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产业增长与结构变迁_重工业论文

中国地区工业增长与结构变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变动论文,结构论文,地区论文,工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为矫正改革前30年重工业的畸型发展，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左右，各地区大力进行了以轻纺工业为发展重点的经济调整①。此后，中国经济的增速加快，并出现了1988年和1993年两个增长高峰。那么，这一时期的地区工业增长与结构变动又有哪些新特点呢？本文试图通过实证分析作出回答。

首先对30省区1988～1993年的工业增长进行转移——份额分析，重点在增长与结构因素的关系；接着考察各省区轻重工业及五大部门的结构变化和区际差异；然后运用35个行业的相对增长率指数对各省区高增长行业作比较研究；最后给出综合分析的结论。本文资料均取自国家统计局编印的《工业统计年报（地区册）》，并采用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数据。

二、转移——份额分析

国际上解释不同地区（就业）增长差异常用的一个最简便的工具是转移——份额分析（Shift-share Analysis,简称S&.S Model）。按照H.阿姆斯特朗和J.泰勒的定义，一个地区的增长(Gr)可以分解为三部分：由于其它因素的增长(Gr-Grn)，由于工业结构的增长(Grn-Gn)和全国的增长(Gn)，用公式表达：

Gr=(Gr-Grn)+(Grn-Gn)+Gn

式中：Gr为地区工业增长率，Grn是按照每一工业部门的全国增长率计算的地区增长率，Gn为全国工业增长率②。

据此计算出1988～1993年各地区工业增长的转移——份额构成（见表1）。以下分四种情况考察。

第一，地区工业的增长状况受全国工业形势影响最大。由表可见，1988～1993年全国工业增长了1.72倍，30个省区分别获得不同速度的增长，其中增速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有12个省区（8个在东部，4个在西部），低于全国的有18个省区（4个在东部，9个在中部，5个在西部），增长率最低的省区（黑龙江）与全国的偏差也仅为0.75，因而，当全国增长时，各地区普遍受益。从转移——份额的构成看，全国因素远大于结构因素和其它因素，各省区无一例外。这表明，作为全国的组成部分，各地区工业与全国工业的相互依赖和紧密联系；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仍反映出传统的“计划配置”对地区增长的影响；在这五年间30省区均分享了全国1.72的增长率，只是由于工业结构及其它因素，才有地区之间的增速差异。

第二，工业增长率高的省区往往其结构因素不理想而其它因素较优。比较明显的是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云南、新疆等9省区，它们的工业增速均高于全国水平，而其结构因素都为负值，其它因素为正值。需要说明是，这里“其它因素”可以作多方面解释，一般都归结于因质量、技术、管理等因素引起的工业竞争力差异。上述情形表明，9省区在这五年间的工业高速增长，主要不是得益于它们的工业结构，而是其地区工业有着较强市场竞争力的缘故；江苏等7个沿海省区自然资源贫乏，能矿采选业较少，而云南、新疆则重加工工业不足，这样，相对于全国工业结构而言，它们的结构因素显然有偏差。

第三，工业增长率低的省区往往工业的竞争力较弱（其它因素为负值）而结构因素相对优。这涉及15个省区即北京、天津、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湖北、湖南、四川、贵州、甘肃、青海和宁夏，它们的工业增长率在这五年间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宁夏例外）。这些地区基本是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结构③，其中又多为老工业基地（如典型的辽宁、上海、天津、黑龙江、湖北等），其工业竞争力不如沿海一些新兴工业区，增长速度相对慢是比较正常的，那么为什么它们的结构因素又显示出正值呢？这主要是因为这一时期全国的重工业比重上升，特别是原材料工业和重加工工业的比重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下面在具体分析结构变动时还将提及）。但是，这种结构优势对于地区工业增长的影响微乎其微，15个省区中有9个省区结构因素小于0.1，其中上海的结构因素值不足小数点后两位数，记为0。

第四，特殊的两种情况是竞争力因素和结构因素均为正值如河北和西藏，或均为负值如安徽、江西、陕西和河南。西藏的工业基础最为薄弱，由于起点低、规模小，因而在全国因素影响下，其工业增速高，结构因素和竞争力因素的正值也较大。其它省区无论两因素都是正值或都是负值，因数值较小而对工业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

三、结构变动的方向、幅度和速度

将各省区1988年和1993年两个年度的轻重工业及五大部门结构作一对比，可以揭示这五年间各省区工业结构的变动方向和变动幅度。

表2显示：五年间除西藏外各地区的重工业比重显著上升，全国平均提高了7.1个百分点，21个省区的上升幅度超过全国水平，低于全国水平的有8个省区。重工业中原材料工业的比重提高幅度最大，这与80年代中后期国家重点解决能源、原材料供给的“瓶颈”问题有密切关系，经过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设，许多重点项目在“八五”计划期间已相继投产运行。与此同时，各省区的轻工业比重大幅度下降，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是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加工工业（海南、西藏和云南省除外），这明显反映了农业发展的状况。一是农业增长的潜力已十分有限；二是由于小城镇建设、乡镇企业崛起，以及近些年各地大力兴办各种类型的开发区，致使农业用地大面积减少，结果是为工业提供的农产品原料越来越难以满足需要，农业原料的成本上升也促使一些加工企业转产（如某些食品加工业和棉纺织业）。

结构变动指数(R)是比较各地区工业结构变动速度的一个有用工具。公式为：

式中，Si为i工业部门所占比重，o和t分别为基期和报告期，m为部门个数。对五部门结构变动指数(R)计算的结果汇总于表2，通过分组后，可以清楚地看出不同省区的结构变动差异。

首先，五年中大部分省区的工业结构变化较快，超过全国平均值2.84的省区达25个，其中7省区的R值高达6以上。从表2可知：天津R值高主要在于它的重加工业上升较快(HM=+8.2)；内蒙古则主要是原材料工业提高幅度大(HR=+14.5)；辽宁在原材料工业上升的同时，重加工工业比重下降大(HM=-5.5)；海南省的R值最高，主要原因是1988年正式建省以后工业发展加快（增长率在1988～1993年为全国最高，达3.25倍），其工业结构也相应变动较大，与众不同的是，它的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五年间上升了12.8个百分点，而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下降了15.3个百分点；西藏的结构变动快，突出地表现在采掘工业上升(HE=+10.9)和重加工业下降(HM=-14.4)上；青海和新疆的结构变动则分别是表现在原料工业HR=+13.2）和采掘工业(HE=+13.8)上。

另一个突出特点是江苏、浙江和广东这些最发达的省区在这五年间结构变动缓慢，即使是山东和福建，R值也仅高于全国0.04。对这种现象的解释应放在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后，沿海这些省区率先享受到国家的各种政策优惠，适应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需求，其产业结构的调整也走在其它地区的前面，在经历了80年代初的轻型化调整和80年代中后期的向需求弹性大、技术含量高的产业调整之后，这些地区的工业结构已步入相对稳定发展时期，工业的增长主要的不是靠结构调整，而是提高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力，这进一步印证了前述分析。

四、省区高增长行业的比较

考虑到统计中工业行业设置的变动，为增加分析的可比性，这里将原有39个工业行业调整为35个，各行业的代号及名称为：1.煤炭采选业；2.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3.黑色金属采选业；4.有色金属采选业；5.非金属矿及其它矿采选业；6.木材及竹采运业；7.食品饮料加工业；8.饮料制造业；9.烟草加工业；10.纺织业；11.服装及其它纤维制品制造业；12.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造业；13.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14.家俱制造业；15.造纸及制品业；16.印刷业、记录媒介复制；17.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18.石油加工、炼焦及煤气制造业；19.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20.医药制造业；21.化学纤维制造业；22.橡胶制品业；23.塑料制品业；24.非金属矿制品业；25.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26.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27.金属制品业；28.普通及专用机械制造业；29.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30.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31.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32.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33.工艺美术品及其它制造业；34.电力、蒸汽、热水的生产与供应业；35.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地区工业行业相对增长率(Gm)是地区各行业增长率(gr)与全国各相应行业增长率(gn)的比值，记作：Gm=gr/gn，它反映地区各行业的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增长偏离程度。将各省区1988～1993年工业行业的相对增长率中Gm＞1的行业挑选出来，便得到这五年各省区的高增长行业（表3）。由此可见：

第一，高增长行业最多的省区大多是地处沿海的广东、山东、海南、浙江、福建和江苏，其中广东省有30个行业超过全国增长水平，而其余较低的5个行业均为矿产开采业。高增长行业最少的省区主要不是西部落后地区，而是一些老工业区如黑龙江、上海、湖北、辽宁等，这是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现象。

第二，各省区的高增长行业大多不是技术密集型，而属于资本密集型。有一半以上（即15个以上）的省区，高增长行业为：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石油加工和炼焦煤气制造业，以及印刷业与记录媒介的复制业。而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仅有6省区增长较快，有3个省区甚至呈负增长；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和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分别仅有5省区和7省区的增长快于全国水平。

五、综合分析：结论与启示

在1988～1993年间，中国地区工业的增长和结构变动呈现出与以往明显不同的特点：各省区在全国增长影响下均取得不同程度的增长；结构变动普遍加剧，主要方向是由轻型化向重型化推进；重工业中的原材料工业比重大幅度上升，同时，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有较大幅度下降；沿海新兴工业区在保持较高增长率的同时，结构变动趋缓；老工业基地经历了结构的较大调整，但未见显著的增长效果；一些工业基础薄弱的省区无论其增速还是结构变动都出现加快势头；多数省区高增长行业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资本密集型行业，技术知识密集型行业仍居劣势。

本文的分析形成相互联系的三点启示。首先，地区结构变动与工业增长并非一定呈线性相关。五年中有25个省区的R值超过全国平均值，却只有12个省区的Gr（增长率）高于全国(Gn)，后者不足前者的一半。

其次，在一定时期保持稳定的结构，同样可以获得较快的增长。象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山东这些发达省区，R值处于全国的低水平，结构因素在转移——份额构成中甚至为负值，但它们的Gr则均处在全国的高位。对此情形可以用产品生命周期或规模经济理论予以解释任一新产品、新产业都要经历创制、进入市场、扩展规模并提高市场占有率、逐步退出市场这样一个过程，地区增长的关键，取决于其产业和产品在扩展规模、提高市场占有率阶段所持续的时间。过早地退出市场或急于产业（产品）调整，都将造成不应有的损失，因此说，地区结构变动并非越快越好。

最后，当结构调整已势在必行，选择适宜的方向尤为重要。作为老工业区，治理产业衰退和结构老化无疑是首要迫切的任务。在1988～1993年间，黑龙江、辽宁、上海、湖北等省区加大了结构调整力度，R值远远大于全国的2.84，但Gr值却不很理想，其原因可以从它们结构变动的方向中寻找。4省市五年间上升幅度最高的部门均为原材料工业，其中辽宁HR=+13.7，上海HR=+8.8，湖北HR=+7.0，黑龙江HR=+6.4；辽宁和黑龙江的加工工业比重反而下降5.5和2.3个百分点。从高增长行业看，黑龙江仅有一项即电力、蒸汽、热水的生产与供应业；上海四项即非金属矿采选，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自来水生产与供应业；湖北四项即黑色、有色金属采选业、皮革制造业和化纤制造业；辽宁五项即煤炭、油气、黑色金属采选业，木材加工业和电力工业。可见，4省市在这一时期结构的变化只是加“重”了原有结构，与广东等省区的“轻型”结构形成鲜明的对比。

结构主义的发展观认为，发展就是经济结构的成功转变；结构变动越快则经济增长率越高。上述三点认识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这种发展观提出挑战或至少是修正。

表1 地区工业增长的转移份额分析 (1988～1993)