依赖理论。
诺思的国家模型是：国家为获取收入，以一组服务——保护与公正做交换。国家提供服务的目的是租金最大化和社会产出最大化，但两者不完全一致，其矛盾是社会不能持续增长的根源。而统治者界定清楚产权会增加交易费用，利益集团的竞争压力则会限制统治者对有效率的产权结构的选择。至于利益集团的行为是怎样形成国家行为的，诺思分析了代议民主制中利益集团的利益冲突和合作是怎样形成制度规则的。这些努力，虽然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理论，但在新古典框架中纳入了更多变量，大大扩展了经济学的内涵，丰富了对制度变迁中人和利益集团行为的理解。
由于人们的经济决策常常是在缺乏信息和不确定性条件下进行的。因而，新古典的完全信息下的经济人的完全理性是不切实际的。为此，诺斯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开始引入意识形态理论以试图解释新古典理论无法解释的“非理性行为”。并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讲演时明确指出，“有必要废除作为经济理论基础的理性假设”，认为人的行为依赖的是经验学习，是依赖惯性行动，而不是靠计算能力。至于这种学习能力能进行到何种地步，还得受制于社会价值、常规、信仰、习惯等所谓信仰体系。从而将文化、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如何演化并影响人的选择纳入了分析范畴，这显然比单纯的新古典的理性选择更现实更具有说服力。
不仅如此，在研究制度的长期变迁时，诺思还求助于历史的制度的分析方法，引进了“路径依赖理论”。诺思认为，由制度所引起的报酬递增和信息的不完全是决定不同国家不同制度变迁轨迹的两个重要因素。一方面上述两种力量和偶然因素决定了变迁路径的多样性，另一方面，交易费用的存在也使大量非绩效的制度变迁陷入“锁定”状态而长期存在。路径依赖理论正是通过引入制度和时间维度把握了由制度和组织的连续交互作用所引起的制度变迁的动态过程。由于社会的组织就是指存在着自身利益需要的各个集团。正是这些利益集团的矛盾提供了制度变迁的动力。因此，一种社会制度之所以长期处于均衡状态或陷入非绩效的锁定状态是因为各种政治利益集团的力量处于相对均衡状态，或是因为占统治地位的集团竭力维护现有制度，并反对各种企图进行制度路径替代的其他利益集团的活动。当然，“要设计充分考虑利益集团的行为、博弈者的理想改变和形成其最终选择集的方式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的政治模型，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制度变迁理论之所以能跳出新古典传统的禁锢，表现出向历史——制度学派的回归，除了单纯的新古典方法无法完全解释历史上的制度变迁这个原因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与诺思作为一个经济史学家有关。从经济史中他看到了更多的冲突、混乱和非理性行为；看到了阻碍经济增长的低效率产权的广泛存在；看到了意识形态和信仰体系对历史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这些基于经济史的观察，使他认识到制度变迁不是由一只看不见的手导入的某种均衡的最优的路径的过程，踏上了一条把制度变迁看作是进化的、路径依赖的更靠近旧制度学派的道路。
三、对制度变迁理论两种分析思路的互补性透视
通过对上述演进理性主义分析思路和工具理性主义思径取向的追溯，已使我们充分认识上述两种分析思路的反差所在。
总体来说，以工具理性主义为特征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强调的是“均衡”的意义，也就是说可以将其看作是从一个横断面的角度，在“需求—供给”的框架内，用“静态均衡‘和’”比较静态均衡“的方法来研究制度变迁。该理论的特点是假设行为的“完全理性”(rationality)和“最大化”(maximization)。而以演进理性主义为特征的演化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却抛开了“均衡”分析，强调动态演化的分析方法，即着重从技术和市场的动态演化的角度来研究制度变迁。其特点是假设行为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和“满足(satisficing)。因此，行为人是不可能通过“构建的理性主义”设计出完美的体制；并且由于信息是连续、分散的，因而制度的变迁是渐进的。
具体来讲，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诺斯认为：“制度是人所发明设计的对人们相互交往的约束。”（诺斯，1993）基于此，建立在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三大理论基石上的诺斯的制度变迁分析框架就是：由于人类自身的生产能力和生存环境的约束，只有通过交换这一基本活动才能获得经济效益和安全保障，而所有权是交易的先决条件，所有权结构的效率引起经济增长、停滞或经济衰退。国家则规定着所有权的结构并最终对所有权结构的效率负责。此外，由于意识形态提供一种价值和信念，它是个人与社会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具有确认现行制度的合法性或凝聚某些团结的功能，因此意识形态的作用也是不可替代的。
至于对制度创新过程的解释，诺斯认为：“制度创新来自统治者而不是选民。这是因为后者总是面临着搭便车问题。对统治者来说，既然他没有搭便车问题，他就要不断进行制度创新以适应相对价格变化。因此，使得劳动更加稀缺的土地与劳动相对稀缺性的变化就会促使统治者变革制度以适应当地增加劳动的租金。只要劳动的机会成本不变（即其他统治者潜在竞争不存在变化），这些创新就会实行。”（诺斯，1981）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诺斯看来，制度的发明与创新，不是像哈耶克所理解的那样来自市场过程中的自发秩序的生成，而是来自统治者、经济的和政治的企业家们的理性计算和心智建构。这样，政府和市场就是现代经济两种基本的制度安排，并可作为约束经济行为主体的一种交易规则。
事实上，哈耶克的以“自由秩序”为基石的制度分析的核心就是：首先，制度作为一种“自由秩序”，不仅其演进的方向是不明确的，而且其最终结果也具有不确定性；其次，制度中的财产权利与自由竞争是不可分的。哈耶克的“法制下的自由”实际上就包含着这两方面的涵义；再次，由于财产权与自由竞争不可分，就有对国家强制机构对个人财产权利保护的需要。这样，哈耶克就从政府限于维护“一般规则”的角度上，界定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其中，哈耶克的“一般规则”，并不是某些个人理性设计的产物，而是无数代中的无数个人互动与博弈的习俗、习惯的抽象化。因此，政府对习俗、习惯抽象而成的“一般规则”的监督与执行，并不是对个人自由的侵犯，而是一种低成本的保护。这种保护由于其“一般规则”具有普适性、公正性和抽象性的特点，国家强制的职能只有在保护“一般规则”的执行和个人财产权利的保护上才是有效的。可见，对国家和市场关系问题哈耶克并没有解答政府干预是多是少，以及哪些具体领域应该干预，哪些具体领域不应该干预等。
总之，哈耶克的一般规则下的自由，或法制下的自由，也对制度变迁理论给予了极为深刻的诠释。而且他是从哲学观和方法论相互统一的角度，对制度变迁的本原性，特别是制度的自发演进性给予了强有力的原创性证明。
由此可见，上述两种不同分析思路的制度变迁理论的确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然而，自90年代以来，诺斯在关于信仰结构、路径依赖和文化重要性的论述时，特别是在涉及到社会制度中的非正式约束的演变路径时，却采取了一种演进理性主义的分析思路，从而趋同于斯密和哈耶克在社会制度分析中的思径取向，呈现出他在对制度分析中的"U"型转向和制度变迁理论的巨大成功。
诺斯三位一体的制度变迁理论之所以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注：众所周知，哈耶克和诺斯同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亦同为世界经济学界所公认的在社会制度分析领域中两位最睿智的思想家。然而，到目前为止，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将哈耶克“自发社会秩序”思想放在社会制度经济分析领域来考虑的还是凤毛麟角。）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综合了历史——制度学派和新古典的分析方法，把按照理性选择概念来分析经济人过度简化的理论和从制度和历史方面来分析结构的因果推断理论结合起来，用制度分析来改进经济人分析，用经济人分析来改进制度分析，大大加深了对制度及其变迁的理解。他认为：“自计量史学革命开始，经济史研究一直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分析方法”但是，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前提假设及分析方法的内在缺陷，以致“新古典经济学无法融入一个使我们能分析经济结构历史变迁的一般框架，而这正是经济史的全部内容”。
首先，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存在者不可回避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通常包括；缺乏完整的、统一的、能够对所有可能选择进行排序的效用函数；人们只能找出所有备用选择的一部分而不是它的全部；不仅如此，人们还无法估计各个备用选择可能产生的后果，也不能对不确定的未来事件估计出一致的、现实的概率。然而，历史却是一个个单个的个人的历史合力创造的。因此，制度变迁理论在对人的行为分析时就需对新古典理论的“理性经济人”假设进行修正：即用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修正完全理性，把利他主义、意识形态和财富最大化行为引入个人的效用函数，建立更复杂、更接近于现实的人类行为模型。
与此同时，由于现实中的制度变迁并不是单个个人而是在单个个人组成的利益集团的相互冲突和合作中进行的。那么，单个个人的行为如何形成集体行为？制度变迁理论还需要其“微观基础”。在这个问题上，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选择理论和博弈论等都是很好的分析思路。
其次，由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强调“均衡”的意义，其分析方法可以说是一种静态或比较静态分析。然而，人和集团是生活在既定的制度环境中的，现存的制度环境规范着人和集团的行为，人和集团在现存的制度环境中，通过学习、创新，捕捉潜在的创新收益，从而推动制度创新，形成新的制度均衡。制度变迁就是在人和制度环境的交互作用中进行的，这就是制度变迁的动力学。这种制度变迁的动力学所揭示的经济应该是演化的而非“均衡”的。
事实上，经济史上的制度变迁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因此，将长期历史分析和短期均衡分析结合起来，创立制度变迁的动力学是历史的必然。目前，随着动态非线性经济学、博弈论、耗散理论和自组织理论的发展，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引进制度和时间维度进行动态分析，不仅在技术上已成为可能，而且也恰是演进理性思路取向的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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