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183;哲学#183;维特根斯坦——访冯#183;赖特教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特根斯坦论文,赖特论文,逻辑论文,哲学论文,教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问：冯·赖特教授，您是哲学逻辑领域里的大人物。您创立了道义逻辑和优先逻辑，并在模态逻辑、认知逻辑、时间逻辑和归纳概率逻辑的研究中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我现在想确切地知道，究竟什么是哲学逻辑？它与逻辑哲学、分析哲学有什么不同？哲学逻辑的发展和应用前景如何？
答：据我理解，“哲学逻辑”是应用（现代）形式逻辑的工具去分析和阐释下述论证和概念，它们已为人们从日常推理中所知，但可能暗含着歧义性、逻辑无效性甚至是矛盾。哲学逻辑旨在明确揭示在日常思维和语言运用中不明显的、模糊的东西。
逻辑哲学试图阐明像逻辑真、相容性、衍推、必然性和可能性、全称性这样一些逻辑的基本概念。“哲学逻辑”和“逻辑哲学”之间没有截然分明的界限。
在分析哲学的早期，它很大程度上关注着哲学逻辑中的问题。例如，我在哲学中一直在做的绝大部分工作可以分类为哲学逻辑，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归属于逻辑哲学。后来，一些新的领域如语言哲学、心智哲学成为分析哲学的中心，随着这些发展，分析哲学变得更近似于经验科学；而早先它在科学中的同盟军是数学。
问：据我所知，道义逻辑引导您去研究一般价值和规范理论以及行动理论，而后者目前已成为哲学中的热门话题，成为许多哲学论文和著作的讨论对象。但行动理论在中国还很少为人所知，更谈不上深入的研究。请您解释一下，为什么行动理论在哲学和逻辑中是重要的？道义逻辑的研究应与行动理论的研究相结合吗？如您所言，这并不是当今道义逻辑的主流。
答：行动概念之所以在哲学中显得重要，是因为它与自由、责任心、意向性这样一些观念有关。它有意义，还因为它涉及两个方面：身体动作和心智活动（意愿）。行动哲学本身对逻辑并不重要。但像其他基本概念一样，也可以在哲学逻辑中或从逻辑的角度去研究行动。人们能够建立一个行动的逻辑。这就是我在《规范和行动》（1963）一书中开始做的。其他人继续了我的工作。但整个说来，与例如道义逻辑相比，行动逻辑仍未得到充分的发展。
我认为，行动逻辑和变化逻辑作为一个充分发展的规范逻辑（道义逻辑）的“子结构”是重要的。有许多与规范相关的区别不能在古典道义逻辑的形式体系内得到表达，它们所预设的那些区别需要行动逻辑来处理。例如，渎职（omission）和不做（not—doing）之间的区别。道义逻辑中如此多的工作迄今仍很少关注行动逻辑，对此我感到遗憾。
问：行动理论又进一步导致您去研究与理解、历史解释、决定论、因果性等等相关的问题，简单地说，导致您去研究人文主义和人文科学方法论与自然科学方法论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在您看来，究竟什么是人文主义？为什么人文主义在当今社会是重要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有些什么差别和相似性？
答：区分人文主义（humanism）和人文科学（humanities）是重要的。最好把人文科学定义为对作为文化存在物的人的科学的（或学术性的）研究。各种形式的历史如艺术史、文化史、政治社会史，是至关重要的人文学科；其次是语文学或语言研究。大学里的人文科学系常被叫做“历史—语文系”（historico—philological）。
人文主义是对于人和事物、而不是对科学的一种态度。很难、也许不可能给“人文主义”下定义。人文主义经常、但不必然是一种世俗（非宗教）的态度：它把人、而不是把神置于世界的价值中心。人们也许可以说，人文主义关注于人的好。容忍是至关重要的人文价值。启蒙时代的人文主义倡导人的“自由、平等和博爱”；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更倾向于个人主义。
某些哲学家，例如我认为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方法论差异。前者根据原因和结果去解释现象，它寻求一般规律。它们是“因果论的”。人文科学则根据现象存在的理由去理解现象。它们是“诠释学的”或“解释性的”。但是，并不是所有哲学都承认人文科学相对于自然科学的自主性。有些哲学家经常提倡“科学的统一”。也有一些科学占据了自然科学和（纯）人文科学之间的“中间地带”——例如心理学和社会科学如经济学、社会学。
问：逐渐地，您成为我们的时代及其理性形式的批评家。您讨论了许多与科学、理性、价值、进步、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相关的问题。您能够概要描述一下您的有关观点吗？
答：自从青年时代以来，我一直深深地被历史和历史哲学所吸引。通过阅读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等人的著作，我逐渐获得下述见解：历史的大单元是文化或文明，西方文明只是几大文明之一。也许出于与我的气质相关的原因，我逐渐形成下述看法：西方文化正在衰落，在其科学技术成就“全球化”的过程中它正走向其终点。一开始，我对这些现象的态度是思辨性的（我作为一名戏剧观众旁观它们），而不是批判性的。
我对当代文化的批判开始于1960年，一开始就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对自然的科学理解肇始于17世纪的“科学革命”，并导致了造成19世纪的“工业革命”的科学技术发展。这引出了许多生态学问题。技术改变了生活方式，这种改变首先发生在西方，但逐渐地发生在整个地球，由此对物理环境和物质资源造成毁灭性后果，并逐渐对人种的生存造成威胁。紧随这些发展而来的是政治的和社会的恶，例如由工作的自动化和机器化造成物质生产过程需要越来越少的人工劳动，并由此造成大量失业。社会正经受着分裂的危险：一面是富有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少数；另一面则是贫困化和被边缘化的多数。这最终会对民主和公正的社会秩序构成威胁。这些现象是我的文化批判一直关注着的我们时代的某些恶。我在三本书中表达了上述观点，它们最初都是用瑞典语写的：《科学和理性》（1986），《进步的神话》（1993）和《理解一个人的时代》（1995）。它们在一种相当不同的意义上是哲学。
问：近些年来，您又投身于一个古老的问题即心身关系问题的研究。您能够谈一些有关心智哲学的话题吗？例如，您为什么会对心智哲学感兴趣？
答：实际上，心身二元论及其相关的形而上学问题，如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一元论等，是我青少年时期开始熟悉哲学时最先吸引我的问题。但是作为一名成熟的哲学家，我过去从未在此领域内做过任何工作。只是到了我生命的相对晚的年代，即80年代中期，心智哲学（或心理学哲学）才开始大量占据我的工作时间。我发表了一些论文，现在我把它们收集起来，加上一些新写的论文，构成一本书，书名叫做《在笛卡尔的余荫下：心智哲学论文集》。我希望它能在1998年初出版。
我是通过行动理论回到心身问题的。如前所述，行动通常有两方面：一面在于身体动作及这些动作在外部世界引起的变化；另一面是心智（或心理）活动，体现于产生身体动作及其进一步后果的意向或意愿。但这些精神的东西怎么能引起身体去动作呢？这是有些“神秘”的事情。它占据了笛卡尔的大脑，并且自笛卡尔时代以来，一直是西方形而上学的首要论题。
除了从行动理论去探讨心身问题外，还可以从感觉、知觉理论的角度去研究它。作用于我们的感官的物理事件怎么能产生、“引起”感觉和知觉呢？这是对心身问题更为传统的探索方式，在我的书中也讨论了这种方式。
问：从您的哲学探索中，我可以识别出两种不同的哲学形象：哲学作为学术职业和哲学作为对生活观的追求。在您看来，哲学究竟是什么？哲学的两种形象能够统一吗？如果能，如何统一？如果不能，为什么？
答：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这一方面是我在哲学逻辑和分析哲学中所做的哲学工作，另一方面是我为更大范围的公众所写的讨论与“生活哲学”（包括我的文化批判和“时代诊断学”）相关的问题的著述之间，我确实已感觉到某种紧张因素。这两种类型的活动是如何关联的？它们都是“哲学”吗？对这些问题我也许永不可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但我在近些年来越来越看清了这两种活动是相互关联的，而不是截然分离的。粗略说来，大致是这样：概念分析要成为重要的，就必须处理对于理解我们在世界中的状况至关重要的概念，后者可能的例子有：行动、规范、因果性、决定论、心与身。并且生活哲学也必须以阐明对于我们的自我理解至关重要的概念或问题为基础，可能的例子有：我们是谁，我们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我们在与他人或一般而言与生物的关系中所处的位置是什么。
问：分析哲学，无论是作为一个学派还是作为一场运动，都在走向自己的终点。您是分析哲学运动中的重要人物，我想知道您对分析哲学的整体评价，诸如它的成就、缺陷，以及在现代哲学中的影响及地位。此外，您对20世纪逻辑与哲学的关系有何看法？在21世纪的哲学中逻辑仍会如此重要吗？您能概略描述一下21世纪的哲学图景吗？
答：分析哲学已成为本世纪最有特色且最有影响的运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与形成本世纪文化（或文明）的两大主要势力结盟：科学和技术。但我也认为，分析哲学在失去它的同一性且正在衰落。随着它扩张到盎格鲁—美国（以及堪的那维亚）文化圈之外，首先是到欧洲大陆（它部分地是从这里发源的！），然后是到非西方世界，它逐渐变成了选择性的，而不是创造性和原生型的。我把它的衰落归诸于如下事实：它日渐成为“科学主义的”，并且日渐成为思辨性的。它已经失掉了对真理的知识和意义的理解之间差别的感知——前者是科学的目标，后者才是哲学的矢的。
至少在其初期，分析哲学是与形式逻辑的新生紧密连在一起的，后者主要归功于弗雷格和罗素。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逻辑越来越发展成为一门本身更多地与数学结盟、而不是与哲学结盟的学科。我怀疑，在下一世纪的哲学中逻辑会像在本世纪那样发挥中心作用。一直处于蛰伏状态而被忽视的其他哲学领域将再次走上前台。这里要特别提到伦理学（道德哲学）。这是与“我们时代的问题”相关的，并且也与我前面谈到分析哲学和生活哲学时提到的那些概念和问题相关。
问：作为维特根斯坦的教授职位继任者，您能够谈谈您与维特根斯坦的交往吗？维特根斯坦给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您从他那里受到了什么影响？如我所知，您在搜集、整理、编辑、出版维特根斯坦遗著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相对来说，您在研究、阐释甚至发展维特根斯坦思想方面却做得较少。为什么？
答：维特根斯坦给人印象最深的性格特征也许是他的极端严格和绝对真诚。他要求他的朋友、首先是他本人不折不扣的诚信和真实。与他在一起，我总是有一种面对一位天才、面对一位真正伟大的人的感觉。
维特根斯坦确实以多种方式影响了我的思考，但难以说清楚是如何影响我的。并且从阅读他的文稿中我已学到了许多东西，但再一次难以说清楚究竟学到了些什么。我自己搞哲学的方式毕竟与他搞哲学的方式是很不相同的，在我自己的哲学中，我有意识地尽可能地不依赖于他。还有，我一直在做的大部分工作所处的领域，远不同于构成维特根斯坦工作中心的领域。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之后没有搞过我前面所说的“哲学逻辑”，尽管他深深关注着逻辑的（数学）哲学。
我在解释和考察维特根斯坦哲学方面没有多大贡献，其原因我在上面已部分地提到了。另外，既然维特根斯坦把他的遗著交给了我和我的两位同事，我认为，我对他负有的首要义务就是整理和排列他的手稿，并着眼于编辑它们以供出版。自维特根斯坦于1951年去世后，这项工作占据了我的大部分工作时间。我也搜集有关他生平的事迹，但我仍未感受到写一部关于他的完整传记的压力。
问：我想知道是否所有维特根斯坦手稿都已出版。如果没有，尚有多少手稿仍未出版？大致说来，它们是些什么？它们何时会出版？还有，据我所知，《维特根斯坦全集》正由我的某些国内同行译成中文，您对此事有何评论？
答：已经出版的维特根斯坦遗著，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在世时本人准备（口授）的打字稿。这些打字稿反过来又以手稿为基础，而这些手稿的大部分尚未出版。旨在全部发表维特根斯坦遗著的两套计划正在进行中。一套在维也纳（“维也纳丛书”），另一套在伯尔根（挪威）。第二套计划将出版维特根斯坦全部遗著的光盘。光盘计划在一年或两年内出齐。
实际上，维特根斯坦的所有手稿都是用德文写的。用英文出版的几乎都是译文。维特根斯坦死后出版的所谓“全集”除德文版外，已有英语版、芬兰语版和日语版。
应该记住，已经出版的那些文稿构成维特根斯坦著作中最重要的部分。尚未出版的手稿，整个说来，将只为那些关注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年代学和演变的学者们感兴趣。但有些东西也会为更广泛的读者感兴趣，例如所谓的“大打字稿”（即我们编的维特根斯坦遗著目录中的 TS213号）。
问：在您的《知识之树及其他论文》（1993）一书中，我读到了这样的句子：“在当代哲学中，我认为蒯因是最伟大的一位”。我想知道您说这句话的确切意思是什么，例如罗素、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是蒯因同时代的哲学家吗？为什么蒯因哲学如此重要？
答：在分析传统中，蒯因是本世纪后半段处于支配地位的人物。但是，正如在与你先前的谈话中已谈到过的，我对他及他的影响在近些年来日渐持批评态度。部分地由于蒯因，分析哲学已经越来越成为“科学主义的”。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好的演变，因为正如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已指出的，在关于“科学”一词通常理解的意义上，哲学并不是一门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