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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60年代以来，东南亚国家日益重视与加强妇女问题的教学和研究，不少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开设了有关课程或设立研究项目。人们之所以对妇女问题越来越感兴趣，主要是因为他们日益注意到妇女对东南亚社会的历史发展、经济成就和政治方面的重要贡献。妇女研究属于跨学科领域。人类学和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在东南亚的发展，保证了妇女研究在当地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
马来西亚的妇女研究：
马来西亚的社会科学家自60年代开始关注妇女问题。但这些学者主要是从文化与发展、农村贫困问题、城乡人口移动、工业化、新兴城市家庭和社会系统等角度来探讨妇女问题的。因此，早期马来西亚妇女研究，从属于“马来人研究”、“乡村研究”和“城市研究”这些相关的跨学科领域。在马来亚大学，妇女研究被归类于“种族研究”——马来人研究、华人研究、印度人研究，后来被置于“东南亚研究”里；在马来西亚科技大学，妇女研究则被设在“城乡研究”中，1997年后属“发展研究”。
到70年代末，许多大学的社会科学家日益感到，在上述较宽大的范围里研究妇女问题，最终不能令人满意地解决她们的问题。例如，妇女参与农村发展计划的决策仍然非常有限；她们仍旧缺乏技术和机械化知识，以至难以在生产上取得更大的成绩。1978年，马来西亚科技大学设立了“发展中的妇女与儿童”研究项目，对马来西亚北部贫困乡村的上述妇女问题进行广泛的调研。调研报告和建议书送交给了“国民团结与社会发展部”属下的“妇女事务局”以及负责妇女参与社会发展事务的“国家顾问委员会”。1991年，该项目扩大为“妇女与人力资源研究部”。除了马来西亚科技大学外，马来亚大学于1979年设立了“工业部门中的妇女”研究项目，马来西亚农业大学也组织了“妇女研究部”。至90年代，大部分马来西亚的高等院校（除马来西亚国民大学外）都开设了妇女研究的本科课程，并建立了研究生的科研项目。
由于妇女研究的发展，有关妇女和妇女地位问题的刊物纷纷出现。最早的杂志《妇女与工作》刊登了大量关于妇女在传统与现代行业部门的工作和就业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表明，从农村移居城市的马来族妇女在工厂受到歧视；各民族的妇女都描述她们的工作、待遇和社会福利比男工低一等。文章中一些诸如“剥削”、“边缘化”、“失落”、“无权”、“无地位”等名词，不仅表达了学者的女权情绪，还反映了官员、规划者、政治家和发展部门对妇女生产力的根深蒂固的错误观念。文章还提出这么一种观点，即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的发展似乎进一步扩大了性别的差距。
由于马来西亚的经济史经历了从封建主义和殖民地时代到世界性资本主义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女权观点在妇女研究中得到应用。在探讨种族和文化问题时，不断激化的阶级斗争给予了优先的考虑，这些研究试图阐明妇女为什么在经济力量转型时逐渐被遗弃的原因。但近年来，一些学者从文化分析的角度来考察妇女对工作和就业的各种不同反应。一位名叫A.C.Ong的学者，对在工厂就业范围里“精神占有”作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象征性抵制进行了研究。该研究表明，马来族妇女为改变低下的地位，在反对男性主宰生产领域方面具有这种能力，而且马来族妇女比华族和印度族妇女更倾向于发挥这种能力。A.C.Ong指出，由于缺乏工会，妇女有时采取报复手段来反抗男工、关系密切的顶头上司以及在平常生活中折磨她们的工头。
马来西亚的一些妇女研究还对西方女权理论中的普遍原理作了批判。W.J.Karim探讨了马来族社会史中传统习俗与伊斯兰教的统一和矛盾关系。Karim认为，传统习俗造就了马来族妇女的独立自主性、游动性、开拓性和名誉感；但伊斯兰教在其形成男性为主的特点后，致使马来族妇女越来越受到男性的控制。传统习俗和伊斯兰教的结合，导致马来族的性别关系有时平等，有时又不平等。马来族妇女的力量蕴藏在传统习俗中，而马来族男性的力量则在伊斯兰教中；当性别关系的构造朝着“伊斯兰教习俗化”转变时，男女参与伊斯兰教活动的关系是相互平等的，但当“传统习俗伊斯兰教化”时，男女参与传统文化活动就呈现等级关系。可以说，传统习俗对于妇女具有不断平衡与调整性别关系的作用。
泰国的妇女研究：
泰国的妇女研究主要探讨这么一种看来十分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泰国妇女在公众心目中常常有不寻常的高形象，但另一方面，她们在佛教社会中却只占微不足道的地位。早期的结构主义的分析研究，重点考察了特定的宗教、政治和生态方面的机制，但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的，都没有涉及上述的矛盾现象。
J.Embree较早地探讨了泰国社会系统，认为该社会结构松散，社会行为规范混乱。此研究引起了许多学者对泰国家庭和村落进行研究，得出结论是，泰国家庭和村落的结构比人们所认为的要稳定得多，特别是在泰国北部，妇女在农村生活中占据中心地位，由于妇女同生育、繁殖、母性等社会观念密切相关，故构成一种宇宙进化力量，使男人畏惧而尊敬。
然而，对南部城市中心的泰国妇女研究，形成了极端的女权观点，主要是因为当妇女移居到城市后她们便退居次要的地位。Pasuk Phongpaichit在关于曼谷妇女移民问题研究的论著中指出，妇女一进入城市就意味着要出卖肉体，因为对于那些从乡村出城而一无所长的妇女来说，卖淫是唯一的出路。Khin Thitsa也研究了妇女的卖淫和精神寄托问题，同样反映了泰国妇女在城市受到歧视的现象。
1975年，Kirsh发表了一篇富有争议的论文，他在探讨泰国社会性别问题时提出，泰国妇女广泛涉足于私人企业的活动，但由于佛教的缘故，她们很少参与公众的决策。这使泰国妇女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占据中心地位，但宗教保守习俗对此却拒绝承认；佛教强调出家和佛寺活动，因此鼓励男人在宗教事务中居中心地位。佛祖是一个在人类中取得最高羯磨的男性，这意味着是男人而不是女人最具取得成就的能力。C.Keyes对这一观点予以了争辩。他认为，佛经上，佛教确实对男女有所区别，但仍然平等看待男性和女性；不平等性只是产生于现实的实践中，人们加强了某种观念，即佛教更关注男性的统治权。N.Eberhardt的研究进一步论证妇女能够同小乘佛教建立积极的联系。然而，有关妇女在佛教中是否拥有权力的争论在泰国当地没有引起学术界更深入的讨论。
1975年联合国宣布设立“国际妇女年”以及“联合国妇女十年”，对泰国学术界的人文科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泰国政府给予了很大支持，并在1989年成立了“妇女事务委员会”。在政府的支持下，几间高等院校已准备对因泰国社会迅速工业化而造成的妇女人口、卫生和社会等问题进行相关的政策性研究。1987年，泰国的法政大学、朱拉隆功大学和孔敬大学与加拿大约克大学订立了“妇女发展联合研究国际协议”。在这一研究项目中，三所泰国大学负责实施妇女研究的培训计划，为课题研究作前期的准备工作。按照分工，孔敬大学重点研究东北部的农村妇女，朱拉隆功大学负责中部的农村妇女研究，法政大学则主要考察东南部工业区的妇女问题。此研究项目的结果是学术论文层出不穷，约克大学以“泰国研究系列专题”名义出版了这些论文。
泰国妇女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发展是泰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局成立了国家妇女信息中心。该中心为学术界和高校学生从事妇女研究提供了广泛的资料信息。
菲律宾的妇女研究：
在菲律宾，妇女研究更多的是与本世纪初至30年代的西方妇女争取权利运动相关。这可能是因为菲律宾的高等院校主要使用西方人编写的英文课本。但还是有部分妇女研究论著，对西方妇女的经历同菲律宾殖民时代之前和之后的妇女的社会状况作对比研究，认为：西方国家的性别关系有较平等的迹象，但菲律宾的性别关系则由于受到基督教和西班牙社会关系及家庭习俗的多种影响而趋于不平等。在西班牙和美国的殖民统治时期，殖民政府采取了男尊女卑的统治政策，致使男女在生理和性别上的差异被固定下来。这样，学术界开始意识到，要争取男女平等地位，通过西方化或基督教化是难以实现的，因为这一过程实际上制造了男女差别的制度，反而消除了同一阶层的男女平等关系。由此，菲律宾的女权主义者产生了日益强烈的意识，即推动当地社会建立不受男女生理和性别差异约束的平等制度。
许多在美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学者，在菲律宾出现社会变迁以至产生社会问题和阶级矛盾的背景下，极力呼吁学术界对当地妇女问题进行研究。一位名叫A.T.Torres的学者指出，殖民地时代前，菲律宾的性别关系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中都具有平等的性质，但在西班牙人统治时期，性别差异开始产生并制度化，因此，当前菲律宾争取妇女权益的斗争，不是一种简单地仿效西方的新运动，而是一种“重新觉醒”的运动。有几个社会科学家从人类学角度论证了从儿童时期开始就出现了性别差异社会化的问题；还有一些学者探讨了菲律宾妇女如何逐渐转入家务并接受家庭主妇角色的历史过程。
随着妇女进入劳工大军行列并日益脱离同土地的关系，许多学者日益关注妇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就业边缘化问题。1985年，菲律宾成立了“妇女研究合作组织”，开始进行了一系列有关妇女不平等关系、阶级压迫、国家利益屈从于外国利益等问题的研究。菲律宾的一些大学（如菲律宾阿蒂尼奥大学的菲律宾文化研究所）重点探讨贫困的菲律宾妇女如何商品化，例如卖淫、邮购新娘、家庭佣工等。
总的来说，菲律宾的妇女研究已形成一个专门的研究和教学领域，“菲律宾妇女研究合作组织”和菲律宾文化研究所则成为这个领域里的主要科研机构。作为菲律宾文化研究一部分的妇女问题也引起了西方妇女研究界的兴趣。西方学者逐渐认识到，对菲律宾妇女的研究，必须在文化历史和当地社会制度的背景下进行；菲律宾妇女争取权益的斗争，不能采用西方女权主义的策略，而应该是唤醒人们对当地历史传统的记忆。
印度尼西亚的妇女研究：
在印尼，最早意识到研究妇女问题重要性的，是学术界外人士。1965年，一位名叫R.A.Kartini的爪哇贵族妇女出版了一本信札集。她充满激情地评论说，很有必要向妇女提供正规教育，而不是把她们作为被监护者来提供保护。她还直接或间接地指责封建主义和一夫多妻制降低了爪哇妇女的地位。这本书的出版，引起了学术界对印尼妇女问题的关注。
早期的妇女研究一般都具有悲观的思想，认为男女之间在文化和阶级上的差异是难以克服的。但到80年代后，学者们的观点逐渐变得乐观，提出：殖民主义的消亡，使人们对人际关系的看法已朝着积极的方向改变；随着妇女接受世俗的正规教育，她们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经历了思想解放，文化和等级的界线将会变得日益模糊。
欧美学者在对印尼家庭和亲缘关系进行研究时，产生了对妇女问题的兴趣。他们探讨了母系社会制度下的印尼妇女或双系家庭制度下爪哇和巴厘的妇女。还有一些学者研究了妇女在控制财务和建立自己的事业方面的能力。
最近，在雅加达成立了一个以Sri Kandi女神命名的妇女研究基金会。该组织力图鼓励和培养有志于妇女研究的妇女，同时支持印度尼西亚大学的高级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对男女之间的交叉文化和等级问题进行分析。自此，对妇女问题研究的论著和刊物大量涌现。作为对印度尼西亚大学妇女研究的补充，茂物农业大学开始对农村妇女进行一系列调研，重点考察妇女的自主性和在劳动、土地、资本资源方面的拥有权。
不久前，印尼民政部属下的妇女委员会建议，每所大学将设立一个由校长直接领导的妇女研究中心。在茂物农业大学，茂物研究所成为了妇女研究中心。目前，许多大学都纷纷把妇女研究作为研究生的研究项目。
新加坡的妇女研究：
新加坡由于知识和资本资源的充裕，为建立妇女研究方面的科研中心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新加坡国立大学是妇女研究的重要基地。
1989年，新加坡国立大学的N.Purushotam发表了一篇题为《妇女与权力》的学术论文。他认为，妇女研究的开展、妇女进入管理层、工业化的影响、家庭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儒教和佛教的传统美德的作用，已使妇女先是在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企业、后来是在金融和商业方面越来越受到重视。但其他学者提出了异议。Singam在其探讨妇女作用的变化论文中指出，新加坡工业化社会的进步，并没有改变旧有的“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这种观念具有破坏性。除了新加坡国立大学继续对新加坡妇女是否提高了社会地位的问题进行争论外，其他研究机构也积极加入到这个争论中。
印度支那和缅甸的妇女研究：
柬、老、缅的高等院校都没有开展妇女研究的专门机构，从事妇女研究的基本上是个人行为。在这几个国家里，佛教长期以来是较稳定地影响它们社会性别关系的意识形态因素。因此，研究妇女问题的学者都比较注重佛教的作用。
越南于1984年在社会科学家委员会内设立了妇女研究中心。该中心的主要研究课题是：妇女的科学思想、妇女的创造性劳动、儿童的教育等，河内国家社科中心属下的东南亚研究所也从事妇女问题研究。然而，越南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把更多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国家发展研究方面，因此目前尚难投入很多力量来研究妇女问题。
总的来说，当今学术界对妇女研究，不是简单地把妇女问题看成是妇女受到了剥削，而是把它置于更大的文化和政治背景中来进行分析。无论社会科学家创造什么女权主义理论，现在有必要认识的是，正在形成的“世界”社会与“个体”社会是密切相关的，社会变化的全球过程对每个国家都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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